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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相遇那年秋天,我被報社派往我家鄉所在地區採訪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情況。我的第一站首先要接去地區有關部門瞭解情況,然後再做重點採訪。因此,長途公共汽車雖然要路過我們縣,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所邁的雙親。我只能路過我們縣城停一下,而我們村離縣城還有二十多華裡路。
  從內心上說,我是急切地想回我們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這是不必說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鄉的變化。聽弟弟來信說,責任制後,家裡一年打的糧就夠幾年吃錢也比前多年寬裕多了。這些情況,雖然我沒有回家,但已經感受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總是愁眉苦臉: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讓我給他們寄錢就是買糧。而這兩年家裡來信除不要我的錢和糧,反而還問我要不要什麼。我為此常常在心裡激動不已。
  我在我的家鄉那貧困的歷史。黃土高原,在那塊貧瘠的土地上,擁擠著稠密的人口。打開每一部縣記、府記,都記載著令人毛骨悚然的飢餓史。解放以後,這裡也一直是人國最貧困地地區之一,幾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濟糧……現在,這一頁歷史是怎樣翻過去的呢?而新的業政策在我的家鄉又展現了什麼樣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採訪工業,就是因為家鄉這些不斷傳來的福音使我決心要求必行採訪農業的……
  這次雖然我不能回我們村,但開往地區的公共汽車幾乎要穿過我們縣的全境,我起碼可以走馬觀花一下,並且按常規旅客要在我們縣的全境,我可以在那個親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兩個小時,說不定還能碰上幾個熟人呢!
  汽車進入我們縣境後,在山巒夾峙的川道裡行駛。我把臉緊貼在車窗上,透過玻璃,觀望著一閃而過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裡,再不像往年一樣,幾乎是一色的莊稼。現在,大地就像五彩織錦似的斑斕。各類作物一塊一塊互相連接而又獨成一家,每個勞動者在土地上的創造個性都表現得淋漓說致。也有個把地塊莊稼長得不怎樣,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個勤勞人,而就是這樣的人,前多年卻在集體的大鍋裡撈走和別人一樣的一份。
  有的莊稼已經割倒並且上了村頭的禾場。赤膊的莊稼人把金黃色的顆粒一掀掀揚向蔚藍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穀落下來,落在糧堆中打滾嬉鬧的孩子們的身上。遠處的山阪上傳來悠揚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見農婦們挑著送飯罐,悠悠閃閃地走著。田野裡,羊、牛、驢、馬,成群結隊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別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沒有什麼人閒呆著。生活和勞動是平靜的,但又充滿了一種緊張的節奏。土地和人,一切積極性似乎都調動起來了。這真是不可思議。誰能想到我們的農村一下子就從一種群蟻式的生活方式變成了眼前這種狀態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數人如此迅速而樂意地接受了下來,這說明過去的一切已經多麼令人太厭煩。當然,這新政策剛開始不久,並不盡善盡美,但它是愛人歡迎的,這在我們家鄉這樣貧困的山區尤其表現了它的感召力……
  我還著一種極其興奮的心情在縣城下了車——像往常一樣,旅客要在這裡吃午飯了。
  這就是家鄉的汽車站。一切都沒有變,只是增加了數不清的攤販。賣土特產的鄉里人和賣熟食的城裡人立刻把下車的旅客包圍了,紛紛用花言巧語兜售他們的東西。
  我暫時還不想吃什麼,就擺脫這些熱心的糾纏者,來到候車室。我看見候車室的一個角落裡正圍著一群人在吵架。這些人操著外鄉口音,農民形體上穿罩著一些廉價的城市服裝。憑經驗我判斷那是無定河流域的石匠。他們用手藝和苦力縱橫飄流在高原的城鎮鄉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樣的窯洞和樓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圍攻一個人。被圍攻者我看不清臉面,但耳朵逮住的一兩名話聽起來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當熟悉。
  本赤我對這類常見的吵不感興趣,但不種惻隱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個一定很狼狽的被圍攻者是個什麼人。
  我走過去一看,吃了一驚:原來這個人是我的五叔張志高。五叔似乎在同一時間也看見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開和他吵嘴的人,過來熱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說:「啊呀,我的侄作!你這大記者回來了!」這話幾乎不是對我表示歡迎,而是故意說給和他吵架的那些人聽。
  那些剛才還怒目圓睜、摩拳擦濱的石匠們立刻好奇地打量著我,一個個面有虛色,像突然面對一個什麼大人物似的。他們當然也不敢再和「大記者」的叔叔吵吵架了。
  而五叔卻立刻轉灶為攻,對那些人喊叫說:「怎麼?你們還吃人呀?我張志高佬時候虧過人?嗯?你們到大馬河川打問我的人品去!」他轉過頭喚著我的小名說:「君娃,你才下的車?今兒個回不回村?東西帶不了的話,我和你一塊回!」
  我對五叔說,我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飯就得上車走。
  五叔聽說是這樣,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說:「走走走,我帶你去食堂。咱叔侄兩個好好喝幾口!」
  他說完拉著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們只好悻悻地站在一邊,目送著我們出了候車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問五叔:「這些人和你吵什麼呢?」
  「哼!說我給他們少開了工錢。」
