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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這個漢語中的會意字由「人」和「言」兩個偏旁構成，人言為信，字面上就看得出含義。「信」，列為中國我「仁義禮智信」這「五常」的末位。按照那些熟悉中國人的人的觀點，大量證據表明，信在天朝帝國事實上也可能是最末一位的德行。許多瞭解中國人的人，都會同意基德１教授的觀點，他在談了「信」這個中國人的觀念之後，繼續說道：「但是，如果選擇這個美德作為一種民族特質，不僅是為了在實踐上蔑視它，而且也為了與現存的處世方式形成一種對比，那麼，就沒有比『信』更合適的了。中國人在公開或私下場合的表現，與誠信如此背離，因而他們的敵人會抓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裡不一。虛情假意、表裡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顏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點。」等我們詳細研究之後，就能更好地判斷這些論斷有多少為中國人的生活事實所證實。 -------- １譯註：基德（Samuel Kidd，一譯為吉得，1799—1843），英國傳教士，1824年赴馬六甲，歷任英華書院中文教師、院長等職，著有英文著作多種。 「如今的中國人同他們的古人沒有太大區別。」我們相信這是一種合理的說法，而且我們相信一些富有才幹的學者的觀點也知意，毫無疑問，中國。關於信的標準，與西方各民族誠信——那才應該稱為信一的標準有很大區別。一個獨具慧眼細讀中國經典的人，會在字裡行間讀出許多含糊其中的拐彎抹角、閃爍其辭以及謊言。他還會發現中國人對西方人的坦率，壓縮成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直而無禮則絞。」１孔子的《論語》中有件孔子與孺悲的故事，對西方人來說意味深長，而儒學家卻完全不解其中味。以下這段文字，摘自理雅各的譯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２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不愉快，孺悲不是孔子想見的那種人，因而採用了非常典型的中國做法。 -------- １譯註：語出《論語·泰伯篇》，意思是：心直口快。卻不知禮，就會尖刻刺人。 ２譯註：語出《論語·陽貨篇》。意思是：孺悲來，要會晤孔子，孔子託言有病，拒絕接待。傳命的人剛出房門，孔子便把瑟拿下來彈，並且唱著歌，故意讓孺悲聽到。 孟子也倣傚了孔子的這種做法。作為某諸侯國的客人，他被邀請去上朝，但盂子希望得到諸侯王先來拜訪他的榮耀，便稱病不去，為了顯示那只不過是一種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門拜訪別人了。陪伴孟子的那位官員，夜裡同孟子長談了這種處理方式的可取之處，但他們之間的討論只涉及禮節問題，根本沒有涉及為方便而說假話這樣做是否道德。１沒有明顯的根據可去猜測其中任何一位當事人曾經想到過是否合乎道德這一點，而現代的儒學先生在給學生解釋這段文字時，也沒有多加思索。 -------- １譯註：這一典故出自《孟子·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於東郭氏。公孫丑日：「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轉下頁） 王使人問疾，醫來。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團將朝也，聞王命而造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謙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五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毫無疑問，中國的古人在保護歷史記載方面，要比同時代其他國家先進得多。他們的史書，不管有多麼冗長囉嗦，但肯定面面俱到。許多西方作家，似乎對中國的史書極其讚賞，對書中的敘述絕對相信。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維也納大學講師辛格博士的一篇文章，其譯文刊登在1888年7月的《中國評論》：「科學的考據早就承認中國古典文獻是可信的。而且可信度越來越得到證明。比如李希霍芬，這位剛對中國進行過全面考察的學者，在談論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驚訝的矛盾成分時認為：中國人記錄歷史事件時嚴格求實，若涉及到統計數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為認真，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在一般交際和外交談判時撒謊的掩飾風行，這是被絕對公認的。」