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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女 21歲 B市某大學畢業生 1967年 男 25歲 B市作家協會幹部 托李敏送給毛主席的生日禮物——在兩種崇拜之間痛苦的抉擇——一連10天參加他的批鬥會——結婚之夜抱頭痛苦——他是從五樓窗戶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樣板戲救我一命——逃離魔掌——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 我並不怎麼欽佩作家，作家們都自我感覺很深刻，但常常會寫出很膚淺的話。比如，有位作家寫道：崇拜是一種最無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沒崇拜過誰。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給人家。如果人家拿過去隨手一扔，或在人家手裡丟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個空殼，整個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遠像個空紙盒那樣被遺落在世上，無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頂冒險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愛看書，寧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經驗，不信作家們那些假深沉，哎，我這話有沒有冒犯你？什麼，我說得對？你是說真話嗎？反正我顧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話講給你。 我曾經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 不單是我，你去問問我們一代人20歲時候他崇拜誰？擔保會板上釘釘子地告訴你——毛澤東！舉個小例子說明那種崇拜有多麼純：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和我大學同班。12月26日是毛澤東生日。23日晚我同宿舍九個女同學商量，托李敏送件什麼禮物給毛主席。有的說織條大圍巾吧，上邊繡「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有的說一起用彩色絲線繡束花吧，每人繡一朵，大家嘰嘰喳喳，興奮得眼睛直冒光，直議論到12點多，還是找不到一樣禮物能把我們心中一腔火全捧出來。崇拜是很難表達充分的。 李敏說：「我們照張像，再寫封信送給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讓毛主席看見我們每一個人，他才會知道我們是怎麼回事呢！ 第二天下課我們一個個溜出學校到照相館集合。為了不聲張，不把事鬧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館不給照快相，但聽說我們這張相片是送給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務一樣，第二天就洗出來。大家叫我起草給毛主席的信。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封信，幾句話寫了整整一夜，滿地都是寫壞的紙團兒。直到把信交給李敏拿去後，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話全想起來。 一周後李敏回來告訴我們，毛主席看見照片很高興，還指指我說，這姑娘年齡不大嘛！據李敏說，當時郭沫若去拜壽，毛主席就把這照片壓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邊。無比幸福的感覺啊！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會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懸掛的毛主席像時，就覺得他那溫和慈祥的目光像陽光一樣照著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問就知道，我大學時學習成績為什麼一直名列前茅。 這期間我還崇拜過另一個人是：他。 那是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我們都是派到國棉三廠去搞廠史的學生。去寫資本家的發家史和工人的血淚史，加強大腦裡階級鬥爭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個學校，我在北師大二年級學化學，他在北大，正經八百學中文的，又是畢業班。他個頭不高，穿著樸素整潔，給我的印象是穩當可靠，頭腦清楚，清瘦斯文，在我這個理工科學生眼裡頗有點文人學士的味道。他是我們這廠史寫作組的組長，言語不多卻很能體貼人。晚上大家寫東西肚子剛有點餓，他不聲不響把早準備好的吃的東西擺在面前；週末才覺得有點閒，他笑瞇瞇掏出一疊電影票一人一張。他像個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時模樣很小，人又單純，為他把我當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寫完廠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舍放下肩時，眼神有點特別，忽然說： 「我還能看見你嗎？」 我挺奇怪，傻乎乎說： 「怎麼不能見呀，隨便來嘛。」 我傻吧！這就是當時的我。 可儘管我那時把從書本上看到的愛情，當做迷人卻陌生、遙遠、與自己無關的事，不知為什麼，這個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進我的心裡。 從他談話中，我知道他很窮。他家在蘇北南通，當年陳毅新四軍的老根據地，叔叔們都是老地下黨，父親被日寇殺害，母親守寡把他和幾個兄弟姐妹拉扯大，他排行老三。