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當時已是8月的末尾——農曆已快到中秋團圓佳節。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間的悲楚，依然像個銀盤那樣掛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國
人感情的缺圓的時日。北京郊區的火葬場屍滿為患——我的一個表弟工作在八寶山附近的一
座工廠，他告訴我那兒屍體排隊，臭氣沖天；分不清張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體火化。更
為嚴重的是，武鬥還在繼續向北京的每一條街巷延伸，我兒子上學的南吉祥胡同小學校長，
學生硬是向她嘴裡塞土鱉——自古被稱之為人師表的教師，活活被一些無知的孩子折磨死
了。
在這種亂世中，我母親沒有遭受武鬥的洗禮，沒有被紅衛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
了。還鄉就還鄉吧，躲開這亂世中的皇城，對我母親來說，或許不是什麼壞事。母親對此原
本憂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從肉體上消滅「五類分子」及其家屬的新聞，不斷傳進她的耳
朵，使母親每天在提心吊膽中生活，與其這樣每天承受煎熬，回鄉躲躲颱風眼，也是無路可
走的另一條路——她惟一的牽掛就是她的寶貝孫兒，不知往哪兒放才好。形勢已然到了這一
步，姥姥、姥爺雖然身體有病，也只能把外孫接了過去——因為無論如何，讓孩子跟著我進
勞改隊，總不是個辦法。
我去派出所開轉移戶口證明，必須去找民警小劉。這之前我和他曾有過一次路遇，至少
還沒有見到他歧視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風聲鶴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緒有沒有變化——我
之所以對此擔心，並非空穴來風。我母親剛進北京城時，是參加了普選的公民；時至今日，
她已然成了「文革」對象，等於是從北京被掃地出門的反革命家屬——她一旦沒有了選民
權，回到鄉里也難預料處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為是沒有選民權的地主家屬，「文革」
剛剛開始時，就被批鬥得跳了井，折斷了一條腿——我母親從城市被轟回農村，如果沒有公
民權，到底是福是禍，還是很難捉摸的事兒。
進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眾勒令還鄉的人非常之多。在亂哄哄的人群中，我
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劉。他從抽屜裡拿出早已準備好了的返鄉證明，並沒急於交給我，而
是把我叫到一個影碑背後，用十分簡練的語言對我說：
「現在革命群眾說了算，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們民警能做的事，幾乎是零。我能依照
憲法做的，我都做了。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如果……如果……（他緊張地朝影碑周圍
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讓你母親帶著證明信再回來——千萬要帶著」證明回來。」
言罷，他匆匆而去。我沒有動地方，首先打開戶口轉移單據，兩隻眼睛急於搜索公民權
一欄。我的天！在有無選民權一欄裡，竟然簽署著「有選民權」四個耀眼的黑字。這是我最
為關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這樣的亂世之中，我們管界的民警，竟然沒有失去法律的良心
（在我平反回京之後，我曾尋找過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調到哪兒去
了）。我當真安心多了，至少母親在農村不會有我六姨那樣的遭遇——如果她有個三長兩
短，我可能會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氣，她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個目不
識丁。但又比知識婦女還要堅韌的母親。
送她上長途汽車的那天早晨，馬圈長途汽車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在挨個兒詢問上車的人中間，有沒有地、富、反、壞、右，有一個老頭兒，因為他屬於沒有
公民權的還鄉者，當場被揪到車站旁邊的空地裡，先把他的臉勾畫成鬼臉，然後在狂熱的革
命口號聲中，這位白髮老者被綁到一棵樹上，活活用石塊以及磚頭砸死了。幸運的是，那些
紅衛兵光顧拿老人取樂了，沒顧得上察看我的證明——我是帶著勞改隊送母返鄉的請假紙條
來的，在這種場合，如果被發現，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也許那些革命小將們，會比對待那
位老人還要凶殘十倍，把我和我的母親一塊兒送進天堂。
大概過了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我接到來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親不會寫字，為她代
筆的是我老家的堂妹，並附寄來大隊的證明，大意如下：我母親是個喪失勞動力的老人，返
回老家不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裡的負擔，村裡決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親送回北
京云云。我沒有權利覆信對此事表態，儘管我去派出所轉我母親的戶口時，民警對我母親的
問題有過暗示，但是解鈴還需繫鈴人，我只好將此信轉寄給我家原來所在地的派出所。之
後，我焦急地等待著回音——我著實太愚蠢了，亂世中的派出所，怎麼能下命令把我母親接
回來呢？！
當時的心緒壞透了，在馬圈看見的那一幕，始終像影子般地跟隨著我。連夜裡做夢，都
夢見我和母親被那些紅衛兵畫成不同的鬼臉，用繩子綁在一起遊街；然後，如同《三國演
義》中草船借箭場景中描寫的那般，無數支飛箭向我和母親的身上射來。我一邊用身子擋住
母親，一邊高喊：「媽——你快跑——你快跑——」夢斷殘更之後。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
到我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間囚徒，並且分為四個地方生活，我們到底都犯下了什麼
大罪？現在母親又成了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鬼——她將到哪兒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園給桃樹剪枝時，董派人來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動亂之秋，又發生
