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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0歲 男 S市某師範大學學生 文革初期的反動學生——《十六條》公佈那夜起義了——八.三一見到毛主席——北京作家協會批鬥田漢——大串聯——擁軍派搶劫彈藥庫——工宣隊一人手托一個芒果進校——修教路線的典型——看了《紅都女皇》後完全消沉下來——「我做紅衛兵並不後悔」 來時候，幾個當年老紅衛兵說，你去把咱悶在心裡的話衝他說說吧！我找你不是懺悔來的。我感覺直到今天對我們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寫，我就敢說。當然，按你要求，我還要從自己的經歷講起。經歷本身就是一切。這麼說行嗎？ 我這個人我說的可能前後不銜接啊，我先簡單把「文革」前一兩年的情況說一說，因為這是基礎。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畢業生，那陣我考學的目標就是南大。我比較喜歡古典文學。可當時到處都在宣傳侯雋、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跡，處在「文革」前高潮的預演，上山下鄉的不是叫先鋒嗎。我這個人歷來就聽覺的話是吧，因為我從上小學一直受著正統的聽黨的話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親是個拉三輪的工人，我的母親是在農民家庭長大的，我的二姐還是由政府給找回來的呢。解放以前我這組姐就賣給這裡十大資本家劉襄九他們家，賣去之後我媽媽就去給他們當奶母啊。 要講這個還是一段故事啦，這個題外話啦就先不說啦。政府經過周折把我二姐找回來了，我對黨的感情就是很樸素呵，共產黨說什麼是什麼。可是，中間有個岔頭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哇，我當時上小學二年級，有一個女老師對我特別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間就成了右派。當時我很小，但挺納悶兒，女老師挺好的嗎，怎麼成了右派了呢？從那陣子後我就隱隱地感到領導非常厲害，不能得罪他們，同時呢，也不應該得罪他們，他們就是黨呵。後來我偷偷地去看我們那個右派老師，她已經瘋啦。她姓嚴，教語文的老師。我記得當時那女老師還穿著旗袍，留著短髮，就像電影裡「五．四」時候那樣子。我到她家，她抱著我就哭，她說她真想喊，現在看起來呢，她當時成為右派無非就是直言不諱地提了些問題，可是從那以後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靈裡埋下了兩個根子，一個是上級領導了不得；另一個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對黨，黨是永遠正確的，黨是不可能出現錯誤的。後來上中學，就是一直聽黨的話，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到了七０年大學「畢業」分配。歷年來我在分配的志願書上，從來都不填什麼志願，就是堅決服從黨的分配。可是現在想起來就是誰聽了話誰倒活該倒霉，那些不聽話的現在鬧的還挺好……現在把話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後，我突然間決定不考大學，上山下鄉。家裡當然反對嘍。還有個語文老師也不樂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個時候誰敢說不讓上山下鄉啊！那時形勢還不能不表態呀！不表態不就是反對麼！不樂意還得說樂意，特別贊成。我就到寶坻縣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個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禮堂開的歡送會，市長歡送。到寶坻縣了，那兒正發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們背過去的。一去，一進村一看根本跟想像的那個農村不是一個樣。不過去了還是很高興的。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頭兩個月幹活，還有那種虜誠的革命勁頭鼓舞著，干來干去覺得枯燥了。最嚴重的就是吃不飽。因為下去之後繪四十五斤糧食，十幾歲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糧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沒有，光是棒子和麥子。後來麥子沒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時候連棒子都不夠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摻著吃。說老實話，這點兒受不了。所以當我看了張賢亮那個《綠化樹》，講的挨餓那段情況，我覺得人真是一餓急了就什麼辦法都沒有啦。這個還沒有動搖我上山下鄉的紅心啦，糟糕的就是後來開始的四清。唉呀，我記得在一次下雨剛從地裡收了高梁回來——在寶坻縣收高梁，怎麼收啊，就是從水裡撈高梁。它這兩邊地呀，是溝，人下地的時候得從溝裡走，水那麼深，高梁從水裡冒出來二尺來高。怎麼收呢，兩個人拴根繩於，中間弄個桿，叫拉桿。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壓下去了，手裡拿個鐵片呢，叫把鐮，卡下來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們這些不會幹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難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個茬一個茬的，就有點像越南布的那個竹雷陣什麼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裡一個小學校去找一個老師借點書看看，一推門，唉呀，幾個幹部正在屋裡喝酒，這是在六四年，那時正在看《奪印》嘛，就這時候。當時思想很簡單，階級鬥爭都是圖片式的。其實現在想起來又算什麼，那些幹部也挺累的，喝點酒明。炒三兩個雞蛋，中間有個茶缸子，倒點白薯干酒，七八個人來回這麼一輪，叫把拼鍋，拼盤的拼麼，就這個意思。可是當時一看他們幹部背著農民喝酒這個勁頭，馬上意識到這是壞事，下地時不由自主地說出來了。可沒想到整個那村裡就兩姓，一是書記的姓，全姓孫；一是副書記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關係，沒幾天很快傳出來了——這天收高梁回來，那個書記就站在街上罵街，當天晚上連團支書，再加上婦女主任等等一塊歷數我的罪狀。這其中一個罪狀就是說，你為什麼不服從分配？幹活的時候你為什麼老搶著重活干？重活你幹的了嗎？出了事你負得了責任嗎？這類的話，這一下我就在村裡呆不住啦。這時候呢，四清工作隊就進村啦，我一下於就跟四清工作隊站在一邊啦。但是當時那個四清工作隊叫「粗四清」，也叫「粗線條四清」，搞了兩個月抬屁股就走啦。他們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簡直就受不了啦，書記叫我去拔麥子。寶坻縣那陣不講割麥子。他們為了把麥地弄乾淨了，再種第二茬莊稼時省事，拿手拔。這是懲罰呀，咱們根本就拔不了哇，連夜地拔呀，我就動搖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國務院對各專署哇有一個通知，特別招收歷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上大學。公社找我說，保送我去，我說保送還考不考哇，公社說就考考語文和政治，我說我太願意走啦。後來我走的時候，村裡給我做的鑒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當中我們摸黑材料哇，在學校裡頭搜出來這個鑒定，上邊寫著我階級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勞呀，講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為什麼？是村裡那幫人用這法兒趕我走。現在想起來，大概我這人還有命上大學。因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話就永遠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後一期舊大學。六五年是最後一撥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進大學，到了六六年六月，就開始「文革」，這還不到十個月哪。去了之後，學校對我這個「下鄉知識青年」挺感興趣，當了班裡的勞動委員。