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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秋到一九二六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學特別班讀法文。特別班學習期為一年，專為各地讀英文的中學畢業生補習法文，以便升入用法文教學的震旦大學本科各系。但事實上，來這個特別班學習法文的有很多是已在別的大學畢業，打算學一年法文，預備上法國去留學的。望舒也懷著這個目的，進入特別班。在同班同學中，望舒結識了兩位朋友。一位是梁鋆立，他白天在震旦大學讀法文，晚上在東吳大學法科讀法律，還兼了中華書局的英文編輯。此人讀書勤奮，學貫中西，後來在外交界工作，很有名望。另一位是劉燦波，他自己說是福建人，其實是台灣人。此人說國語很困難，夾雜著許多閩南音。中文也很勉強，寫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寫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語都很好，據說他講日語，純粹是東京話。望舒和這兩位同學，天天在一起，跟樊國棟神父（peretostan）讀法文，課餘休息時，大家談文學。梁鋆立談英美文學，劉燦波談日本文學。當時在震旦本科讀書的有李辛陽、楊琦、孫春霆（曉村）、樊華堂、陳志皋，也都成為望舒的好友。 樊國棟神父負責的法文特別班是很有名氣的。在他的嚴格的教學方法下，一個不懂法文的中學畢業生，只用一年時間就可以升入大學本科一年級，與震旦大學附屬中學畢業的學生，一起聽法國教師（都是神父）的課。樊國棟神父每天上午來講兩堂課。第一堂課是複習上一天的所授的課。每個學生都要背誦他上一天佈置的課文。一般都是一頁至二頁《法文菁華》裡的文學作品，如雨果的一首詩，或拉馬丁的一段散文。背不出的學生，被他揮出教室，到草地上去自己溫習，直到自以為背得出了才回來。回進教室後再背，背不完篇，還得出去。有些學生，直到下課時間還無法背出，那麼到明天再背，可是明天要背一篇舊的，一篇新的。樊國棟神父的第二堂課是授新課文。他的方法是把新課文讀一遍，學生一起跟著讀一遍。如是者三次。然後分別叫每個學生站起來獨自讀一遍，他校正了讀音方面的錯誤。如是者叫五六個學生讀過，大約已過了大半小時。於是他講解課文的意義。用法語講，有時用英語，有時在黑板上寫幾個漢字。英法文距離本來不遠，有英文基礎的學生，只要他在關節處略一講解，就容易懂得，講解完畢，他就交代明天要背誦的段落。每天下午一堂課，是中國教師來講授的，完全是輔導課，如果學生對上午的課有什麼不懂，就請中國教師再講講清楚。上午的上課時間是九時至十一時，下午是一時至三時，由教師自己掌握，可以連續講二小時，也可以分二節。 每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課，樊國棟神父帶來一份法文資料：一段歷史，或一篇哲學論文，或其他散文，寫滿三大頁，約七八百至一千字。他把這份複印的資料發給每一個學生，然後自己讀三遍，學生跟著讀。讀後就交代，這是星期六上午要默寫的作業。因此，每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晚上，每一個學生都要抽時間來熟讀這篇長文，到能背誦為止。星期六上午九時去上課，樊國棟神父給每人發了考試紙，大家坐下來默寫。寫完交卷，即可離開教室，一星期的學業完了。星期五上午的課不佈置背誦作業。所以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直到晚上，是全部休息時間。不過學生中的天主教徒，星期天上午還得上教堂做彌撒。 特別班的學生不多，每年入學不過二三十人。上課一二個月後，因功課跟不上，自動退學的，總有好幾個。這批學生，不住在震旦本科學生宿舍內，而住在震旦大學對面一片操場角上的一排古老樓房內。這是七開間二樓的中式樓房，特別班學生都住在樓上，四人一間，很寬敞。樓梯口一個房間是樊國棟神父住的。他不但負責特別班學生的教學，還負責生活指導。他住在這個房間裡，每一個學生上樓下樓，他都看見。他經常在走廊裡漫步，隔著玻璃窗注意寢室內每一個學生的行動。在規定自修的時候，如果有一個寢室內的學生在談笑，他就會敲著窗子喊：「讀書呀！讀書呀！」如果在規定休息的時候，例如下午四點鐘以後，晚飯以前，如果看見還有學生在寢室內做功課，他會開門進來趕他們下樓，到操場上去散步。 戴望舒就是在這樣嚴格的教學方法下很快地學好了法文。一九二五年復，特別班結業之後，望舒準備去法國留學。震旦大學給了他一個文憑，憑此可以進巴黎大學聽課。