了什麼事情。在此之前，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已經處理了可能引發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
我埋葬了我手裡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於母親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擔心有造反派，
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會連累到朋友的——我把這些情義無價的信函，一起帶到了桃
園。監捨不僅人多眼雜，隨著「文革」的緊張氣氛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同類與非同類的關
系，都變得比過去複雜多了，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覺得不是地方。無奈之際，忽然記
起了《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覺得為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個好的去處。在一
天出工之際，我把它們揣在懷裡，到了幹活的地點，先用鐵鍬在樹下挖一個坑，然後在紛紛
的落葉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裡。好在桃園方圓二百多畝，樹與樹之間又相互障
目，沒有人會發現我的仿古行為。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國
婦女》雜誌的那封退稿信，我邊撕邊反省自己對時代的純真和無知。之後，我又撕紹棠寫給
我的便箋，心中充滿了感傷之情——我進了勞改隊也就罷了，紹棠這個50年代的天之驕
子，並沒有被關進籠子裡來，怎麼也喪失了發表作品的權利了呢？！最後撕的是陳燕慈寫給
我的信，自從我去信託商店買自行車，碰到她以後，我除去為陸豐年找她借過《金薔蔽》，
還談了我們彼此這麼多年來的情況。她有著不大和諧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陳果
（小名蘋果），女孩名叫陳染（小名葡萄），她說她的先生是個很好的人——但是好人與好
人，由於雙方個性的距離，不一定能夠組成一個美好的的家庭。
我對她的不幸，完全能夠理解——在學校時她就是一個極有個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
畏，這可能是我們不能走到一塊兒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當然都回憶起昔日十分珍貴的
學校時光。後來因我每次返場，都要經過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兩次，她特意在她的住
家路口等我，並騎上自行車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歲月，一個女布爾什維克，送一個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男囚，這一幕十分罕見的時代戲劇，使我終生難忘。因而我對她寫給我的
信，比其他的信件更為珍重。但是這又是必須撕掉的，一旦革命群眾找我的麻煩，波及到我
這位真摯的朋友，我的良知將永遠戴上枷鎖而不能解脫。我把她的信撕碎，並用手捧了幾捧
落葉——秋時無花可伴，就讓這些在秋風中飄落的桃樹葉片，伴隨著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
在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憶起來，我埋葬於桃園的紙片，都是無法追回的可貴史
料）！
至此，我內心已無任何可怕的東西了，因此當董派人來叫我回去時，我一路心緒坦然—
—即使是禍起蕭牆，我也牽連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隊部，我才發現我的神經，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訴我的不是什
麼壞事，而是我夢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著的遲家鄰居來這兒找我，她是專為送口信到團
河農場來的——我的母親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來了。董讓那位送信的鄰居先回去了，因為
大院裡沒有接見室。
「我還以為是革命群眾，來農場抓我來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說。
董維森笑了笑：「在這兒改造沒有別的好處，優越性只有一條，公安局勞改農場的人，
紅衛兵無權從這兒帶走。不是沒有來過提人的，都被我們給擋了回去。」
「來要過我嗎？」我看隊部辦公室沒有別人，大著膽子問了一句。
董沒有回答我，只是對我說：「你快點回家吧，處理一下你母親回來的事，再回場
子。」我沒有顧得上換衣服，穿著一身勞動服，就騎上了我的那輛自行車。可以想像我是以
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內的，在路上，一個昔日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問題，突然盤桓在腦海中：
古人說的「物傷其類，兔死狐悲」這兩句成語，真是準確至極。外院遲家的孩子，之所以能
跑幾十里路，特意給我送口信來，因為她的爸爸遲家慶，也是一個在邊疆改造的勞改犯。我
們外院緊挨著遲家住的還有王家，他家的長子王金柱，在茶澱改造；如果再加上張滬的話，
一共有四個之多了。後來我才知道，我母親在剛剛受到衝擊，紅衛兵第一次給我母親頸上掛
上大牌子的時候，我母親曾當場倒在地上，是外院遲家的遲晚楓，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內院
劉嫂的兒子小胖送我母親到醫院搶救的（此事我母親一直沒有對我提及，是怕我為她掛
心）。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這是生活告訴我
的，而非書本的啟示。
這次回家，我沒有再像做賊那般，而是推著自行車，走進院子的。
進屋之後，我首先看見了我的兒子，又看見了我的母親——儘管不過是一個多月的光
景，卻恍若隔世。
我的可憐的母親！
我的可憐的兒子！
命運沒有太苛刻我們這個早就被強颱風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納戶口，老
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復得的東西，比原有的存在還要珍貴。這是「文
革」中的心路歷程，給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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