那個學校是新建的，什麼都是由幾個學校湊起來的，從師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說進了學校，首先就是學王傑。讀什麼書呢？現代文學只講了一個《白毛女》，後來講了一個關於大寨的報告文學；歷史還沒來得及講，就革命啦，就尖銳啦。再尖銳我不怕，主要覺得自己是出身好，沒辮子，不在乎唄。另外，我歷來就是聽共產黨的話是吧，聽黨的話就不怕。從來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麼「曲線思維」，靠條件反射就行。我好虞誠呀。真是認真地寫自己的日記呀。哪天哪個事做的對不對？學王傑天天問自己五十個「為什麼？」之類的，完全寫給自己看的，不是給別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寫日記，就惦著將來發表，沽名釣譽。 系裡卻有一些人總認為我不對頭，主要因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跟我談得來。而我們班有個苦大仇深的同學，那真是幾代貧農，可也真是蠻不講理——我在農村呆那一年，特別感到在農村裡真正搗蛋的不是地主富農，是那些貧下中農。因為地主富農他根本就不敢搗蛋；不搗蛋還跟他沒完呢，他怎麼搗蛋哪！——所以我對這人印象非常不好。學校裡有個政治輔導員就找我談話，說你得注意什麼階級路線，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來往，啊。我說他們怎麼啦？你說，我這樣老頂撞他，他對我的印象能好嗎？再加上每天四點起來自己上樓唸書去，我就被他們暗地算個「白專人物」。我跟圖書館的關係特別好，為了跟圖書館搞好關係好借書呢，經常去圖書館掃地。圖書館有個管理員，是五九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叫「老右」吧，那老傢伙學問特別深厚，他讀英文版的《毛選》。我對他特別崇拜，這也是一條問題。不過這問題要不是「文革」的話呢，還不明顯，這樣話就說到六六年「文革」啦…… 開始的時候，咱們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麼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們揭發系裡頭，揭發什麼呢？剛剛去了這麼幾個月，而且那個學校建校時間也特別淺，所以只好不貼大字報。不貼，又是不積極，是吧，黨讓貼大字報就貼。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之前，還只是貼了點這個沒什麼用的大字報，可是後來哪，系裡頭鬥爭就開始啦，再不干真落後了。我記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後，我因為不知道什麼情況，只寫了一張大字報，針對我們系的系主任。誰知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報了。主要是針對我們系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總壓制別的教師，麻煩就來了。一天，學校裡傳達一位領導人的一個報告，中心內容是，什麼「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什麼「好人打壞人應該」，「壞人打好人是報復」。喇叭裡叫著，說全體黨團員都去聽，我就很快地從四樓下來，奔禮堂去啦。剛走到禮堂門口哇，我也是團員嘛是吧，門口一個政治部的女老師，戴著眼鏡胖乎乎的；還有一個政治部幹事；還有一個人是我們學生會主席，往外推我，說你不能聽，分批。我當時還是聽黨的話，心想黨不讓你現在聽，必是有安排，就走開了。可是自己往教學樓走到半道，越想越那麼不是滋味。晚上我回去一夜沒睡著覺，預感到有點不太好哇。因為這時候北京有同學來信哪，北京運動開展的比較早，開始在學生中間揪人啦，抓爬蟲，抓右派之類的。轉天我就找學校黨委書記去了，一個十二級的幹部，可他說你的情況不瞭解之類的往外推。我特別納悶，回去我就很氣忿，順手寫了張大字報，就是關於不讓聽報告的事。當天下午我正在宿舍裡躺著哪，沒睡，躺著唄，突然來了個同學，用俗話說就是系裡的狗腿子之類的，找我說系裡叫你去一趟。我預感有事了，趕緊去到四樓，系辦公室，當時去的時候雖然說是不害怕，還是抨抨的心跳。不管怎麼樣，他們是強大的呀。進去一瞧，屋裡坐的那陣勢吧，幾乎圍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主任、副書記、政治輔導員、還有院黨委派到系裡進駐的工作組，幾個老師，陣勢非同尋常，不過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實說現在的學生碰到這場面都無所謂啦。那陣當學生很少到領導辦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別森嚴、特別偉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為一個學生還是第一次去哇。害怕過了分就不害伯了。他們連讓坐都沒讓坐，我自己就拉過一個凳子坐下了。我說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呀？平時不敢這樣說話是吧。這時有一個歷史講師——這個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當過志願軍。他坐著的姿勢非常優雅，他說，你為什麼不從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說你們不讓我聽報告，剝奪我政治權利，啊？這時他們之間交換了眼色。那個李老師不提聽報告的事，他說啦，聽說你看過《燕山夜話》，還買了一個本作了筆記，是嗎？這是事實，我承認。這教師又說，你還跟許多同學宣揚，女人的長髮之類的，宣揚過嗎？這也是事實，我叫他們抓住了。不過，我馬上就冷靜下來，我說您是教歷史的，您讀了多少翦伯讚的書哇？他說我讀翦伯讚的書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鄧拓是幹什麼的？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麼你今天看了這書不應當從這個角度去檢查？我說從哪個角度去檢查呀？旁邊政治輔導員接上茬兒了，說，從反黨反社會主義檢查。我說那老師就應當從反黨反社會主義角度上檢查自己讀過翦伯讚的書嗎？院黨委工作組的就說你怎麼能這樣跟我們說話呢，小伙子冷靜點啊！哎，他又迂迴過來說，啊，這個事不扯啦，不扯啦，你自己認錯不就很好嗎！他開始向我交代政策啦，下邊政治輔導員又說啦，聽說你還講過「全世界資產階級聯台起來」啊，嗯？你不知道這話的份量嗎？我記得這政治輔導員是個女的，非常漂亮，是一個著名大學畢業的高樹生，挺有水乎，我真對付不了她。不過我從那次一生也忘不了，一個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辦哪。我說，這個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嗎？從感覺上我沒說過這個話。她說，需要嗎？我說需要。她說，在農場，你對同學說的。那時我的記憶力呀，二十來歲的時候相當好，一下想起來了，我說純粹是污蔑。我說咱這樣說吧，確實有個同學，無知，草包一個，在農村幹活時問我，為什麼馬列的書開頭都有一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呀？當時咱們年輕是非常驕橫的啊！我說你連這個都不知道？想聽嗎？想聽我就給你說兩句吧。這句話是從《共產黨宣言》開始的，《共產黨宣言》是馬恩合著的第一部書。那時整個歐洲資產階級有各種反動黨派呀，他們之間也是四分五散，一旦無產階級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會聯合起來對付無產階級。那時無產階級除了團結一無所有，明白了吧！我就給他這樣講的。這個話不知怎麼匯報上去，而且走味啦。以後這就成了我的第二個罪狀。第一罪狀是宣揚《燕山夜話》了。這些罪狀最後都整理成材料，一直上報到省裡。後來把我打成反動學生，也是第二個根據。第三個根據，他們說，你還想當黨委書記，你說過這話吧？我說沒有。我說我自己不知道我吃幾碗乾飯，我還當黨委書記？！這是那個政治輔導員說，你怎啦？我可以提醒你，在小樹林！我們學校西邊有個小樹林，是個讀書區。哦，我想起來啦，我說有這麼回事，那個院黨委書記呀，他一進校就鬆鬆垮垮，有一天哪，我們早晨起來在唸書，他拿個小口徑槍啊打鳥。我就跟同學說，這書記也夠好當的啊，天天弄鳥槍打鳥就行啦啊。這話後來人家也匯報啦，再一上升呢，就是篡黨奪權這意思，這是第三條。第四條呢，說我說了「造反有理」這句話。他們當時還不知道「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說的，是我聽北京的老同學影影綽綽傳說的。他們問我，啊？造反有理，造哪個階級的反哪？可後來，毛主席那條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發表出來，整材料時，就沒加進去，沒當罪狀。