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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深的敬意，獻給我英雄的戰友楊子榮、高波等同志！」這是《林海雪原》全書的第一句，也是我懷念戰友赤誠的一顆心。 這幾年來，每到冬天，風刮雪落的季節，我便本能地記起當年戰鬥在上的艱苦歲月，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 一九四五年，日寇無條件投降後，中國人民的死敵、賣國害民的大盜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指使下，調動了數百萬被美國武裝到牙齒的、抗戰中一彈未發、專備反共反人民的軍隊，調動了曾奉他的「曲線救國」命令投降日寇的漢奸武裝，又用日寇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為顧問和他統帥的侵華日軍還沒有繳械的部分，構成了在美帝國主義操縱下「蔣、敵、偽合流」的兇惡的反革命武裝，向我黨領導下艱苦抗戰、英勇奮鬥八年的解放區軍民展開了瘋狂的進攻。內戰的狼煙，瀰漫了全國。中國又處在淪為美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可怕危險中。 人民要解放自己，對蔣匪的惡行，忍無可忍，便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展開了偉大的解放戰爭。 東北是我國的工業基地，蔣介石企圖據此對我軍實行南北夾擊，便用美國的軍艦、飛機海輸空運，將國民黨軍的主力壓向東北，更在北滿收羅偽滿官吏、警察憲兵、地主惡霸、盜寇慣匪、流氓大煙鬼，組成數十萬土匪武裝，號稱「中央先遣挺進軍」，配合蔣匪軍主力作戰。 當時我軍處於敵強我弱、腹背受敵、兩面作戰的困難環境裡。不得不抽出一部分主力開赴北滿蕩平匪患，以便鞏固後方、保護土改，發動群眾全力支援前線。及至大量匪患蕩平，那些堅決反革命的匪首便率其殘股，竄踞深山密林，並在地下組織「挺進軍」分子，暗殺破壞、待機暴亂，對我軍實行地上地下兩條戰線的作戰。 匪徒們因為是垂死掙扎，所以就愈加凶狂殘忍。他們的口號是「寧蹲山頭看監獄，不蹲監獄望山頭」，「窮棒子打死咱一個，咱要打死窮棒子一百窩」。他們幻想「等國民黨中央軍主力北上，等第三次世界大戰和美國兵來」。他們所採取的是「牛刀戰術」、盜寇活動，所到村屯，燒光殺淨，其凶其惡，聞所未聞。書中杉嵐站的血債和庫侖比的大屠殺，只不過是我目睹諸多事實中的一二罷了。 當時，我們用大兵團對付這些鯊魚性、麻雀式的匪股已顯得不中用了。正像我們當時所分析的那樣：以大兵團剿小匪股，等於用榴彈炮打蒼蠅，等於用滾木擂石打麻雀，等於用拳頭打跳蚤，等於用魚網撈毛蝦，擊一漏萬，事倍功半。即使我們的大兵團像梳頭一樣把整個的林海梳過來，匪徒也會在一個石縫中漏掉，何況北滿那茫茫無邊的大林海，我們根本不可能全都梳過來。於是，省委和軍區便研究了剿匪殲敵的新戰法，確定組織小分隊進山，實行小群動作，邊偵邊打，偵打結合。我和我的戰友們，便承擔了一部分黨所給的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在牡丹江周圍，東至綏芬河、東寧，西至亞布洛尼、葦河，南至鏡泊湖、額穆索，北至方正、土城子的這片廣大地區的裡，和許家父子、馬希山、座山雕、李德林、謝文東等匪軍，號稱幾個旅的匪首展開了周旋。 在黨的英明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在當地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在這場突破險中險，歷經難中難，發揮智上智，戰勝魔中魔的鬥爭中，使我們的意志鍛煉的更堅強了，在軍事技術和戰術上，我們壓過了敵人，戰勝了敵人，直至將匪徒消滅。 在鬥爭中，戰士們高度發揮了我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戰勝了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艱苦，克服了想像不到的困難，在零下三十八度到四十度的雪海裡，偵察奔襲，鬥智鬥力。有時我們在石洞裡睡覺，和野獸為鄰；有時鑽在雪窖裡休息，以雪為衾。跨谷飛澗，攀壁跳巖，突破神話般的天險，戰士們發揮了大勇大智、孤膽作戰的奇能。就像書中主人翁之一，我那英雄的戰友楊子榮同志，隻身進入三代惡匪國民黨旅長座山雕的營寨，發揮了驚人的勇敢和超人的智慧，戰勝了老奸巨猾的座山雕，終於調動了敵人，殲滅了敵人。當我們審訊座山雕時，這個老匪也不得不慨歎地哀嚎：「沒想到我崔某闖蕩六十年，倒落在你們八路軍的一個排長手裡。」 楊子榮同志之所以有這樣的大智大勇，我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他在入黨宣誓的前夜曾這樣說：「天下的地主是一個媽，天下的窮人是一家，我老楊這條槍和我的這條命，一定跟著黨打出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來！