從上中學到念大學都靠著國家助學金，一個月19元6角……他的家史叫我欽敬不已。這家史不但使他特別受重用，一直擔任北大留學生的指導員，還使他天經地義構成一個革命青年純正的抱負和形象。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寫的「畢業生志願書」給我看，都是激奮人心的誓言啊！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沒有人煙的邊疆和草原，去開拓，幹一番事業，獻出一生，真叫我感動呀。我心裡默默地說，你無論去哪兒我都一准跟著你。 真沒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沒離開我一步。當他告訴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還是大西北。他笑了，說：「除去北京哪兒還有王府井？」原來他的單位是王府井的中國作家協會。同學們都羨慕他，後來才知道，像作家協會這樣重要的意識形態部門，只能派他這樣政治可靠、業務優良的學生去。 為了不叫我倆的關係影響自己的學業，我給自己定了規矩，每半個月只見一次面，地點都是在北海。每逢約會，幾乎整整一天都在聽他說話。他知道的東西那麼多，我感覺每次見面自己的知識都在增長，幻想著今後的生活多麼充實。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聲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為自己的幸運而癡醉。 我在1966年5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績相當不錯，心裡挺有把握，6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鬧起來，學生們都瘋了，喊著「砸爛研究生制度」，把老輔仁學校美國教會的大銅盆端到當院，將我們的研究生考卷扔進去燒。我趴在宿舍樓三樓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時農民燒地契，心想完了。這突如其來使我發懵。跟著愈鬧愈凶，開始把校黨委的人一個個揪出來鬥。 作家協會那邊鬥得更凶了。名作家們全成了黑線人物。一般幹部也都扯上些問題，只有他政治上乾淨，革命群眾組織還選他當頭頭，但他也許由於家庭和經歷的原故，比較沉穩，依舊那樣的斯文氣。他再三對我說：「要相信黨，靠攏組織，注意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看準大方向，千萬別跟著起哄。」不管學校裡各種口號怎麼有誘惑力，自己思想怎麼混亂，只要一見他，立時靜了，清晰了。我想，憑著我們的純正和對黨的忠誠，再大風浪也決不會翻船。 大串聯時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訴家裡，父母都挺高興。母親給他買了毛衣、棉毛褲、襪子，還有家鄉特產四川桔子，整整裝滿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車擠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學校洗了洗，就提著小箱子滿心高興去找他。他要是見到我父母的這些禮物，臉上會怎樣笑，我都會想到。 在作家協會宿舍樓前，我碰到他北大一個同學。平時見面他總是非常熱情，必開玩笑，這次卻異乎尋常的冷淡，只說聲「你來了」，就走了。一種出事的感覺就給我了。後來我想，多虧先有這種感覺作為過渡，否則下一幕我絕對接受不了。我敲門。 他一開門，人變了一副樣子！那樣子——奇怪？可怕？悲慘？瘋狂？我描述不准，但強烈地刺激我，至今難忘。他頭髮蓬亂，滿臉橫紋，見到我眼淚嘩地下來了！然後遞給我一張油印的小字報。我只看到：「准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反革命分子×××！」這是他呀！別的字怎麼也看不清了，頭發昏，身於全軟了，皮箱「光」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會兒他講了情況： 他大學時讀毛主席著作和詩詞，順手在書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評注，大多是從文學上考慮的，有的注「好，好極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錯了」。寫時沒多想，過後便忘了。他同宿舍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語錄時發現了，在作家協會公佈出來。這在當時是件了不得的事，頓時全沸騰起來…… 我聽罷，腦子完全亂了。我只想說：「你怎麼幹出這種事來！」我直瞪著他，恨他！一句話也沒說，忽然提起箱子很堅決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來送我，用自行車幫我馱著箱子，從東城走到西城，一路無話。連接我倆的那座無比堅固可靠的橋，一下子從中間斷開，兩岸中間是洶湧的激流。我在岸這邊背過身去，他呢？ 他送我到學校門口，對我說： 「我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計沒什麼希望了。我雖然喜歡你，但我沒資格再愛你。咱們算了吧，也不再聯繫了。你將來不管分配到哪兒去，把地址留給我南通的大哥，行嗎……」 他在我面前從來沒這樣狼狽過，老實說，這幾句話我也沒聽進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連三天沒下床，腦子裡全在劇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麼在毛主席著作裡寫這些混賬話！這和他平時對我講的——黨如何培養他呀，對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摯呀，要一輩子忠貞不渝幹好革命文藝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騙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我把他兩年來對我講的話翻騰一遍，仔細回憶，琢磨其中是否有對我潛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內容，但怎麼也想不出來。