這樣，我就內定成了學校中文系三個反動學生之一。那兩個，一個學生呢，因寫了一篇不同意陶鑄的一篇文章的文章；還有一個同學哪，因酷愛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沒事天天就好拉小提琴，在屋裡頭。他出身於資產階級。看來呀，我們三個人，一個是直接呀進攻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是吧；一個就是屬於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嘍；我這個大概就屬於無產階級的叛徒啦就是。這個事出來之後就把我軟禁起來。第二天氣得我都不能起床。連夜裡出去上廁所，都有人偷偷跟著。我當時心裡非常難受哪，自己背地裡哭過好幾次，自己心裡話，我怎麼反對共產黨呢？不會。我反不反，我最清楚哇。可是自已又虞誠地檢查自己。這時我媽媽給我寫一封信說，「咱們可是窮人出身，你文化大革命當中可千萬別怎麼樣呀，好好地跟著共產黨定，熱愛毛主席。」她並不知道我出事呢。還給我寄了二十元錢來。當時二十元錢很難得的了就是，我一接到這封信那就真難過啦，難過什麼呢，就是我媽媽還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這兒惹下這麼大的禍啦！當時真是每天吃不下飯。奇怪的倒是我吃不下飯去呢，系裡動員了好多人還到床邊看我。這次我就火嘍，我說你們別來這一套，我說我今天躺在這起不來，原因就在你們身上。系主任說：「身體歸身體，啊，問題歸問題，是吧，共產黨還優待俘虜哪。」這就是一個共產黨書記說的話啊，就是啊。唉呀，我自己一聽這個我就想啦，我說既然他們這麼不講理啦，那就有嘛是嘛啦，就是右派有什麼了不起的。我身體好能幹活，能幹活養活自己。我最難過的，要是家裡人也說你反對共產黨，你跟家裡怎麼解釋？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哇。這時我們系裡有個女同學，名字我不說了，她的姥姥呢，是慈禧的一個宮女，她爸爸是國民黨員，所以她在系裡的地位可想而知啦。在「文革」以前，我根本就不樂意理她，在我後邊坐著，嬌小姐一樣，當然是咱們這麼樣看。記得有一天我到樓上去了，樓上有一個平台，樓道貼的大字報嘩啦啦啦的都是。我自己站在平台上往下看，那城市不大，一看就看到邊啦。自己就朦朧有死的想法。是吧，這麼一跳下去，就全乾淨了。可是我又想啊，你這麼一跳下去，全說不清楚了。而且我對我母親感情特別深厚。我母親這一輩子太不容易啦，所有人吃的苦她都吃啦。她曾經跟我講過，在賣我二姐之前就曾經跑到解放橋，幾次想抱著孩子跳下去。我爸爸當時拉三輪，當時正是強化治安的時候。一九四二年。拉了一天的車錢不夠買一斤高梁面的就是。我正猶豫，這時候那女同學來啦，她叫一聲我的名字。這個人平時啊，跟男的總是那麼個勁。當時我二十歲，她十八歲，嗯，長的非常清秀啦就是啊，體形也非常好，她是我們系裡舞蹈隊的。我說你招呼我幹嘛？她說你幹嘛在這？我說隨便看看。她說聽說你病啦？我說就你沒去看吧！誰料她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這事情是咱們當時的事。現在四十多歲啦，說這有點不好意思啦。當時是很動感情的了。她說我怎麼覺著你不像壞人哪！在那時那種情況下，能夠說出這麼一句話來網，我當時就覺得心裡邊——好像一下就把堵著的東西都給捅開啦，就那麼一個勁頭，一下子就那麼覺著。因為這時誰也不理你，跟我特別好的同學更不理你。吃飯的時候，過去都是八個人一桌子四大盤子，現在都躲開你。我可是從那時候體會到「牆倒眾人推」這個情況就是。我的一生中總是追求肝膽相照的朋友。我總覺得，真正的好朋友就得結成「死黨」。可是我又覺得，很多人都是順境的朋友，逆境當中全完了。人哪，真是不好體會啦就是。所以，她一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當時真是……可那畢竟是六六年哪。我說你別拿我逗著玩啦。她說我多咱跟人說過瞎話呀，你把我看成什麼人啦，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這意思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實我跟他們不是一路人。說老實話，這姑娘當時長得很動人，尤其這句話呀，就引起我特別的，怎麼說呢就是，這個這個，感情吧就是。所以我說，明天你有時間嗎？我想出去玩玩。她說上哪去？我說你不一定敢去。她說哪兒我不敢去？我說咱們上白求恩烈士陵園吧。她說怎麼走哇？你這麼多保鏢的；又說去哪兒幹嘛？朝拜去？我說你怎麼這樣說烈士哪。當時儘管我認為她這個人對我特別好，這個思想跟我還是兩路。轉天我們去了。她什麼也不怕。我們好上了。唉呀，我永遠忘不了就是呵。這女同學真機靈，在批判會上批我，她總是搶第一個發言。她說的比左派們還過分，一過分，到頭了，就批不上勁了。再有，她一見人家把我逼得夠嗆，就拿話岔開說，你再說說剛才那個問題。這傢伙特別愛用這手作戰。 她說你想好了呀，打今兒以後你可跟我這個國民黨的閨女掛上啦。我說我不在乎。都到了這個分兒上了，我還在乎什麼？反正共產黨也不要我啦。說老實話，要按形象來說，她不可能喜歡我。我也不知這是怎麼回事就是。不過到後來，我和她也不過是能同患難不能同安樂就是啊。我感覺到用現在的觀點分析，她當時好像追求那麼一種傳奇式的感情，可能是，這認識對不對，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嗯。但當時如果沒有她，不知心裡多麼空虛。我被她的勇氣打動了，自己更能豁出去了就是。完啦，我想，已經都這樣啦，還有什麼呢？再加上這裡還有這麼大一個吸引力畢竟是個感情吧。有了她，我就不是一個人了，成兩個人了。再批判我也不在乎，好像從事一個特別偉大的事似的。一天我們坐在白求恩墓後的松林裡，我說真想不到哇，你對我這麼好哇。她說，瞎，我算什麼呀，你別把我看得怎麼樣。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女的比你們男的要剛強多啦，這算個什麼事呀，我背了國民黨閨女背了多少年啦。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麼表達。不過我畢竟也是老高三畢業生啦，一些外國文學的書也看過，小資情調哇也有，我覺得這是自己一生中真正萌動感情的一次。那時我想的特別天真，覺得當然她這一輩子就跟我啦，就不會有什麼變化啦，在那一段鬥爭起來就更有勁啦，覺得自己不是孤立的啦，這是跟她這一段。這就是我「文革」初期這一段，在受壓制這一段哪，還伴著這麼一個小小的羅曼史啊，這大概就是一個初戀吧。當時我記得看了蘇聯的一本小說叫做《多雪的冬天》，裡邊好像有句話，好像是說人的初戀永遠不會忘記的，即便以後二次三次啊，這第一次每次提起來的時候還是……還是怎麼樣呢？就是。 這一段日子過去，我就被送到農場去了。跟我一塊勞動的，有老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國民黨的什麼人，司徒雷登的馬弁什麼亂七八糟的。這時北京已經開始斗老師了，我們那裡的運動比北京運動慢半拍。八月份地裡的花生老高了，白薯的葉子都是挺茂盛的。唉呀，那時候我心裡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跟老右派們接近了。有下天晚上，我就偷偷地上一個老右派住的地方去，這人就是我前邊說的圖書館裡那個。他住在豬圈旁邊一個屋裡。我一進去，他正讀英文版的《毛選》啦。我也不知為什麼找他。說老實話，我這人也怪事，就是對他們這些人始終恨不起來。他說你到這來幹什麼？他還挺緊張哇。我說我看看您來啊！他說不要到這邊來呀，我是右派分子你知道嗎？我說您是右派我才想來，右派不能接近嗎！右派也是人哪！我說您讀什麼哪？我主動跟他說了我的簡單情況，他先拿眼看著我，一句話都不說，什麼也不說，等我走了他還是什麼也不說。第二天再去，還那樣，什麼都不說。第三次我到他那去啦，這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我說，我已經第三次到您這來啦，我就想問您一句……他馬上說，我有罪，我有罪。我說我不想聽您這個，我就想知道，怎麼才能不犯錯誤？他看了我半天才告訴了我。他說你不是愛看書嗎，你記著啊，今後要想不犯錯誤，凡是你特別愛看的那本書，那本書准有問題。我聽這句話像禪語似的是吧，根本我就不明白呀。他說，咱們腦子裡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東西太多啊，所以只要你愛看的那本書，只要你特別欣賞的那些地方，你批判準沒錯。到後來我一直拿這話來衡量，特別是寫批判稿子，一寫准成功。 八月十日，農場裡突然間哪，要聽重要廣播。那陣就是憑著社論辦事啊，後來就是憑著語錄辦事吧。這天是《十六條》下來了，這個社論有幾條真說到我的心眼裡去啦。我現在連播音員的聲音都記得特別清楚。我覺得「文革」時期播音員的聲音特別高亢激揚，跟現在不是一個味兒啦就是。其中有這麼兩段話，就是說啊在這場鬥爭當中，革命小將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們儘管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謹防有人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還要嚴防什麼政治扒手這些話。