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年的風雪驛路，我在「桃花源」內耕耘的幾年，不管怎麼說，都是我勞改生涯
中最為輕鬆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畬莊的我的那些同類，由於頭上頂著帽子，身份仍屬純粹的
專政對象。特別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會寬鬆環境的結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
戰鼓，越擂越響，他們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
昔日董維森當右派政治指導員，高元松當中隊長時的歡樂氣氛，已經不復存在（他倆前
後調離了三畬莊）。當然，這種生活的無常變幻，根本的問題，在於大氣候的無常變化；但
也不能說與幹部的更迭，沒有任何一點關聯。記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畬莊的工作期間，有一個
來自公安系統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勞動之餘，還能向英語尖子劉祖慰、杜友良、劉乃元學習
英語，董對此持支持的態度。再如，來自北京師院中文系的學生高作純（他與陳獨秀的孫女
陳楨年，有著十多年苦澀的情愛史），在這一段時間內，自學完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
之後，中國的政治生活，隨著季候風飄忽不定而濃雲翻捲，閃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線曙光，便
在中國的地平線上消失了。
因為偶爾還能與三畬莊的同類們，在田問地頭上相遇，便陸續得到以下新聞：一些同類
到了三年的勞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著法律規定，無論是犯人還是勞教分子，延長刑
期和勞教期，都該有所依據；但是隨著政治季候風的轉向，刑法成了無極變數，致使到期的
同類，不能按時成為農工（儘管農工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獲得解禁的
老右自然產生不滿，並由不滿而提出有限度的質詢——專政幹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釋，
反而採取高壓手段，對其進行處罰性的禁閉措施。在這些日子裡，高作純、楊路、李泰淪等
十多位同類先後遭此厄運（楊路為了表示抗議，留起了絡腮鬍子）——他們被送到犯人區的
禁閉室，去接受不該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兩個窩窩頭，此外還要強行讓他們自
認罪錯——這在1962年是難以想像的。之後，隨著政治形勢的不斷左轉，三畬莊便開始了
一場）『打鬼」運動，讓同類們之間，互相揭發。有一個同類，密報譚天榮在晚學習的時
候，不知在塗抹些什麼，於是後來接任董、高工作的幹部，便以清掃衛生為名，對譚天榮進
行了搜查。結果從他的筆記本上，查出來一些誰也看不懂的符號，便開始對譚進行審查。由
於在日常生活中，李泰倫與譚天榮比較接近，並教過譚天榮拉二胡，中隊便組織了一批同類
從李泰淪開刀：讓李揭發譚的反動秘密。李泰倫知道譚天榮學的是速記，但他怕召起對譚的
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鬧越大，直到把譚天榮重新送回勞教收容所，又回爐
煉了一段時間，才重新回到三畬莊來。如此這般，不僅昔日的正常改造氣氛蕩然無存，還使
得同類人人自危。
還有一樁冤案，製造了三畬莊的「莫須有」之最。有一天，同類郭允德在一個煙盒紙片
上，問來自鋼鐵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鋼廠軋鋼的「軋」字怎麼寫，是不是「砸」字？王玉
琦告訴了他正確的漢字是「軋」。本來這件事構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湊巧，郭允
德晚學習時在煙盒紙片上無意地寫了「毛澤東」三個字（讀報學習時順手寫下來的），之後
他順手將煙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這張紙片被一個姓劉的同類拾到了，便立刻匯報到了中
隊隊部，便成了一樁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個「砸」字，與「毛澤東」三個字出現在同
一張紙片上。
「打鬼」的行動開始了。同類中有那麼幾個急於立功的人，對此紙片開始是無限上綱，
後又對郭允德大打出手。學鋼鐵的王玉琦，出於公道與良心，在會上說明此事的原委，並提
請中隊能實事求是地對待這一問題；另一個名叫史鎮華的同類，也在會上提出：如果郭允德
真有仇視毛主席之心，怎麼會把紙片隨便地丟在地上？這足以證明郭是出於無心。按說知識
分子，都有著縝密的思維，這其中的荒唐，是誰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窩
裡斗的劣根性，當嚴酷環境到來時便會有淋漓盡致的表演：一群同類蜂擁而上，對主張實事
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鎮華，一陣拳腳相加，致使這兩個同類變成了「烏眼青」。後來的結果，
令人心悸：為了詢問「砸」與「軋」二字之區別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隊——判了有期徒刑
（到1979年之後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隊的形勢，變得更加不可收拾。經歷過1962年寬鬆氣氛的同
類們，此時已完全絕望。清華大學化學系來的高才生陸浩青，綽號「氯化氫」。他之所以有
了這個外號，不僅因為他的名字與這個化學名稱有關，還因為他的臉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氫」的色澤。「文革」乍起之時，他趁同類們出工之際，在倉庫內懸樑自盡——多虧
被同類發現從樑上救下，才算活了下來（但是活過來那口氣，不等於解決了他對前途的絕
望；後來重返茶澱後，他又一連三次自殺，後文將有敘述）。
另一個使我心驚的消息，令我悲傷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鄭
光第的自殺。看起來他弱不禁風，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鋼筋，足以讓苟延殘喘的
我及我的同類感到汗顏。他是在解禁之後自戕的，誰也料想不到這個溫文爾雅的「二勞
改」、昔日北大化學系的驕子，會有勇氣自進天堂：在一大公休時，他去了市內。在遊歷了
北海和故宮之後，他躑躅在什剎海的堤邊。當天色漸漸黑下來以後，他在一個十分幽靜的角
落，突然一頭扎進了碧色的波濤之中。直到幾天之後，農場才來領他的浮屍。他這種死亡方
式的選擇，使我的靈魂顫慄了很久，農場裡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裡來演出這場與世界
訣別的戲劇，我想只有理性思維非常發達的人，才能作出這種地域性的選擇——他想要人們
知道，他的自殺是對那個時代的抗議。而他的外在是那麼柔弱，這種外在形象與他的內在堅
強，反差之大，如南極北極。
這裡舉出的不過是同類們在那個嚴酷年代中的幾個例證。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同類
中的先知先覺，而這種先知先覺，在知識分子中是絕對少數。過去常見書中對自戕行為冠以
懦弱二字，這其實是軟弱者掩飾軟弱的一種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為，他們之間的
惟一區別，就看這種勇敢的選擇價值博大與渺小。毛澤東的這幾句話，還是有著它不可取代
的意義的：有的輕如鴻毛，有的重如泰山。陸浩青與鄭光弟之自辭人世之舉，顯然是那個年
代的一部無字的《醒世恆言》。
我所以稱他倆為先知先覺，是對比同類而言。1964年的春節，毛澤東召開了多方面的
座談會，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大多數，再次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廣大知識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緊張氣氛。」（引自胡繩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社會上尚
且如此，最底層勞改隊中的知識分子，情況當然變得更加惡劣。歷經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極——他倆意識到中國向「左」升溫，還沒有個盡頭，只有像魯迅先生說的。
『我以我血薦軒轅」那般，表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筆寫「桃花源」的
生活回憶時，不能忘卻對我的這兩個同類進行筆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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