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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史料》今年第二期發表了葉聖陶先生的日記:《在上海的三年》,其中與我有關的有兩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記云:「朱經農來,言擬好好辦光華大學,邀余與予同任教,並托余拉施蟄存為國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學教師,拉施君則可以效力,因致書蟄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記云:「施蟄存來,渠已允就暨南教職,因可有房子住,光華方面只得辭卻。」 這件事,我早已忘卻,如果不見聖翁的日記,恐怕永遠不會回憶到。現在,聖翁的日記幫助我回憶起這件事,同時也使我想到這件事一直是一個未解的謎。 我於一九四六年春,從福建三元隨江蘇學院復員,先在上海家裡住了一二個月,訪問了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也到開明書店去過,見到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調孚諸人。隨後我就到徐州江蘇學院新校舍授課。在徐州,我收到葉聖陶的信,問我下學期的工作情況。他說,朱經農將出任光華大學校長,正在組織教師班子。希望我去光華當中文系主任,托他寫信徵詢。我收到聖陶的信後,覺得一時還無法決定。雖然我很想回上海工作,但江蘇學院能否同意,還未可知。因此,我就覆信給聖陶,請他轉達朱經農,且待放暑假時回滬再說,好在只有一個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劉大傑,才知道他已決定就暨南大學校長李壽雍之聘,任暨大文學院長。同時才知道江蘇學院同事鄒文海亦已決定為暨大教務長,周栴為法律系主任,他們和李壽雍都是舊交,我又知道江蘇學院院長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動換一個工作,這樣我自己就決定脫離江蘇學院,由劉大傑、鄒文海的推薦,接受了暨南大學的聘書。這一決定的主要動力,是因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樓,作為教師宿舍,我雖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擠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務處在大樓中分配給我二個房間,一西一東,便解決了我的居住問題。因此,我於七月三十一到開明書店編輯部拜訪聖陶,把我的情況告訴他,並請他代我向朱經農道歉。 聖翁日記中所記的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但它始終留下了一個謎,使我不解,我和朱經農毫無關係,也沒有見過,他為什麼忽然看中我,要我去當中文系主任?起初我以為是由於周予同或葉聖陶的推薦,但一問之後,才知並非如此。當時雖然各大學之間消息靈通,但這件事卻沒有人說起,這個謎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終無法解釋,甚至連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個朋友從青海來信告訴我:在新出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一封信中提到過我的名字。我和胡適也未曾有過關係,更未嘗通信,這部書中怎麼會有我的名字?趕緊去把這部三厚冊的《書信選》借來,果然在中卷第64頁上看到一封朱經農致胡適的信,內容是向胡適匯報中國公學情況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學長由黨部推薦李青崖主持,弟以其與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為黨部所推重,當可持中庸之態度。不期其對楊鴻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態度之狹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變動最多,文史系方面新請教員,大抵為文學研究會中人,如鄭振鐸、李石岑、孫俍工、施蟄存等,也還過得去。……其組織最弱者為法科之政治經濟系,將來若有問題,必從此系發生,葉秋原為系主任,已覺平常,教授亦無出色者,學生甚盼一涵回來,然一涵決不肯來……」 我看到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決了一九四六年的謎。原來中國公學的這一件事,我也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沒有這封信的幫助,連回憶都無法追尋了。 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我在辦水沫書店。李青崖來邀我到吳淞中國公學去擔任文預科的國文課教員,每週去二次,每次上課二小時。當時我以為李青崖只是新任國文系主任,卻不知道他還是文理科學長。我在水沫書店的編輯工作,是半僱員,半朋友義務,每月支取的生活費不到一百元,正想在上海找個固定的副業,以貼補生活,李青崖答應我每教時三元的薪給,對我不無小補,我就答應下來。過了幾天,他送來了一份聘書:寫明聘請我為預科兼任教授,沒有任課時數及薪給數,由校長馬君武署名簽發。算來這大約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間的事。 我原來只是個中學教師,沒有教過大學生,到中國公學上課,教的是大學預科一年級生,只等於現在的高中二年級,上國文課也並不感到困難。在每次到校上課的時候,才知道這個學校已鬧過幾次學潮,李青崖進中國公學後,解聘了國文系教授楊鴻烈,馬宗霍,他們都是胡適當校長時聘請來的,學生也都滿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這二位;拉進了自己的朋友,學生中頗有波動。我莫名其妙的成為李青崖的私人。馬宗霍被解聘後,拂袖而去。楊鴻烈的表現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遷出,還大罵李青崖,弄得很僵。葉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從美國得了一個社會學碩士學位回來。李青崖請葉秋原來代替高一涵,當然比不上,學生聽過高一涵的課,再聽葉秋原的課,當然會感到「平常」。 我到中國公學上課不到三星期,學潮又起,不過我並不清楚其中黨派鬥爭的真相,只是有好幾次去上課,都碰上學生罷課,聽聽學生的控訴,顯然有「擁馬」和「倒馬」二派。 大約馬君武校長此時已不到校,我也沒有機會見到他。 我在中國公學任課,勉強維持到六月,學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於是結束了我的教學任務。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學期學校也不請我了。 朱經農這封信寫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正是我在中國公學兼課的時候;這時他已就任中國公學副校長之職,馬君武已去,李青崖仍在。正校長邵力子,是掛名的。胡適是中國公學董事長,所以朱經農常有信給胡適。匯報中國公學情況。《書信選》中朱經農給胡適的信,關於中國公學的,不止一封,我在這些信中,才知道當年中國公學的內幕,這些情況,當時都一點也不知道。 朱經農對李青崖很不滿意,在這封信中卻提到我,和鄭振鐸、孫俍工、李石岑一起,許為「也還過得去」的教員,可見他對我們四人,並不因為是李青崖的私人而有所歧視。不過,對於鄭振鐸、李石岑、孫俍工三位,「也還過得去」的評價似乎太低了。至於我,自己知道,作為初出茅廬的大學教師,確是剛剛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後,朱經農還想請我去擔任光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對我一直在注意,認為從前那個「過得去」的教員可以當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終沒有見過朱經農的面,也絕不知道這些情況。直到最近幾天接連看到葉聖陶的日記和朱經農給胡適的信,這個謎才得到解釋。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知己朋友,確是難得,平時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識的人,更不易成為知己。朱經農從來沒有在我的師友之列,可是,他關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卻絕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後的今天,才明白過來,我豈能沒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遲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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