報社的右派分子被組織起來勞動。會同大樓中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張辛城、卜昭文、
丁寶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陳德貴、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
多。其中，黨團員佔絕大多數。
    王守清，是從部隊轉業到出版社當人事幹部的。此人14歲就在晉東南沁縣參加了八路
軍。因打日本作戰有功，在1946年時，就當了碑上留名的戰鬥英雄。他身材魁梧，滿口山
西腔，他在陝北時是中央警衛師的小鬼頭，為毛主席站崗放哨，稱得起是為了締造新中國出
生入死的鋼鐵戰士。而反右派鬥爭是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決鬥，但他也被捲
了進來。熟悉他的人告訴我，王守清身上帶有戰爭留給他的彈痕。這次，他又被反擊右派的
子彈擊中了。
    和王守清個頭差不多，但沒有魁梧身材的李濱聲，不也是一個屈死鬼嗎！盛夏時節，黨
中央的理論權威刊物《紅旗》，用臥車把他接走，在請他吃飯的席間，拿出許多剪報資料，
請他根據資料為刊物畫一幅漫畫，《沒嘴的人》（副題《老實幹部獎獲得者》）就是這麼出
籠的。脫稿後李將稿放在桌子上，被報社文藝部負責人看見了。說服了李濱聲，先在《北京
日報》刊登了；後來，《北京日報》首先向李濱聲發難——他成了「陽謀」中的第一個犧牲
品。。
    批判會上，李濱聲曾據理力爭：「我並不是為報社畫的，是你們要我在報上刊發的。」
    對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讓人民鋤之！」
    不能說不巧。1957年秋冬我們從事勞動的工地，是滿清最後一個狀元的家宅。《北京
日報》說服了狀元的孫女，把這宅院的地皮買了下來，拆舊宅，蓋報社的職工宿舍。這地方
名叫「狀元府」，此時這些落難的「文武狀元」幹著刨地基、挖房槽、砸釘子、運磚瓦、挑
灰漿一類的活兒。
    1957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街道上的樹葉還沒落光，秋天還沒完全脫掉它的黃褐色衣
裳，外蒙古卷過的寒潮就報到了。之所以能有這個記憶，是畫家王復羊的勞動模樣留給我
的：十月末，他沒有御寒的勞動服裝可穿，穿著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還在皮領上圍了一
塊白色墊肩。於是「右派貴族」的雅號從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舉目四望，昔日那些搖筆桿、拿畫筆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狽。嘴裡總愛哼哼著約
翰·斯特勞斯「藍色多瑙河」樂曲幹活的陳德貴，來工地不久就折斷了眼鏡的一條腿，折腿
的那邊，他套上一根線繩，被冠之以斯維爾德洛夫的綽號。看著自己，我也不禁啞然失笑。
我身穿一件破大衣（這是我母親怕我冷，毀了一條狗皮褥子縫製而成的），上邊濺滿了泥點
和灰漿，儼然像一個專職「泥水匠」。至於那些女右派，則一律斂起昔日紅裝，頭上頂著藍
黑色帶有耳扇的帽子，簡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壯工一個模樣。
    女右派幹的是把彎釘子砸直的原始簡易勞動。分派活兒的人，確實是出於照顧婦女。但
是在嚴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兒幹這種輕活兒，還不如干費力氣的活兒好。她們不斷跺腳，
用嘴哈氣暖手；那邊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絨衣穿了單衫。「狀元府」名不虛傳，修建這
舊宅院時，地面攪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凍，丁字鎬刨下去，只留下一個小小土窩。再看
看各自的手掌，幾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醫務所彭大夫不知是出於對這些人的同情，還是施
行「革命的人造主義」，對於施捨膠布從不吝嗇，因而每人手上都貼上了橫七豎八的膠布條
條，像是戴上兩隻污濁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個嚴冬下午，我趕上和王守清一塊刨槽。這傢伙幹活也像打仗那樣，掄起
丁字鎬來虎虎生風。「噗」的一聲，一個硬土塊濺到了他的眼鏡片上，一隻鏡片頓時像太陽
光的輻射線似的，在上邊結網。我勸他去配一副新眼鏡，他用濃重的鼻音回答我說：「配甚
眼鏡？這雙眼睛長在我臉上都是多餘的，我恨自己這雙眼睛，當年沒被炮彈皮炸瞎了呢！瞎
了就甚東西都看不見了，落個心裡乾淨！」
    我不能對他的話作出反應。他根紅苗正，雖說他也被劃為右派，似乎還有某種發牢騷的
資本；我出身於地主家庭，身份應比王守清更為卑賤，不具備講怪話的任何條件。可是，腦
袋畢竟長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說，心裡不一定不想。王守清這段悲憤的自白，當即讓
我想起了我曾經讀過的一個意大利的電影劇本《他們出賣眼睛》。編劇以極其含蓄的手法，
用出賣自己的眼球的劇中人，象徵並鞭撻那些對社會時弊視而不見，在生活中出賣良心的人
們。王守清講的這段「反動怪話」，當然缺少電影劇本的藝術曲線，但和那個電影劇本不是
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仔細想來，這也怨不得那些人們，我們這些工地上的活標本，已對那些視力1.5的眼
睛，出示了黃牌警告。時代需要色盲、聲盲、情盲……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眼無珠的人就