有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心：歷史的精確性可以通過兩條全然不同的線索來體現：一是按照時間順序有側重地途述事件，二是通過對人物和動機的分機來解釋事件。那些廣泛地考察過中國歷史的人說，用前一種寫法，中國的這些史書無疑都是關於發生在寫作之前的事情而用後一種寫法看，這些史書則絕無半點合乎辛格博士所說的嚴謹。我們不對自己不十分瞭解的東西妄發議論，只是讓人們注意，一個耽於撒謊的民族，與此同時卻能塑造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實的史官。這樣的現象如果不是史無前例，也算獨此一家了。同樣的愛憎，曾經使其他許多國家歷史受到歪曲，難道中國就會例外嗎？同樣的原因，難道就不會作用於中國，如同作用於這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嗎？ 記住這樣一點很重要：不尊重歷史，這不僅僅是註釋儒學的教義的缺陷，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理雅各博士對「以一青掩大德」１很不以為然，但他十分重視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春秋》記載了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起於魯哀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下面一段話摘自理雅各博士關於儒學的演講，後來發表於他《中國的宗教》一書：「孟子把《春秋》視為孔子最偉大的成就，並說它的出現會讓亂臣賊子感到害怕。２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說有人會因此瞭解他，也有人會因此怪罪他。３當因為《春秋》而受到怪罪時，他有沒有心生不安呢？事實上，這部編年史十分簡略，不但如此，還閃爍其辭，容易使人誤解。《春秋》問世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公羊為此書作增補並評論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種『諱』包含了三個英語詞語的涵義——忽視、隱藏和誤傳。我們該對此說些什麼呢？……我時常希望自己能夠否定《春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從而快刀斬亂麻地解決我們的疑惑；但孔子筆下的證據與他自己的生活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如果一個外國學生採用這種激烈的方法，使自己所看到的這個哲學家的真實品格，那麼，中國的眾多統治者和大多數學者就不會對他有所同情，也不會憐憫他的內心苦惱。真實，是孔子經常要求弟子堅持的一條原則；但《春秋》還是讓他的國人在這個帝國或諸位聖人的名譽有可能受損的情況下隱匿事實真相。」 -------- １譯註：語出：《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２譯註：語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３譯註：語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聲稱中國人的歷史真實可信的人，隨時準備承認：在中國，真實僅限於歷史。當然不可能去證明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說謊，即使有可能我們也不準備那樣做。中國人自己所說的話便是最好的證明。我們時常聽他們談論自己的民族，如同南海島嶼上的首領說他的部落那樣：「我們一張口就說謊。」然而，在我們看來，中國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為說謊而說謊，而是因為不說謊就得不到某種利益。「他們不說真話，」貝德祿先生說，「同樣也不相信真話。」筆者有一位朋友，曾經有一次接待了一個中國小伙子的來訪，小伙子學過英語，希望在他的英語詞彙中增加一句「你說謊」。我的這位朋友把這句話告訴了小伙子，並告誡他不要去對外國人講這句話，否則准要挨揍。小伙子對這個不可思議的提醒毫不掩飾地表示奇怪，因為在他心裡，這句話與「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樣無傷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在談到西方人最反感被稱為說謊者時評論道；「但如果你這樣去說一個中國佬，你根本不會讓他生氣，不會讓他感到有失身份。他不會否認這個事實。他的回答是人我可不敢對閣下說謊。』對一個中國佬說『你說謊成性，現在就在編瞎話』，如同對一個英國人說『你一貫講俏皮話，我相信你現在腦子裡就有好幾條糟糕的俏皮話』。」 中國人的日常談話，儘管還算不上完全虛假，卻已讓人難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國是最難獲到的。