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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原子彈的科學家




  1868年 37歲 男
  Q省某地核試驗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爾什維克——一輩子全交給大西北了——我們是憑著赤膽忠心和一雙手造出的第一顆原子彈——比原子彈更猛烈的「文革」災難降臨——工作手冊被竊而引起的厄運——被運煤火車押解到山溝裡——背著創痛依然想幹出點事來
  我有一個要求,請你不要把我的經歷,當作一個獵奇的故事。我不願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我渴望人們從中瞭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是怎麼回事。因為,我的成長和創傷,不僅屬於我個人,大致也代表我們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程。
  造出原子彈來,並不像有些人想像得那麼神秘。不是幾個尖端科學家在屋裡想出來的。當然,要有科學家們提出理論依據和設計方案,但要把它從無到有,實實在在製造出來,需要許許多多人的獻身拚搏,艱苦創業,反覆實驗,來把它最終實現。這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技術工人、戰士,還有組織者們用腦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創造出來的。我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是在基地第一線搞攻關、搞科研和實驗工作的。基地設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銀灘的大草原,一望無際,那時真是難以描述的荒涼和艱苦啊!
  我出身書香門第,中學時代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加入了地下黨,解放後進了大學。大學畢業後就被派到蘇聯進修——我不談技術方面的東西,太複雜,你也很難寫清楚,只談命運吧——六O年初,組織上對我說,有個極其重要的國防科研任務派你去。這就是搞原子彈。原先我們希望蘇聯提供這方面技術,五九年中蘇關係出現裂痕,蘇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沒希望了,就決定自己幹。自己干談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這麼高精尖的東西。任務壓給二機部,後來叫核工業部。這任務在當時是絕對機密的,內部代號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蘇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拒絕提供技術資料這日期。把這日子作為任務代號,就是激勵大家爭口氣,不依賴任何人,別人造得出來,我們自己也非造出來不可。最初,像我這樣不到三十歲年紀的科研人員參加進來,僅僅有幾個,都是嚴格挑選,政治和業務很可靠的。這是組織上的絕對信任,自己當然也有種光榮感了,而光榮感化作一種激情,灼熱地填滿我年輕的胸膛。
  腳踏金銀灘,滿目荒涼。這裡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豐盛,草原上還有野花和鮮美的蘑菇,但除去這些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路,沒有房子,沒有樹,只有太陽、月亮、大風、霜雪和酷冷。對了,還有狼。人們像開荒那樣,最初都住在帳篷裡,天天夜裡聽風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過氣,胸膛憋得像灌滿砂子;幹活很容易累,喉嚨像塞了塞子。氣壓低得饅頭都蒸不熟。這裡一鐵一木,一磚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從很遠處運來,又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物資缺乏,運輸也跟不上。生活決談不上半點特殊化,材料儀器都是缺這少那。多難!但我們站在這三千米高原上,滿懷豪情,決心就在這兒把顯示中國人志氣的蘑菇雲升起來。當時我們最愛說一句話,叫做「空氣動力學」。這是物理學的一個名詞,借用過來的意思是把「氣」作為「動力」。我們肚子憋一口氣,就是動力。國家強盛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雖然身在茫茫金銀灘,兩手空空,連一個原子彈零件也沒有。反正一來到這裡,一輩子就交給它了。當時我們的想法就這麼簡單!現在年輕人可能會譏笑我們是「虞誠的一代」,「馴服的一代」,可我們當時活得那麼充實!