應運而生。這是1957年反右遺傳下來的癌症。
    記得，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北京市委一位負責的人物，在一個大禮堂裡作動員報告。
他以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詡說：「我們要把那些隱藏在陰暗角落裡的右派分子都挖出來，
把北京變成水晶般的城市！」這些話雖然十分悅耳動聽，並具有一定的鼓動力量，但是一個
唯物論者忘記了唯物主義最起碼的常識，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透明。所謂「水晶城」之說，
是地道的形而上學，神話。當然，如果人們都變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單一的顏色了
——那是一種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釋為「水晶宮」了。
    在「狀元府」的勞動工地上，還有一個戴著圈套圈的高度近視鏡的右派分子。他幹活窩
窩囊囊，沿著「馬道」往樓上挑磚運灰時，總是弓曲著水蛇腰，像個鴕鳥似的。他叫趙筠
秋，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經濟系，別看他肩不能挑擔，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時，脖子卻伸得
挺長，身條挺得挺直。那天，他嘴裡嚼著饅頭舌戰群儒，話鋒的焦點是中國官僚主義的淵
源。趙的論點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不完備，必然產生官僚主義；而批判他的那些人們，
則說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十分完備，官僚主義與此無關。他一邊噴著饅頭渣兒，一邊慷慨激
昂地陳述著自己的觀點，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也許他當時那副執拗的儒雅氣質，留給我們
印象很深，所以在勞動現場，我們常喊他趙老夫子。
    最使人愜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勞動中的一刻鐘休息。我們蹲在避風向陽的磚垛旁，或者
到一間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時，徐鐘師「削髮為僧」抗拒運動，自然被常常提及，趙老夫子
舌戰群儒的場景，也常常用來解脫我們的精神空虛。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人所共知的，人們
需要尋覓新樂，解脫各自的煩惱。
    我本是個緘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負荷似在改變我的個性。有一天，在那間堆煤
的小屋，也打開了話匣子，那是不知誰談起了「陽謀」這個字眼的含義時，我講起了鄧友梅
君的一段經歷：10月11日，北京已進入金秋時節，團中央大禮堂裡舉行批鬥劉紹棠大會。
台上坐著中國文壇的泰斗，台下坐著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藝尖子（包括演員）。當時，北
京市文聯尚未明確鄧友梅劃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發言時，還不得不作出許多左派的姿
態來。友梅能言善辯，語意鏗鏘有聲，加上他掙脫羅網的強烈慾念，對劉紹棠違心的批判相
當出色。笑話出在友梅發言結束之後：當他紅頭漲臉，嘴巴離開麥克風邁步下台，台下正為
他有力的揭發批判，響起脆脆掌聲時，市文聯秘書長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壓壓的群眾高聲宣
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會場頓時愕然。
    夥伴們笑了。接著七嘴人舌：
    「這是一出皮影戲！」
    「鄧友梅充當了皮影人！」
    「這出皮影該叫啥名兒？」
    「先使用友梅君，然後把他再甩出來。推完磨殺驢，招兒真高……」
    「這叫『各個擊破』。」
    「這叫『陽謀』——」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驟然剎車。
    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右派夥伴們當中，和我接觸最多的要屬王復羊、駱新民、梁沙軍、
趙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誠的要算是漫畫家王復羊。他就讀於東北魯迅美術學院，在
老右中年紀最輕，又對生活最富於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導火線始自
於他對李濱聲的態度。他不揭發、不批判；但是有人出來揭發他了，這就是駱新民。他說王
復羊污蔑過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說「胡風問題構不成反革命」，「肅反傷害了一部分老同
志的心！」等等。結果，年輕的王復羊受到了二類處分監督勞動（當時對右派分六類處理：
一類送勞動教養；二類監督勞動；三類自謀出路；四、五類降職降級；六類免予處分），每
月18元生活費。駱新民（筆名駱拓），他原本是馬來西亞華僑，因其父和徐悲鴻先生私交
甚密，解放前他便從異國他鄉回到祖國懷抱，並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在1957年反右派