而且真正提出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老實話，真是字字句句說到心坎裡啦就是，一下子跟毛主席的感情那真是深得了不得啦就是。那天聽完廣播的晚上，我們就起義了。我自己一個人從農場走到市裡，是三十多里，再到我們學校是十里地，四十里地呀當天晚上我就跑回學校去啦。那四十里地非常荒涼的，好傢伙我記得走那滹沱河岸邊坑坑窪窪高低不平，可越走越高興。到學校，立刻就跟別的系同學串聯起來啦。我也不知道怎麼認識一個政教系學生，他也是跟我這個類型一樣，也是不斷地給系裡提意見，挨整。那陣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啦，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識」啊。我說，你看透了沒有，反吧！當時對中央文件領會的特別深刻呀，就在那天晚上，我們跟機械系的幾個同學就成立了一個組織，四張大字報紙貼在一起寫一個宇，從四樓往下下呀，就是「捨得一身剮，堅決把黑幫拉下馬」。當晚我還寫了一張大字報，叫《控訴系主任對我的迫害》。這個大字報說老實話，其實沒有什麼內容，都是事實：幾月幾日幹什麼，幾月幾日幹什麼，怎麼整我啊。唉呀，這張大字報貼在樓上並不顯眼的地方，可一貼出來，全系都炸了就是。我們這一撥就是公佈《十六條》那天晚上鬧起來的。那時發表重要新聞大多是晚上，不是早晨。不是有個「新聞聯播節目」嗎，消息比早晨的還早，晚上八點，全國都聽。第二天白天，我們系裡就翻了天了，系裡畢竟還有暗地支持我的，唉呀，這一下子都找我來啦。咱那時候，說老實話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那種策略，馬上你還不把他們團結起來啊？當時就覺得自己早就是正確的，說你們現在又來這套啦！我自己就認為，只有那女同學是唯一的戰友，跟她的關係也公開了就是。貼出大字報是早晨五點。寫完了之後把我累的呀，就在寫大字報這個乒乓球案子鋪上紙，攤開身子在上邊躺著，那簡直是一種解放的感覺。褂子上到處都是墨汁和漿糊，亂七八糟的。她來了一下就把我的頭給抱住啦就是，不像原來男的女的顧及怕給別人瞧見。根本就沒有那個啦。唉呀，她說可把我揪心死啦。那陣那種狂樂的心情啊，不光是一種政治上的解放，好像覺得我是真正革命哇，而且比你們都革命的早，連自己過去的害怕都忘了。全系形勢一下干扭轉了，聲援的大字報就像雪片似的蓋來了。很奇怪啊，原來那些左派反過來也支持我啦。我呢最死恨的就那個學生會主席，團支部書記兩個人。我這個人有時候也是非常驕橫的呀。我說鹿死誰手，現在大概能見分曉了吧！我強烈要求系裡馬上開對證會，我們當時沒有想到把系裡領導揪出來。說老實話，我這人是人情味比較足的，報仇就完了唄。當時一看系主任也聾拉腦瓜子啦，就有點費厄潑賴了就是。沒想到對證會這自發的會議一開，不用任何召集，不用喇叭喊好幾遍，全校就都去了吧。開會在禮堂，大會也沒什麼程序，由誰組織呢，這陣造反者還是不懂什麼呢，還由團支部書記組織。你說這思想禁錮得多有意思啦。到這時候還不敢踢開他哪，好像覺得只有他的領導才順理成章。在會上我講了事實經過。再說一句，開始擺桌子的時候都不敢擺台上，我覺得那個台上不是我們應該上去的，結果就擺台下。用麥克風，這麥克風呢，還是基建系的同學給扯出來的線臨時安的。我在上面講了，坐了那麼多人，一上去自己也害怕。那天也真熱，這天是八月十二日。我把整個過程講了，越講越委屈呀，那真是聲淚俱下啦。因為這一下子勾起自己多少心思來呀，連媽媽的事，連這個事，連那個事，這一講確實有很強的效果，那不是人造出來的效果。大家感到氣忿啦。而且這個《十六條》一公佈哪，大家的膽子也都鼓起來，口號聲就響起來了。喊著「堅決抗議系主任同志對革命小將的迫害！」開始還叫「同志」，喊著喊著，「同志」兩個字就沒了。這也有一個過程吧，不是一下子就把幹部弄倒了。對立面一看，好傢伙他們一看不行啦，半截給製造故障，把喇叭線掐了。壞事就成好事啦。好傢伙那個時候正處在革命高潮的時候，巴黎公社剛剛起來，你竟敢製造故障？這時根本用不著我上手，機電系的小伙子就上去啦；中文系說老實話，還沒有那麼粗野。一會兒玻璃嘩啦就下來啦，群眾運動往往都是釀成的，不是預謀的就是。這天晚上全校革命達到高潮，立刻宣佈說，革命造反團佔領廣播室；跟著我們發佈了第二道通令，限院黨委書記，院領導立刻都到會場來。現在想起來都不知道膽子哪來的。以前哪，根本不敢招呼他名字是吧。叫他們來，他們老奸巨猾，不敢來呀，來了弄不好讓學生打一頓。實際學生還沒那個膽量。說老實話，這還只是跪著造反。他們來了一表態，支持學生就完啦，我們還沒有批鬥什麼的。不來，不來結果這個會就開不下去啦，整個這幫人就擁進院黨委辦公室。從來沒進去過，那一層樓是辦公區呀，從來都沒敢進去過。這一次呀，真有點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那個勁頭，一下就衝進領導辦公室裡去啦，根本也沒見過這麼豪華的場面。現在看沙發再普通不過，那陣沙發卻代表高貴的象徵。進去之後，一看都有點膽怯了。那個院黨委書記是個挺瘦挺瘦的老頭子，問同學們幹什麼呀，我們走在前邊的都想往後退了，可是後邊的倒有點勇敢。後來在兩條路線鬥爭檢查的時候，說我這人還不是一個徹底的造反者，因為對他們恨不起來。他還是黨嘛，對不對呀。可是他說，你們的情況我不瞭解。這下可激起火來啦。我說你們不是不瞭解情況嗎，馬上都到會場去。他們一走之後那個屋子就歸我們啦，都上了沙發。咱也坐坐這個。就是這個情況，小姐的牙床也要滾一滾哪，就是那種感情。那屋就成了「文化革命委員會」臨時呆的地方啦。我總覺得這事就完了。對「文化大革命」真還不懂。這個樹欲靜而風不止啊，或者說無風樹也搖哇。我們這個學校是一個新建學校，老師們來的時候就分三派勢力：進修學校的、工業學校的、師範大學的，還有各地的志願兵，各地來的領導，來一個領導帶來一撥人，我們一鬧好像扔了個炸藥包，他們互相幹上了。他們互相知底細，愈鬧愈大，愈升級。這時候，到了「八·一八」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全校的鬥爭就開始高潮了。這個時候我們更是左派啦。不能不革命呀！就開始批鬥黨委書記。實際上我現在認識到，我們學校的這個「文革」是怎麼回事呢，學生的這個革命跟這個老師宗派的派性鬥爭，攪在一塊啦就是，而我們呢，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整個時代往前發展也許只能那樣做了。你上了台你就下不來了。可是這時我有點膩了。因為學校鬥爭一到高潮之後，開始有打的啦，打的厲害呀。我從來在「文革」沒打過人，我對你這麼講當然也沒用是吧。我就這樣說，你就這樣聽吧。那陣就越是保守的人起來造反越是打的厲害，這就是「文革」當中的現象。這樣說，我也不知你愛聽不？這是說原來你沒造反，保當權派的，現在起來造反，打的反而最厲害。他們只有用這個來表現他們最革命。本來他們就是「左」的根子，本來他保你，等後來一看大勢已去，不行啦，批鬥你比我還凶還左。這是「文化大革命」我見到的一個現象。就拿斗系主任說吧，我總覺得他就迫害我那一段啦。但我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是華北聯大那陣出來的人。再有他學問特別好，對魯迅的雜文很有研究。我在業務上崇拜他。我這人也怪事啦，一看見能耐人哪真是不管別的怎麼樣，也崇拜人家。再說他又跟我道過歉，恨不起來了。打人這叫什麼呢。我記得那次斗系主任，「啪」一下弄個大紙簍扣上了。紙簍糊帽子好糊哇，就著那個紙簍的空間，一糊紙就成啦。說老實話這時我再批判系主任已經沒嘛新鮮東西啦，沒什麼新詞啦就是。可不能不批呀，只能在原來的材料的基礎上上綱。你再老說那段，人家也不高興聽啦是吧。批得連我自己也底虛，沒底氣也得批。所以我發現這革命也會促成人品質上發生變化。當時，系主任高血壓，五十多歲的人啦，他們一邊鬥，一邊叫他站在椅子上轉。你可憐他是不行的，當時我發完言之後就走了。說老實話，我總是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還得裝得特別狠，因為那陣誰越凶狠無產階級感情越鮮明；要不為什麼斗的特別厲害呢。有一個女的，別提她名字啦，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上去拿手指一戳就戮到系主任的腦門上，那女同學的指蓋子多尖啊是吧，一戳一塊肉就下來啦。我實在壓抑不住啦，人的感情啊！我跟你說這些不是美化自己，美化也沒用，我還不知道我怎麼回事。完事我到系主任屋裡頭，他正在那哭。我進屋呢，還得保持那無產階級革命作風啊，我先說有嘛問題自己好好交待。實際感情很複雜，是吧。我又說對你的事當然都得實事求是，如果誰要不實事求是，我們也不答應。這都是好話沒好話說。他說，你們要真批我，我口服心服哇，現在這樣下去我可真受不了。我這一聽心都發酸。我想想，就說你把語錄拿出來，啊，記住語錄多少頁多少條，我們應該相信群眾相信黨，是吧，有了這兩條革命原理什麼都好辦了是吧。實際只能拿這個當安慰話了，別的都沒說，因為不能說。他當然明白。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等我畢業的時候，系主任解放了，專門約我到飯館吃頓飯哪。