我真是痛苦極了，難道被他騙得這樣的實在和徹底？不，我要去他單位親自參加他的批判會，聽聽別人對他怎麼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協會。 當時在我面前擺著兩種崇拜： 一是對毛主席的，一是對他的。 對毛主席是對理想偶像、至高無上的崇拜；對他是對一個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對他的崇拜是基於對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對毛主席無邊無際的崇拜之中。這大關係我心裡非常清楚。 具體說，對毛主席的崇拜是無條件的，對他的崇拜是有條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對毛主席，我只有毅然決然和他分開。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決斷走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從心裡扯出一個血肉相連的人哪有那麼容易？可我又怎麼解釋他做的這件不可饒恕的事呢？ 作家協會的五層大樓顯得高不可攀，外牆上懸掛著要打倒他的巨幅標語。我馬上置身一種氣勢逼人的異樣的氣氛裡。我登上五樓會議室參加他的批鬥會。一連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協會的一些人認識我，他們都不理我，卻佩服我尋求真理時表現出的執著與虔誠。我靜靜地坐在會場後排一角，認真聽著每一個批判者的發言，還把樓道中所有關於他的大字報全都仔細看過。我發現除去他告訴我的這件事，再沒有別的內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綱上線、氣勢洶洶的言辭卻不令我信服。在那場合中，我感覺只有我是最神聖的。 批鬥後他被掛起來，天天在作協打掃衛生。我沒去找過他。因為我還不能判斷他，儘管這件事發生在他大學時代，而且只此一樁，但我仍舊拿不準他的本質。深深的苦惱、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衝突和思想鬥爭，使我一時一刻無法安靜下來。這問題誰也無法幫我解決，誰也不會為我解決，於是我決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兒，是不是也和他對我說的一樣。 正巧「一月風暴」發生了，學生們都湧向上海串聯。我隨同學們到上海，藉故在上海的姑媽有病留下來，同學們一走，我便買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經給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聯用的「北師大井岡山紅衛兵」的介紹信，說我要瞭解一個人。沒想到他家在當地那麼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幹部馬上說他家是個革命家庭，父親因主張抗日被日寇殺害，兩個叔叔都是新四軍時期資深的地下黨員等等。所講的和他告訴我的好比一塊版印刷的那樣完全相同，我的心便發生了變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學教書，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個純樸老實的人，人比他還瘦，臉形、眼神和有些動作很相像。我不知該說我是誰，大嫂卻馬上認出我，因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對我分外親熱。鄉間人的感情實實在在，沒法兒擋，只有熱乎乎被感動地接受。轉天一早，大哥帶我去見他母親，去往他出生長大的那塊故土。從公社到他老家還有40多里地，他大哥騎車馱著我，在水田中間的羊腸小道橫橫豎豎地穿行。大哥的車術真是高極了，穿呀穿呀終於看到他家。 他母親大概提前聽到信兒了，遠遠站在幾間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親頭上梳一個小抓髻，穿著一件陰丹士林藍布褂子，肥褲子下露著腳脖子，一雙小腳，瘦高瘦高，直立著，臉頰的皺紋一條條像雕刻上去的。我應該叫她什麼呢？未及細想，情不自禁叫她一聲：「媽媽！」 老太太兩隻瘦長的手伸上來，直抖呀，把我從頭一直摸到腳。心疼我啊！她五個孩子中只有他一個出息了，還到北京那麼大城市上大學，工作……但她哪裡知道兒子成了反革命？我當然不敢講，只說他忙，托我回來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從別的地方叫來，殺一隻雞。村裡有點消息就像陣風霎時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枴杖全來看我這個「沒過門的媳婦自己找上門來」。這裡方圓百里，大概還沒見過北京來的女大學生呢。大家圍著我看呀，笑呀，問話呀，這時我已經覺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當晚，他母親幾乎摟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講了他小時所有的事，在母親嘴裡，孩子任何一個細節都裹著濃厚的情感……不知不覺，他這樣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轉天告別時，他母親送給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著這袋子回上海，沒停，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當我把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麼聰明，什麼都猜著了。他哭了，覺得對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親。他從來沒有這樣讓人可憐。 這樣，我不但決定和他恢復關係，而且堅定地往前邁一大步，我們結婚了。 