鬥爭中，他雖然積極批判李濱聲，又揭發了王復羊，由於他在鳴放期間曾寫過一篇文章，為
國畫大師李苦禪的待遇鳴不平，反右鬥爭仍然把他網羅在內。但他是華僑，反右鬥爭中又
「表現可以」，所以落了個從輕發落，只開除了團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職降級處分，可是右
派帽子依然給他戴在了頭上。梁沙軍是河南人，原是地下黨員，他性格憨厚是個樂天派，因
而在右派當中頗有人緣。他走到哪兒都會受到歡迎，因為他有腰腱盤突出的毛病，幹不動重
活兒，除了在裝訂房和女人們折折書頁之外，有時也來「狀元府」工地幹些輕活兒。
    那天，北京降下了頭場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勞動工具，他和女右派們一塊砸釘子時，
發現了我倆，便道：
    「喂！幹什麼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濃重的地方口音。
    「什麼？」梁沙軍用王守清的諧音逗趣說：「去公安局？」
    「你開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臉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當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後轉業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
進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給放出來。」
    「為甚？」王守清愣愣地問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著說，「你在陝北給毛主席站
過崗，這回我還送你進中南海給毛主席當警衛班長，要是他們不收留你，我給你寫介紹
信。」
    這個玩笑充滿了酸楚，卻也因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寬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
一路念叨著：「沙軍是好人！只是咱們都生不逢時，趕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軍確實是個不錯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運與不幸運時，並不把人的品質優劣，當成
分配的尺度。俗話說：人走背字的時候上卦攤。這也許是社會中的底層人，更容易相信宿命
論的緣故吧！
    新社會沒有卦攤，特別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會看手相的人不少，駱新民對這方面
的知識尤其豐富。我也叫他看過手相。他說：「你愛人張滬的手相是主權貴的，將來還有盼
頭；你手相上事業紋非常紊亂，恕我直言，你一輩子可能就要大鐵鍬了。」
    「你呢？」我反問他。
    「少則5年，多則8年！」
    還是王復羊比較實際，說：「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駱新民認真他說，「那就完了蛋了，畫畫人的手不能生硫，長期不拿畫
筆，人就報銷作廢了！」
    我們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見燈塔，
更看不見陸地。儘管報社領導指出右派的前途時，引證毛主席的話：「三年怎麼樣？三年不
行五年、八年總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對這幾句話百聽不厭——因為我還幻想著拿筆寫小
說；但理智上總是不太相信這是真的。我胡亂猜想脫胎換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時間，按
照找對未來的剖析，10年後我34歲，那時青春尚存，容顏未老，精力還不到枯竭的時候，
也許還能幹點兒事業。因而，當夜深人靜，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談論這些事情時，還自我麻醉
地背誦過李白的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我妻子則比我還要悲觀，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來概括老右們的命運。她的論點是：光陰不會倒流回來了，沒有這
批戴上右帽的知識分子，火車照樣地開，地球照樣地轉。
    我說：「不會這樣，中國需要知識分子！」
    「你倒不見外！」她說，「人家已經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還自作多情。」
    不是嗎？報社這些右派離開辦公桌之後，報紙照常出版，書店照常賣書。
    濃重的悲觀情緒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認為末日已經到來。記得，那
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輛卡車送我們去魯谷公社改造。新華分社的右派去了上莊，北京
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墳。卡車前邊的另一輛車上，拉著滿當當一車被宰割過了的半扇子生
豬肉。我敏感地聯想到自己的命運，便捅了王復羊一下說：
    「瞧……」
    「看見了。」
    「會嗎？」
    「但願不會。」
