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這些同類還原於「582」分場。回想起來，頗有點黑色幽默的意味。與我同來
「582」的原新華社記者戴煌，曾對我做過一個比喻：我們可以比作猴子，馬戲團給我們穿
上幾天衣裳，讓我們串演了幾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現在馬戲結束了，一切都還原回了原始
狀態。
我也以苦澀的幽默回答我的這位同類：「好一點兒了，這兒離埋死人的『586』，比我
原來呆過的『583』、『584』，要遠一些。」
「你不要淨挑壞的說麼。」戴煌說，「也有好的一面，這比你過去呆過的地方，距離張
滬不是近了一點兒嗎！」
是的，回到老巢來了，又與張滬到了同一塊地皮上來了。仔細想想，去團河只是給了我
一個海市蜃樓般的夢——除了與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幾年，一切都和當初一樣。摘了右派鐵帽
和沒摘一樣，我與同組的成員，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體中。我的組長名叫平克賢，原本是
昔日八大胡同裡的一個妓院老鴇；還有一個我終生難以忘記的慣竊「何大拿」（名字我記不
清了）；另外有幾個因流氓罪進來的成員和一個過去當過法國傳教士的高學海。主管我們的
隊長姓崔，我初到那兒的第一天，就聽見「二勞改」們在背後叫他「崔閻王」，另一個隊長
姓翟，背駝得像個標點符號中的「？」
我在萬念俱灰中與這幾位睡在一條大炕上，情緒之煩躁可想而知。臨離開團河之前，我
把《北京日報》退還給我的書，運到了家裡：重返茶澱時，我選了幾本，塞到行李之中——
這絕不是為讀書，純粹是為打發時間。當然，在那個天地一片紅的年代，我要帶的書，都是
革命的書籍，除了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有點不合時尚以外，其他如高爾基的
《母親》，方志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在那個年月政治上都無可挑剔。此外，我還把我
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書，也裝到一隻破紙箱的底層——那是我怕自己隨波逐流，在勞
改隊墮落下去，而為自己準備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個有抱負的年輕人，雖然命運還在不斷
惡化，夢已破碎成為天邊一縷游絲；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讓自己一滑而不可
收。
我的更多的同類，分在了三中隊。因而我為了尋找知音，一有空閒時間，除了翻看高爾
基的《母親》之外，便離開我所在的四隊到三隊去找同類聊天。那兒有戴煌、阮祖銓（來自
商業部）、李建源（來自新華社）、裴連振（原機電部工程師）等十多個老右。大家悄聲談
論最多的話題，不外是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們到「582」兩個多月的時
候，同類阮祖銓與李建源之間，因開玩笑，引發了一場禍事：當時全國正流行著戴偉大領袖
的像章，阮祖銓的家裡，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給他寄來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按著正常的郵
政規定，信中夾寄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那封信居然郵到了農場。
拿信來的是李建源，他用手捏了捏信皮，鼓鼓囊囊的一塊，不知裡邊是什麼東西，順口
對阮祖銓說了一句：「喂！你的信裡有鬼！拆開讓我們看看！」
阮祖銓接過信來捏了捏，裡面硬梆梆的，也覺得有點奇怪，便應和著說：「是他媽的有
鬼，是什麼東西呢？」
信撕開了一看，是一枚毛主席紀念章。在勞改隊是不許戴偉大領袖的像章的，那意味著