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倆抱頭痛哭…… 婚後，學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鬥不能去報到，閒在家中。他的問題看來得等「運動後期解決」了。文革像迷了路，愈來愈沒有盡頭，那一陣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學院學部看大字報，正是楊成武「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口號出來，到處都是這內容的大標語。那天不知為什麼總感覺特別緊張，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見他回來。忽然門「匡當」打開，作協造反團的兩個人押他進來，其中一個對我說：「我們還要查查他的書。」這就抄家，把書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對我說：「這段時間他不回來了，明天早上開他的批鬥會。」說完就把他帶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沒追，一種大難臨頭的味道這次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還真的覺得他這一走，完了。小屋變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協會。 我登上五樓，坐在會議室參加他的批鬥會。由於楊成武的講話很極端，批鬥的氣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心為了確認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來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見我便感到不孤單，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鬥會上，轟轟烈烈的叫喊一聲兒也聽不進耳朵，心裡亂成一團。批鬥結束後，我被作協造反團叫到另一間屋談話，他們還把我同班同學叫來，要給我做工作。我下定決心一句話不說。 就在這時，忽聽外邊走廊人聲嘈雜，腳步很亂，好像突然發生什麼事。我腦子下意識響起一個聲音：「壞了！跳樓！」不由自主猛地從沙發跳起來要奪門而出。馬上幾個人堵在門口不叫我出去。誰也沒告訴我什麼事，我像斷然什麼都知道了，木頭一樣戳著不動，大約二十分鐘後，會議室那邊批鬥會又開始，卻變成一種聲討會了。陣陣加劇的呼口號聲竟然變得忽高忽低，忽遠忽近，一會兒如雷炸腦，一會兒隱隱約約很遙遠，這時我已經沒感覺了，麻木了，腦子完全停頓，不會哭，不會笑，什麼也不會。 只見進來一幫人圍著我說話，誰也不直說，作協那些人多鬼，誰都怕把我刺激瘋了擔責任，繞著彎子做開導工作。我毫無反應，只見許多雙眼直對著我，許多嘴巴在動。恐怕這是人將死時的一種感覺吧。 當天他們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愛人家裡。這女人和老作家劃清界限，家裡只有她和一個女兒，作家協會還加派一個女幹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實我不會出事，因為我像傻子一樣已經什麼都不懂了。不會思維，不知道時間，連他死沒死的概念也沒有，恍惚只覺得自己是個動一動都很困難的肉體。 後來才知道他是從五樓窗戶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許多骨頭都斷了，很慘。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優待，受不了這種歧視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殺這條路了。作協打電報叫他哥哥來處理後事，他哥哥卻不想見他屍體，怕受不了。喪事處理完，已經半個月過去，他哥哥來看我。 那天的感覺異常奇特。我正渾渾沌沌之中，一見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種刺激，半個月的恍惚一掃而光，一切細節都清清楚楚地一齊湧來，我異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復生，感覺很振奮那樣，卻一下子撲上去抱著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確實沒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頭，眼睛顯得大大的，眼淚嘩嘩流，眼神和他一樣。忽然我感覺他留給我的種種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疊，這一瞬間，我沒瘋了就算福氣；當然，我要是真瘋了就不見得再經受以後那些罪了…… 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把家拆了，傢具物品、鍋盆碗筷，所有東西全廉價賣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殺，沒有喪葬費，大哥靠工分吃飯，也沒有返回去的路費。我分給哥一半錢，揮淚而別。我當時急渴渴只想擺脫，擺脫北京，擺脫他死的地方，擺脫這一切，擺脫得愈乾淨利索愈快愈好。這就背起行李卷兒，孑然一身，去往一無所知的燕北。 生活給我的第一個教訓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達大同的燕北專署報到後，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陰縣第一中學教書，立刻對管分配的一位處長說：「我發生了一些事，不能當老師。」跟著我就把這些事一五一十地說了。這也是我多年受黨教育的結果——有事不能瞞騙組織，只有對組織說清自己才感到輕鬆坦然。我上午說過，下午就覺得空氣凝固了。來到燕北報到的各地大學生都像看稀奇動物一樣看我。有的扭過臉嘁嘁嚓嚓議論，我感到一種威脅壓來，低頭回到招待所。同屋一個30多歲挺爽快的當地女人問我：「你愛人死了？」