    這些心照不宣的問答，實際上是打著啞謎。因為沒有人能推測出謎底，誰也卜算不出未
來的命運，以及這些「不齒於人類狗屎堆」的歸宿。我看了看卡車上的夥伴，彷彿都看見了
前面卡車上的死豬肉，有的木然的臉上毫無表情，有的故作鎮靜地噴煙吐霧。
    梁沙軍樂呵呵地提出問題：「諸位，誰吃過人肉？」
    「據說不開化的邊遠地區，還有吃人肉的。」趙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麼味兒？」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嗎？」
    「據說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復羊淡淡他說。
    我聽得出來，他在隱喻著什麼。這種隱喻的密碼不能破譯出來，因為他在嘲諷政治。
    梁沙軍卻接嘴說：「要吃就嘗我的好了，魯谷公社緊挨著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願意
躺在那兒，為人民吃肉服務！」
    卡車上開起玩笑來了。有人說梁沙軍太瘦，渾身淨是骨頭，沒油水，有人說從維熙還胖
一點，骨骼瘦小肌肉發達。最後，大家在卡車上選開了「楊貴妃」，後又評論開了古代帝妃
中，到底是瘦瘦的麗人趙飛燕美？還是楊貴妃美？
    魯谷公社確實如粱沙軍所說的，界臨兩個公墓。我們改造思想的第一個驛站，就與死
亡、十字架、墓碑為鄰。特別是我和王復羊、駱新民的駐地——下莊大隊，離人民公墓、革
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後，革命公墓內因有圍牆隔擋，聽不到生者對死者的絮
語；而人民公墓就在我們村後，我們在村邊幹活，祭悼亡人的涕哭聲此起彼伏。
    這就給我們本來就充滿憂鬱的心靈上，又澆上幾分憂愁。我們是奉命來農村改造思想
的，虛心向社員們學習。可是，我們來到這兒不久，就發現在學習方向上的茫然。不，不僅
僅是茫茫然不知所學，甚至遇到了我們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們三個人
奉命去魯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間苗。該村那位姓李的生產隊長對我們說：「同志們到這兒
來都不容易（他為什麼濫用了「同志」這個聖潔的字眼？），我這半大老粗，最佩服講實話
的人，右派是什麼？右派淨是些說大實話的人。隊裡對同志們（又是一次濫用）沒有苛求，
量力幹活就行了！」他這番話說得和顏悅色，表情和藹可親，使我們個個瞠目結舌，面面相
覷。
    按道理講，一個有堅定改造信念的人，應當對這位李隊長的話，給予駁斥；可是人家又
是負責監督和管理右派的貧下中農代表，基層政權的一員。接受他的這些觀點，那怎麼行。
他是給右派唱頌歌的，不等於否定了反右運動，否認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嗎？因而，大家都沉
默地一言不發，只有走進了玉米地，避開那位右派中的「頭人」（即報社指定的右派中間的
負責人），才敢對這位李隊長進行評論：
    「天字第一號！」
    「農民也有自己的腦裳！」
    「這叫『戲法再多變，自有明眼人』！」
    「貧下中農萬歲！萬萬歲！」
    但是，農民中也並非都是李隊長這樣的人物，我們在下莊就遇到過令人觸目驚心的事
情。比如，清明節後，一個哭墳頭的婦女，為了祭悼死者，離開墓地前把一盒點心，埋在了
墳前土窩裡。那個女人剛走，一位貧下中農就扒出來，提進自己的家院。由於下莊有「近水
樓台」的地理條件，這種事情層出不窮。一個社員向我們解釋說：「上墳是封建行為，與其
那些點心餵了地蛆，還不如裝進人肚子！」
    離我們的住房不遠，有個綽號叫「獨眼龍」的社員，他長得人高馬大，說話鏗然有聲。
據說，他祖輩人過去是盜墓人，他不偷不盜，負責遷墳抬骨一類的活兒。時正初夏，蚊子、
小咬已在空中亂飛，有一個重情義的男人，給他剛剛死去不久的情人來遷墳。棺樞不讓上火
車，屍體又已經發臭，而這個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運往他南方的故鄉。在我
們看來，這幾乎是沒有辦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個叫「獨眼龍」的社員，卻應承下來。他刨
墳，開棺以後，硬是用刀子像剔豬骨頭一樣，把那年輕女屍的肉剔了下來，把骨頭裝進口
袋，然後，洗淨消毒讓那男人來取。
    魯谷公社距離北京市區僅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蠻荒，使我們深深地震驚。當時，
正逢蘇聯芭蕾舞團來中國演出，因魯谷公社曾命名為中蘇友好公社，芭蕾舞團來公社演出
《天鵝湖》中的片段——「四隻小天鵝」和《吉賽爾》舞劇中的一幕。簡直若同發生了地
震，幾個和我們一起幹活的婦女社員，對我們說：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兒，是不是爹媽養的！」
    「喂！你們都是喝過墨水的，說說看，為什麼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沒光身子，要是光著身子，咋看不見……」
    我們沒有資格去欣賞芭蕾舞劇。
    我們也無心情去回答這些問題。
    然而去欣賞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個精神世界中的人，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
們，都是貧下中農和他們的子女（這個村沒有地主、富農），不但藝術距離她們非常遙遠，
而且有一種抵制現代生活的本能，我們又該怎麼向她們學習呢？又學習些什麼呢？