  「什麼工錢?」「我給縣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窯洞,這些匠人都是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們嫌我給開的工錢少了,揚言說不給他們增加,就要捶我!」哼!」「你怎麼出來包工了?我驚訝地問他。「唉……不包工怎辦?農業社爛包了!」他臉上露出一種相當不愉快的表情。我知道分說的是責任制。
  「你還是大隊書記嗎?」
  「當然是。不過,現在這書記連個屁都不頂!」
  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我們進了車站旁邊的國營食堂。
  五叔反架一般推開我,到售售票口上買了飯菜。我只好在旁邊的小櫃上買了幾盤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國營食堂一張髒桌子旁坐下來(幾乎沒一張乾淨桌了)一連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臉就紅鋼鋼的了。他問我這次回來又準備「記錄」些什麼?我向他簡單地說了我的任務。五叔立刻激動地說:「你們記者權大著哩!能不能給中央反映一下,咱社會主義的大集體完全爛包了!」
  「怎是爛包了呢?五叔,黨在農村的新政策剛開始實行,你是黨員,又是大隊書記,有責任貫徹執行黨的政策。你現在這思想可不太對……」我有點嚴肅地對他說。
  「哼!就因為我是黨員,因此我不願走資本主義道路!」他振振有詞地說。這已經相當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時說服不了他的。
  我於是轉了個話題問他:「我姑夫家現在光景怎樣?」
  「怎樣?發財了!光自留地的旱煙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塊!至於糧食,都沒處擱了。現在這政策對自私人有利嘛!前幾年他到處咂我的洋炮,說我把張家堡弄窮了。這陣輪上他張狂了!」他竟然攻擊起他的親哥哥來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各自端著酒杯抿著。
  這時間,我突然想起了他們村的另一個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張寬,現在大概有三十五六歲了吧。這是一個孤兒,父母死後,給他撂下了一河灘帳債。
  但小伙子會□氈,就出去耍手藝掙錢還帳。結果,他被五叔揪回來在社員大會上批判了一通,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次批判會我碰巧在他們村。記得那個老實後生在批判會上痛哭流涕,說他還不了帳債,三十來歲還是光棍一條,娶不下媳婦……記得當時我聽了他那些話,難受極了。但當時正割本主義尾巴,我們報紙上每天報道的也就是這些,所以我只能把這些難受嚥回到肚子裡。記得當時五叔相當厲害,兩隻大眼睛咄咄逼人,指著鼻子罵張寬忘了本,走資本主義道路……張寬現在怎樣了呢?我於是問已經醉意十足的五叔:「你們村那個張寬現在怎樣?」「張寬?」五叔瞪起一雙醉眼,說:「現在放開馬跑了!□氈掙得錢口袋裡都裝不下,往銀行裡存哩!上兩個月剛結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劉國璋的孫女。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舊社會就是給劉國璋打長工的!他現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氣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卻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欣慰。
  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隨便問他家現在的情況怎樣——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實的。
  不料,這下卻更刺激了他。
  他拳頭在桌子上搗了一下,嘴裡氣憤地濺著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爛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兒子高中畢業,好不容易在縣上副食公司找了個合同工營生,現在也被清退回來了。而今地一分開,都得自家種。兒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沒心思種那些地。糧沒糧,錢沒錢,就跑出來包一工,就賠了,匠人們打發不走,向我要錢……剛才車站上你已經看見了。唉,硬是這政策把我給害了!前多年,我張志高是什麼光景,現在哩?我這個一輩子說人的人,活成個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當了幾十年領導,可現在……」他痛心地倒鉤下了腦袋。我知道這都不是醉話。
  桌子上的飯菜已經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經快到開車時間,就起身向五叔告別。
  他站起來,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門。
  分手時,他說:「……我就不送你了,那把把龜子孫還在車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張家堡來,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他像脫產幹部那樣老練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頭走了。由於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點踉蹌,但還不至於載倒。
  他走出去一段後,又回過頭對我喊叫說:「君娃,你可要寫材料向上面反映咱農村的情況……」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麼情況,便笑了笑對他喊:「你放心,我會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麼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過了一會,我便又坐在了飛馳的長途汽車上。車窗外依然是那樣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園景象。
  我坐在車上,想著剛才我和五叔的談話,同時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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