  來到草原,我們馬上投入緊張工作。先是做縮小尺寸的爆轟試驗,用的是模擬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麼樣,與指標符不符合,其它動作過程也完全一樣,要看它是不是滿足設計要求。我領導一個組,都是實驗科研人員。每次試驗都要花費巨額的錢,測量數據出不來就白實驗了,所以工作責任大,價值很高,一點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須全神貫注,全心貫注。我常對大家說,實驗用的電纜是我們的生命線,真把原於彈看得比自己生命還要重。基礎工作紮實,任何細節都一絲不苟,這是中國原子彈為什麼這麼快就試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縮小尺寸的模型試驗於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複成功,當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轟試驗,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於彈l:l,一樣大,除了裝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彈的材料和結構。這次試驗關係重大叼,不成功就談不上下邊的核試驗,它的成敗緊緊抓住整個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們更是緊張,住在基地分廠的工號裡做準備,我負責實驗測量,一連幾天幾夜反覆檢查每台儀器,每個接點,每條纜線,還要做模擬操作,我們叫「預演」,生怕正式「開場演出」時出差錯。半點差錯就全報廢!那幾天,我時時都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這次試驗效果非常好。試驗一完,我就趕緊把記錄的相片底片,用車送回廠部,馬上沖洗出來,接著捏著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進總指揮部。領導們都在那裡等著呢。有總指揮,還有從北京趕來的負責人。當我急匆匆進屋時,滿屋領導都一聲不響,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靜極了。我好像也聽見他們的心跳聲,我舉起底片繪大家看,說:「試驗成功了!」大家頓時歡呼、鼓掌、擁抱,然後喝酒,互相祝賀。這是我永記在心的場面呀!總指揮叫我快睡覺去。他知道我們自來到草原,很少睡個好覺。誰知我躺下來反而闔不上限,太激動了,可是不知不覺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個覺。我睡覺從來都有夢,但這個覺竟然沒夢,一個「真空」的覺,好像整整睡了一個世紀。多少個日日夜夜積下的辛勞,一次成功就一掃而光。
  這樣,我們就動手搞正式的核試驗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熱的天氣裡人我們帶著全套測試儀器到達戈壁灘。無邊無涯的戈壁灘上,太陽曬得看不見一滴水,鳥兒也熱得飛不起來,貼著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轉。可是那裡已經造起一座高高的鐵塔,這就是第一個核試驗塔。我們在鐵塔上安裝儀器,又在距離鐵塔不遠的測試工號裡裝儀器,中間用一根根電纜相連。一旦核爆炸,電纜就斷了,塔上的儀器就要全部炸毀,全部最有價值的數據都保留在測試工號的儀器裡,萬一儀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數據就全丟了,那將是極其重大的損失。天大的責任壓在我們肩上。測試工號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堅固的水泥牆保護,炸不壞的。可白天裡邊奇熱,夜裡冰冷。睡覺?我們只在臨時搭起的帳篷裡打個腕兒,接著干。那些天,我們真是把「自己是誰」都忘了。自己就是儀器,就是原子彈吧!
  我們基地總指揮也來到核試驗場。這位總指揮原先是位將軍,身材魁梧,他原先對原子技術並不懂,但領導有方,很有大將風度。他參加過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體貼大伙,剛到金銀灘時,他和我們同住在草原上的帳篷裡,後來造了房子但還不夠,就叫我們先搬進去,他依舊住在帳篷裡。他說你們這些人應該住在好地方。和現在很多領導真是兩樣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裝好,開始撤離。我們撤退到幾十公里以外沒有輻射的地方,我們的將軍是最後一個撤離的。因為還要有專門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覆檢查過的,萬一失手就會大禍臨頭,插好後還要仔細檢查。那時已經不能用電,電銻停了,只能爬上去。總指揮和其他幾位領導一直在塔下盯著這些最後的程序。我當晚在幾十公里外打電話繪總指揮,他還在塔下接我電話呢。那時,整個隊伍由上到下就是這種素質。
  我們等著中央的命令。參試人員聚集在安全地帶,朝著鐵塔方向看。看不見塔影,只有空闊的大地和無窮的藍天,我們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給這無比寧靜的天地之間了。