人們永遠都吃不準別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說了出來。即使有人向你尋求幫助，比如，打官司，希望交給你全權處理，事後你還是極有可能發現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沒告訴你，這顯然是出於普遍的隱瞞天性，而不是出於惡意掩飾，因為他本人才是隱瞞不講的唯一受害者。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後才能弄清楚，不管你是從哪一點著手，每次都這樣。一個十分熟悉中國人的人，不會因為自己聽說了全部事情，就去認為已經明白了一切，而是要把所說的樁樁件件同其他事情聯繫起來，最後叫上幾個信得過的中國人一起仔細推敲一番，來確定這些亦真亦幻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的。 誠信的缺乏，再結合我們已經討論過的猜疑，就足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常常交談了很長時間，卻沒有一點實質性內容。就外國人之所見，中國人很多不可理解之處都是由於他們不真誠。我們無法肯定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總是感到背後還有東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一個中國人來找你，並向你神秘地耳語一番關於另一位你感興趣的中國人的事情時，你往往會心頭一沉。你無法肯定說話者是否在講真話，還是在背後使壞。人們無法保證中國人的最終結論就是最後一個結論。這個如此容易說清的命題，對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員來說，本身就包含了許多各式各樣的煩惱的因由。 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們幾乎不可能指望得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無從確信。每一個中國人，與別人一樣沒受過教育，天生有一種墨魚的能力，一旦被追逼，就放出一些墨汁，使自己安全地退居其中。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攔住，讓你捐點錢給那些貧窮但又希望探索新天地的朋友作旅費，你捐錢的時候，你的隨從不會說「你的錢同我沒關係，你自己看著辦好了」，而是產孩子般溫和地笑笑」，向你解釋說，你的錢只夠你自己用。因此，你就被剝奪了向旅伴捐資的快樂了。我們很少看到一個中國的看門人，會像外國人教他的那樣對門口的一群中國人說「你們不能進來」，而是在那裡看著，他們肯定不會進來的，因為那條大狗會咬他們的。 很少有中國人具備守約的道德。這與他們天性誤解和漠視時間有關。但不管失約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人們會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樣的借口。一般中國人總是這樣：有人怪他失約，他答覆說沒關係，下次補上。假如指責他的某個過失，他一定改正的話就像清泉一樣流出嘴唇。他完全承認這個過失——事實上，承認得過於徹底，反倒沒什麼可期望的了。 雇了一位中國教書先生來撰寫並且評論中國的格言，他寫下古人的一條精闢意見之後，作了一條註釋，大意是人們永遠不能粗魯地拒絕別人的請求，相反應該表面上接受，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樣做。「推遲到明天，再明天。這樣，」他在註解中寫道，「你安慰了他的心靈！」據我們所知，此處公開承認的原則，有債要還的中國人一般都照此行事。誰也不會指望一去討債就拿到錢，他不會失望；但是他會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還了，下次，還有下次。 中國人對待孩子的態度，最能說明他們天生虛偽。他們教會孩子虛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卻都意識不到這一點。在孩子還沒學會說話的時候，在孩子剛剛開始有點朦朧地聽懂人們說話的時候，就被告知，除非他聽大人的話，否則，藏在大人袖口的某個可怕的東西就會把他抓去。而外國人時常被說成是不知名的怪物；單單這個事實，就足以解釋我們經常聽到的說我們的一切壞話了。這些孩子小時候受過這種朦朧而可怕的恐嚇，而等到長大之後、明白其實並不危險，只是荒唐可笑時，他們怎麼會不在大街上叫囂要驅逐我們呢？ 馬車伕拉著外國乘客，車後跟著不少調皮的孩子在邊追邊叫，馬車伕被惹惱了，大聲嚷嚷著要抓幾個孩子綁起來帶走。船夫碰到這種情況，就罵罵咧咧地說，澆點開水在他們身上，就算完事兒了。「我揍你」、「我宰了你」這種表達，在一個有點懂事的中國孩子理解來，簡直就是「別那樣做」。 誰想成為一個「有禮」的人，漢語詞彙中的一系列詞語是必不可少的。在這些詞語中，凡是表示說話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賤；而凡是指對方的，都非常尊貴。