哪有系主任請學生吃飯的呀。這是插進來後來的一段事。 到「八·三一」的時候，我們的人都開始串聯了。大概現在我也不後悔，這一生串聯是最美好的時候。我們先到北京，長征到延安，又去武漢、長沙，一直到新疆南邊的阿克蘇。從北京到延安是走著去的。總共走了二十多天吧，連玩帶走哇，也不感到累，挺有勁的；出了娘子關往西走的時候，風景特別好，一天最多能走八十里地哪，有時走五十里地。首先到北京，到北京那個時候正趕上吃飯不要錢，那全是陶鑄同志做的好事啊。嘿，我記得大桶裡是豬肉熬土豆，米飯隨便盛。睡覺不太好，教室裡頭鋪一層草，但那陣誰也不罵街，因為那就是革命。那次見到了毛主席。好傢伙後來就通知我是河北省五個觀禮的之一。就是坐在觀禮台上，在天安門下邊。實際呢我在那還不如在長安街上。那次毛主席呢在下邊走，不是在天安門上邊。每次毛主席見紅衛兵的方式不一樣，先是在天安門上，後來步行過金水橋，再後來毛主席坐車，大伙都坐好了，毛主席從人群裡穿，他為的讓大伙看主席的形象吧。我到北京，一個是聽說北京啊作家協會鬧的特別熱鬧，一個就是看毛主席呀，也想見林副主席、江青同志——那時就這麼稱呼吸。我看毛主席一共是三次。第一次就是做觀禮代表這一次，激動的不得了啊！從清華那出發，在出發之前說老實話，那陣啊都等一夜一夜的。真的呀，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那陣啊人們的自覺性特別高，什麼流氓小偷的也特別少，搞什麼活動太方便啦。可能那種非正常的恐怖把這個流氓也給震住啦。群眾專政確實厲害呀，你好歹會念段毛主席語錄就管用。整個中國就像打籃球的人盯人，你這邊打個哈欠那邊都聽得見。我總覺得比現在好管呢就是。那天黑夜三點喊起來，在清華大院裡頭，多快就集合了呀。喇叭喊著河北省站哪邊，湖南省站哪邊，內蒙古站哪邊，那就一個省一個省的呀，人們都機機楞楞地黑夜呀從草裡爬起來，熱天呼哧哧地也不注意什麼形象啦。當時的衣裳是誰要能找個軍便服那就了不得啦，尤其是那老式的，肩上帶眼的，革命時代的衣裳嘛。那夜我們徒步走哇，從清華好傢伙一直定到天安門。我記得走到新華門就等著呢，一排一排，從夜裡三點一直等到下午三點，也不餓的，是吧。後來有大筐送麵包的，上面貼著「向各地紅衛兵小將致敬」啦，我拿了一個，樣子特別有意思，特別長，特別細，能直接插到兜裡頭，一會兒掰一口一會兒掰一口的，等著毛主席。就這樣等啊等到三點。我怎麼說那時人們心裡都特別純潔呢，在觀禮台上，我旁邊有個江蘇省的小姑娘，挨著我特別近，我們就說話，說這個、說那個。我愛跟南方人說話，因為這個南方人的普通話別具風味，有種吳腔軟語那個特點。後來毛主席就出來啦。要說真納悶啊，毛主席剛一出來的時候沒聲音，震住啦呀，你說天安門多大地方啊，上百萬人，大概有這麼幾秒鐘，—點聲音沒有。毛主席剛一過金水橋，有人第一聲一喊，整個聲音就起來啦，亂哄哄的也沒有什麼規律啦，就是啊。周圍的人全哭啦，我也哭啦，全哭啦就是啊。 這時我旁邊的小姑娘個子矮，她看不見哪，觀禮台亂擠一氣，我有力量擠，看毛主席看得特別清楚，毛主席的身體確實非常好哇，毛主席那面皮呀，就跟這桌子色似的，黑紅黑紅的發亮就是。我覺得作為一個領袖哇在身材上真是無與倫比。後來就等著林彪，緊跟著後頭。我們心裡也都哭哇，心想，林副主席怎麼這麼瘦呢，那時就是那樣想啊。我記得後來回去跟我媽媽也這樣說，說林副主席這麼瘦將來怕熬不過毛主席呀，就這樣說，怕接班人先完了，那怎麼辦哪。我身邊那小姑娘看不見毛主席她急了。我說怎麼辦呢。她說你抱起我來吧。一個小姑娘跟我歲數差不多呀是吧，我沒辦法，就把她抱起來啦。她叫著：我看見啦！看見啦！高興得亂撲騰，語錄本也掉下去啦，那陣就沒想到男女的事，根本就沒有這意識。唉呀，後來喊得嗓子都啞啦。毛主席轉了一圈，那喊聲一直沒停就是。那次大概有這麼十好幾分鐘吧，看得最過癮的那次。這是我第一次看毛主席；後來「九.一五」；還有一次是十月份吧，記不清了。 見到江青咱就說老實話啊，對江青講的內容很高興，對江青那調兒簡直太不理解啦。後來說相聲的模仿江青那調兒哇就是那味啊。這次回去就更增強了這個造反的野心啦，更覺得自己正確啦。原來不敢做的事，這回也敢做啦，這是一個。但大串聯又使我思想複雜了。在北京時，我到作家協會去啦。我到作家協會一看，競有茅盾的大宇報。我說茅盾怎麼也不行了呢？全都不行啦？還有貼杜鵬程的大字報，說他們在北戴河搶雞子吃；說茅盾家裡也不知養了多少人侍候他，他像個吸血鬼似的，有多少小護士侍候他就這類事吧。在我心目當中好些神聖的東西，就全像毀啦。尤其在作家協會的後院看一幫人斗田漢。我是最崇拜田漢的，田漢的劇我最愛看的就是。唉呀，斗田漢鬥得太厲害啦。田漢跟現在那少林寺那個護寺的大和尚差不多，接著大牌子，上邊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田漢」，旁邊一個是民間文學研究會的賈芝，還有一個就是阿甲。這田漢哪，對頭下彎。那陣北京斗人的水平真高哇，對頭彎就是人跪著，背彎下來，腦袋貼在大腿上。哎！再一看哪，田漢腦袋上啊三條血筋，他光腦袋，可能是剛剃的，當然原來頭髮也不多。反正批判他的人呢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不是紅衛兵，都是幹部似的。所謂罪狀大多是閒事。「文革」批人，都是把正事和閒事相結台。中國人哪越是閒事大家越感興趣，越能搞臭一個人。光批判他怎麼搞修正主義，鼓吹反革命分子，老百姓聽了上不了勁，實際上是先把你名聲搞臭了，政治上也就不打自倒，好辦了。 那時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上車之後哇連廁所裡都是人，有的躺在那個行李架上，人在車上不敢下去。我先插一句，後來上武漢的時候，我旁邊坐著一個湖南的小女孩，三天沒敢動地方。我說你怎麼不下去買點吃的？一下去就沒座啦。尤其車門一開，忽啦就進來一大群。那時人們說老實話，比得上鐵道游擊隊的水平。最高水平的就是在坐椅靠背上把鋪蓋卷打開放好，人躺上去，還睡覺，你能想像嗎？可那時真高興。 從山西到陝西一路上看見人民啊，窮啊，心情就不一樣了。路過一個村子，一個孩子看上我胸前的紀念章，上山採了一天草藥，拿藥跟我換。唉呀我這淚一下子就下來啦。我說人民對毛主席感情多深哪就是啊，我根本不要那藥材，幹嘛用呀，我趕緊把那紀念章，還有我們那一塊來的同學的各種奇形怪狀的，都給他啦，他就如獲至寶。他媽媽說了一句話：「別瞎玩，好好供著。」那村裡呀，凡是貼毛主席像的地方呀，都是原來灶王爺的地方。為的是更加崇敬啊。是啊，這不是把毛主席神化了嗎？代替灶王爺啦就是啊。這實際上已經成了悲劇是吧。到延安的時候就更加失望。一看延安這傢伙大土堆一樣啊，根本就不好看哪就是。什麼寶塔山呀，亂七八糟的，而且陝北人哪，跟想像的也不一樣。就說白羊肚手巾吧，髒極啦，都跟抹布差不多。人民根本不那麼高興，低眉順眼，不像舞台上戴著紅兜兜跳舞那樣，對我們串聯的學生也沒啥感情。我們住的都是紅衛兵接待站。也許人太多啦，什麼也沒看，就看了毛主席跟江青三口人的合照。回來的時候，思想反覆就更大啦。我說這是什麼革命啊，人民太窮啦就是啊，真窮啊。就我剛才說拿藥材換像章的那村人，好幾家的始娘穿的那褲子，補都補不上來呀，把中國人弄成嘛樣啦。我心裡非常壓抑呀。延安不是革命熔爐嗎？共產黨發跡的地方啊，它怎麼還是這樣啊？ 十一月份，大家都串聯回來了。大家也都有了經驗了。各派組織加強了，跟著爭著斗黑幫。這就是六六年冬天，學校的鬥爭已經跟社會上的鬥爭聯繫起來。社會上又因對駐軍問題產生兩派。我那個組織為了替一個挨打的工人造反組織說了話，莫名其妙成了擁軍派啦。對解放軍我是有感情的，支持駐軍理所當然。當時我們叫「擁軍兵團」，七軍團二八班。當夜間巡邏的時候哇，每個人都是一個柳條帽。對立面貼解放軍大字報，我們幹嘛呢，每天夜裡出去，多冷的天推著個小車，上面扔一桶糨子，偷偷摸摸地到大街上拿手電照。凡是攻擊駐軍的大字報，看著沒人，馬上就糊上，然後再寫上「堅決擁護解放軍，誰要毀我長城就砸爛誰的狗頭！」你說那陣多認真哪。我就覺得怎麼反也不能反解放軍呀。解放軍解放了中國，軍隊在我心目當中最神聖。我們好多戰鬥支團哪，都是毛主席的詩詞命名的，「反到底戰鬥團」，「叢中笑戰鬥團」，「卷巨浪戰鬥團」，我那戰鬥團就叫「冷眼向洋戰鬥團」。毛主席不有一句「冷眼向洋看世界」嗎。這時社會上有個「狂人造反團」哪，他們組織性紀律性特別強，袖章上「狂人」這兩宇呀不是一般寫法，寫的「人」字就像風刮的那樣子。「狂人造反團」善於抬死人上街遊行啊。死人都是兩派武鬥打死的。他們就進攻軍事管制委員會啦。我們這個兵團好傢伙接到通知行動好快，從橋西跑到橋東啊，只用了二十分鐘，從近道跑，然後就整個二十幾排學生啊，把軍事管制委員會保護住啦。 我先插幾句別的。當時我一直是干動態的，負責跟全國各地聯繫的。所有材料都從我手上過，所有傳單都經過我過目，有時還拿大喇叭上街辯論啊。大喇叭放車上邊，十好幾個喇叭捆在一起，擴大機擱車裡。還有一個備用喇叭，隨時準備被砸。我們那時訓練的廣播員哪，現在電台都不可多得。我那個相好的女同學，聲音極好，連講那麼四、五個小時也不累。講話也投稿，拿嘴說出來也特別台乎邏輯呀。我們兵團還培養那麼一個人，專背語錄的。馬、思、列和毛主席語錄他都會背。辯論時需要語錄，只要說，快，來點，他肯定給你來一條語錄，還特別合適。他是學物理的，腦子好。他不光是背，光能背語錄那不算嘛——語錄那陣我也能背下來，「老三篇」都倒背如流哇，毛主席四卷的第三卷，我還都背得下來啦。那陣沒書就看那個是吧——比方對方攻擊我們，我需要條語錄，說他們搞陰謀。