要把階級剝削的根子挖淨，使它永不發芽，要把階級壓迫的種籽滅絕，使它斷子絕孫。」子榮同志就是這樣一個有堅定的階級立場，又有著遠大的奮鬥理想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對我們的階級事業赤膽忠心，生死置於度外。當擒拿了惡匪座山雕、讓他講述過程和介紹經驗時，他說：「主要的經驗就是兩句話，為人民事業生死不怕，對付敵人就一定神通廣大。」他敢想敢幹，想得透徹，幹得堅決。大勇基礎上的大智，大智指導下的大勇。我們團的同志一談起楊子榮來，都會這樣說：「楊子榮滿肚子智謀，渾身是膽。」 子榮同志又是一個具有十分完美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人。不用說他的戰鬥功績永存不滅，就是他那平素的思想光輝也時刻照射在我的心頭。當我們在威虎山大勝會師時，戰友們都伸著大拇指數說他的本領，可是他卻不以為然地說： 「你們別瞎嚷嚷，別算錯了賬。沒有黨領導的大革命，我老楊還當不了是個雇工；不是黨教育、培養了我的偵察本領，我老楊根本沒有本事對付座山雕；沒有你們大家的英勇戰鬥，我老楊再在匪穴裡幹一年，再當幾次司宴官，也不能把匪徒消滅的一乾二淨。」子榮同志就是這樣地看待自己在殲滅座山雕戰鬥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實實在在的首先歸功於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和黨對他的培養，其次則歸功於戰友，而沒有絲毫的居功自傲。這是多麼可欽可佩的共產主義精神啊！ 子榮同志在最後的鬥爭裡，在捕捉匪徒四大部長的戰鬥中，中了匪首的無聲手槍而光榮犧牲了。他所領導的偵察排，我們便命名為楊子榮排（現在××軍）。 我的警衛員高波同志，十五歲就參軍，在裡鬥爭的時候也只有十八歲。他帶著病也不肯離開小分隊，我只得給他輕一點的任務：讓他乘森林小火車往返保護群眾，把山裡的物資交換給城市。一次執行任務時，在二道河子遭匪徒埋伏，為了掩護群眾突圍，他與多於自己數倍的匪徒拚殺，彈盡了用手榴彈，手榴彈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拚彎了他用槍托。在英勇的拚殺中他負了重傷，終於為革命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把年輕的生命獻給了人類最偉大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 其他的一些戰友，如力大無窮、勇冠三軍的張繼堯、遲宜芝、劉蘊蒼；渾厚撲實、勤勤懇懇、堅韌不拔，只知實幹！ 干！干！」的孫大德、初洪山；詼諧樂觀、有勇有謀的欒超家，……這些同志目前正在軍事及其他戰線上忠誠和勤懇地工作著。 戰友們的事跡永遠活在我的心裡。當我在醫院養傷的時候，當我和同志們談話的時候，我曾經無數遍地講過他們的故事，也曾經無數遍地講的戰鬥故事，尤其是楊子榮同志的英雄事跡，使聽的同志無不感動驚歎，而且好像從中獲得了力量。講來講去，使我有了這樣一個想法：「用口講只有我一張口，頂多再加上還活著的戰友二十幾張口。可是黨所領導的偉大的革命鬥爭，把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連根拔掉了，這是多麼偉大的鬥爭；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我們這支黨和人民的鬥爭工具——人民解放軍，鬥爭於山區，鬥爭於平原，鬥爭於交通線，也鬥爭於海濱湖畔，同時也鬥爭於。在這個特殊的鬥爭環境裡，有著特殊的艱苦與困難，但在黨的領導下，它們終於被我們一一戰勝和征服了，並終至殲滅了最狡猾毒辣的敵人，保護了土改，鞏固了後方，發動了群眾，得以大力支援前線，成為當時解放戰爭全局中一個小小的但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這場鬥爭中，有不少黨和祖國的好兒女貢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創造了光輝的業績，我有什麼理由不把他們更廣泛地公諸於世呢？是的！應當讓楊子榮等同志的事跡永垂不朽，傳給勞動人民，傳給子孫萬代。」於是我便產生了把的鬥爭寫成一本書，以敬獻給所有參加鬥爭的英雄部隊的想法。 但是自己一來工作忙，二來水平低，特別是文字水平低。 初試了三章，感到了兩大困難：一是內心的感情筆下表達不出來；二是分不出輕重，平鋪直敘，力量使不到刀刃上。 一氣之下，將它們全部撕毀了，當時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之苦，對文字這一關有些心灰膽怯，寫與不寫，也在內心激劇地鬥爭起來。 一九五五年二月的春節前某天半夜，我冒著大雪回家，一路還在苦思著怎樣才能寫好這部小說，如何突破文字關等等；及抵家，一眼望見那樣幸福地甜睡著的愛人和小晶晶，一陣深切的感觸湧上我的心頭。