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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革命軍推進到上海、南京,蔣介石立即篡奪國共合作的革命成果,悍然反共。四月十二日,在廣州、武漢、南京、上海各地,利用國民黨右翼分子和流氓,對國民黨左翼黨部及中共地下黨部來一個突然襲擊,干了大規模打砸搶的暴行,槍殺或逮捕共產黨、團員和革命群眾。當時,我和戴望舒、杜衡,都在震旦大學肄業,都是共青團員。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之下,撤離校舍,暫時隱避。一星期後,我回到松江家裡,望舒和杜衡,也回杭州老家。由於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擴大反共,杭州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形勢,望舒和杜衡感到家居非安全之計,就到我松江來暫住。
  我家裡有一間小廂樓,從此成為我們三人的政治避難所,同時也是我們的文學工場。我們閉門不出,甚至很少下樓,每天除了讀書閒談之外,大部分時間用於翻譯外國文學。記得最初的幾個月裡,望舒譯出了法國沙多布易昂的《少女之誓》,杜衡譯出了德國詩人海涅的《還鄉集》,我譯了愛爾蘭詩人夏芝的詩和奧地利作家顯尼志勒的《倍爾達·迦蘭夫人》。
  大約在七八月間,望舒對這樣孤寂的隱居生活感到有些厭煩,決計到北京去玩一趟。他要我和杜衡同去。我因為正在參加松江聯合中學的籌備工作,走不掉;杜衡只想等形勢緩和一些,回杭州去,因此也無意北遊。於是,望舒獨自到了北京。
  望舒並沒有親戚朋友在北京,一個人住在一家小公寓裡,玩了幾天,就感到寂寞。他原先想進北京大學或中法大學,但是看看北京的情況也不好,便打消了這個企圖。這時,他認識了一群正在開始寫作的文學青年,他每次來信,都提到幾個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蓬子、馮至、魏金枝、沈從文、馮雪峰等;莽原、沉鐘兩社的人,差不多都認識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學同學,本來認識的,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認識了胡也頻。
  望舒在北京大約耽了兩個月,就回來了。先在杭州家裡住了幾天,覺得生活無味,又到松江來住。跟著,馮雪峰寄給望舒的信,經常寄到我家裡。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約雪峰和他交情最親密了。我和杜衡雖然還沒有見到雪峰,但《春的歌集》早已讀過,知道雪峰是杭州第一師範的湖畔詩社中人,他的名字是和漠華、修人、旦如、汪靜之連在一起的。我們又讀過《新俄文學的曙光期》,這是雪峰譯的,但署名卻是「畫室」。我們本來不知道畫室就是雪峰,從望舒的北京來信中才知道。我們的情況,望舒在北京時一定也曾向雪峰介紹過。因此,雪峰的來信中,有時就用「你們」,可知那時我們和雪峰已有神交了。
  一九二七年臘月,或者已經是一九二八年了,雪峰來了一封信,說打算回南方。但是有許多事糾纏著,一時還走不成。他還問,如果上海沒有地方住,可否到松江來歇腳。我就讓望舒覆信,歡迎他來,我們的小樓上還可以安一張床。這封信去後,過了幾個星期,雪峰忽然寄來了一封快信,信中說:他已決計南歸,不過有一個窯姐兒,和他相好,願意跟他走。他也想幫助她脫離火坑,可是需要一筆錢替她贖身。他希望我們能幫助他籌劃四百元,趕快匯去,讓他們可以早日回南。信中還暗示了北京不可久留的意思。這封信,使我們大為驚異,尤其是望舒。他說在北京的時候,絕沒有聽說雪峰去逛窯子,怎麼忽然有一個窯姐兒和他這樣熱情?我們當時都是浪漫主義的青年,對雪峰這個浪漫史,毫不懷疑,把他所愛的姑娘,看作茶花女,紅拂妓。商量之下,決定大家湊錢寄去。我那時已在松江聯合中學任語文教師,每月有七十多元工資,沒有家庭負擔,幾個月來,手頭有二百多元,望舒和杜衡也湊了二百元,一起交銀行匯出,同時發了一封快信給雪峰,這封信發出後,好久沒有雪峰的消息,使我們著實焦急,不知他收到了錢沒有?也不知他的姑娘會不會變心?也許她誆騙了錢去,還是不來。這種事,在窯子裡的姑娘,正是常有的花招。我們怕雪峰沒有經驗,會上當了。