但是赴法的經濟問題還沒有解決。望舒的父親是杭州中國銀行的交際員，月薪不高，沒有能力供給望舒赴法留學。中國銀行董事某某同意用貸款的方式給予幫助，要經過申請、審議許多手續，遲遲沒有核准。 這時，我在大同大學讀三年級，杜衡讀五年制的南洋中學剛畢業。三個人一合議，決定過一年一起去法國。杜衡家道豐裕，我的家庭是小康經濟。三人一起去法，我和望舒在經濟上有困難時，可以依靠杜衡，不至於困窘。況且當時法郎比值便宜，如果每月有一百元，甚至八十元國幣，在法國可以維持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和杜衡進了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望舒為了等候我們，升入震旦大學法科一年級。我和杜衡也在樊國棟神父的嚴格訓練之下苦學法文。樊國棟神父能讀中國古文，他正在把中國古代散文或唐詩譯成法文。他知道我和杜衡的古文知識比別的學生高。他給我們佈置的每週作業常常是要我們把一篇古文譯為法文。記得我譯過的有《阿房宮賦》和李白的幾首《古風》。樊神父的中文雖然不壞，但到底是個外國人，不容易瞭解漢字的許多用法。他把李白詩「徒此挹清芬」的「徒」字譯作「你的學生」。他拿出譯文給我們看，我們指出了這一錯誤，並告訴他這個「徒」字是「徒然」的意思。由此，他每星期分配我們譯一篇古文古詩，利用我們的譯文，為他自己的譯文加工潤色。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際，我們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團和國民黨。這件事是望舒開始聯繫的，我不很知道經過情況。解放以後，屢次審查我的政歷，要我交代誰是我們入團的介紹人。可是望舒已去世，我無法說明。但彷彿是一位上海大學的同學陳均。當時上海還在軍閥統治之下，無論共產黨或國民黨，無論國民黨左派或右派，都是「匪徒」，都在「應予逮捕」之列。不過震旦大學在法租界內，軍閥的兇手，非得到法租界當局的同意，還無法直接進入租界抓人。但租界當局，也並不允許居民有政治活動的自由，只要沒有擾亂治安的群眾運動發生，對其他地下活動，就不很注意。在這方面，法租界較英租界寬容得多，因此，二十年代許多革命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絕大多數都潛跡在法租界。 我們三人加入共青團和國民黨後，不久就每人領到一張國民黨員的黨證。當時在上海有兩個國民黨黨部，一個是國民黨右派，黨部設在環龍路（南昌路）。另一個是國民黨左派的，黨部設在陶爾斐斯路，隸屬於這個黨部的國民黨員，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即所謂「跨黨分子」。兩個黨部相去甚近，但都是保密的。 中國共產黨另外有領導機構，在盧家灣一帶，我們曾到西門路，白萊尼蒙馬浪路（馬當路）一幢裡弄民房中去開過會，每次都到了一二十人，各不相識。這兩處地方，大約是團部所在。 關於團員工作的一切通知，都是由一名交通員送來的。這個交通員是一個伶俐的青年，他會神不知鬼不覺的出現在我們寢室門口，悄悄地塞給我們一份通知，一份簡報，或一疊要我們散發的傳單。我們接到了散發傳單的任務，便在一個晚上，八九點鐘，三人一起出去散步。在辣斐德路（復興中路），馬斯南路（思南路），呂班路（重慶南路）一帶，一個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沒有巡捕走來。一個人走在後面，提防後面有人跟蹤。走在中間的便從口袋裡抽出預先折小的傳單，塞入每家大門上的信箱裡，或門縫裡。有時到小店裡去買一盒火柴，一包紙煙，隨手塞一張傳單在櫃台底下。 震旦大學學生，多數是天主教徒。他們不但反共，也反國民黨。天主教學生中比較進步的，在一些國民黨右派黨員的吸收下，加入了國民黨右派。這樣，在一九二六年冬季，震旦大學生中有了三個政治派別。我們這一邊，人數似乎最少。由於各小組互不打通，我也不知道當時震旦大學有多少共產黨團員。但是儘管如此，好像我們已被注意了。我們的寢室一共住四個人，我和望舒、杜衡外，還有一個蘇北人，姓孫，也是特別班學生。此人非常庸俗，我們平時很少和他談話。僅僅保持表面的同學禮貌。有一天，我們發現每個人的抽斗都被翻亂了，枕頭、被褥，也有凌亂的跡象。肯定是被檢查過了。當時，那姓孫的不在室內。不久，他回來了。一坐下，就開他自己的書桌抽鬥，一隻，兩隻，亂摸了一陣，就叫起來：「誰來翻過我的東西啦？」於是他問我們。我們說：我們的東西也有人翻過了。