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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我從大豐干校回滬休息，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令俊。登上三樓扶梯，我照例高叫「老孔」，可是沒有照例的回應。以為他家裡無人，上樓梯一看，房門都靜悄悄地開著。我再叫一聲「老孔」，房裡出來一人，卻是他的兒子。我問：「老孔出去啦？」他兒子不做聲，嚴肅的臉好像不認識我，只做個手勢讓我進去。我踏進房內，陳設已變了樣。爛腳多年不愈的老孔並不躺在那籐椅上。我正要問，他兒子指著五斗櫥上，我一看，供著老孔的照片，下面有兩個小花圈。 我大吃一驚。怎麼，老孔沒有了！三個月前，我還來過，他雖然爛腳，精神很好。我們談了一陣，我告訴他，我要到大豐五七干校去，回來休息時再來看望他，卻想不到我再來時，他已下世。原來他的爛腳是糖尿病毒，所以治不好。 英國詩人苔微思有一首詩，大意說：「年輕時，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現在年老了，朋友一個一個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個公墓又一個公墓的去訪問朋友了。」近幾年來，在上海的老朋友，一個一個地少下去，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可是連一片墓地都無可祭掃，我只能寫一點回憶記來懷念他，真是「秀才人情紙半張」。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學中文系肄業。孔令俊是我們第一個認識的同級同學。我和望舒在校外裡弄人家租了一間廂房住宿，課餘時間，令俊經常來我們住所閒談休息。當時，沈雁冰（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學任教，給我級講歐洲文學史，用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編的《歐洲文學史》（北京大學叢書）。有一天，沈先生在下課後和令俊講話，好像很熟識的樣子。我們覺得很奇怪。事後就問令俊：「你怎麼認識沈先生的？」這時，令俊才說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 此後，由於令俊的介紹，我和望舒幾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星期日有別的事，因此我們總是夜晚去的。開頭，沈先生還把我們作為客人，在樓下客座招待；後來，相熟了，就索性讓我們到樓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讓我們隨便翻看他書架上的外國文學書，或者和沈師母，令俊的姊姊孔德沚，談談家常和文藝瑣事。那時令俊住在亭子間裡，我們有時就到亭子間裡去坐，不打擾沈先生的工作。沈師母常常說：「沈先生要創作，我們還是到亭子間裡去。」「創作」這個名詞是當時新行的，《小說月報》開始標明了「創作」一個專欄，本意是指小說、散文、劇本等作者自寫的文藝作品，用來區別於「譯作」。沈師母卻以為「創作」就是寫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譯書，沈師母卻說是「他在創作」。這一事，可見當時有許多人還不清楚什麼叫「創作」，甚至連沈師母也沒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學遷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陝西北路北京西路口）。我和望舒就遷居哈同路（今銅仁路）民厚北裡，租住了一個後廂房。搬進去之後，才知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廂房就是《醒獅週報》社，於是，我們在這裡認識了國家主義派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氣很不好，我們在她家裡住不到半年，就遷居民厚南裡。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倪貽德都住在這個裡內，一座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就是「創造社」了。 張聞天也住在這個裡內，他那時是中華書局編輯。令俊和張聞天的弟弟健爾很熟，因此，我們由令俊的介紹，認識了健爾，又因此認識了張聞天，那時他正在譯俄羅斯作家科洛連珂的《盲音樂師》。 不久，令俊隨沈先生去廣州參加革命，到了武漢，國共分裂，他亡命回來，才重又會見。這時，令俊沒有工作，想編一部《五卅運動史》，來和我商量。我把家裡所有的報刊資料都找出來給他，他自己也搜訪到不少資料，編成一本初稿，請蔡元培題了書籤。但這部書始終沒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黨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裡。望舒有一個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發生了戀愛，以後二人就雙飛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師範任教，可能還做黨的工作。因為不久即被捕入獄。令俊在被拘押期間，曾托一位王某，也是黨員，照料戴氏。豈知王某與戴氏也有了戀愛關係，二人就雙飛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獄後，人去樓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極為惱怒，拒不與他們三人相見。於是我和令俊也形跡疏遠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俊想編一本《現代作家書簡》，來向我要資料。我樂助其成，供給他一批文友信札。此後，我離開上海，接著就是八年抗戰，到勝利復員回來，才重又會晤。 解放後，春明出版社資方去了台灣，請令俊去擔任經理之職。令俊最初不想去做這個資方代理人，我勸他答應下來，因為我看出解放後出版事業大有可為，令俊手頭有一個出版社，可以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上多做一些工作。於是令俊去當上了這個出版社的經理，拉我去擔任總編輯。從此，我和令俊每天見面，正如在上海大學讀書時。但這一段時間，不過三個月，我覺得這個總編輯不易做，就辭卸了。一二年後，出版機構大改組，春明出版社不復存在，在幾次政治運動的大波蕩中，我和令俊的關係愈疏，每年不過見面兩三次，如是者十多年，從一九七一年開始，才比較的常見，可想不到他很快就過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誼，雖然時親時疏，卻也非常瞭解他的為人。他對文藝是有熱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寫過幾個劇本，幾本雜文，都不能出色當行。但他編的《小說史料》、《現代作家書簡》，卻是至今還有用的書。《五卅運動史料》所收資料，在今天看來，可以說是很豐富的，可惜這部稿子沒有出版。他的文藝工作，大概在抗戰時期最為活躍。他辦過戲劇學校，編過劇本叢刊。沈先生在香港編《文藝陣地》，由他在上海負責排印、校對、出版工作。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藝業績。 令俊的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於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衝突，但本質卻是忠厚的，初到上海時的生活，天津回來後的一段時期，大概經濟方面非常狼狽，不得不依靠他姊姊的支援。近年間，沈先生在他的回憶記中，曾有好幾處提到令俊，語氣之間，似乎很有不滿，我覺得有點意外。我看過沈先生給令俊的許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勵他和熱心幫助他，不知道為什麼晚年來，在沈師母故世之後，忽然態度一變，對令俊深致不愜，不惜形之筆墨，這一情況，我覺得不可思議，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時對沈先生有過什麼大不敬嗎？這就不是我所能瞭解的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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