  又過了幾天,忽然收到雪峰從上海來信,說他在上海已四五天,住在旅館裡,想到松江來,叫望舒就去接他。我們研究了這封信。信上只說「我已來滬」,不說「我們」,也不提那姑娘的事。大家有點疑慮,到底他是光身來的呢?還是兩口子來的?我叮囑望舒,到上海後先瞭解一下情況。如果是雙飛南下,而且都要來松江,那麼務必先通知我,讓我好給那姑娘另外安排住處。否則,在我這個封建家庭裡是很為難的。
  想不到望舒早車去上海,當天下午就把雪峰接來松江。兩個男的,沒有女的。雪峰提著他的衣包,望舒幫他提著書包,看來書包比衣包大些,當然更沉重些。望舒給我們介紹了。其實這介紹也只是禮貌而已,大家彼此都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問雪峰,「怎麼樣?你的姑娘沒有來?怕我不收留嗎?」雪峰盯著我說:「你們以為真有姑娘會跟我走嗎?」說了,他和望舒相顧一笑。我和杜衡知道望舒已問過他,也就不再問下去。後來望舒告訴我們:雪峰為了幫助幾個朋友離京,所以編了窯姐兒的故事,托我們籌款。這是我和雪峰定交時的一個革命的浪漫故事。
  雪峰在我家住下,加入了我們的文學工場。他帶來的都是日文書,有升曙夢、森鷗外、石川啄木的著作。最初一段時期,我們的共同趣味是詩歌。當時望舒和杜衡正在合譯英國頹廢詩人陶孫的詩集,這是受了郁達夫的影響,因為郁達夫在《創造季刊》上介紹過陶孫。又因為傅東華譯的陶孫的詩劇《參情夢》錯誤很多,恰好上海商務印書館西書部有《現代叢書》版的《陶孫全集》,他們買得來動手合譯。每天清早起來各譯一首。雪峰到來時,他們已譯出了大半本。雪峰看了幾首譯詩,大不贊成。當時我也不贊成他們翻譯陶孫。雪峰的不贊成,是為了這些詩太頹廢消沉。我的不贊成,是因為這些詩還是十九世紀牧歌式的抒情詩,思想和詞藻都很庸俗。但望舒和杜衡捨不得中止他們已完成了一大半的工作,終於把全書譯完了。書既譯完,他們對陶孫詩的感情也結束了。這本譯詩集,至今還在望舒遺物中,始終沒有出版。
  我當時對於詩的趣味是很雜的。中國詩,我喜歡李賀、李商隱,也喜歡黃山谷、陳三立。外國詩,我喜歡哈代、夏芝,也喜歡惠特曼、桑德堡。因為每天上午要去學校上課,只是偶爾瀏覽,並沒有多譯,大約只譯了一二十首。雪峰對惠特曼、桑德堡的詩是很欣賞的,他說日本和蘇聯的現代詩,也是這一路。還說北京已有人在譯惠特曼的《草葉集》,他也看過日文譯本。
  雪峰帶來了一本《石川啄木歌集》,他極其推重石川啄木。他在北京時,已譯了一些,這回在松江,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繼續譯石川啄木的短歌。此外,他又從日文轉譯了一些蘇聯詩歌。石川啄木的詩,不久就由上海光華書局印出,蘇聯詩是望舒為他編集,由水沫書店出版,書名《流冰》。
  除了詩歌以外,雪峰還閱讀及翻譯蘇聯的文學史和文藝理論。他在一九二七年,已在北京北新書局出版了三本介紹蘇聯文學的書,都是升曙夢著作的譯本,我們認為他是當時有系統地介紹蘇聯文藝的功臣。他的工作,對我們起了相當的影響,使我們開始注意蘇聯文學。當時,蘇聯短篇小說的第一個英譯本《飛行的奧西普》出現在上海中美圖書公司,我們立刻去買了來,各人譯了幾篇,後來都編在水沫書店出版的《俄羅斯短篇傑作集》第一集和第二集。這個有系統地介紹新舊俄羅斯短篇小說的計劃,原想一本一本地繼續出下去,和我們同時選譯的《法國短篇小說集》(現代書局出版)成為姊妹書,可是都只出了兩集便中止了。
  一九二八年四、五、六月,我們的文學工場最為興旺,雪峰、望舒、杜衡都翻譯和創作了許多東西。雪峰自己以翻譯工作為主,創作為次。所以不願意多費時間於創作。有時寫些短小的評論文章,此外便是喜歡寫寓言。每寫好一篇,都自己很高興,要我們看了提意見。他寫的寓言都是托爾斯泰、克雷洛夫式的,我們有時以為太淺顯明白,是「比喻」而不是「寓意」。這一點意見,他似乎是接受的,後來他寫得就較為深刻了。杜衡開始寫短篇小說。望舒繼續作詩,大約後來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以《雨巷》為代表的那幾首,正是那時候所寫。至於我自己,為教學工作所牽絆,不能有較多的時間用於翻譯或創作,故成就最少。
