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它有點像是70年代的聊齋了，來到大辛莊不久，就聽到了一個富有傳奇的人物
的名字——英木蘭。在磚窯有人談論她，到了配件廠對她的評說就更多。一個勞改隊中的女
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國中產生轟動效應，是因為她在大辛莊，做了一件壓倒鬚眉、震動全
場的事。
有一天，磚窯40米高大煙筒的頂部，因沉積的粉塵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煙筒的頂部去
疏通。勞改隊長當然只想到了男號，他在隊列前，號召能夠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
地站出來，主動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以此立功贖罪。為了鼓勵勇者，隊長在大輪窯下擺了
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壯其心志，豪其男兒之膽，以完成這個誰看了都心顫的活兒。
會場死寂了多時，沒有人敢於應答。誰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活兒：這兒沒有吊
車，登上那麼高的煙筒，要靠手腳並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鑲嵌在煙筒上的鐵梯。人站在地下往
上看，都有些眼暈；要是從上往下看，腿肚子都會轉筋。就在隊長為難的時候，人群中突然
走出了醫院的女醫生英木蘭。她剛到輪窯之下時，人們都以為她是執行救死扶傷，準備搶救
險情的。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身著白衫的英木蘭，走到輪窯的大煙筒之下，沒有任何表白，
就開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場的男號都驚呆了。隊長們也面面相覷。道理十分簡單，這樣的活兒，讓一個從醫的
女號去幹，在勞改隊還沒有先例。何況這個英木蘭，是個在上海讀過醫科大學的女號，人又
長得恬靜而淑雅，連說話都是細聲細語的。隊長們歷經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認定她不會是到
大煙筒上去自殺，便在茫然不知所措當中，沒有阻攔她的行動。結果在眾多男號面前，她一
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煙筒，並完成了清掃煙筒上頂的活兒——英木蘭的名字，從此響遍了
全場。
乍聽到這件事情時，我也在內心不無疑惑——固然婦女早有半邊天之稱，但畢竟因生理
與心理等因素，不太適合這項勞動。她在內心何以會沒有恐懼，而使鬚眉們為之失色的呢？
又由於她的名字與中國古代替父從軍的花木蘭，只有姓氏上的差異，又強化了我索密的潛在
願望——有一天，我身體有些不適，借看病之際（她在醫務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
當然更想知道她何以會有壓倒眉須的堅毅精神。
記得，那已是初冬時節，我穿著一身厚厚的棉衣，走進醫務室的過廊，那兒已經有幾個
病號，坐在長椅上排隊候診。我正伸著脖子，好奇地向室內眺望，突然坐在我前邊的候診病
號，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還認識我嗎？」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著一件藍色的棉猴，連帽子也套在頭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
張瘦削的臉。他見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來。
「是在哪兒見過你，只是……」
「你還記得有一個人，帶你去見死前的呂熒嗎？」
若同一道從天而落的閃電，我的思維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華大學被劃
成的右派？早聽說你也來到這兒了，只是總在大院外邊幹活，沒能見到你。」
說實話，他如果不提起美學家呂熒，我是無論如何也認不出他來的。因為我和他昔日只
有一個小時的見面機緣。但是姜葆琛能夠畫龍點睛，一提呂熒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
路。
我們倆緊緊地握了手。雖然我和他的邂逅，給我帶來了快慰，但我的中樞神經，仍然在
英木蘭的精神光環籠罩之中。在我看來，她的不凡絕非來自於天然，一定有著造就她的不凡
的社會基因。因而，在我與姜葆琛初見時的話題，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
個奇異的女性。葆琛對她的情況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訴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
是個名門望族。她出身於一個天主教會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後不久，她的父親作為反革命被
捕坐牢；她也因其父親的問題，而被開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學院醫科專業，後來聽說經受過比
我們勞改還要嚴酷的監獄生活。至於更具體的情況，他也無從知道，但他告訴我，想要瞭解
她並不難，因為她的愛人王繼昆是個老右，也在這兒勞改。
「你認為她為什麼能有那麼驚人的毅力？而又那麼默默無言？」
葆琛君低聲地回答我說：「反正不是『老三篇』顯靈！」
「那又是什麼力量顯靈？」
葆琛君突然反問了我一句：「你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職業病
了？」
我無言以答——我當真不知道一個女號的行為，為什麼會對我產生這麼大的誘惑。在我
的小屋中，我曾與張滬探討過英木蘭的精神動力問題，她與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說我死去的
文學夢，被這件不凡的事情，給重新點燃了。我極力否認這一點，我說我只是在渾渾噩噩的
生活中，發現了並不渾噩的人——而且她是個女人。
輪到我進屋去看病了。她在為我看病，我則在仔細地審視她。致使她覺得我這個病號，
目光中流露出異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臉，以為她的臉上帶有什麼污垢。我連忙低下了
頭，怕她把我看成一個流氓。
「名字？」她說話是簡短的。
我告訴了她。這回輪到她來審視我了，她說她給張滬看過病，知道我們的一些情況。我
沒有在眾目睽睽之下詢及她爬大煙筒的事，這不僅因為看病的病號挺多，還因為我和她只是