我驚奇地問她怎麼知道的，她說中午時專署那位處長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學生都召集起來，說我是個危險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動。他把我向組織匯報的話全兜出來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著屋頂，飯也不吃，心想我這輩子全完了，我才21歲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處長談談，一出招待所大門，一個小姑娘就朝我尖聲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婦！小寡婦！」 這就促使我對燕北專署不辭而別。我腦袋一熱買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見到姐姐那張標準的黨員面孔就懊悔不該來。我只說山西武鬥沒處報到，便來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頭漫無目的地亂走一氣，直到把身上錢花光，茫茫站在西安來來往往的人群裡，心想哪裡是我的去處？四川父母那裡，不行，父親是石油工程師，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給他們。我耳邊忽然響起他大哥離開北京時說過的一句話： 「你要是實在受不住時就來吧，有我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賣掉身上惟一值錢的手錶，換了70元，買張去南通的車票。在火車站我給姐姐寫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裝在信封寄給她。 過後姐姐寫信說，她看見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機會沒有給她…… 我到達大哥家時，他母親正住在那裡，聽說我來了，從屋裡跑出來，長長瘦瘦的老太太，飄著滿頭白髮，一雙小腳邁著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絆倒，摔了一身土。我撲過去抱住她，娘倆緊抓著對方後背失聲痛哭。我們共同失去一個人，但此刻好像失去雙倍的親人啊。 大哥說：「你要願意在這兒，咱就苦在一塊兒吧！」 這樣，我便隨母親住到鄉下。 一住進曾經生他養他那幾間茅草屋，就有種小鳥回巢、遊子歸家的安定感覺。我想，工資、工作、大學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這裡了。我天天跟隨鄉親們幹活，鋤草耙地收麥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親在一起時，常常有種他並沒死的錯覺，覺得我就是他，這錯覺給我很大的安慰。鄉親們都很親近。他們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從不問我。我便像在狂風惡浪出生人死地掙扎過後，躺在沙灘曬太陽一樣，出奇的寧靜，無限的寬解。有時癡望著蘇北煙雲雨樹，水田中淡淡的倒影，大片大片濃得化不開的鮮黃的油菜花，我會幻想出他童年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這期間，燕北專署發現我失蹤，到處打聽我，電話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後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來最後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農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公安六條》下來，我算反革命家屬，屬於管制對象，情況變得緊急。一天夜裡，大哥從公社騎車風風火火跑來說，村幹部告訴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屬，明天早上要鬥她，你快轉移她吧！」 母親發火了，她的臉頰直抖說：「他們要把她怎麼樣？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這時候，他兩個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裡的情況不妙。再說農村斗人很野，動不動亂棒齊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處長，怕那些眼神。整個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經沒有出路了，便想到死。乾脆就找他去吧！最無妨礙的去處，只有死亡。但我決不能死在他家。決心下定，我就說我先回上海暫避一時，母親才答應。 當夜大哥騎車馱我走，為了怕人瞧見，在漆黑的田野裡繞來繞去，天亮才到達南通碼頭。分手時大哥發現我什麼東西都沒帶，他哪裡知道我永訣人間的決心。人本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什麼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地上了船。 一個人只有要死的時候，才更有求生的慾望。當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別暗，大霧濃得幾乎船都鑽不出去，看不見遠處的海水，只有偶爾看到對方開來的模模糊糊、鳴著船笛的大船影，還有海鷗突然一閃就消失在濕漉漉的海霧裡…… 愈是沒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條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懼怕自殺的怯弱。在一陣陣死的念頭愈來愈強烈地襲來時，我突然聽到船上擴音喇叭播放的樣板戲《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詞：「我、不、死！我——要——活！」一個個字吐字特別尖利，特別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麼大屈辱，在深山叢林中吃野果子還要活，我為什麼非要死？