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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本文為作者發表楊剛一封來往書信時寫的附記。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與楊剛來往書信，大約有五六封，這是僅存的一封。時間是一九四○年四月，地點是香港。她用的是《大公報》館信紙，因為她當時任香港《大公報》記者。 那年四月初，我從昆明取道越南到香港，想轉船回上海省親。香港朋友想把我留下，由吳經熊、葉秋原的介紹，在天主教的真理學會找到一份工作：幫助他們校閱一批天主教文學的中文譯稿。 我在學士台租了一個房間，把在上海的妻子接來定居。每天上午九時到下午四時，在真理學會工作。一人一間辦公室，堆滿了從大陸各地天主教會運來的文稿和原本。這工作也十分緊張，我每天要審定一二萬字的譯文。 當時，中國作家協會香港分會計劃辦一個暑期講習班，培訓香港青年。在籌備期間，楊剛來找我，要我多出些力。我當然不會推辭。 真理學會在堅道，我們就在堅道上租了一間房子，作為講習班的籌備處。我每天下班後，就到那裡去負責辦理一切報名、註冊、登記事務。忙了一個多月，講習班借中華中學的教室開學了。我也每星期夜晚去講兩堂課，講的是愛國主義語文，如文天祥《正氣歌》岳飛《滿江紅》之類。 在這一段時期中，我和楊剛見面的機會較多。這一封信，就是她來找我做講習班籌備工作時所寫。暑假完了，講習班結束，太平洋風雲突變，香港已非樂土，我仍帶了妻子回上海。九月間，應福建之聘，獨自乘小輪船來到福建。 一九四四年，楊剛的胞兄羊棗在福建犧牲。楊剛來福建處理後事。當時我在長汀廈門大學。楊剛從江西贛州來，在長汀停留了幾天。她來看我，我才知她本是長汀人，離鄉多年，只剩幾家堂兄弟了。 從此以後，我和楊剛沒有見面的機會。直到一九六一年，才聽說她任職國務院總理辦公廳秘書時逝世了。 楊剛是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女作家，待人接物，都很誠懇。她這封信的最後一節，我當時看了不知所謂何事。問她，她笑笑不說。直到一九八四年，上海書店影印我在三十年代主編的《現代》雜誌，送了我一部。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號上發現了一篇楊剛的小說《一塊石頭》，這才明白，早在一九三三年，我已和她通過幾次信，大約是鼓勵她繼續寫作，像我對待其他投稿青年一樣。 今天檢出這封信，預備發表。五十年前的楊剛，仍然在我的記憶裡。 蟄存先生： 從前沒有知道您對於人事有這許多關切，在工作上 （我說是非寫作的工作）有這許多的熱情。但是現在我覺得有更多的勇氣去希望了。您很謙卑的說了一句話：「總是要做點事的。」這句話，我想我會牢記住。 研究班的事，望您空時多想一下，計劃一下。大家 都不是先有了成見的。誰的辦法更有系統，行起來有效，就立刻可以用。您也許很忙，但也許抽時間起來還比較容易一些。望您除了計劃這研究班以外，還想想如何使它活躍新鮮，使它和香港青年人緊緊繫在一起，助他們長大。 假如您的記憶裡還留得下一件小事，您當想得起我也是受過您鼓勵的許多人之一。問您好。 楊剛上 四·廿一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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