  這期間,雪峰和望舒經常到上海去,大約每二星期,總有一個人去上海,一般都是當天來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務是買書或「銷貨」。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裡的內山書店和設在海寧路及吳淞路一帶的日本舊書店;望舒到上海,就去環龍路(今南昌路)的紅鳥書店買法文新書;我到上海,先去看幾家英文舊書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圖書公司和別家書店。英美出版的新書價高,而賣英文書的舊書店多,故我買的絕大部分是舊書。所謂「銷貨」,就是把著譯稿帶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們有關係的是光華書局,其次是開明書店,它們都為我們印出了一些書。
  光華書局同意為我們出版一個小型的同人刊物,以《莽原》為模式,發表我們的譯文和作品,刊名就稱為《文學工場》。第一期文稿很快就編定,交與光華書局。當時排版印刷都快,小小的一本四五萬字的刊物,兩個星期就排出來了。光華書局老闆沈松泉看了澆版後打出來的清樣,覺得內容激烈,他有顧慮,立刻通知我們,他不能出版這樣的刊物,決定將已打好的紙版送給我們,就此了事。這份紙版,我一直保存到抗戰初期,和我的書籍文物一起毀於炮火。
  劉吶鷗是一個生長於日本的台灣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法文,與望舒同級。一九二六年秋,望舒為了等我和杜衡讀一年法文後,一起去法國,就暫時轉讀震旦大學法科。劉吶鷗在一九二六年終回台灣去,好久沒有消息。一九二八年夏初,他又來到上海,找到了望舒。他在六三花園旁邊的公園坊租了一座小洋房,一個人住著,雇了一個娘姨料理他的伙食和家務。他說要把家眷搬來上海定居,但暫時還不會來,房子很空,邀望舒去住在他那裡,共同作文學活動。於是望舒首先去上海,住在劉吶鷗家的三樓。同時雪峰也去上海和沈從文、丁玲、胡也頻住在一起。放暑假後,我也到上海,住在劉吶鷗家。杜衡回杭州去了。這樣就結束了松江的文學工場,而開始了包括雪峰、吶鷗在內的水沫社。
  劉吶鷗帶來了許多日本出版的文學新書,有當時日本文壇新傾向的作品,如橫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等的小說,文學史、文藝理論方面,則有關於未來派、表現派、超現實派,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文藝論著和報道。在日本文藝界,似乎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藝新流派,只要是反傳統的,都是新興文學。劉吶鷗極推崇弗裡采的《藝術社會學》,但他最喜愛的卻是描寫大都會中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並不覺得這裡有什麼矛盾,因為,用日本文藝界的話說,都是「新興」,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創作方法或批評標準的推陳出新,各別的是思想傾向和社會意義的差異。劉吶鷗的這些觀點,對我們也不無影響,使我們對文藝的認識,非常混雜。惟有雪峰,對這些資產階級的新興文學,並不欣賞,他已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下了。
  劉吶鷗願意拿出幾千塊錢辦出版事業,邀望舒和我合作。他做老闆兼會計,我們做編輯兼管出版發行事務。這個計劃,商量了五六天就決定了。於是我們一方面編印一個小型的半月刊,定名《無軌列車》。這是劉吶鷗取的刊名,他的意思是刊物的方向內容沒有一定的軌道。我們把《文學工場》裡的文章也編了幾篇進去,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才在《無軌列車》創刊號公開發表。同時,劉吶鷗在北四川路東寶興路口租下了一座臨街的房屋,開設一家書店,也是劉吶鷗取的店號,叫做「第一線書店」。吶鷗親自寫了五個美術字,做了一塊大招牌,掛在二樓陽台外。這個新開張的書店,除了經售光華、北新、開明等書店的出版物之外,自己出版的只有《無軌列車》。為一個小小的半月刊,開一家書店,這是毫無出版經驗的三個青年干的傻事。
  第一線書店這塊招牌,一掛出來就被官方注意,時常有人來問長問短。《無軌列車》出到第六期,就以宣傳「赤化」的罪名被禁止,書店也被警告停業。經過這一挫折,我們改變辦法,在北四川路公益坊租了一幢石庫門住宅房子,掛出了一塊小招牌:「水沫書店」。這回不開店了,實際上是一家出版社。最初我們出版了一些比較平穩的文藝書,例如我的小說集《上元燈》、望舒的詩集《我的記憶》、蓬子的詩集《銀鈴》、胡也頻的《往何處去?》,還有雪峰介紹來的柔石的《三姊妹》。這些出版物,讀者的反映都很好,也有邊遠省市的書商上門來批購。書店總算站住了。