陡然我渾身都響著這三個字： 「我——要——活！」 雖然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求生」兩個字本身那麼大的鼓舞。我衝動，我激昂，我混亂，也茫然，糊里糊塗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擠來擠去擠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間。 我這個文革的受難者，反而被樣板戲——這個文革文藝怪胎救了，多荒誕！ 崇拜嗎？這時對於我已經是個很模糊的東西了。 到達大同專署後，作為懲罰，他們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窮最苦的一個地方——O縣當教師。 O縣非常封閉。愈封閉，消息傳播愈快。我一到那裡，我的事在縣城幾乎家喻戶曉。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爛衫的人指指點點議論我。縣軍管會政工組對我說：「我們已經研究過你的問題，你去丁家窯公社教中學。記著，你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許亂說亂動，有事外出必須向我們請假。」我對這種話已不再感到壓力，麻木地點頭稱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窯供銷社一輛拉東西的大車去學校報到。這種大車每兩天由丁家窯來一次，送來山民們挖的甜草根和農產品，再帶一些可憐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車上，跳上去。車子一出縣城，哎呀，真是美極了的一天。 這地區處在山西和內蒙交界，全是平緩又單調的丘陵。沒有路，只有大車□轆軋過草地的兩條淺色的印子。趕車的老漢和我言語不大相通，很少說話，七八十里的路程幾乎看不見一個人，有時覺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靜，又舒服，脫離人世其實並不寂寞；前頭是三匹馬和老漢的背影，左右是對我絕無傷害的大自然，長長的草葉刷著大車嚓嚓響得很好聽。在車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覺唱起歌來，唱完一個再唱一個，把我所有會的歌全唱過來，無憂無慮唱了一路……我盡量什麼也不想，享受這一切。真恨不得這條路沒完沒了，一直走下去，幾萬里，幾十年。 下午五六點鐘到達一個山坳裡。趕車老漢說到了，我大吃一驚。黑濛濛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兩排空磚房，周圍沒有村莊。沒等我問，趕車老漢說：「這是學校。」就把我交給一個又聾又啞的老頭。這老頭給我拉風箱蒸幾個土豆，一碗鹽水，便是伙食，然後領我到一間陰冷的小房裡叫我住下。既沒有校長老師，也沒有一個學生，哪裡叫學校？我驚愕又惶然，好像迸了迷宮。當晚在空山空屋裡，我害怕極了，白天脫離人世的快感全沒了，我十分需要一個女人。我跑去拍那老頭的門，說我要找個女人說話。無論我怎麼叫喊，用手比劃，但他又聾又啞，只搖手，不懂。 都說地獄十八層，我現在哪一層，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層了？我整夜心裡在叫——生活啊，你到底還有什麼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嘗受行嗎？ 我住的這裡是公社革委會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會主任、副主任、一位秘書、一個抓藥和送信的通訊員、一個獸醫，再一個就是那聾啞伙夫，大都是老頭。後一排房是學校，公社準備辦個中學，從各村小學招收學生，但當時鬧文革，孩子們都無心上學，所以房子全空著。革委會主任說：「你自己到各村去動員吧，動員來一個就教一個，沒有學生來你就沒事兒。」他見我很為難，便說，「你去胡柴溝找一位聯區校長，他姓王，他說咋辦就咋辦吧。」 我心想找到這位王校長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20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溝，一見這位王校長，心裡的感覺馬上改變。他個子很矮，下巴滿是胡茬，兩眼凶凶瞪著我，好像對我這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有種透入骨子裡的仇恨，先給我一個下馬威說： 「你的情況我早聽說了。你主要任務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捎帶辦一所中學，自己去動員學生。」 除此他二話沒有，似乎看我一事無成才好。這麼大的公社我怎麼去動員學生？幸虧公社秘書熱心，撕塊紙，拿筆畫個草圖，我就按這圖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個流浪乞丐，挨個村子串，上門動員。沒等我動員來一個學生，縣裡忽來緊急通知，全縣600多教師立刻都集中到縣裡辦學習班，搞清理階級隊伍。災難又要迎頭重來。 清隊運動來勢兇猛，我大概很難逃過這一關，索性去找縣武裝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統的運動。我從頭到尾把我的事說一遍。這次不同於在燕北專署那次天真地向組織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處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無所畏懼，索性好歹全兜給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點。出乎意料地是他眼裡流露出這世上難得的同情。我便問他：「我這些事在學習班裡該不該談？」 他說：「這不是你個人問題，可以談，也可以不談，但談不談都和我們縣沒直接關係。」 我明白，他不能不這樣說，實際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說。有這個大人物的態度，我心裡輕鬆多了。