對領袖的褻瀆——因而阮祖銓，趕緊把像章收好，怕有罪於偉大領袖。但是他萬萬想不到，
他的彌天大罪已然犯下了：兩個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為鬼，他倆說者無心，旁邊的人聽
者有意——而把這件事捅上去的，正是同類中的一個。此人把事件的性質，向中隊長作了分
析，這在那個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據說，中隊指導員姓白，還是個知道愛護知識分子的人；但隊裡不止一個隊長，別的隊
長認為這是惡毒攻擊偉大統帥的反革命行為。於是對一場由好奇說出的笑話，無限上綱的大
批判開始了。
「低頭——」
「老實交代——」
「你倆膽大包天，竟敢把偉大領袖比成鬼，真是反動至極——」
「你們背後的主子是誰？」
……
風風火火的鬥爭大會，著實進行了好幾天，到後來還是那位白指導員，沒有讓事態繼續
擴大，把事情緩緩地壓了下來，才算告一段落。值得深思的是，在那個瘋狂的歷史暗夜，一
個執行專政的幹部，倒比那個無事生非的同類顯得清醒，這是十分反常的現象。那個自食同
類的丑類，何嘗不知道阮、李二人並無褻瀆毛澤東之意！他所以要這樣做，不過是要討個積
極罷了——而在那個年代，許多開國元勳都成了階下之囚，他所討的所謂積極，究竟還有什
麼價值？鬼才知道！在這一點上，這個同類中的丑角，還不如刑事犯清醒——刑事犯中流傳
著兩句順口溜，倒是極富哲理。他們說：任你千變萬變，不如政策一變；任你千好萬好，不
如政策一好。「文革」已然把中國拖入了黑暗的深淵，你一個老右就是表現得再積極，也不
過是臭狗屎一堆而已。
中國人歷來有窩裡斗的傳統陋習，知識分子是這塊歷史積澱物上的一個細胞，當然概莫
能外。前文已經提到過在三畬莊的「打鬼會」，充當打手的並非紅衛兵，而是知識分子自身
——遠溯到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及我在本書第一部中寫到的那位「頭人」，都是知識分子自
噬的例證（80年代末期，姜文因《走向混沌》第一部來訪，他認為該書除了歷史的真實之
外，使他動了真情的是，筆鋒也直接觸及了文化人自身靈魂的霉斑，最典型的就是那位「頭
人」。他想有機會時將其搬上銀幕）。當然，相對而言，讀書人明達事理，知曉禮義；以坑
害同類以自拔的人，畢竟為數不多。僅以三中隊的老電機工程師裴連振為例，就代表了另一
類知識分子的剛直不阿。裴在同類中，算是年紀最大的老右了，我們還是滿頭黑髮，他頭上
已然出現了縷縷銀絲。他對我說：
「你過去是個記者、作家，要好好記住這一段歷史。如果有一天，你能動筆的時候，要
不摻假地把它寫出來——這不是為了揭短，而是為了中國的明天。」
當時，我的文學夢早已被時代風暴撕為碎片，因而不以為然。他舉出司馬遷著《史記》
的古事，來喚醒我麻木的神經，但是沒能奏效。我說我只要求我自己盡可能不隨波逐流，僅
此而已。但就是這位電機工程師，到了1979年中央為老右落實政策時，也演出了令同類們
歎為觀止的一幕：當初陷他於囹圄的人事幹部，來勞改驛站對他表示友好時，向他伸出了一
只手，他卻揚起了他的一隻腳去握他的手——裴公以腳代手，意在表明當初誣陷他的那個人
的手，比自己的腳還髒。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我的朋友戴煌。他在勞改隊的生活處境，可以說是最困難中的一
個。這位來自蘇北新四軍的老記者，被送進勞改隊後，妻子小潘是個收入低微的油漆工，沒
有錢給他買「進口貨」送來，他以十分堅毅的態度對待飢餓的煎熬。他當時有一句同類們無
人不曉的口頭禪：寧可暴屍荒地，也不吃救濟糧。救濟糧的含義，不是指政府而言，因為每
人每月就那麼多糧食定量；它的含義是指同類們的相助。他身體高大，身體需要的熱量，本
來就比別人要多；加上勞動中從不惜力，其飢餓的程度可想而知。據李建源告訴我，同類們
如果都有這種精神，知識分子的形象會更加凜然——這可以視為與那個泯滅良知、陷害同類
於水火之中的丑類，遙相對立的另一種知識分子的品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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