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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一個酷熱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嶺頂上的初陽台。在亭子裡看見一個青年正在焚燒一堆廢紙。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話。才知道這個青年是上海人，來杭州游西湖，住在昭慶寺。燒掉的是他的許多文稿，因為沒有刊物、報紙能用，都是退稿。 這個赤鼻子的青年，姓林，名微音，詩人，銀行小職員。 回到上海，他們已成為朋友，我也連帶地結交上了。我們辦刊物，辦出版社，林微音常來，我們也給他發表了一些詩文。但他不是水沫社中人。他屬於另外一個三朋四友的文藝小集團。他的文藝同道有朱維基和芳信，這三人的領袖是夏萊蒂。他們辦過一個小刊物，名為《綠》，也許他們的集體就稱為「綠社」。 夏萊蒂本名來騠，是松江人，名醫夏仲方的胞弟。此人崇拜郁達夫，亦步亦趨地學郁達夫的頹廢。曾在郁達夫家中亭子間裡住過幾個月，經常赤身露體，醉酒胡鬧，被王映霞下了逐客令，才不得不遷出。 芳信，我不知其本名，也不知其職業。他的妻子芳子，是一個舞女。一九三○年他們夫婦在四川北路、海寧路口開設了一所舞校，就是現在凱福飯店二樓。 朱維基是工部局的譯員。 這四個人都寫詩，在上海新文學史上，算是活動過一個短時期的唯美派、頹廢派。 林微音自告奮勇，要給我們辦的水沫書店譯書。我們就請他譯一本蒲特婁的《虛無鄉消息》。這本譯稿發排之後，由我擔任校對，才發現誤譯甚多，中文也不好。因此以後就不敢請教了。大概他們四人中，雖然都譯過一些外國文學，英語水平只有朱維基還可以。 一九三一年，淞滬抗日戰爭以後，林微音的舉止逐漸變得怪氣。夏天，他經常穿一身黑紡綢的短衫褲，在馬路上走。有時左胸袋裡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裝一樣。有時紐扣洞裡掛一朵白蘭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條冷靜馬路上被一個印度巡捕拉住，以為他是一個「相公」（男妓）。他這一套衣裝，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 一九三三年，我住在玉佛寺附近，他住在靜安寺。總有七八次，他在夜晚到我家裡來，一見面就說明來意，要我借給他兩三塊錢。最初，使我很吃驚，怎麼會窮到如此？後來發覺了他吸上了鴉片，瞞著他妻子，急於要進「燕子窠」。 從一九三七年以後，直到上海解放，我沒有見過他。一九五一年，又遇見過幾次，他沒有工作，要我為他介紹一個英語教師的職業，又要我為他介紹翻譯工作，我都無法幫助他。後來聽說他常常到市委去要工作，最後聽說他已被拘押在第一看守所，罪名是「無理取鬧」。這以後，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林微音和林徽音這兩個人常常有人弄不清楚。一月十九日《文匯讀書週報》曾有陳學勇的一篇文章，為二林作了區別，糾正了楊義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的錯誤。但是，該文中說上海的林微音曾「在《語絲》上登稿」，這一句恐怕還有問題。在北京出版的《語絲》上，不會有上海林微音的文章。只有在上海出版的《語絲》，才可能有林微音的文章。這裡必須先區別兩個《語絲》。 一九九一年五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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