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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主編文學雜誌《現代》，每期都發表一些有新傾向的詩歌創作，造成了新詩壇的所謂「現代派」。文藝界的輿論，對它毀譽不一。李白鳳是當時寫詩很起勁的一個。他最初從北京寄稿來，不久，來到上海，我們便成了朋友，至今已歷四十多年，儘夠算是老朋友了。 白鳳是個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無城府，喜怒立即形於辭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點委屈。我喜歡並尊重他的性格。但是，從我這個以老莊思想為養生主的人看來，他這個性格肯定將不諧於俗。四十年來，他的生活多半在坎坷不遇中過去，雖然客觀條件對他常有不利，但也多少是他自己的性格構成的。 我和白鳳雖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時間卻不多，何況同在一地也還不是經常見面。最初幾年，我只知道他是個新詩人，此外，對他的家世、生活，一無所知。一九四八年，我們同在上海，我到他家裡去過，在他的小樓上談了半日，才知道他愛寫字、作畫、刻圖章。當時有些意外，不瞭解一個作新詩的青年，怎麼會走到書畫篆刻的路上去。他還告訴我，戰爭期間，在桂林的時候，他還依賴治印解決了一部分生活問題。他的篆刻，曾得到柳亞子先生的賞譽，為之題詩，最近又為他撰作鬻印小啟。郭沫若先生也欣然為他的印譜題籤。我聯想起聞一多先生在昆明賣印的情況，因而體會到白鳳之走這條路，不是他愛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反映。何況後來又知道書畫篆刻，原是他繼承的家學，這就更不足為奇了。 解放後，白鳳離去上海，幾年沒有消息。到一九五五年，才得到他的信，說是在河南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教蘇聯文學。這又使我有些驚訝。蘇聯文學不是白鳳的專攻，也沒有聽說他學過俄文，怎麼居然去擔任這個講席呢？我當時便覆信給他，勸他換一個工作，最好是教現代文學或古典文學。可是他回信說：師範學院是因為獨缺蘇聯文學教師而請他去任教的。這樣，我又心中納悶，覺得無可奈何，聯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社會局當一名小職員，情況正是如此。 哪裡知道，就是這五斗米，白鳳也無福消受。一九五七年，他也和我一樣，得了無妄之災。他的遭際比我更慘，竟失業閒居了。從此，我們又有五六年不相聞問。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養，才又有信來敘述這段時期的艱辛生活。他還告訴我：今後歲月只有依仗賢妻的供應和女兒的幫助了。 當時，我也拋棄了文學，轉移興趣於金石文字。自己也覺得這是一個諷刺。從前魯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來參加革命；我也原想參加革命，或說為革命服務，結果卻只落得躲在小閣樓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裡鑽吧。同時，白鳳也索性鑽進了書畫篆刻，有時還哼幾句舊詩解悶。此後，我們逐漸地恢復了聯繫，經常有書信來往。我托他在開封收羅金石拓本，他托我在上海買書、借書。我們相濡以沫，彼此都有些影響。他經常把作品寄給我。篆刻，畫幅，書法，各方面都有，而且都是愈來愈好，可以看出他的進步歷程。我尤其佩服他的書法，由於他也熱中於金文，一方面開始了古史的研究，一方面他的書法從小篆進入到大篆。 文化大革命打斷了我們的「雅興」，我和白鳳又隔閡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自以為在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這一場文化大革命，而事實上卻是被革命。待到動亂的空氣慢慢地安定下來，我們又恢復了聯繫。我發現白鳳的金文研究和大篆書法已突飛猛進。一九七二年以後，他不時寄給我一些考釋彝銘的文章，有關於文字學的，有關於古史的。他鑽得深了，我沒有能力提供意見。我建議他向郭沫若和唐蘭兩位專家請教。唐蘭先生很熱心給他幫助。至於他的書法，我認為，國內寫大篆的，今天恐怕還未見有人能超過他。 一九七六年，國內政治出現了除舊布新的大好形勢。白鳳的生活有了昭蘇之望，他的情緒登時積極樂觀起來，對自己的書法篆刻和金文研究，定出了宏大的規劃，全力以赴。豈知在連續二年的勤業力學之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終於以生命和壯志為改正的代價。 對於白鳳的死，及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二十年來，他的鍥而不捨的精神，剛毅不撓的志節，正反映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儘管在罡風淫雨之中，仍然能孤特獨立，有以自振。我以為，這正是我們國家的一股元氣。 最近，白鳳的書法篆刻，已經在開封、鄭州、北京等處展出，獲得高度的評價。他的一些遺著，也可以有機會印行。這都是朋友們對白鳳最好的紀念辦法。像我和白鳳的交情，白鳳去世之後，我早就該寫文章紀念他了。但是，二十年間，去世的老朋友不少，我都只有感慨，而沒有話說。現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而借此機會，敘述我和白鳳的多年交往，以及我所瞭解的他的一生，用此來反映中國知識分子近二十年來的景況，以白鳳為例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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