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三畬莊第一次與新相識的閒聊，之所以使我難忘，因為他是在落難的知識分子群體
孕夢的時節，我遇到的頭一個無夢的人。可以這麼說，在那個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
來觀察現實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廣州會議對知識分子綻露出來的溫情，使最底層的
我們，如同在嚴冬睨見春陽，成了孕生各種夢幻的外在依據。不過由於文化層次和原來從事
的工作不同，孕夢者的夢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異。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幹部，夢系
原工作單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開除的大學生，在心態上則和機關幹部，有著不小的差異。
他們更少精神負擔，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兒都行；其中，夢境最為孟浪的莫過於一些
有專業特長的老右們了。道理十分簡單，在廣州會議上，陳毅曾當場為寫出過話劇《洞蕭橫
吹》的沈默君平反，並在餐桌上向他祝酒。彙集在三畬莊的同類中，屬於文學藝術界的有北
影的巴鴻，青藝的杜高，戲劇學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員郭東海，民俗漫畫家趙華川，油畫畫
家朱為民……還有我這個曾經出版過長、短篇小說集的青年作家。出於精神本能的感知，覺
得這個廣州會議離我們更為貼近。再加上文人藝人的思維特徵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內，
因而夢的色彩最為斑斕。
記得，在離開茶澱農場的前夕，管理我們的勞改隊隊長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東區女
隊，與我的妻子張滬話別。因為勞改隊中女右派人數極少，不可能與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
驛站，她們還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蟲聲聲哀鳴之夜，她曾給我的夢幻，潑過一盆令人心
悸的冰水。
她說：「你真的相信我們的命運要有轉機了嗎？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看，極『左』的
根子埋得極深。我爸爸你是瞭解的，他1929年入黨，後來去了延安；他對我講過紅軍長征
時肅反、胡抓『AB團』的事情。其實，極『左』路線早有前轍……」
我打斷她的話說：「我怎麼沒有聽說過？」
「我爸說你還十分單純，不願意對你說的過多。」
「什麼叫『AB團』？」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中文中摻雜著英語的名字。
張滬是一個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說話十分直率：「你就甭管這個洋名兒了，黨內老同志
都知道這個名兒。給你舉個例子聽，當年14歲從湖南參加了革命——你認識的團中央第一
書記胡耀邦，在長征途中，曾被打成『AB團』的反革命，差點給殺了頭。」
當時，我確實不知道這條黨內新聞——50年代中國一片革命激情，這些黨內的陳年往
事，沒有人提起，也沒有人寫過這方面總結歷史教訓的文章；除了欣欣向榮，就是一片轟轟
烈烈；當然從反胡風運動起，已經在社會生活中，使知識分子們感到了一點點氣氛緊張——
但我們都是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沒有人對黨史有著探源性的研究。更為重要
的是，一些經歷過革命烽火而走進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對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
於工作繁忙，還是出於什麼難於啟齒的原因，沒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書，對極「左」路線
進行過嚴肅的清理——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於極「左」路線在幾十年中究竟
有過多少次的回潮？又在這種回潮中，留下過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國
人幾乎（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毫無所知。因而當我聽張滬談及這件真實的往事時，心中感到
一片茫然。
「還有王實味的死。」她提示我，「這你總知道吧！」
「我知道。他寫了反黨的《野百合花》。」
「你讀過嗎「
「這種書上哪兒去找？」
「你沒讀過，怎麼知道它反黨？」她說，「人家不是也說你的小說反黨嗎！不然你怎麼
到這兒來了。其實我們黨的歷史，極『左』始終在延伸。還有個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認
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我雖然覺得她的話不無根據，但是並不能說服我：「無風不起浪，這麼多老右向北京集
中幹什麼？王蒙、邵燕樣、劉紹棠，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了，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這是黨內領導層內，一批求實派佔了上風。這是暫時現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樓』；
這是我在黨內多年的認知，也可能是錯誤的。我不強求你接受。但是你們文人，生來就愛做
夢；懷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麼不說點吉利話？」
「我這個人更重理性。」她發覺我無法從夢幻中走出來，最後只好說：「當然，我也希
望好夢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曇花一現，你離北京近一點，對老太太（指我母親）和我們的小
兒子，心理上也是個安慰。」
她是個理性思維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對黨內的歷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慮她對
我們未來的分析。但是一到團河農場，面對這個勞改系統的「桃花源」，被她冷卻了的東
西，又開始逐漸升溫。就像一隻蜘蛛，重新修補被風吹破了的網結之後，殘夢又重新在網隙
間重織。當然，自古文人愛做夢是個強大的內因；但也不完全出自於內因，團河農場確實有
許多誘人織夢的生活元素。首先，這兒再無茶澱農場的荒蕪，在茶澱是長期吃不到白面的；
而在這兒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飽肚子；在茶澱可謂「三月不知肉味」，來到這裡隔三過五的能