他馬上就給寫出條來，說當時在第二國際鬥爭的時候，列寧在駁斥者茨基的時候曾經說過，在政治鬥爭中最卑鄙無恥的事無異於把自己的話強加在對方的頭上。那些犄角旮旯的話他都背得下來，我們就管他叫「馬列主義彈藥庫」。 再說那次保衛軍管會，我們挨揍啦。狂派人太多。我從在休戰的時候，一人背一個大背包跑到戰場中間撿「子彈」。我看我也不是武鬥的材料，眼也不行，就專搞動態了。搞動態挺帶勁，主要通過潛伏在對立面組織中我們的人，搞消息。這些人大多是收買來的。不用錢收買，當時也沒錢呀，靠挑撥。說你是個老造反，現在勤務組都沒你。領導班子叫勤務組哇，一把手叫勤務員，這是巴黎公社的叫法。這樣就慢慢地拉過來不少人。還打到對方組織裡去。派人帶假情報過去，參加他們組織，很重要哇。這是我們的地下動態員。對立面組織內部有個四個人組成的「契卡」，經常開展肅反，有時肅出來也真揍哇那傢伙。我們也搞肅反。我為什麼對武鬥膩歪了呢，記得我們逮了一個女的，是化學系的一個姑娘。戴眼鏡，身體特別弱。她是單為探聽消息來的，被帶進學校一小屋裡去啦。我們這邊一個女將，長得特別魁偉，是邯鄲人，狠打她。化學系那女的呀真叫英勇啊，大皮帶這麼寬，劇就抽下去啦。這姑娘別提多堅決，堅持自己的觀點。那大皮帶真狠哪，一溜一溜抽呀，一下子一道紅，胳膊上，臉上，打完，這姑娘頭髮一甩說，我再說一遍，打死我我也是這觀點。說老實話我現在認為，那時紅衛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是當革命搞的。師大死的一個女同學，她跟我說過，「我覺得我就像保衛巴黎公社的戰士似的。」那是一次武鬥，兩邊拿小口徑對打，人都往後退，這女同學自己硬頂上去。一個流彈打在頭上啦。你說她要有私心雜念能那樣幹嗎？想起「文革」，說老實話吧我不後悔，我可以懺悔，但我不後悔。因為當時我們不是懷著卑鄙的目的參加的。當時正經八板當革命來對待的，你說我們受了那麼多罪。那陣第一次參加武鬥的時候，黑夜都不敢睡覺，每天鞋都不敢脫呀。外邊一聲哨，骨碌就起來。沒黑夜，沒白天，不能退縮，退縮恥辱。也有逍遙的呀，那時逍遙的簡直像狗屎堆一樣。現在有些人把罪責完全推在紅衛兵身上啦，我就覺得特別不公平。一個路線錯啦，就像並崗山第五次反圍剿，對那些紅軍戰士怎樣評價呢，能說他們死的狗屁不如嗎？對不對呀？一場戰爭指揮錯啦，戰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到了六月份武鬥就更升級啦，動槍啦。那天晚上被佈置了，說壞人都武裝起來啦，我們不武裝起來不行。江青曾說啦，文攻武衛，沒有槍不行。就決定到解放軍那去搶槍。實際那是解放軍讓槍的。到軍工廠啊，大門敞著，沒人管，哪裡是搶？純粹是周渝打黃蓋願打願挨。武器庫也開著。管庫的人說你幹嘛啊，你幹嘛啊，一邊說一邊往裡領，還拿手電給你照著，這邊來，這邊來，原來全是軍隊佈置好的。搶了槍，也不能打，試打結果連一環也沒打上，這槍呢後來沒使上。我總覺得整個「文革」的過程，是毛主席領導「文革」，後來他領導不了這個過程。人們開始投身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還都是由衷地參加革命，以一種虞誠的水晶般的心，跟著領袖去幹，去進行一場反修防修的鬥爭，可是隨著「一月革命」風暴，「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的時候，這場革命就不純潔了就是。已經明白了革命就是這麼回事，於是開始有些人有意識地能動地利用這個革命，所以這就決定了這場革命越來越骯髒。這是因為奪權以後涉及到個人利益。黨內派系鬥爭日益明朗化了。有些政治扒手、政治掮客，就開始有意識地把自己的東西塞進這場革命，所以決定這革命就不好辦了。如果說「文革」初期的時候還可以說是一場聖戰，那麼後來完全是一場權力戰了。一場權力的再分配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們學校是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不久省市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成立革命委員會，都是我起草致敬電。當時叫「三結合」，一個工人，一個解放軍，一個紅衛兵。革委會是權力再分配，開始爭權奪利了。紅衛兵的命運越來越不如。紅衛兵是第一梯隊，解放軍是第二梯隊，工人第三梯隊，所以越到後來紅衛兵越不值錢。到工人宣傳隊進校時，紅衛兵簡直就是臭下三爛了。解放軍進校還好，表態支持我們，那是我們的大恩人，所以對他們頂禮膜拜。但是後來使我們非常懊悔，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那陣兒不許提「業務」兩個字，我們覺得「文化大革命」已經差不離了，該唸書啦，要求復課鬧革命。解放軍對我們講是啊，復什麼課啊，只能復毛澤東思想之課，復馬列主義大批判之課；業務課的詞都不應該用。業務應該叫什麼呢？應該叫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後來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對業務問題講的非常左。當時我也仗著自個兒老造反，糾合了兩個老造反派，加我一共三個人，寫了篇大字報，直接貼報社門口去啦，大題目就叫，《三月二日社論有問題》。我那旁邊不是有一個馬列主義彈藥庫嗎？由他提供語錄。一天之內就出現了無數大字報圍攻我的大字報。又來了好幾汽車人堵在學校門口，要和我辯論啊。駐軍專門約我談，說造反派要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錯誤，現在正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毛主席那套話又上來了。校革委會就把我拋出來啦，意思說你跟人辯論去吧！虧得這時候我們還有幾個確實從白色恐怖殺出來的，保護著我。我從那以後就退出一切組織，跟學校的關係特別擰。參加一個創作組寫話劇，題目叫《春到長城》，大意就是定資派廠長怎麼迫害工人，後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工廠就行啦。那時的小說、戲劇都這麼個意思。 學校裡肅靜不下來，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個同學沒事的時候在窗台上寫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邊「毛澤東思想」沒寫，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後來，不知誰擦了沒擦乾淨。過兩天不知誰又在後面與了「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結果話就連上了。有個女同學見了大驚小怪地叫：唉呀，你們看，這是反標！那時候人人戰戰兢兢呀，已經動用專政機關啦。結果當天下午就把我們那個同學揪出來啦，反革命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兩年多，怎麼反革命哪？全系一個一個開著批判會，那駐軍呢在上面喊著：嚴重的階級鬥爭已經深入到我們班裡來，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馬列主義的實質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釋。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聲呀，言聲要揪出去怎麼辦？結果好多同學起來說：我揭發！我揭發！我納悶兒你們都揭發什麼呀就是。啊，六八年那陣，我覺得是開始革我們紅衛兵的命了。結果那同學判刑十年，到處游鬥啊，這是一個同學。還有一個同學也揪出來了，為嘛呢？他寫大字報，寫完涮筆水啊那麼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臉上一溜兒，嚇壞啦。他趕緊疊巴疊巴，也不敢燒，壓在自個褥子底下了。過些日子他給忘了。後來學校鬧臭蟲，挨屋打藥時發現，當場就揪出來了。駐軍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馬上進監獄，馬上就判，快極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厲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還厲害！對這「文化大革命」，由於這麼沒有良心的胡批亂鬥，出自於個人私心的胡打亂鑿，再加上白色恐怖，我真膩了。膩了這裡邊可能含著有更高的覺悟吧！再說歲數也大了，面臨畢業了，差不多大家都有一種厭戰的情緒。那個和我要好的女同學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這人容易出事。忽然一個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說，我挺崇拜你。那時女子說話都跟男的一樣。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樣兒就修了。