「懂禮」的中國人，如果不得不談及自己妻子時，就稱她為「拙荊」，或者另外幾個類似的文雅的謙稱。而那些粗野的鄉下人，也抓住了禮的本質。儘管不懂這些文縐縐的說法，卻或許會稱與自己休戚與共的伴侶為「臭婆娘」。中國有一個故事恰當地體現了中國的禮這個特點：一個客人身穿一套出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廳等著主人。房樑上本來有一隻老鼠，正在嬉戲，把鼻子伸進一隻為了安全起見而放在房樑上的油罐裡，客人的突然到來，把它嚇得逃開了。但它逃的時候帶翻了油罐，不巧翻落在客人身上，弄得禮服上全是油跡。正當他被這場飛來之禍氣得滿臉發紫時，主人進來了。他們互相進行了得體的寒暄之後，客人解釋道：「鄙人進到貴廳坐在貴梁之下，無意中驚動了尊鼠。尊鼠帶翻了貴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這就是您進來時鄙人這副鄙相的原因。」 自不待言，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按中國方式招待中國人。請客時，要長時間地對宴席上的中國人誠懇地鞠躬，口中還得和氣地招呼「請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舉到唇邊，在面前劃個半圓，鄭重其事地向大家說「請用茶」。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的還有在各種合適的場合高呼「磕頭，磕頭」，意思是「我能夠，可以，必須，可能，也許，或許，或者應該（視情況選擇一種）向您拜倒」；或者，有時還得加上一句「我該打，我該死」，意思是我禮節不周；或者，騎馬騎到一半，碰到一個熟人，便建議他「我下來，您來騎」，不管走的方向對不對，也不管合不合常理。而最無知最沒有教養的中國人，也會時常用這副神情發出這種邀請。我們曾經說過，這樣的神情讓最冷漠的西方人都不得不開口讚賞，不由得對能夠如此待人的中國人表示尊敬。這種小小的尊重，可見於時時處處，它是個人被迫對全社會作的貢獻，人與人的摩擦可能會因此而減少，而拒絕貢獻的人則會受到半真半假的懲罰，因為這種懲罰是間接的。所以，假如一個車伕忘記把辮子從頭上拿下來就下車問路的話，別人就很可能故意給他指錯路，還要在背後罵他。 東方人來送禮物，你如何恰當處理，這是一門學問，或許在中國是這樣，在別的國家也一樣。有的東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東西則不能全部拒絕，其中一般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而一個外國人自作決斷，則肯定要出錯。一般地說，對送來的禮物要考慮一下，尤其是那些在某個方面特別不同尋常的禮物，生兒子時收到的禮物就屬此類。有句經典的格言可資參考：「我害怕希臘人，即使他們帶著禮物。」這句格言，時時處處都適用。送禮背後總有事情，正如一句樸實的中國格言所云：「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邊。」或者，換言之，（實際上）要求回報比付出多得多。 關於這種送禮的虛偽性，許多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曾有過經歷。我們曾有機會熟悉了其中的全部細節。有一次，一個中國村莊為了對幾個外國人表示尊敬，請他們看一台戲，當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國人要設宴答謝。我們斷然拒絕看戲，他們又提出讓我們捐款，確切地說數目很小，來建一所公共的房子。建房這件事情後來在第一個村莊辦成了。而當我們剛應承下來，就有十一個村莊也派人跑來說他們深深地感動於我們的賑濟饑荒和醫療援助，也說要請我們看戲，他們這樣做時，完全明白會被拒絕，肯定拒絕。每個村莊的代表聽到拒絕看戲的消息時，都同樣悲哀而又吃驚，但他們都轉而提到上文談及的為那所公共建築捐款的問題，每個人又都是點到為止，沒有一個人進一步表示什麼！ 受到這種包圍的，不僅僅是外國人。有錢的中國人，如果不幸有喜事，有時鄰居們會來拜訪，手提微不足道的賀禮，比如為剛出生的男孩子買一些玩具，但主人要設宴感謝——設宴是中國人不可避免的、經常而適當的回報方式。在這樣的場合下，哪怕對中國事務最外行的人，也會讚美這樣一句中國格言說得準：「吃自個的，吃出淚來；吃別人的，吃出汗來。」這種情況下，主人還經常要不得不強作歡顏，表示至誠地歡迎，儘管心中十分不悅，但不便表露，否則就會失去面子，那比失去點吃的東西要嚴重多了。 這令人想到，許多表達方式都是由講面子而來的。受雇的中國人對外國主人大多數表面上的禮節，尤其在大城市裡，只不過是外表上的虛飾。這一點，只要把某個人的公開行為與私底下的行為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來。據說，一位在外國人家裡的教書先生，講求禮節一向無可挑剔，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這位外國主人，他極有可能會裝作素不相識，因為否則就會讓眾人知道：這位博學的先生在某種程度上是在靠外國人混口飯吃——這個情況儘管別人知曉，但表面上不能承認，特別不能當眾承認。