初見，在此時此刻我如果談及這一問題，不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禮儀。所以她給我開了
藥，我立刻就走開了。但是她那形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我把「無畏」這個字眼，與她聯繫
在一起。她體態倒是並不單薄，但是她臉上那文文雅雅的氣質，怎麼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煙筒
鉤連在一塊兒呢？直到很久之後，葆琛專為此事，帶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繼昆，後來又漸漸
與她熟悉了，才算對英木蘭的堅毅之舉，有了銘刻於心的理解。這種理解不僅是對她個人
的，也是對歷史和社會的；還可以視為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別一種類型的認知——因
而，我在這裡不能不多花費些筆墨，忠實地記錄下這個勞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於1933年9月的北京，我與她同庚但她比我小著半歲，當我17歲那年，正在中
專讀書時，她已經成了階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歲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這是一個
法律之蝕。反正她與幾個在教會就讀的同學，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帶進了公安分局。逮捕
她的理由一直是個謎：一個從小進了教會辦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時代進了教會的輔仁女
中，16歲進了震旦大學的年輕知識分子——即使是教會辦的學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
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沒有被逮捕的理由——因為她當年才17歲呀！
進了分局對她震動比較大的，是從分局向提籃橋監獄的轉移，持槍的武警，先把她們五
花大綁地綁好，然後讓她們兩個人一對前後對齊——她當時有點心顫，以為是一顆子彈，可
以射穿前後兩個人的腦袋哩！但是武警並沒有處決她們，而是把她們押送到了監獄。
英木蘭說：「過了沒有被槍決的一關，我就不知道什麼是害怕了。由於當時我的年紀很
小，倒覺得裡邊挺好玩的。牢房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牆都是黑色的。還有使我覺
得新鮮的，提籃橋監獄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樓，從上可以直接看到下邊，這個陌生的角落，使
我有一種身在教堂的神秘感。當時，吃得當然比不上在學校，但是每吃一次雞蛋，出於從小
受到的教育，我都讓給別人。我最小，我該這麼做。當時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沒有比付
出更神聖的事了。」
「付出」這兩個字，對我很有啟迪意義。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與英木蘭後來在生活中
的一連串的付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她在監獄裡關押了一年多，終因沒有具體罪行而被
釋放。她回到故園北京時，年僅19歲——這時她才似乎明白了一點點，她是因父親的株連
和宗教的關係，而進監獄的。她的父親英純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參加過胡宗南的部
隊，後又脫離了國民黨，在輔仁大學擔任國語系教授，專事文學的教育工作——他認為脫離
了國民黨，就再也不是國民黨了，解放後「沒有登記」，因而在1953年鎮壓反革命時被
捕，被判處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這種血統株連，一直像影子一樣追隨著她。
回到北京以後，她從事醫療工作。儘管她在震旦醫大並沒有畢業，但是她天性聰穎，對
醫學苦苦鑽研，在一家震旦學長開設的診所裡，很快成了一個優秀的醫生。但是好景不長，
幾年之後，反右派運動開始，她並沒有任何反動言行，可是追隨她的那個影子，並沒放過
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醫生的工作——與社會上的「五類」分子，一起被送往京
西一個勞動地點從事運輸的裝運工作。
當時的她剛剛20歲出頭，不但有充沛的體力，更有樂於助人的精神。無論從事什麼勞
動，她都是個佼佼者。為此，到了那兒沒有多久，便被調到運輸廠的醫務室工作。那個簡陋
的醫務室，沒有任何外科的手術設備，但是她在那個方寸之地，為患者進行了近乎於神話般
的手術：青光眼的開刀，白內障的摘除，以及眾多在小醫院都無法進行的小手術。英木蘭的
工作，在那個年代已經不同凡響，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個來自兒童醫院的大夫，因身
體不好，參加體力勞動有些困難，請求英木蘭幫助她進醫務室工作。英木蘭不僅為她辦成了
這件事，自己還頂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負重的體力勞動中來。此事，曾在運輸廠引起軒然大
波，勞動成員們對此紛紛表示不平。但是英木蘭對此安然處之。她對我講起這段生活時說：
「一個人如果把付出作為人生的坐標，那麼他就永遠精神不死，我就是這麼理解人生的。所
以無論面對多麼大的困難，我幾乎沒有畏縮的記錄。」
這就是英木蘭。在此之後，她多次為別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當時她已然
從運輸廠被轉移到「強制勞動」的勞改農場天堂河。雖然對她說來，這等於步入了谷底深
淵，但是她依然不改博愛於人的初衷。當時，在北京的兒童中，出現了「流腦」。為醫治這
樣的病兒，常常要為病兒輸血——她身為醫生，一次又一次地從自己身上抽血，將自己的生
命血漿，獻給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營養匱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將她的這
些行為，一律認知為「應該的付出」，而與勞改農場的表現好壞，沒有內在的關係。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實的，這個印象的得來，是多方面的綜合：「文革」年代，大大