見到葷腥了。對我個人來說，不存在飢餓問題；但對於多數同類來說，這是個頭號的大問
題。就在離開茶澱之前不久，曾畢業於老燕京大學。後任市內一所中專物理教師的韓大鈞，
在田野裡曾挖出一窩剛剛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個正常的人，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曾經是
老燕京出來的知識分子——後來為人師表的人（平反後任《大百科全書》編審），竟然在眾
目睽睽下，把這一窩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這只是在大飢餓年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長鏡
頭之一。
也許只有走過這一段苦難歷程的人，才能對「飢餓」二字有深刻的理解；並對知識分子
的失雅，有所認知。中國古代曾留下這麼一則歷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見饑民
們正在捋吃樹葉樹皮，便問他的隨行大臣：他們怎麼不吃肉粥？我所以在這兒把皇帝也扯了
出來，不外想說明，沒有親身經歷飢餓的人，是無法理解人在特殊環境中的變態行為的——
知識分子也是人，當飢餓超過他的耐力負荷時，他們為了生存，生活禮儀便會化為烏有。在
茶澱農場的584分場，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場拚搏：發粥的木車一來，等著搶「剩餘物資」
的成員，就嚴陣以待準備戰鬥了：他們每人手拿一塊膠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著發完早粥，
便一擁而上，把頭伸進粥桶，用手中的膠皮抹吃粥桶中的殘餘。由於參加的搶食者太多，粥
桶常常被搶粥者們掀翻；於是人們便追著滾動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滾」——有人往
粥桶裡鑽，有人推著粥桶跑——一場人與人、人與粥桶之戰，在勞改隊院內展開。這場面已
然是讓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傷的是，這種悲涼武戲的演出，知識分子最初只是觀眾，而
發展到後來（即我們告別茶澱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參戰了——當然這是老右中的絕對少
數，但是讀詩書、明禮儀的昔日大學生，何以會有這樣的表演？只有我們知道，他們是在饑
餓年代得了浮腫病的病號。因此，團河農場能給老右們充足的口糧，對這些剛剛從飢餓陰影
中走近皇城的人來說，當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勞改隊，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們想到，這一切變化都是政治氣候「多雲
轉晴」帶來的。我們初到團河那天，幹部沒有例行專政機構對被專政者的訓話，董維森教導
員與高元松隊長，只是到各屋轉了一圈，看了看我們的生活安置和每個成員舖位的寬窄。他
們身後那條狗是可怕的，但他們和藹的神情，給每個老右，都留下不同於昨天的印象。當時
我在第二小隊，當董、高剛剛離開我們的監捨，來自清華大學的劉伯儉，就用他濃濃的湖南
腔，對我耳語道：
「山重水復疑無路……」
我當然瞭解他的話中含意，便說：「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們屋內分南北兩面大通鋪，我睡在南側的通鋪上。與我相鄰的有陸魯山、鄭光第、張
蓬甲、徐繼和等，他們都是北京高等學府的大學生。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四個人都是學理工
科的。我與劉伯儉的古詩對應，不能不引起四鄰的回聲。張蓬甲也來自清華，他說：「雖然
我們別了大鹽鹼灘，怕還是沒有走出『模糊數學』的範疇。」
來自同一學院的劉伯儉，不大同意張蓬甲的悲觀：「生活可不是代數公式，它的變化是
難以引進ABC的。」
兩個受難的青年老右對未來預卜的南轅北轍，在當時曾引起同屋幾十號同類的關注。記
得，我當時是個樂觀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環境的寬鬆之外，三畬莊的小環境也不像個
勞改隊的樣子。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來風——我是這麼認為的。可以這麼說，認為我們的生
活要起變化的，佔這個受難知識群落中的絕大多數。當時，擔任我們第二小隊小隊長的名叫
王貴峰，他是東北瀋陽人，曾是某廠礦的保衛幹部；後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戰功。像他
這樣的根紅苗正的共產黨員，何以會成為右派，我已記不清楚了——在「點頭」和「搖頭」
都能成為右派的日子裡，重新回憶他的右派原罪條文，已毫無意義。但他在我們當中，是另
一種類型的代表，確實使我難以忘卻。記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類，為明天點染各種色澤
時，他靠在身後的棉被垛上，瞇著他兩隻不大的眼睛，一聲不吭。他雖是我們的頭頭，但顯
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約，與知識分子的言談存有溝壑。在他的思想深處，可能絕少夢幻色彩，
因而當我們之中的陸魯山和鄭光第，以絕對的冷色，對我及與我同一觀點——對未來塗夢的
人，以詩對詩地回敬我們時，他的眼睛才漸漸睜大。
陸魯山引的古詩如下：
可憐河邊無定骨。
都是春閏夢裡人。
這兩句詩顯然是針對我們的孟浪而發，它赤裸地傾吐著對生活的一種絕望情緒。
我們對此都不以為然，但是小隊長王貴峰的內心深處，卻顯然與陸、鄭的情緒脈絡相
通。限於他是我們的頭人，不大方便表達他的真實想法，便拉開棉被要我們早點休息。他
說：「你們無論做活夢死夢，不如我這個大老粗無夢。夢是啥雞巴玩藝兒，它是畫中的烙
餅，紙上的媳婦；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覺；不吃飽不了肚子，媳婦不跟你一被窩親熱，
你就永遠有不了娃兒。」說著，他把那身綻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綠軍裝一扒，鑽進了
被窩。
他的這番話，帶著濃濃的東北口音，把幾十個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聲過後，我彷彿聽
到了一隻來自莽林中的杜鵑蝶血的啼鳴聲。他的話雖然有別於知識分子的語言，但是內涵卻
十分豐富。他是從槍林彈雨中穿行過來的，也許更理解社會的政治經緯，因而流露出與老右
中的樂天派不同的音韻。這一生活細節，我之所以記憶如此清晰，實因王貴峰不屬於知識分
子的範疇；他又是我們中間惟一與美國鬼子在戰場上肉搏過的人，對此「獨此一家別無分
號」的人物——他的舖位又與我相連，自然而然地就將他銘刻於心了（在80年代後期，我
曾接到他寄自東北一個廠礦的來信，他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後，仍擔任該部門的保衛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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