這樣的事情極為常見：幾個中國人走進一個房間，裡面有個外國人，他們會逐一向房間裡的中國人致禮，卻全然當做沒看見這個外國人。一位中國教書先生表揚一名外國小學生聽覺敏銳，發音幾近完美，在語言學習方面不久就會超過他的同輩人，但與此同時，這名學生一些奇怪的錯誤卻被這位教書先生和他同事所取笑。一般而言，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雇來教學漢語的教書先生，完全決定漢語的發音標準。 中國人的禮貌流於表面，流於虛偽，這還表現在主動開口去幫助別人，而這件事情又是別人不能做成的或者不會去做的。如果這種主動幫忙最後是一場空，我們也不必失望，因為本來就很清楚這個忙是不能幫的，但開這樣的口的這位朋友的面子卻保住了。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給客店的錢在數目上有爭議，你的車伕或許會走上前來，裁決說由他來墊上這個差額，而實際上他是從你的錢包裡拿出所需的這筆錢。或者他會用他自己的錢付帳，但過後這筆錢他會從你那兒要去，如果提醒他，他是主動墊上去的，他會回答說：「你想讓參加葬禮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裡嗎？」 中國人表裡不一，無論男女，他們的自謙都是裝出來的。常常可以聽到人們談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完全不能提，完全沒法說，而此時各方都完全明白，這只不過是表明人們不願直說。就是這樣一些談吐文雅的人，一旦被惹急，就會口不擇言，罵出最難聽的話來。 與虛假的謙虛相對應的是虛假的同情。虛假的同情是由空話構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責備中國人，因為他們沒有合適的材料讓他們產生對別人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並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以及眼看著別人死去卻故作放肆的嬉鬧。貝德祿先生曾經提到，一個四川苦力在拉縴的路上看到兩隻野狗狼吞虎嚥地撕咬一具死屍時，開懷大笑。密迪樂先生告訴我們，他的中文老師直笑一位經常在一起的朋友死得滑稽。這些奇異的表現，不足以解釋我們經常看到的死了心愛孩子的父母，由於長時間的悲痛而表面呆滯，因為默默的悲傷與對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之間，存在著巨大差別，後者有違人類的天性。 如前所述，外國人開始與中國人有商業往來，已有幾百年的歷史。無數次的打交道，已經證明這些與我們保持商業往來的人的信譽。泛泛而談有可能站不住腳，但這種驗證必須有事實依據才有把握。我們不妨引用匯豐銀行經理嘉漠倫１先生的話，來作為這種驗證的例子。他在告別上海時說：「我已經提到過外國團體很高的商業素質。中國人在這方面一點兒都不比我們落後；事實上，在這個世界上，我不知道還有誰能比中國的商人和銀行家更快地贏得我們的信任。當然，凡是規則都有例外，但我有十足的理由說這樣絕對的話，我可以告訴大家，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匯豐銀行與在上海的中國人做過很大的生意，總額高達幾億兩白銀，我們還沒碰到過一個違約的中國人。」對這番陳辭的最好評論，或許就是援引這番陳辭三年之後的事實，這家銀行在香港的一個中國買辦，給銀行造成了嚴重損失，銀行實力大為削弱，而對於這一損失，卻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肯定銀行該年的年度利潤會減少一百萬元。 -------- １譯註：嘉漠倫爵士（Sir Ewen Cameron，1841—1908），英國銀行家。1873一1889年任匯豐銀行上海行經理，1890年調任倫敦行經理。清政府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的續英德借款，都由他經手。1905年退休。 中國的批發商與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沒有根本區別，這一點我們無從知曉。但是，用不著去貶低前文所述的證據的價值，仍然存在這樣一個公允的問題：前文提及的大部分成果，是不是因為中國人令人讚歎的相互負責的制度？這個制度前文已作描述，它是西方各國非常願意效仿的制度。很自然，外國人與中國人做生意時，要讓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業保護，而要做到這一點，毫無疑問要讓中國人有資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儘管我們承認這一點，但無數證人廣泛而又持久的觀察卻證明，中國人的商業實在是他們全民族缺信少義的極大例證。 一個頗知內情的人，寫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談到兩個中國人之間做生意，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騙。