  一九二九年,我們印出了劉吶鷗譯的《藝術社會學》,接著又出版了望舒譯的《唯物史觀文學論》。這使雪峰很高興,當時他正在譯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之社會基礎》,他表示願意交水沫書店出版。他又告訴我們,魯迅也在譯盧那卡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大家一談,就產生了一個有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叢書計劃。我們托雪峰去徵詢魯迅,能不能由他主編這個叢書。雪峰和魯迅一談,魯迅立即贊成。他願意支持我們,但不能出面主編。於是在魯迅的指導下,雪峰和望舒擬定了十二種書,列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從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五月,陸續印出了五種,以後就被禁停止。當時我和望舒已住在店裡,為了聯繫這套叢書的文稿和校樣,雪峰常是晚上來的。
  雪峰曾希望我們恢復黨的關係,但我們自從四·一二事變以後,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義的行動。我們三人都是獨子,多少還有些封建主義的家庭顧慮。再說,在文藝活動方面,也還想保留一些自由主義,不願受被動的政治約束。雪峰很瞭解我們的思想情況,他把我們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聯在中華藝術大學開成立大會,前一天,雪峰特地來通知我們,邀我們去參加。那時我恰巧回松江去了,沒有知道,所以第二天只有望舒和杜衡去參加。
  關於「第三種人」的論辯掀起以後,雪峰和杜衡(蘇汶)常有會晤,他是想當一個挽回僵局的調解人的。在他寫的那篇總結性的文章《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裡,語氣之間,也還是把蘇汶期許為同路人。前年看到《新文學史料》第六期上發表了夏熊整理的《馮雪峰談左聯》,其中記錄了雪峰曾談到過他的另一篇署名洛陽的文章《並非浪費的論爭》。他說這是「與瞿秋白商量後由瞿秋白代我起草的,當時我另有任務,來不及寫。」又說:「魯迅《論第三種人》最後一句:『怎麼辦呢!』是我加的,引用蘇汶的原話,意在給對方留個後路。」從前一件事,我以為,文章雖然是瞿秋白起草的,總的論點和態度還是雪峰的。這從後一件事可以證明。
  雪峰的文章,很受黨內文藝理論家的批評,甚至以為他是認敵為友。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不知道雪峰和我們的關係。雪峰是一個篤於友誼的人,一個能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儘管在這次論辯以後,雪峰對蘇汶的作為同路人的期望,多少有點幻滅,但友誼還保持著。
  我和雪峰,從一九三四年以後,就沒有機會見面。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在蓬子的作家書屋裡碰到,三個人漫談了一陣多年闊別後的情況,言不及義,匆匆分手。一九五二年,雪峰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來了一封信,邀我去參加編輯工作。我覺得我還是做教書匠適當,就覆信婉謝了。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和雪峰見面或聯繫。
  杜衡於一九四○年在香港投奔國民黨,使我非常失望。望舒於一九五○年忽然逝世,也使我極度傷感。雪峰對我們始終保持友誼,也始終在回護我們,我也很感激他。我常常想起當年文學工場裡四個青年的親密的情誼,現在只剩我一個人,再也沒有同樣親密的朋友,真感到非常寂寞。雪峰的政治生活,我無可敘述;現在我筆下的馮雪峰,是一個重情誼,能念舊的好朋友,是一個熱情團結黨外人士的好黨員。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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