    有一天，在村頭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兒。幾個男社員窮極無聊時，把一個徐娘半老的女社
員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褲子（他們俗話叫「開瓜」），把一根豬尾巴硬是塞進她的腿縫之
間，他們笑著，鬧著……我們只好尷尬地扭過了頭。
    一會兒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會兒又荒唐到無以復加。
    他們是農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並從地球上獲取食物而延續生命繁衍後代的農
民。我突然感覺到50年代那些寫農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矯飾了。也許從這個時候起，我
才開始意識到文學需要去偽寫真。我甚至於反躬自問自己曾經發表過的那些小說，是不是歌
頌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強烈了？或許它從一落生起，就打上了為政治服務的胎記，使自己的藝
術視野沒有投射到這塊粗獷的原野上來。
    畫家王復羊對此也深有所感，他對我說：「我們在政策上就把貧下中農神秘化了，其實
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畫家駱新民的語言更為刻薄。他說：「把右派弄到這兒來，本身就是一種愚民政策，讓
知識分子變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群氓。」
    「比方代的發配，只是臉上缺少個印記。」我說。
    駱新民非常後悔自己從馬來西亞回國求學，他唉聲歎氣地搖著頭：「早知今日……早知
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當初……何必當初……」我還把在我劃右之後，
偶然間撥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議中國迫害艾青、丁玲的新聞，告知王復羊和駱新
民。好像只有這樣，心中的鬱悶之情，才能平復一點似的。
    當時，我妻子張滬的改造地點在焦家墳，離下莊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時她和趙筠秋來
下莊聊天，大家議論的多是對反右派鬥爭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維，說話尖刻。「趙老夫子」
是學經濟的。大家湊在一起，難免對各自所在農村談些看法。當時，中國剛剛擂響大躍進的
戰鼓，勞民傷財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煉鋼鐵之舉，已開始在京郊農村風靡。我們認為總路線，
大躍進，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都是「烏托邦」，是「殺雞取蛋」，破壞
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和諧。這些看法，時隔二十多年後，已被歷史檢驗屬於絕對正
確。但在當時，卻等於在自織羅網。加上當時我從新華書店買到一本內部發行的《南共第八
次代表大會政治綱領》，在勞動之餘翻看，並借給駱新民和王復羊閱讀過，儘管我們翻看它
時，無意從「南共綱領」中吸取什麼東西，但是已經是在為自己自掘陷阱了（後邊再向讀者
談及）。
    在下莊的日子，使我難以忘懷的，除了有農民的蠻荒、落後一面之外，也還有農民的寬
厚和真誠。該隊韓隊長，出於照顧我們，總是把我們幾個安排在婦女隊幹活，她們雖然都知
道我們三個人，人人頭上都頂著「雷」，卻從不刺激我們以顯示貧下中農的自我優越。相
反，她們有不明白的問題，還常常詢問我們，我們以「大娘」、「大嫂」稱呼她們，她們則
稱呼「老從」、「老王」、「老駱」。
    當然，在村裡壯勞動力不夠用的時候，我們這三塊紅土，也要頂替硃砂使用。留給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時的揮汗如雨，也不是放衛星時的挑燈夜戰，而是在盛夏時節，拿
著鍬鎬去刨墳坑。
    1958年火葬還沒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總是鬼滿為患，下莊地址公墓近
鄰，刨挖墳坑就成了「家常便飯」。我無法描述我幹這件活兒時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壓抑以外，還有嗅覺上難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驕陽似火，跳進坑穴去掄鎬刨著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腳下還要穿著高幫膠靴，以隔開腳掌和附近墳內洇滲過來的臭水。
我一生中聞過各種臭氣，但都無法和腐爛屍體上淌出來的黑水臭氣相比。那是一種鹹臭、惡
臭。即使你戴上三層口罩，也能使你五臟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幹這活兒時，嘔吐不止，幾乎
把膽汁都抖落出來，而和我一塊掄鎬刨坑的社員，鼻子似乎患了傷風感冒似的、對這種氣味
毫無覺察，一邊往下掘坑一邊還哼哼嘰嘰地唱著小曲。他們不像我們三個老右，只偶爾幹上
一天。這些農村中的壯漢，成年累月地在這塊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們的耐性，常
想：也許只有中國農民，才具有這樣獨特的精神吧？！