這兩人之間的關係，一般來說就是雅各與拉班１的關係，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國的俗話所言：銅盆撞子鐵掃帚。有一句俗話說：送孩子去學生意，就是害他一輩子。假秤、假尺、假錢、假貨——這些現象在中國殊難避免。甚至於很大的商號，貼出「貨真價實」、「絕無二價」的告示，卻也名不副實。 -------- １譯註：雅各（Jacob）與拉班（Laban），《聖經》人物。雅各與孿生兄弟以掃不和，父親把他遣回舅舅拉班家，並囑咐他娶拉班的一個女兒為妻。拉班住在幼發拉底河上游的哈蘭，他熱烈歡迎了雅各的到來。雅各很快愛上了拉班的小女兒拉結，並商定先服侍拉班七年，再娶拉結。等到日期滿了，拉班卻讓不怎麼漂亮的大女兒利亞與雅各同房。為了娶到拉結，雅各只得為拉班再服侍七年。他在拉班處共住了二十年，在此期間，雅各除了利亞和拉結之外，還娶了她們各自的使女為妾，因而子女甚多，共十二名。雅各是個出色的牧人，使拉班的牛羊頭數大為增加，但拉班不付工錢。他們達成新的協議：雅各不要工錢，而要拉班羊群中凡有斑點的羊和黑羊作為工價、拉班暗地裡卻把這樣的羊挑出來給他的兒子們，而把剩下的羊交給雅各放牧。但雅各還是想盡辦法把這些羊繁衍成有斑點的羊和黑羊。拉班及其兒子們感到受了欺騙。雅各帶著妻兒和牲畜財物不告而別，拉結還偷走了父親家中的神像。拉班帶人追上、但沒有搜出。雅各因此回到家鄉，後來成為所有以色列人的祖先。 我們絕對不是想要肯定在中國找不到真誠，而只是就我們的經歷和觀察而言，幾乎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個對真實性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麼會有別的結果呢？一個衣冠楚楚的學者碰到外國人時大言不慚地說自己不識字，過後遞給他一本小書讓他看一下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拿著書從人群裡溜走，不付三個銅板的書錢。他這樣幹，一點都不覺得害臊，反而因為欺騙了愚蠢的外國人而欣喜若狂，這個外國人實在不精明，會去相信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中國人去外國人那兒買東西時，少付一個銅板是常有的事，他總是說沒錢了。而當告訴他，他耳朵上這會兒正夾著一個銅錢時，他才極不情願地拿下來，反而感覺到他受了騙。與此類似，一個人蘑菇「老半天」，想不出錢就弄到點東西，說他身無分文，但最後卻會拿出一串一千個銅錢，很憂傷地交給你，讓你把應收的數目拿出來。但如果他得到別人的信任，不出錢就弄到東西，他心中會高興得好像一個人剛剛斬殺了一條大蛇一般。 中國社會的團結常表現為向親戚借東西，有時還打聲招呼，有時乾脆連招呼都不打一聲。許多東西借了立刻送去當鋪，如果主人想再要回來，就得花錢去贖了。有個中國男孩，在一個教會學校就讀，人們發現他偷了管理學生宿舍的那位單身女子的錢。面對無可置辯的證據，他邊抽泣邊解釋說，他在家裡就習慣偷媽媽的錢，而他的這位外國老師簡直太像自己的媽媽了，他就是上了這個當，才去偷錢的！ 應該十分肯定的是，中國的社會生活中這些如此引人注目的缺陷，西方也時有所見，但很明顯，最重要的是去瞭解有哪些本質上的對立。其中有一條對立我們已經談及，就是中國人缺信少義。這一點雖然不常碰到，但若要找，卻也可以常常找到，我們在談其他問題時已經引述過不少這樣的例子。其他方面的對立，也許需要的篇幅再多也不過分。 關於中國人壓搾的理論與實踐的這樣一本有趣的書，是需要留待一個具備必要知識的人來寫的。然而，在這個帝國裡，這可以說是一種上起皇帝，下至乞丐的上行下效的做法。由於他們的天性注重實際，因此已經把這個做法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如一個人躲不開大氣壓力一樣，誰也逃不脫這個體系。出於這個體系既惡毒又墮落，根本就很難想出逃脫的辦法，除非把這個帝國完全重新組織一遍。 中國人的性格以及中國的狀況，使外國人很難與中國人有實際的和更多的往來。有一句人們常說的話很能說明問題：車伕、船夫、客店老闆、苦力和捐客，不管他們犯什麼罪，統統應該殺頭１。這一階層的人，還有與他們相似的人，他們與外國人的關係很特別，因為人們知道外國人寧可吃大虧，也不願惹出一起社會風暴，他們一般都對此缺乏興趣和才能；然而，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任何有失公道的情況，正是通過社會風暴來解決，來最終達到平衡的。 -------- １譯註：即「車船店腳牙，不死也該殺」。 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偏袒一方。而那些也想這樣做的中國人。是找不到的。既不過分猜疑，也不過分輕信，這是中庸之道的極好例證。如果我們有人對那種必須裝出來的虛情假義表示不以為然，那麼，中國人，關於人性的機敏的仲裁者，會把這一點判定為使我們名譽掃地的一種「脾氣」；而如果我們保持佛祖涅（上般下木）時的平靜氣度——一種不容易使所有有脾氣的人在所有時間都保持的風度——我們會立刻被當做可以進一步隨意敲詐的合適對象。一個受雇於外國人的典型的中國人，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個小販，沿街叫賣做工精緻、穿著得體的泥塑外國小人。