說話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勁吶。袖子捲起來非得捲到胳膊肘以上，這是那時候的審美觀點啊。那陣兒想起來也是夠颯爽英姿的。看來我這件事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們非常密切的時候，已經到了「文革」後期，歲數也是二十四五了。人們沒事幹，這種事就很自然地發生起來了。可是臨畢業的時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讓工宣隊給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隊進校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了。工人階級再一伸進腳來真壞事呀。說老實話呀，駐軍凶還講點政策；那工人宣傳隊進校實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宣隊什麼東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覺得自己是老大。這時紅衛兵已經是老三位了，到後來就是老九了。我記得工宣隊一進校就說，我們工人階級是佔領學校的，是毛主席派來的。一人手裡還托著一個芒果，是拿塑料做的。講話時說，我們工人階級就是大老粗，「唰」地這個扣子開了，一條腿蹬在講台上。這陣兒說起來難以置信就是。當然這裡邊有個別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而這種老工人正成了他們工人階級佔領學校的籌碼。有個老工人來億苦，那是賓苦，伸出手來沒幾個指頭。億苦為了嘛呢？7還得進一步斗知識分子。全被利用了。工宣隊一來，馬上與駐軍鬧矛盾。而且工宣隊一進來，準有一撥人哭訴去，我們怎麼受壓，這個那個，工宣隊就有事幹了。有個工宣隊頭頭，出個主意，把我們拉出去，到農村改造思想。解放軍的軍訓隊、軍宣隊和工宣隊跟著。唉呀，那時真是活活要把人給折騰死。一聲哨兒，一二三，「唰」地下稻田。好多女同學都在例假期啊，都不敢言聲，腿腫得一按一個坑兒。每天早晨累得都起不來，大家還得站在毛主席像跟前說，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我想幹什麼，我想遵照您哪條思想怎麼幹；後晌兒回來，臨睡之前，累得根本直不起腿來，又得對著毛主席像說，毛主席我今天又犯嘛錯了。早請示，晚匯報啊。工宣隊說要搞「紅海洋——毛澤東思想一片紅」，全學校能刷的地方一律刷紅油漆，大家什麼也不幹，天天不是刷漆就是刻葵花。黑夜沒事總備戰。你剛睡熟覺，就喊起來急行軍。不開燈，摸著黑打背包，一跑就是三十幾里地。我真火，第二天沒起，我說這不是折騰死人了嗎，是不是？你們看不見女同學她們怎麼受？我仗義直言地說了。我說我不幹了，你們愛怎麼辦怎麼辦吧！我這一講，軍宣隊那連長還通情達理；工宣隊就急了，「啪」地一下把手裡的個鐮刀柄撅折了，說，你太猖狂了，我看你比修正主義還修正主義。我說你呀，甭來這套，告訴你，我爸爸當工人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兒呢！那連長嚇唬我，把我拉到一邊兒，對我說明天上午寫檢查，一定寫，我保你沒事；我說不寫，他說你混蛋，一下子這拳頭就打我肩上。咱明白他這是為我，要不是他，那次非把我揪出來不可。那次要揪出來就環了，罪名小不了：反工人階級啊！我們這紅衛兵多窩囊！ 一九七０年春天臨分配時，學校裡突然間沒頭沒腦地傳來這麼一件事，說我爸爸是特務。這一下工宣隊就直接滲入，找我那個烈士子女的女朋友，不下十幾次談話……這是我的隱私啦，當時在一個老師家，她跟我整整哭了兩個小時，我也不能往深處問。據別人悄悄告訴我，她和一個工宣隊好上了。唉，我的一切一切啊，都接上了「文革」色彩。他們多強大啊，又是工，又是軍。那工宣隊說，這人不可靠，他爸爸是特務。你有理受屈也沒法爭。分配的時候哪，工宣隊定了一個原則，叫做「遠分對，近分贅，不遠不近分光棍。」這就是誰有戀愛關係就照顧你倆，遠處干革命去；近分贅，累贅，有殘有疾的；不遠不近分光棍。他們就把我擱到不遠不近分光棍這一類了。那天晚上念分配名單那陣，簡直跟宣判一樣。張三哪個村，李四哪個縣，決定你的命運呀就是。那陣兒毛主席不是有條指示嗎，統統分下去。臨走的頭天晚上，那女朋友又跟我談了多半夜。我這個人說老實話呢，總覺得素質還比較好，歷經這麼多事從來沒因為什麼神經錯亂，為什麼事死了活了的。我說，咱是合則聚，不合則散。我說今後你去跟你的工宣隊吧，我回去耪地去，扭頭就走，眼淚總是掉了。我拽著幾個紙箱子，窮學生沒有什麼別的財產呀，都是書啊！我們老師送了送我，我還說我要到貧下中農那裡接受再教育，好好幹活好好表現，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來再來見你們。總是那麼個勁兒。如果說前邊這幾年是被動過來的，後幾年遇見的事呀，真是更不可思議了。 我們一下來就分配在縣裡。真虔誠啊，我自己打天津過，把書都擱家裡了，把自己好一點的衣服都放下了，專門買了一雙灑鞋穿上，以示和貧下中農沒有區別。還叫我媽專門拿白布做了一個釘絆子的褂子，那是真堅決呀。一到縣裡，七十個大學生，交大的，科技大學的，北大的，清華的，復旦的。說老實話都是人才呀，那裡不光有我們七０屆的，還有六七屆、六八屆、六九屆的，有的真棒呀。縣裡沒留一個。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講話說，同志們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要到東邊的大窪去。那是真窮呀，房子都蓋在河坡子上。一到那裡，我們非常虔誠地找到了大隊革命委員會主任，主任就說了，大家在這兒都要好好表現，不好好表現上邊追下來我可不好辦，啊，要批誰一盤，我可負責不了。唉呀，這意思我們不過比四類強點兒就是。住的那屋滿是亂七八糟的魚網。晚上在炕上墊幾層厚草根子，睡不了覺啊。各種各樣叫不上名字的蟲子往上爬，那蚊子就像轟炸機似的嗡嗡嗡嗡地叫。到了那種情況，你還想什麼？還是虔誠地想，我呀應該這樣改造。第二天我們幾個男的，小褲衩一穿，一下跳坑裡就挖河泥去了，可根本幹不了！挖河那苦就別提了。反正幹過這活的不止千千萬。我現在反而特別感謝那一段呀，雖然說苦，我覺得只有在那段時間裡，我才特別體會中國農民受著世界上最重最深的苦。他們得到的最少，而且最沒有怨言。有時候我跟農民們談心，我說你們心裡覺著怎麼樣？他們說，瞎，又不是咱們一個人，不都這樣嗎！聽到這話真是千萬種滋味上心頭呀就是。這時候縣裡聽說我挖河比較賣勁，還聽說我以前寫嘛寫嘛以後，教育局就調我去寫。我這人生來就沒有留在機關工作的命。上來以後幹嘛呢，給學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寫講用材料。把積極分子請上來，座談，我再編。比方一個小伙子，燒戰備磚，你就說他燒磚怎麼苦，手上燒出多少燎泡，還要寫他燒戰備磚那時從窯裡看到了五洲四海風雲，看到世界革命烈火。純粹是胡編亂造，這叫嘛玩藝兒呢？我心裡這東西憋不住露出來了，教育局的頭頭就跟我談，說你啊，工作還不錯，但還是要下去鍛煉一陣子更好。我心裡當然很明白啊，我說我的鋪蓋卷都捲好了，又回去了。 那陣子農民知道我愛看老書，天天叫我後晌講一段。我不敢跟他們說《濟公傳》呀，《薛仁貴征東》蚜，《三俠劍》呀亂七八糟的什麼，就變著法把它變成現代的事，每天剛吃完飯，那個炕頭啊就圍滿了，我一開口，有人就給弄熱水，還有的打家裡帶來炒瓜子，實在沒瓜子就弄點兒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時候講到半截停場啦，他們就拿一塊紙呀給我卷一顆煙。農民非常純樸，卷完後給你舔好了。他不懂傳染病之類的事啊，到那時你就根本不用猶豫，拿過喇叭筒子來就抽。人到那時候，不會有多大上進。我也沒書看呀，就馬列和毛主席那幾本，再有就看《人民日報》。有時候連那個犄角旮旯兒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麼會買《朝霞》、《虹南作戰史》那些沒勁的書看？精神上真是很飢餓呀，農民也精神飢餓。可是我一跟農民在一塊，盤腿上炕一講，好像互相滿足了。這事就有人匯報大隊主任那裡，主任找我說你講啥了，我說講兩條路線鬥爭史啊，你也聽聽去呀。一天打完草大夥兒在草場上一躺下，我說主任哪您過來。這時他提過來一桶水，人們就像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嘴就開講。原來，主任他也愛聽。後來他就說了，再講咱就在屋裡講，別上外邊講去啊。那天講的全是瞎編的，我把那古人都變成現代人了。裡邊再插上定資派網，再插上地富什麼的。說老實話呀，我給他們講，自己也是個享受，因為我這個人精力特別旺盛，沒有發洩的地方啊。 往後村裡號召學哲學。你說那時候真是拿農民糟改著玩兒呀，農民知道啥哲學呀！主任學哲學回來了，召集農民傳達，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話，「大伙學大寨，好好幹，完了。」然後就叫我講啥是哲學？我說我沒改造好。主任說你別扯淡了，快講講。