    在下莊生產隊還練就了我的一雙鐵肩膀。我們經常和下放幹部一起，從千米左右的一個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樹行子擔水。由於擔水路程較遠又帶有某種競賽的性質，我
自不甘落後，所以肩膀結出層層血瘢後，就成了一塊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壓，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學會了擔著滿噹噹的兩桶水，在行走中輕鬆自如地倒換肩
膀，忽兒頭一低讓扁擔從左肩轉向右肩，右肩累了，再從右肩轉回左肩。這是我勞動改造生
涯中，最早獲得的第一個適應生活的本領。
    達爾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認為這種生存本能，不但動植物具有，
被稱為「萬物之靈」的人，更具有這種適應的本能。比如：在魯谷村改造的漫畫家李濱聲，
曾以一張《沒嘴的人》和另一張《四世同堂》的漫畫，震驚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英國的
《泰晤士報》曾於1957年轉載）。但此時在魯谷村的泥屋裡，伊然像個西北高原上的老農
了。一頂破了了簷的遮陽草帽，半遮半蓋地露出他那張黧黑黧黑的臉，赤板脊樑上留下7月
驕陽烤燒的痕跡——層層曬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藝，除去是著名的漫畫家之外，
還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變活人的魔術師。解放前他還曾以「浴非」的藝名，在《呂布戲貂
嬋》、《轅門射戟》、《白門樓》等戲中，飾過驕橫不可一世的呂布。此時，呂布大戰劉、
關、張之氣勢，已蕩然無存。有一天，他拿出一個自刻的大圖章給我看，上刻篆字「魯谷辛
農」。
    這種對環境的適應完全出自於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學習會上，人人都神態嚴肅他說
要老老實實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場、觀點。這種虔誠也並非矯飾，好像一到這樣的會場
上，自己就當真犯了什麼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檢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現實
生活裡去，親眼目睹的現實，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氾濫。比如：公社化後第一個舉動，就是
把魯谷和下莊社員們家庭伙食合併成一個大食堂。中午收工時，熱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長長
一串，等待著食堂窗口遞出來幾個窩頭和一碗菜湯。我們排在長長隊伍的後邊，沉默地面對
生活的驟變。難道這就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嗎？難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爐真能煉出1080萬噸
鋼來？站在這兒排隊領食真是先進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兒媳生了娃子，窩窩頭、白菜湯能
補養身子嗎……問題走馬燈般地一個接一個盤旋在腦袋裡，在這一霎間，我發覺自己成了一
個兩面人，會下以矛攻盾，會上以盾折矛。兩種虔誠交織在一起，像兩盤石磨一樣，碾碎著
我的一顆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會上提出改造右派觀點是真的，會下對大躍進、
大辦食堂，大煉鋼鐵吹冷風發牢騷，更是真的。
    給我留下最荒唐記憶的事兒，要屬「大躍進」中的一個小小插曲——世界聞名的消滅麻
雀戰。市區機關。工廠，學校。兵營。市民……全體總動員。郊區人民公社貫徹這一決定
時，韓隊長在下莊的廣播中喉嚨嘶啞地喊追：「社員同志們，消滅麻雀是毛主席交給的政治
任務，咱大隊要家家戶戶全體出勤，做到人人手裡有銅鑼，人人手裡有彈弓，嚇唬麻雀的鑼
鼓不夠用，就把臉盆拿出來敲。你們要記住一條，不讓麻雀在樹梢、房簷上落腳喘氣，累死
這些糟蹋糧食的小兔崽子……」這天，北京市內鑼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
兵」把守，成為建國以來別開生面的盛大節日。
    我的具體任務是警戒一片松樹林。
    武器——大隊發給我一把打鳥的彈弓。
    清晨、我是帶著窩窩頭進入陣地的。同時，口袋裡悄悄裝上一本小說——蘇聯作家肖洛
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這是下莊周圍最大的一塊綠蔭，七枝八杈蓬蓬鬆鬆的老松樹，在
我頭頂上織成一把大大的遮陽傘。我躺在一座墳的墳坡上，嘴裡嚼著窩窩頭，兩眼望著松枝
間飄動的浮雲，覺得非常好笑：中國地域遼闊，天上飛的麻雀無其數，它們在哪兒落腳都能
生存，怎麼能把這些小東西消滅殆盡呢？中國是瘋了，還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兩天報紙
上的頭版新聞：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畝產萬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滾石碌碡，
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這不是《天方夜譚》中的新神話嗎？而這些新聞端莊地印在黨的