小小的批判會是不間斷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會場一角，從來沒有過什麼是與非的表
態；這不等於她的心裡沒有一桿秤，但她是從不譁眾取寵或有意討好任何人的——包括勞改
幹部在內。大辛莊農場的頭頭趙書記，老婆一連生了幾個丫頭，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個帶棒
兒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與之為難，孩子在沒有滿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蘭
並沒有從事兒科的任何經驗——她大著膽子給那個嬰兒使用了頭皮輸液，結果那孩子的生命
保住了。那位頭頭的夫人，為了答謝她的晝夜監護，用報紙包著一包東西，非要送給她不
可。英木蘭推辭不下，拿回去當眾打開——裡邊是四個白麵饃饃，她笑著將其搓碎，餵了雞
捨的雞。她說，她費盡心血甚至是冒著風險，搶救那個孩子，只因那個嬰兒是個生靈，而別
無其他。就是勞改成員家屬生下的嬰兒，也不會例外——只要是我能幹的，我一定幹好；即
使是我不能幹的，我也要試試。
最後，我和她談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認知中，一個自幼受天主教會影響較大，並把付出
視為生命本能的人——特別是女性，大多屬於對婚姻淡泊的類型。英木蘭認同了我的分折，
她說她所以遲遲到38歲才與王繼昆結合（王繼昆是來自外語學院的老右，英木蘭的英語也
非常好），兩個人有共同的語言，只是她走出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為本質的問題所在，
是出自於她對他的同情。王繼昆本來是有一個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錯；但是女方
家長反對這門婚事，原因是王繼昆是個右派。後來因為王的妻妹，要嫁給一個解放軍的軍官
——在當時政治擇偶不僅是一種時尚，而且發展為社會不成文的條例。王妻家中，為了完成
這門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與王繼昆離異——否則在填寫檔案的社會關係這一欄裡，便有了
一個右派姐夫。王繼昆與其前妻分手後，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強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時此刻，
王在化工車間勞動時，又被火鹼燙傷，英木蘭在為他醫治燙傷時，便對王產生了強烈的同
情。英木蘭對我說道：「我是首先對他產生了人類共有的同情，才漸漸彼此相知相敬相愛的
——假如，他沒有前邊的命運坎坷，他當時就是一個單身漢，我就是與他有共同的語言，我
怕是也不會走出與他結婚這一步的——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喜歡獨處；可以這麼說，是王繼
昆的生活不幸，改變了我的生活狀態。」
至此，我好像已然對英木蘭那天敢於爬40米高的大煙筒，有了一個全面的理解了。一
個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對困境會產生博大的情懷；只有一連串為別人著想，而一次又一次
捨棄自我的人，才會產生驚人的堅毅。她說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煙筒時，沒有恐懼；但她每攀
上一格鐵梯，都要告誡自己鎮靜，並自我激勵一定能夠成功。這個成功，意味著的不僅僅是
無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詢及她這一問題：「這裡邊有沒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許久，沒有作答。當時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爛了，我如此提問不是給她出了
一道難題嗎！我又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問她是不是「活學活用」之成效，她亦沒
有作答。正是這兩個沒有回答，我才對她肅然起敬，致使我這部回憶錄動筆之前，升騰起必
須見她一面的願望。好不容易從昔日難友處找到了她的地址。這個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
在我意料之中——她的問題得到平反後，便很快皈依了她從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時她住在修
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區的若瑟修女會副會長。我去看分別了15年的她，她身著黑色修
女的聖裝，神態與在勞改隊時沒有什麼差別——如果非要尋找一點什麼差異的話，那就是她
脫掉了醫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麼沉靜，那麼安然。讓我感傷的是，她
的先生——我的同類王繼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離她而去。曾記得，王繼昆在1988
年前後，曾給我來過一封信，談及對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說，我的小說《風淚眼》、
《陰陽界》都寫了落難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紀實的文體，比較系統地寫出我
們這一代熱愛民族的人（當時《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國，他無論
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對昔日的生活回訪中，英木蘭成了書中不可或缺的一顆閃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國召開，英木蘭是作為中國宗教界中的修女，參加世
界婦女大會的。我想，那些來自地球不同經緯的不同膚色的女性，無論她們的想像力多麼豐
富，也想像不到那神態安然的修女英木蘭，曾經留下一個中國女性所獨有的生命傳奇——其
中最為令人震撼的一筆，是她曾在極其困頓的勞改生活中，如長虹出世，壓倒過全體鬚眉，
那些來自地球各個角落的女性，她們對中國曲裡拐彎歷史的瞭解只是隔靴搔癢，從而無法對
這個從歷史溶洞中走出來的女人，從今天的形態上去還原她的過去……
誰能破譯她體軀內的生命密碼？大概只有曾與她有過共同受難的經歷，並以人學為研究
對象的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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