但到了學習班如進了絞肉機，我不說那王校長總拿話敲打我，尤其整別人時，打得很凶，故意做給我看，嚇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認真的苦頭了，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這種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拴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一邊斗還一邊往桶裡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傢伙，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半個月後在王校長操縱下，矛頭明顯轉向我，氣氛緊張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裡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長突然對我喊一嗓子：「站起來！」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來。 王校長說：「你敢站得這麼高，好大膽，比牆上的毛主席還高！」 我從炕上跳下來，頂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來的！」 王校長一腳把我踢到門口。不知為什麼，我馬上想竄出門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護人。王校長一把抓住我說，「你想跑？」這就要大開殺戒了。 我不知打哪兒來的勇氣，說：「咱們的最高領導不是武裝部政委嗎？好，你去問他，他叫我說，我就說！」沒想到這一來，他怔住了。他們不摸底，其實我更不摸底，誰知政委會不會保我。我只和他見過一面，他不過流露過一點同情，說幾句模稜兩可的話。那時代同情是種多麼軟弱和不可靠的東西啊。我的命運全押在政委手裡了。 他們到縣武裝部去問。我更沒想到政委對他們說：「她的材料沒來，能搞出什麼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後來學習班裡一些沒問題的大學生被派下去勞動，政委也叫我去，這便使我意外地從一個滾滾而來的巨輪下逃脫出來。我當時對這位好心政委抱著無限感恩之情，把他當做天下第一好人，哪裡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我回到丁家窯公社後，天天奔走於荒山野嶺中各個村子間，去動員學生來上學。一個小小女子在曠野獨行，既怕人又怕見不到人，見到人怕是壞人，見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塗從山西一直走到內蒙，被內蒙那邊人當做特務困了一天。冬天大雪蓋地，野獸出來尋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見狼或豹子的腳印。我就不停地大聲唱歌為自己壯膽，有時唱著唱著哭了，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干……可是，也許被我的誠心和辛苦所感動，居然動員到28個孩子來上學。他們都住校，立時把我生活的孤單冷落全驅趕走了。我既是校長，又是教師，上課搖鈴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點鐘我召喚他們起床。大山中間的早晨空氣清冽，第一件事是帶著他們站空場上，高舉小紅書，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毛主席請示。這感覺也挺神聖的。崇拜？我說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種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裝滿，否則你怎麼活？這段時間我還算快活，眼瞧著這些窮孩子學習成績突飛猛進我高興，有時批作業，備課，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黃鼠狼下來了「嚓嚓」撕窗紙，嚇得我打哆嗦。孩子們教給我說，只要聽到窗紙響，吹滅油燈，黃鼠狼便會走開。我和孩子們處得感情融洽，他們見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裡挖甜草根時，就拾些野鳥蛋塞進我口袋裡。一次我伸手掏手絹，手指碰到一個粘糊糊、肉乎乎的東西，我驚得大喊大叫。原來一個鳥蛋在我口袋裡孵化了，小肉鳥破殼而出，孩子們全咧開嘴笑了……他們給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悅啊。 五月端午節，28個學生每人從家裡端來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黃糕送給我吃。這時又搞起「急整頓」運動，王校長帶領各村小學教師來我這裡開會，看見這些黃糕，王校長當麵點我說：「現在沒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籠絡學生，搞成他的接班人，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形勢下的反革命活動！」 我沒別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裡去教小學，王校長馬上同意，並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貧下中農革委會警惕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沒勁兒了。我發現，一個人，打起精神也是活著，心灰意懶也是活著。一次我從一面小鏡子裡看見自己滿面灰塵，馬上洗過，再看，依舊灰濛濛，無光，眼睛竟然也沒光澤。可是我這時才24歲呀！ 突然一天，喜從天降，縣裡下調令，調我到縣中學教化學。但到了縣中學不久，武裝部政治科一位幹部對我說，調我來縣中學是政委的決定，然後吞吞吐吐半天才說，政委有個內弟在大同煤礦當工人，一條腿有殘，光棍兒，希望我能嫁給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隊時受到這位政委特殊保護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運中的一切幸運，都是以雙倍的犧牲為代價的。