機關報刊上，旁邊還配發群眾圍觀「衛星稻田」盛況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樹林避難來了，我從墳坡上跳起來，嘴裡喊著，投石轟趕。這些驚弓之
鳥，剛想在樹梢上落腳，又「忽」地一下飛跑了。它們在天空嘰嘰喳喳，發出奔逃的哀鳴。
我又躺在墳坡上了，並且從衣兜裡掏出《一個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沒落在書頁上，卻
被松樹枝杈上跳躍著的一隻小鳥奪走了。小時候，我在故鄉的柳樹行子裡見過這種鳥兒，學
名叫什麼我不太清楚，故鄉人都管它叫「柳葉」。因為它的軀體實在太小了，比一片柳葉大
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驚嚇，還是它此時不喜歡唱歌，它只是從一個枝權跳到另一個枝杈，尾巴
一翹一翹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獨，這片松樹林子裡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觸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隻小小的「柳葉」嗎？
    「嗚……」我向它吹口哨。它並不理睬我。
    「嗚……」我再次吹響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來。
    這時，又一群麻雀飛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從墳坡上爬了起來，揚著手臂去驅趕麻雀，
等到麻雀被驅除出境後，我發現那隻小「柳葉」也消失了。
    我沿著松樹林轉來轉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沒有找到那隻鳥兒。我很惆悵，好像丟了什
麼貴重東西似的，一聲吆喝，使我驀地一驚：「瞅你霜打了似的，怎麼不轟趕『老家
賊』？」我回頭看了看，是在魯谷村改造的梁沙軍手提著一根棍子，竄到下莊的地界裡來
了。還沒容我說什麼，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產主義就到了。」
    我說：「你活膩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決更好，這兒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還沒有
『人民』的資格哩！真斷了氣兒該埋在哪兒？」麻雀戰後的不幾天，他從魯谷到下莊來，非
要我們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於我們三個人經常在那兒幹活，早已喪失了新鮮感，表示不
願意去。但他執意要我們陪他去散散心，我們只好捨命陪君子。
    至今我還記得那是個麻陰天氣，由於太陽被雲彩遮住，一座座土墳、石棺都籠罩在灰色
當中。倒也不錯，比暴曬的蒸烤要涼快一些。我們背著手，悠閒地在墓地中穿行著，那神氣
不像巡視死亡之國，倒像瀏覽兩旁地攤上的商品。梁沙軍情緒要比我們興奮，他不時停下腳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鑲嵌進去的死者照片。當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們招手：
    「喂！過來看哪！」
    不用走過去看，我們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後我國第一批去蘇
聯留學學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華的一男一女，在國內就是一對情侶。一天，他和她在列寧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風浪捲入河底。留學生們為了表示對他和她深切的懷念，屍骨運回祖
國後，集資立碑，把他們合葬在這座石棺之內。我們初到下莊時，就仔細地觀看過這個石
碑，上面除了這兩個留學生的姓名和死亡緣由之外，把他們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鑲在石碑中
間。因怕風吹雨淋，死者的靈魂不得安寧，這兒石碑上鑲嵌著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紙
蒙著。這兩個死在遙遠異國的中國之魂，此時正從發黃的玻璃紙背後，向我們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們催促他。
    「這一對留學生長得很漂亮。」梁沙軍目不轉睛。
    「自古紅顏多薄命！」我說，「他倆到天國去結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間活著。」駱新民說，「當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對兒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麼一天，我請你們也給我弄一個石頭棺材。不，砌個水泥的也
行。」梁沙軍一副樂天派的架勢，打著哈哈說，「不過，當你們路過這兒的時候，千萬別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躍進中的新鮮玩意——諸如小土爐的鋼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啦！什麼『對
右派進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時向我匯報。我日他娘的，我這個黨員聽了會從棺