這樣，彼此都是受害人，證明我們的東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我們還是提高警惕，對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臺路一個裡弄內，有一座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子，空著，沒有人住。門口貼著「招租」條子。我們到經租帳房去一問，房租不貴，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沒有別的條件，水電已經裝好，只要先付一個月房租，當天即可遷入。原來當時法租界空餘房屋很多，震旦大學附近都是冷靜地段，雖在白天，馬路上也極少行人。電車從霞飛路（淮海中路）轉入呂班路，往往已沒有乘客了。 於是我們租下了這幢房屋，其時學期已將結束，我們以回家度寒假為理由，從宿舍裡遷入這幢房屋的樓上廂房。廂房挺大，我們每人買了一床、一書桌、二椅子，還合資買了一隻圓形茶桌，兩個竹書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傢具，房間裡還是空空洞洞的。現在，整幢房屋還有三大間空著，外加灶披間。整個樓下是客堂、廂房，各一大間。樓上是正樓一大間。我們在大門上及裡弄口，貼了一個「余屋分租」的條子，打算做二房東，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請房客負擔了去。招租條子貼出了幾個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女女來看房子。他們一看，我們這個二房東，只是三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沒有女眷，沒有老小。都就不聲不響的走了。空房始終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馬路口碰到松江同鄉錢江春。他是商務印書館編輯，和他的夫人吳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個裡弄內。吳佩璋是美專學生，因此他倆住得靠近美專而遠離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江春瞭解我們的情況後，就說，有人在組織松江同鄉會，正要找一間會址。過幾天，他介紹了一個人來聯繫，租下了我們的樓下廂房一大間。當晚，這個人就把床板鋪蓋搬進來，住在那裡。此後一二天，看見他搬了兩張長桌和幾隻條凳進來，顯然是開會用的。又過了幾天，後門上貼了一個紙條，寫著「松江同鄉會通信處」。我心中納罕，我是松江人，為什麼不來請我加入同鄉會？而且錢江春也不來。樓下廂房裡經常有人出入，有時有十多人的聲音。但我們從來沒有去打攪，不知他們是何許人。一天下午，我從外邊回來，在後門口碰到一個人剛閃出來。一看，是侯紹裘。彼此都是熟識的，不能不打個招呼，寒暄幾句。紹裘說：他知道我在樓上，不過因為事忙，還沒有時間上樓去看我。松江同鄉會還在籌備，將來開大會時一定來邀我。當時，我知道他和黨有關係，卻不知道他的活動情況。他不知道我是共青團員。因此，匆匆一晤，彼此未通聲氣。豈知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烈士侯紹裘。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知道當時我們樓下的「松江同鄉會」，實在是柳亞子和侯紹裘主持的江蘇省黨部。 這時已及陰曆年底，表面上，上海人家正在忙於過年。但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已在向杭州推進。最後一任淞滬警備司令畢庶澄（？）正在一方面與上海工商領袖開談判，如何使他不用一槍一彈，和平退出上海。一方面卻雷厲風行地搜索「匪黨」，亂抓人，連租界裡也很緊張。我於除夕回松江，打算在家裡過了新年，再回上海。誰知時局急轉直下，滬杭鐵路交通隨即就斷了。三月初（？），我在松江迎接國民革命軍。待到鐵路交通恢復，我才來到上海。 一到上海，才知望舒和杜衡，曾被逮捕，在嵩山路巡捕房關了兩天，幾乎引渡到龍華，被軍閥槍斃。原來前幾天，他們到馬浪路一個團小組的屋子裡去。一上樓，沒有人。桌子上一架油印機，滿桌子滿地都是紙張。心知不妙，趕緊退出，在後門口被幾個法捕房便衣警逮住，扣上手銬，送進嵩山路巡捕房。當天晚上，有警官來審問，一個法國人，一個中國人是譯員。他們問了望舒和杜衡的情況。知道他們是震旦大學生，那法國警官的臉色就緩和下來。他問兩人是不是共產黨。望舒就用法語回答：不是。他又問：你們兩人為什麼到那座房子裡去？