  北京的命令下來,點火!10,9,8,7,6,5,4,3,2,l,直到0。怎麼還不見動?一瞬間,緊張得心蹦上來,卡在喉嚨裡:失敗了?若是一敗,說不定就要從頭幹起。正想著,剎時間一朵無比巨大的、鮮花一樣的大蘑菇雲升天而起。原來我們離得太遠,「零時」的閃光沒注意到,但我們終於看到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雲向藍天翻湧而起。我們喊呀,叫呀,跳呀,宣叫得嗓子啞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兒摔在地上,起來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淚。那時淚也是甜的……這場面你肯定在電影或照片上看見過。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了!給我們用自己雙手幹出來了!跟著是大慶祝,北京出了號外。如果你在現場,身在其中參加這工作,你也會體會它的來之不易,體味我們當時那種作為中國人強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虛張聲勢,自豪是自己幹出來的。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雲,是千千萬萬人赤膽忠心、成年累月、實實在在工作的結果。大家想的都是國家強盛,沒人想到嫌錢發財,或為了升級、職稱、住房,打破了頭。我是親身參加者,我接觸到無數無名英雄,無論高技術工人、科研人員、組織者們,還是那些從事找礦、開採、濃縮、提煉、加工、製造的人,都把青春年歲貢獻給了這事業。還有防化兵們,他們必須在爆炸後衝進現場取回樣品,供給我們研究爆炸效果。他們的防護服裡裝著多少斤汗水呀。這樣,到了「文革」前,我們基地已經像一座小城鎮了。百貨公司、電影院、醫院、學校、托兒所、銀行等等應有盡有,事業真是充滿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我是在這次核試驗之前結婚的,愛人也來到基地,好像沒經過什麼選擇,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這兒了。
  六六年突然間「文革」一來,就像在我們基地扔下了一顆意外的、人為的、政治的原子彈,全亂了。雖然這年十一月間我還在核試驗場進行氫彈的原理試驗,取得成功,轉年氫彈又給我們搞出來,可氫彈的基礎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氫彈時,我還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氫彈出來後我就受衝擊了。有人問我搞原子彈試驗的地方絕對保密,也搞「文革」嗎?怎麼不搞?當時不是說「有兩個人的地方就有兩派,就斗」嗎?鬥得一樣凶。我們基地上也是兩大派,原來的領導靠邊站,新來的人支持一派打擊一派,武鬥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隊,什麼「事出有因」呀、「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呀、「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呀,有點家庭歷史問題的人受罪了,像我這樣沒問題的也要想法弄出問題來。有人硬給我總結出「四個第一」,說我的「四個第一」是和林彪的「四個第一」相對抗。哪個第一針對哪個第一現在也記不准了。好像是說我用「業務第一」對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嚴格抓試驗質量是用「質量第一」對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來記不住這些話。先是要我低頭接受大會批鬥,接著就抄家,翻箱倒櫃,受盡了辱罵和訓斥。我想衝擊這一陣子也就過去了吧。我家庭歷史清楚,少年時期就參加地下黨,說我「當權派」至多不過是個技術研究室負責人。不過一時靠邊站,少說話或乾脆不說話就會過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麼事?
  沒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這裡很亂,大部分人闊著沒事,寫大字報,搞運動。總指揮他們都被揪出來,常挨鬥。試驗工作沒入關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運動快告一段落,好繼續工作,可愈等愈沒完。忽然上邊說基地目標太大,不安全,搞內遷,東西全要裝箱。這時候廠裡很亂,許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聽說要搬遷,想趁機撈點小東西,弄點小油水,把分廠研究室裡的一個書桌撬了,裡邊有本沒用完的工作手冊被偷去。一下子,禍從天降,存人向北京報告說基地丟失絕密材料。上邊立即派了兩個大人物來,一個是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一個是海軍的「首長」,還帶來一幫人。這架勢真是非同小可。他們一心想搞出個大案,把這裡說成是「小台灣」,好震動全國,掀動大浪,否牢過去的一切,來推動全國的「文革」運動。這兩個人被稱做「中央首長」,拿著尚方寶劍,說這工作手冊是特務偷的,盜竊我國核試驗機密情報,到處抓人,隨便槍斃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嚇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殺了,這兩位「中央首長」卻把自殺說成他殺,說殺人的準是特務,再抓殺人的特務,又抓特務後邊的特務,抓了許多無辜的人。全體科研人員全給集中起來往,搞互相揭發,亂成一團。這時火車也開不進來了,大草原彷彿回到遠古野蠻廝殺的時代。
  我們研究室抓出一個人。說他小時候去過香港,還有個親戚在香港。為什麼他從香港回國呢?好,這就抓住了,從香港派來偷竊情報的特務!二位「中央首長」帶來一大幫人,給他編一套特務聯繫辦法,暗號,逼他供認,還把他夫婦分開逼供,逼他們亂咬。他受不住就亂咬了,咬了許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務的後台。「中央首長」親自在萬人大會上點我是「大鯊魚」,非要揪出大鯊魚不行!這樣,我就被關起來,恰儈關在過去的實驗室裡,我自己成了實驗品!解放軍在門外看守,門上挖個小洞監視我。嘿,我例像個原子彈,絕密品,嚴密看管。開始我還想,我從小參加革命,算個「者革命」,搞過原子彈,總理還接見過我呢。但「文革」就是過去的一切都不算,現在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許多開國元勳都成了階下囚,一個臭知識分子算什麼?