我想起了八年前的今天，在北滿也正是刮著狂風暴雪，那也正是飛襲威虎山的前夜；而今天，祖國已空前強大，在各個建設戰線上都獲得了輝煌的成就，人民生活也正在迅速提高。我的宿舍是這樣的溫暖舒適，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滿，這一切，楊子榮、高波等同志沒有看到，也沒有享受到。但正是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將來，在最艱苦的年月裡，他們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夜，是如此地寧靜，我望著窗外飛舞著的雪花、茫茫的林海、皚皚的雪原，楊子榮、高波、陳振儀、欒超家、孫大德、劉蘊蒼、劉清泉、李恆玉等同志的英雄形像與事跡，又一一在我的腦海浮現。「寫！突破一切困難！『為人民事業生死不怕，對付敵人一定神通廣大。』戰友不怕流血，殲滅敵人，我豈能怕流汗突破文字關，這是我應有的責任，這是我對黨的文學戰線上應盡的義務。」 從那時期，每晚我都加班三至四小時，星期天和假日是我寫作最帶勁的時間。在寫作過程中，深深體會到這個勞動是艱苦的，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應該說，它是一種極美好的享受。當寫到高潮的地方，就擱不下筆，時常是為了第二天的工作才強制著自己放下筆。在寫得入神的時候，我曾不止一次地被戰友們的事跡感動得覺得不是坐在溫暖的宿舍裡寫東西，而是完全回到了當年的中，和小分隊重又戰鬥在一起。 就這樣，從一九五五年二月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在一年半的業餘時間裡，完成了《林海雪原》的寫作。 可惜由於自己水平的限制，我沒有把它寫好。英雄們的事跡也絕非四十萬字所能寫完，有許多事情我把它刪掉了，沒有寫進去。最近我見到過好幾位當年一同參加過鬥爭的戰友，他們總是問我，某某事你怎麼沒寫進去，某某事又為什麼沒有寫進去？可見我還遠沒有把的鬥爭表現得更完整更充分。 在寫作過程中，自己有這樣的幾點體會： 第一，現實的鬥爭生活，是創作最根本的基礎。沒有楊子榮等同志們的鬥爭事跡，我是根本不可能寫出東西來的。 《林海雪原》的問世，首先應歸功於黨領導的偉大的革命時代，和黨所培養出來的時代英雄。我自己只不過把英雄們的鬥爭事跡作了一點文字的記載而已。 不少讀者以為少劍波就是我自己。其實雖然少劍波有些事情是按我的經歷去寫的，但我絕不等於少劍波。因為這個人物，作為這樣一部小說的主人公，我是企圖按照人民解放軍中這樣一類青年指揮官，就是從小參加八路軍，黨把他在火線上培養長大成人的形像來刻劃的。 第二，在豐富的鬥爭生活基礎上，我又深深體會到，作者的立場和觀點，是個十分重要、絲毫不容苟且的根本問題。 愛誰，恨誰，愛什麼，恨什麼，歌頌什麼，打擊什麼，都不容許有一點含糊。我愛黨所領導的解放人民的偉大事業，我愛黨所給予我們的光榮的任務，我愛小分隊的戰友，我愛林海雪原的蘑菇老人、工人和獵手；我愛的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它們是祖國的錦繡河山，是祖國的萬寶庫，……立場鮮明，愛憎分明，是對無產階級文藝戰士起碼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初學寫作，有重重困難，必須要有堅強的意志和毅力，才能突破這些難關。高度的革命責任感是不屈的意志和毅力的主要泉源。只有革命的責任感，才會使自己的意志堅定，百折不撓，寫作的「士氣」旺盛，並能克服一切困難，從繁忙的工作中索取自己所必需的時間。 在寫作的時候，我曾力求在結構、語言、人物的表現手法以及情與景的結合上都能接近於民族風格，我這樣做，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工農兵群眾看到小分隊的事跡。我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文學名著，篇中人物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氣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們使我陶醉在偉大的英雄氣概裡。但叫我講給別人聽，我只能講個大概，講個精神，或者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可是叫我講《三國演義》、《水滸》、《說岳全傳》，我就可以像說評書一樣地講出來，甚至最好的章節我還可以背誦。這些作品，在一些不識字的群眾間也能口傳。因此看起來工農兵群眾還是習慣於這種民族風格的。但由於自己的水品低，寫完以後，感到文詞粗劣，所以還遠沒有達到我的目的。因此，我要求親愛的讀者和文學戰線上的前輩提出嚴格的批評，使我能在將來的業餘創作中獲得長進。 曲波 １９５８年９月於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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