你們知道誰住在這房子裡？望舒回說：去年有一個同鄉住在那裡，好久不見，這回想去看看他，也許是走錯了裡弄。警官錄下了口供，把他們兩人的衣服脫下，只剩一條襯褲，全身搜查了一次，沒有搜到任何犯禁的東西。於是讓他們穿好衣服，捆住手足，把他們吊起在一個特製的高架上，又拷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兩人當然矢口否認。於是，兩人被送入一個大房間，那裡有許多長凳，已睡滿了好些被拘押的「犯人」。他們倆就在長凳上睡過了下半夜。 次日早晨，望舒買通一個小巡捕，或者是差役，寫了一個字條，叫此人送給住在霞飛路霞飛巷的震旦同學陳志皋。字條送到，他可以從陳志皋那裡得到五塊錢。於是這個字條很快就送到了陳家。陳志皋的父親是法租界會審公堂的中國方面的法官，法租界政法機構的人都認識他，稱之為陳大老爺。志皋收到望舒的字條，立刻告訴他父親。陳大老爺就在家裡打了一個電話給嵩山路巡捕房的法國長官，說戴朝寀（望舒）和戴克崇（杜衡）是他兒子的朋友，同學，他們不是共產黨，現在因為誤會，被押在捕房裡。他可以用本人的名義擔保他們。這個電話，立刻生效，巡捕房裡就為望舒和杜衡辦理保釋手續。同時，叫了兩碗白雞面給他們作早餐。其時望舒和杜衡還不知道陳大老爺已有過電話來，對著這兩碗麵，直是發愁。肚子餓得慌，很想吃。又怕來意不善，吃了會被倒吊起來逼供，又不敢吃。但終於是忍不住餓，大家把面吃了。吃過麵，也不見有什麼動靜。在長凳上坐到下午，有人來招呼他們出去，在一個文件上簽了名，打一個指紋印。然後帶他們坐進一輛小汽車，把他們送到陳志皋家裡。這樣，才恢復了自由。過了六七天，國民革命軍挺進到上海。 我回到上海後，國民黨正在華界建設政權，取締工人的革命行動。租界內秩序也不安定。工商業一切工作似乎都停頓著。學校在延長寒假。我們和黨團已經失去聯繫。陳志皋是消息靈通的人，他來通知我們，暫時不要出門，也不要到學校裡去，因為他知道望舒、杜衡的被捕，與震旦大學某些國民黨右派學生有關。我們三人雖然住在校外，但一日三餐，都是到大學食堂裡去吃的。這樣一來，就不敢再去食堂就餐，只好到附近小飯店去吃飯。過了幾天，就是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叛變國共合作，屠殺革命工人。 我們樓下的松江同鄉會，已經沒有人了。陶爾斐斯路的國民黨左派黨部已被搗毀。震旦大學的國民黨右派氣焰囂張，在校內外張貼反共標語。在一片恐怖的環境中，我們覺得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於是作出散伙回家的計劃，賣掉傢具什物，付清房租。我回松江，望舒和杜衡回杭州。 望舒的兩位同班好友，梁鋆立在特別班結束後就不再見面。劉燦波本來不住在校舍內，他和一個在上海商學院讀書的同鄉一起，在霞飛路尚賢堂租了一間樓房住著。特別班結業後，他還住在那裡，我和望舒常在晚上去看他。四·一二事變之後，我們散伙離滬後不久，他也回台灣去了。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們一時高興，辦了一個小刊物《瓔珞》。這是一個三十二開十六頁的旬刊，每期只用四分之一張報紙。我們三人的詩、散文、譯文，都發表在這裡。但是這個刊物的重點文章卻是戴望舒的《讀仙河集》和杜衡的《參情夢及其他》。東南大學有一位歷史教授，剛從法國回來的李思純，他在《學衡》上發表了一些法國詩的譯文：《仙河集》。這些譯文實在不高明，望舒寫了這篇書評，指摘了許多錯誤。傅東華是商務印書館編輯，譯了一篇歐奈思特·陶孫的詩劇《參情夢》，由開明書店印行。這個譯文也很有錯誤，杜衡為他逐句糾謬。我們這個刊物雖小，也沒有多少人見到，但對李思純和傅東華卻很有衝擊。聽說傅東華看了杜衡的批評文章，非常惱火。李思純從此不發表譯詩。 《瓔珞》一共印出了四期，這是我們辦的第一個新文學同人小刊物。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朋友們勸我寫回憶錄，報刊編者也勸我寫回憶錄。我想想，我的一生，平凡得很，幾十年前的個人舊事，並無多大社會意義，寫回憶錄，未免有點妄自尊大。因此，始終不想寫。前幾年，寫了幾段關於《現代》的雜憶，也是因為有人提起某些事情，我覺得不能不說說明白，因此才寫了幾段。近來看到報刊上有些涉及我的文章，與事實不盡符合，又不禁提起筆來，再談談明白。但是我無法從頭說起，只能一段一段的寫，也只能一段一段的發表。待將來寫多了，再編排次序。蟄存記。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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