他停下腳步把這些泥塑小人察看了一番，對這個小販說：「哦，你玩這些假玩意兒，我可是玩真格的。」 無需多說，據我們所知，中國政府似乎就是我們正在討論的這個特點的極大範例。從整部外國的對華關係史，以及可以說我們知道的中國官員與老百姓的全部關係當中，都能找到這樣的例子。那些不斷頒布卻從未有過失當言辭的告示，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各級官員頒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內容包羅萬象，措辭精巧得當。缺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真實，因為這些堂皇的命令並沒有打算實施。所有有關人員都明白這一點，從未有過誤解。「中國政治家的生活與國事文件，好像盧梭１的仔悔一樣，充滿著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為。他殺了一萬個人，然後引述盂子的一段話，講人的生命是神聖的。他把修河堤的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結果使全省慘遭洪水之害，然後他在悲歎耕者失其田。他與人達成一項協議，私底下說是暫時哄騙一陣子，然後他去聲討偽證罪。」毫無疑問，中國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員，但很難找到，而從其所置身的環境來看，他們完全是無助的，根本無法實現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願望。把那些有良好條件熟讀「四書五經」的人的實際情況，與這些經典上的教誨進行一下對比，我們就會有這樣一個生動的認識：這些教誨在把社會帶向高標準方面，實際上是多麼的無能為力。 -------- １譯註：盧梭（lean-Jacques Rousseau，1712一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學家和文學家。一生經歷坎坷，曾把主要經歷寫成一部坦率的自傳《懺侮錄》，該書曾被譽為個性解放的宣言書。另有論文、小說等著述多種。 「你認識的中國人當中，可以完全相信的有幾個？」這裡問的只是中國科班出身的人。經歷各不相同的人，用於判斷中國人的標準不同，因此回答也就不同。大多數外國人或許會說「不多」、「六到八個」、「十一二個」，都有可能。偶爾也會有人說「有很多，我都記不住了」。但我們必須相信，有頭腦而又看得準的觀察家，在真心誠意的情況下，很少會作出這最後一種回答。 觀察一個民族視為理所當然，並據此身體力行的事情，是有遠見的。在討論互相猜疑這一中國社會生活的要素時，我們已經看到，中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不能相信別人，其理由，他們太清楚了。正是這種境況，使中國的未來如此地充滿不確定性。整個統治階級，不是這個帝國最優秀的，反而是最糟糕的。一位聰明的道台曾對一個外國人說。「大清國所有為官者都是壞人，應該殺掉，但殺了我們也沒用，因為我們的繼任也比我們好不到哪裡去。」中國有句諺語：蛇鑽窟窿蛇知道。而中國的官僚階層，又不為他們的下一個階層——商人階層——所信任，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他們知道，所謂「改良」只不過是一種塗抹，很快就會剝落。一個中國泥瓦匠，用沒有和好的灰泥造了很多煙囪和屋頂，卻用大量時間抹平其外表，而他明明知道，頭一次生火，煙囪就會往下灌煙，頭一次遭雨淋，屋頂就會漏水。中國的很多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只要開發這個帝國的資源，中國就會足以富國，但如果沒有信心的話，膽小謹慎的資金不會從藏身之處自己跑出來。中國有足夠的學問，可以滿足各種需要。中國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誠目的為基礎的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興這個帝國。 幾年前，一個頗有見地的中國人來找筆者商量，是否有可能想點辦法，來解除這個地方在水井方面的極大麻煩。這些井是按中國通常的辦法挖成的，井壁從上到下用磚砌成。但由於當地的土質不好，過段時間整個地面就會下沉，整口井，連同裡面的磚開始一起塌陷，只剩下一個小洞可以打水，最後完全坍陷乾枯。與直隸省這個不幸的地方試圖用來療救各種弊病的辦法相似，任何療救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的藥方，都不夠深入本質。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最終只會表明，一車車的好東西，卻埋葬在絕望的深淵之中。「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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