剛剛為自己逃脫開王校長的控制而慶幸，轉眼卻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絕難逃脫。清隊時那次不過把我從籠子裡放出來，這邊卻早下一道網了。幸虧縣中學校長是山西大學六五屆學生，為人正直，經歷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義牽線把我介紹給另一個縣的小學教師——也是由外地分配來的大學生。經過許許多多曲折，我嫁給這位大學生並因此調出O縣，去往K縣，雖然徹底得罪了那個政委，卻從此也了結了我這長達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難。 我這男人老實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對於前夫的那種感情卻很難再現。那不僅是初戀的純情，更是一種崇拜才有的聖潔，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個人只能有一次這樣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難復生。特別是文革結束後，我前夫被落實政策開追悼會的消息傳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親便死去。我對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徹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誰了，因為我經過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我能在這兩種毀滅中活下來，是我平生最大的幸運，當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種心靈屠殺！ 新聞報道和紀實文學都離不開真人真事，都必須忠於客觀事實，都需要使用採訪的方式，但採訪後，一是報道出去，一是記載下來。前者不是文學，絕對是不允許虛構；後者屬於文學，允許虛構。紀實文學來源於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實寫作的，小說是靠想像寫作的；小說可以任意虛構，百分之百不受約束和限制地虛構，但紀實文學只能是「有限的虛構」。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說，但不是小說，「紀實小說」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這裡所說的「有限的虛構」，是指在不改變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條件下，為了充實、深化、強化事件與人物，可以虛構，包括虛構的場景、非主要情節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細節等等。 虛構是純主觀的行為。因此—— 小說任其主觀； 新聞禁絕主觀； 紀實文學不能放縱主觀而歪曲客觀。 我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不同於一般紀實文學。由於我把事物原始狀態的真實看得至高無上，因此在寫作中必須將這「有限的虛構」縮到最小。我連配角人物、環境、場景和非主要情節也不去虛構。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採訪者的身上。我盡量讓他們多講，從中選擇最有表現力、最生動、最獨特的情節和細節。比如《說不清楚》中那個餓死的犯人貼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單，再比如《苦難意識流》中用吃蒼蠅的辦法自殺，都是被採訪者真實的經歷。我用文學家的眼光來挑選細節，而不是以作家的想像去虛構事件。我相信有時生活本身的震撼力無比強大，特別是在這種大災難的年代。我把採訪過程當做一種文學構恩。比如我採訪《沒有情節的人》的主人公，他說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變成一個「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來。我問他用什麼辦法使自己消失，他說他把自己變成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影子，沒有朋友，沒有性格，沒有脾氣，沒有實體。我覺得這些細節還不夠精彩，便拚命追問，他終於說出一個細節，說他那時盡量不去看別人的眼睛——因為只有你看別人的眼睛，別人才會把你記住。這個細節連巴爾扎克和福克納也沒有想到過。我便是這樣，用真實的材料塑造真實的人物，用被採訪者口述的細節去充實他那個形象；就像修復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須是那個時代原有的。這樣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態，同時也具備了文學性。 其次，我十分注重對每一個故事內涵的開掘。在採訪中，我特別注意這個故事深層的獨特性在哪裡。比如在《走出瘋狂》的採訪中，被採訪人的第一句話是「我是一個逍遙派！」我馬上就抓住這個故事的獨特性——一個逍遙派的典型。這是文革中相當廣泛的一類人，他們對文革抱著獨特的態度。儘管被採訪者更有興趣談他做紅衛兵時幾次被毛主席接見的情景，但我著力誘使他講出由狂熱的革命派走向冷漠逍遙派的內心軌跡，探究人本的根由。我把採訪過程當做文學化的過程。 依我來看，紀實文學就是把真人真事文學化。紀是採訪和寫作，實是真人真事，文學就是文學化。我給自己在本書的寫作中提出一個嚴格的要求，即盡量從被採訪者口中調動材料，用以再造故事本身。因此，我才堅信這部作品所記錄的歷史的真實與心靈的真實。故事來源於嚴酷的真實，我則要做到真實得嚴酷。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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