  後來特務愈抓愈多,實驗室裡關滿了人。白天一人一個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邊讀語錄,不准動。然後就想自己的「問題」,交待,提審,互相不准說話,夜裡直到兩點才許睡一小會兒,但不許關燈,怕自殺。可我這個人不會瞎編,更不會咬別人,審來審去什麼也交待不出來。我不知誰是「特務」。他們就罵我死硬,等著我的只有「死路一條」。給我最大刺激就是沒多久一次槍斃人的萬人大會了。
  這天,「中央首長」召開萬人大會,說要槍斃一批人。記得有一個是醫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給一個解放軍做手術時動壞了,平時最多算個醫療事故,可當時卻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資產階級,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柱石,這叫做階級報復呀!有血債,要槍斃。還有個大學生,工資低,這人思想素質差些,發牢騷說怪話,說:「再不給我提工資,我就把雷管炸了。」給人揭發,這可是貨真價實的特務,要搞破壞。雖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話,也不可能去做,但這怪話在當時逼都很難逼出來的,立刻成了罪行最嚴重的現行反革命,槍斃!
  這天會場四周架起機槍,恐怖之極,群眾都很緊張,因為說群眾中還隱藏不少特務,有許多特嫌分子,誰知誰會被拉出槍斃。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條」了。我至今不敢想當時的感覺,也很難清晰描述那感覺,大概由於面臨死亡,大腦一片混亂。只聽會上一個個宣佈罪行,執行槍決,我彷彿只等著他們叫喊我的名字了。那個外科醫生,說怪話的大學生,都繪拉到萬人大會不遠的地方當場槍斃了。槍聲聽得很清楚,沒有輪到我……槍聲過後,他們圍起我來,對我說:「聽見槍聲了嗎?」我說:「聽見了。」他們說:「再不老實,第二天就是你!」跟著就對我展開一場聲勢潔大猛烈的批鬥。
  雖然他們沒有槍斃我,但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創痛。我這人活著,可是我心中很多東西被擊碎了。子彈從我的命運旁側擦過,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從來沒有深思過的問題。
  此後很長一段時期這裡依然處在大恐怖中,還在抓特務,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圍的草原是沒邊的,逃到哪裡去?他們開車四處追捕,抓回來就要死去活來地打。有一個復員軍人給打得忍無可忍,操起鏟子拼了,當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務愈抓愈多,我就不那麼重點了。新抓的總是一時的重點,總更有搞頭。沒事時,我就用腦子想想技術問題,這時事業已經一片渺茫,但一有時間,腦子就愛在自己感興趣的技術裡轉一轉,這也許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習慣,一種慣性,也許潛意識裡我對事業還沒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記的唯有愛人,她在哪兒,做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她的情況。我想到她在擔心我,那才是難過極了。後來,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節運煤的貨車上,和別的「特務」一起運到山溝裡。在那與世隔絕的地方,繼續過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來後,糊里糊塗就沒事了。我回到北京,家裡人都奇怪,怎麼這樣就回來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驚訝失措之後,自然有說不完的話說。以後北京的一個科研部門調我,我答應了。從此我就和遙遠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榮與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別了。別以為我是因為太傷心、太失望才離開那裡的。那裡給我的,並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麼想回到當年為國家轟轟烈烈於一番的那歲月裡去。但如今那歲月的一切都巳過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記億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說——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原於彈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為國家幹點事,大概是每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願望,但因幹事而遭難,便是中國知識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著這痛苦,仍然想幹事,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優點呢?現在有人說這是我們的最寶貴之處,也有人說是我們的最可悲之處。哪個說法更對?我把這個問題留給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回想我們基地那些科研人員,各自走過不同的艱辛歷程。當然有很少數人,在運動裡專門整人,口號喊得最響亮,當過毛澤東思想標兵,一時飛黃騰達,後來的命運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慘,有的被逼死或逼瘋。有一個科學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圍在院子裡,逼著他像牲口一樣跑,一邊跑一邊喊「坦自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我呢,在這場大風暴裡倖免生還,問心無愧就是了。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心裡平靜。過去做過一點好事,對得起祖國和人民,現在仍抱定宗旨,正直為人,紮實做事。儘管「文革」中創痛猶在,我能把它妥當埋藏心底。無論國家交給我做什麼,我還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國家招呼一聲。
  **黃土地的悲哀——它一邊遭受踐踏,一邊依舊赤誠地奉獻果實。
  **亦凡書庫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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