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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週年紀念。這二十年過得好快，我還沒有時間寫一篇文章紀念他們。俗話說：「秀才人情紙半張。」我連這半張紙也沒有獻在老朋友靈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過，真要紀念傅雷夫婦，半張紙畢竟不夠，而洋洋大文卻也寫不出，於是拖延到今天。 現在，我書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譯文集》和兩個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敏寄贈的，還有兩本舊版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給我的，有他的親筆題字。我的照相冊中有一張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會上，在趙超構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給我照的，衣襟上還有一朵黃花。這幾年來，我就是默對這些東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鶼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開始。可是我和他見面聊天的機會，只有兩次，不知怎麼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傅雷的「怒」。後來知道他的別號就叫「怒庵」，也就不以為奇。從此，和他談話時，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從福建回滬省親，在上海住了五個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巴黎新村去看過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島，專心於翻譯羅曼·羅蘭。這一次認識了朱梅馥。也看見客堂裡有一架鋼琴，他的兒子傅聰坐在高凳上練琴。 我和傅雷的友誼，只能說開始於解放以後。那時他已遷居江蘇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鄰近，轉一個彎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譯巴爾扎克，我在譯伐佐夫、顯克微支和尼克索。這樣，我們就成為翻譯外國文學的同道，因此，在這幾年中，我常去他家裡聊天，有時也借用他的各種辭典查幾個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談翻譯技術，因為我們兩人的翻譯方法不很相同。一則因為他譯的是法文著作，從原文譯，我譯的都是英文轉譯本，使用的譯法根本不同。二則我主張翻譯只要達意，我從英文本譯，只能做到達英譯本的意。英譯本對原文本負責，我對英譯本負責。傅雷則主張非但要達意，還要求傳神。他屢次舉過一個例。他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第一場有一句「靜得連一個老鼠的聲音都沒有」。但紀德的法文譯本，這一句卻是「靜得連一隻貓的聲音都沒有」。他說「這不是譯錯，這是達意，這也就是傳神。」我說，依照你的觀念，中文譯本就應該譯作「鴉雀無聲」。他說「對」。我說：「不行，因為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話中不用貓或鴉雀來形容靜。」 傅雷有一本《國語大辭典》，書中有許多北方的成語。傅雷譯到法文成語或俗話的時候，常常向這本辭典中去找合適的中國成語俗話。有時我去看他，他也會舉出一句法文成語，問我有沒有相當的中國成語。他這個辦法，我也不以為然。我主張照原文原意譯，寧可加個注，說明這個成語的意義相當於中國的某一句成語。當然，他也不以為然。 一九五八年，我們都成為第五類分子，不便來往，彼此就不相聞問。不過，有一段時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會動員出去辦托兒所，她們倆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間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況。 一九六一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較多的行動自由，於是我又常去看他。他還在譯書，而我已不幹這一行了，那幾年，我在熱中於碑版文物，到他那裡去，就談字畫古董。他給我看許多黃賓虹的畫，極其讚賞，而我卻又有不同意見。我以為黃賓虹晚年的畫越來越像個「墨豬」了。這句話又使他「怒」起來，他批評我不懂中國畫裡的水墨筆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已經在裡弄裡被「示眾」過了。想到傅雷，不知他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我就踱了回家。大約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們兩夫婦已撒手西歸，這是怒庵的最後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剛直，如一團乾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雖然幾乎處處不同，但我還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樣的毅然決然不自惜其生命的，還有好幾個，我也都一律尊敬。不過，朱梅馥的能同歸於盡，這卻是我想像不到的，伉儷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應。 傅雷逝世，其實我還沒有瞭解傅雷。直到他的家書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瞭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嚴，望子成龍的心情如此之熱烈。他要把他的兒子塑造成符合於他的理想的人物。這種家庭教育是相當危險的，沒有幾個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剛直。在青年時候，他的剛直還近於狂妄。所以孔子說：「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傅雷從昆明回來以後，在藝術的涵養，知識學問的累積之後，他才成為具有浩然之氣的儒家之剛者，這種剛直的品德，在任何社會中，都是難得見到的，連孔子也說過：「吾未見剛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說「願你安息吧」，只願他的剛勁，永遠瀰漫於知識分子中間。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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