材裡蹦出來，高興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們也笑了。
    誰也沒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隻受了傷的鳥兒在為自己尋覓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後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無有鮮花，卻帶著無限悲傷，到這兒來哭沙軍——這是
後話。
    當然，在苦澀的精神沙漠中，也並非沒有詩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曆上，留給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復羊的結婚。藉著回城休假的一天，我們為他和她的結合舉行了簡單的歡慶儀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內一個四川擔擔麵館舉行的。兩間鋪面房裡有四五張餐桌，我們七
八個人佔了一張圓桌。幾碟酒菜，一瓶燒酒，主食是碗裡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細麵條。之所以
弄得這麼簡單，主要是怕聲張出去，說右派分子們借王復羊結婚在搞集會。梁沙軍則從另一
面解釋這個問題，他端著酒杯說：「咱們都劃定到資產階級圈兒裡來了，這回辦個無產階級
的結婚儀式，說明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考慮自己的思想改造。」
    「擔擔面很長，象徵你們能夠白頭到老！」趙老夫子——趙筠秋說。
    我說：「裡邊有辣子，祝願你們的未來有滋有味！」
    我妻子張滬說：「讓我敬天下的頭號賢女子一杯！現在時興『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當
頭各自飛』。可這位崔振國，不但沒有終結和王復羊的戀愛關係，反而提出和這個每月十八
大元的右派結婚。這樣的女人天下難尋。」
    崔振國（現在為北京畫院國畫家）臉紅了：「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是的，在這方寸大小的擔擔麵館，崔振國的形象實在是夠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
民，而這個惟一的人民，卻死心塌地要嫁給右派，王復羊曾委婉地請求她另作抉擇，以免耽
誤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國對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單位，用另一種方式提醒過她，如果她
與王劃不清界限（包括與王結婚），她將被調離到遠離北京的邊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擇
是：寧捨北京，不棄復羊。因此，我們為他倆操辦的簡單婚宴，具有兩重意義：一、歡慶有
情人終成眷屬；二、喜劇在人生中永遠是短暫的，婚宴也是送別的宴會——崔振國為此情願
去大西北，王復羊將隨她一塊去邊塞改造。
    碰杯聲中，不知誰吟了一句古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復羊淡淡他說：「北京對我已陌生了。」
    梁沙軍則用另兩句古詩驅走愁云：「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王復羊微微一笑：「對！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動派！」
    苦笑聲哄然而起，接著是一片沉寂。
    離別的依依之情，蓋過了婚宴的歡快之情，給這個小小的擔擔麵館，蒙上了一層不可名
狀的憂鬱之色。在這種氣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萬語要對他們傾吐，但是一句話也說
不出，這酒實在太苦了。
    梁沙軍卻依然在開著令人心碎的玩笑：「……離開北京不要緊，等你們生了娃子，把娃
子裝在信封裡郵來，我養活著，給他上北京戶口。」
    「你有什麼權力？」駱新民問。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長期在北京落腳，還是個未知數呢！××不是講過了嗎，把北京變成透
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於我剛才的話沒說。」梁沙軍嘻嘻地笑逍，「諸位，我請求你們別在這喜
慶的日子，個個像林黛玉一樣愁鎖眉梢了，把杯中的殘酒乾了它！」
    「干！」
    這一天，我過得非常充實。因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發現了詩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駱駝
草，在乾裂的、沒有水分的劣質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愛情若同衛生紙一樣廉價的
年代，振國對復羊君的感情，可謂無價。它久久地震撼著我的靈魂，並如一座詩的豐碑矗立
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車，終於把一對在苦難中結合的戀人，載往了關山萬里的青海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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