我就開講哲學，可沒講兩旬，那底下婦女納著鞋底子就說，「咱不講這個啦，接著昨後晌的講吧！」 在村裡叫農民開會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點鐘叫，到八點，一會叼著煙袋出來一個，一會又出來一個。農民不怕上綱，因為農民在最底層，你說開除他哪去？公社大隊就決定每天開會給「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開會就是掙那二成去的。坐著瞎扯淡唄。幹部也是兩頭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騰，對下面呢又不敢深說，就支撐著吧！那陣沒有一個村子不瞞產私分的，糧食不夠吃啊。上邊淨是瞎指揮，一律種「反修七號」。那「反修七號」不好吃。公社叫種不種不行啊。農民也有法，外圈全種「反修七號」，裡圈種本地高梁。上邊檢查的幹部一來，大隊早把酒肉準備好了。不堵他們的嘴，自己嘴裡更沒嘛啦！ 我在這兒改造完了，臨走時主任對我說，我看你還真不像個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口快，不行啊這個，到哪惡帳的話別說，叫人硌硬的話別說，犯忌的話別說。這是這一段。 七二年我分配到一個公社的中學教書。說老實話在農民裡頭呀，要是弄錯一步幾十年也翻不過身來。因這裡比較封閉。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點蹬上自行車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單元房子裡人與人沒啥聯繫。在農村，多少年來，都是守在一堆兒。連你祖爺爺那輩的事都知道，你祖爺爺尿炕不尿炕的事也都能考證出來。所以那陣你要有一步走不好就不好辦啦。再有，長期對知識分子有個偏見，就是那些年留下的根。認為你自高自大，能言善辯，不好鬥，群眾關係不易弄好。這幾條說老實話對我的評價也是夠準確的。我在公社中學教書時趕上「修教路線回潮」。有一次班上有個女生沒上課，問她，態度還特別蠻。說，昨天我吃乾飯去了。「吃乾飯」是那裡的方言。誰家娶媳婦大家隨幾元錢份子就到人家吃飯去，叫「吃乾飯」。農村平時吃不上白米飯，吃一次也算享受吧，可我不懂。我說你為頓飯就不上課，怎麼那那麼沒羞沒臊呢？沒羞沒臊是我老家的口頭語，擱這兒就相當重了。那女生哭得沒完沒了。好傢伙，這可壞了，當時正是鬧「黃帥事件」啊，好多同學圍著我批我喲，學校領導逼著我一次一次檢查。我就成了「修教路線」的典型了。師道尊嚴啊。我這命運始終跟「文革」連著。「文革」有嘛事，都能跟我連上，學校農場有八十畝地，校革委會主任說你種地去吧。我就把鋪蓋捲上去農場了。種茄子、辣椒、西紅柿、萵筍和菜花，倒也不錯。可是到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為在私下裡借了一本《紅都女皇》，是個手抄本。看完之後馬上還給人家，可我心裡感到迷惘了。本來林彪事件一出來後，說老實話，我好幾天都沒睡好覺，感到好多過去那麼神聖的東西，那麼祟拜的東西原來都是假的，但那時對毛主席的感情還沒變。那陣一看報紙就琢磨，自打林彪死了後，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別快就是呀。這時再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會的醜惡現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來。我想，自己都三十歲了，這麼功不成名不就，幹點什麼呢？ 七六年，地震時差點沒給砸死。全校房子都倒了，大家都睡在一塊兒。地震之後我反而莫名其妙有點解脫感。我說這叫神鬼怕惡的啊。我說反正我一無所成，到處碰壁，也入不了黨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逮誰鬧誰吧。結果這一下人們反倒害怕你了，橫衝宣撞倒嘛事沒事了。可是每次鬧了之後；自己思想裡就特別空虛：這是幹什麼呢！我又覺得累得慌，特別沒勁。自己背地翻《聊齋》，反正都是文言，別人都看不懂，看來看去就看出鬼、狐、神、怪，整天半人半鬼，不明白不糊塗，倒也不錯。打倒了「四人幫」之後，我才第一次明白這是特別巨大的受騙！沒等清醒，又到了清查。清查呀，還是兩派，一派整一派。原先那一派打人兇手都沒事，結果給我們來材料共有五條。又是一些捏造的假東西。清查本來是為了安定考慮的，可是一撥人又利用這個整另一撥人。這個歷史欠帳將來誰再來還。而且挨整的這撥人都是我這個歲數的人，從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當時紅衛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學這部分人呀。所以這幾年哪我思想還是沉悶。有時我就想，地球那麼大，天天你跟我鬥，我跟你鬥，有什麼勁呀！不累嗎？可是我這個人天生精力特別旺盛，說老實話我覺得現在還沒給國家使出勁兒來呢。從近幾年開始我另找一條路。我就想了，搞語法太枯燥，搞文學創作自己又沒有才華，可是我愛看小說，有文學底子，我懂語言，於是給自己定了一個五年計劃，一定要在修辭上打出一個局面來，在修辭界擠進去。這幾年哪，我讀了很多書，發表了一些個語言方面的文章。但是寫來寫去呀感到苦惱，因為我底子太差就是。我特別感到我沒有受過完整的高等學校教育，可是還頂著大學畢業的牌子。現在修辭學開始向立體發展，得需要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美學，需要好多知識，而且向各個邊緣科學發展。孤立的靜止的過去那種考據式的研究根本沒有前途。有時我覺得有壓力，這個壓力就覺得國家養我這麼大了，我總得給國家幹點什麼。我不想飛黃騰達，只想我自己的位置呀。說起對於「文革」中自己那一段呀，到現在為止我也不後悔。從政治上徹底否定這場「文革」，我沒有任何異義。但是做為一場運動不能簡單地否定，不能簡單地政治劃線。我覺得中央呢，我是這樣理解的，說老實話，咱們中央現在也是夠難的，難在哪兒呢？難在中國這封建主義基礎太深厚。我在農村呆了這麼多年，深感到現在在農村就是封建社會主義。你不知道上上下下的官兒們，都結成網。我不光說我那縣，哪兒都是結成網。只要你撞上網，再也擇不清楚啦。你擇網時，別人的槍已經過來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難。再說對「文革」的評價呀，中央出於撥亂反正的考慮，從政治上徹底否定，這是必要的。因為政治這個東西應該這麼幹，政治不能講人情，政治鬥爭是沒有誠實性可言的呢，這是需要。就好像一個屋裡原來住的這家走了，你進來好好收拾，但怎麼看怎麼也像過去，必須連好的帶壞的都扯去。可是我覺得不該否定的就是紅衛兵。對紅衛兵應該做歷史的分析。我感到對紅衛兵的歷史分析不用我們這一代人考慮了；說老實話，對一場偉大的鬥爭，或者對一場錯誤的鬥爭，不是一個很近的距離就可以做出正確評價的。我對這點充滿信心。就是現在，評價好「文革」也不可能。說老實話，我現在看一些電視劇和電影，還有別的文藝作品，把紅衛兵描寫的像國民黨兵似的，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們沒參加「文革」可以諒解；參加了「文革」，還要那樣描寫，那純粹是不講作家的良心。有的電影，來了一輛刑車，一群紅衛兵上去，把男的拽出來了，女的眼淚刷刷就下來了，那孩子還追兩步，也不知怎麼一絆倒下了，媽呀，爸呀，伴著音樂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紅衛兵哪有那事？紅衛兵那陣也愛孩子著呢，是吧。紅衛兵運動是個歷史悲劇，但有人拿它跟黨衛軍相比，太不公平了。紅衛兵是自發運動，黨衛軍直接受納粹操縱，完全兩碼事呀！對於當紅衛兵當然不能說我不感到慚愧，可我也不後悔。然而有些東西可以懺悔。到了我這個歲數，反思得特別厲害。我覺得我們這撥人哪，也可能是國家最穩定的因素。他們深知兩種路線不同的苦。他們受過那種集中聽黨的話的教育，而且在當前這種開放局面，這撥人一般都比較穩定。他們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對，也不像年輕的一代準備全部接拿過來。毛澤東同志那陣子給我最大的是階級感情，我到現在為止，到什麼時候不致於胡作非為，不墮落，困難時也不墮落。但我也恨，恨那時教我們盲從，教我們單線思維，不會多項思維，不會逆向思維。實際上他老人家呢，還說過不少這樣的話：打倒奴隸主義，埋葬教條主義。但是他是一個葉公好龍的人，你一旦真這樣幹的時候，他又不幹了。我今後，我是這樣想，我還可以給國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規規矩矩地把國家給我的工作認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點嗎？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劇，莫過於聖徒受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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