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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抗戰以後，許多新文學作者都感到他們的文章不夠下鄉，不夠入伍，於是乎「此路不通」，便紛紛「碰鼻頭轉彎」。這個彎兒，一轉便轉到一條老路上去，叫做：「利用舊形式」。 所謂舊形式者，是些什麼東西呢？這裡邊包含著三字經，千字文，平戲腳本，彈詞開篇，章回體小說，大鼓書詞，五更調，四季相思之類的俗文學。當然，對於一般民眾和士兵，一出套襲「失街亭」的「槍斃李服膺」平劇比一個獨幕新話劇更易於接受，一篇抗戰大鼓或彈詞比一篇抗戰新詩更易於接受，一篇「精忠說岳全傳」式的小說比一篇「柏林之圍」或「愛國童子」之類的都德式的小說更易於接受。所有的新文學家，在平時，只會得寫作他們的小說，詩歌，戲劇，雜文，這些東西，出於意外地，一到了服務於抗戰的時候，全失去了作用。文學家之愛國抗敵，不敢後人，然而他們所有者只是一枝筆，他們所能者只是以寫文章盡其宣傳之責。然而寫出來的文章竟盡不了宣傳之責，這當然是一個大悲哀。於是抗戰後的新文學家分走了三條路：一、擱筆不做文章，從別的方面去作抗戰工作。二、改行做戰地通訊，完全變成一個新聞記者。三、即刻放棄新文學之路而遷就俗文學，寫那些彈詞，大鼓，五更調之類的能夠被民眾和士兵所接受的東西。 走這第三條路的文學同志們的勇氣也許是可以佩服的，他們所寫的這些充滿了新內容的舊式俗文學的宣傳效力也許是相當大的，但在這裡，我想提出的一個警告，乃是：「不要把這現象認為是新文學大眾化的一條康莊大道！」 文學到底應該不應該大眾化，能不能大眾化，這些問題讓我們暫時保留起來，因為「大眾」這一個名詞似乎還沒有明確的限界。但若果真要做文學大眾化的運動，我以為只有兩種辦法：一是提高「大眾」的文學趣味，二是從新文學本身中去尋求能接近「大眾」的方法。這兩種辦法，都是要「大眾」拋棄了舊文學。或者說得更明確一點，是要「大眾」拋棄了舊形式的俗文學而接受一種新形式的俗文學。新酒雖然可以裝在舊瓶子裡，但若是酒好，則定做一種新瓶子來裝似乎更妥當些。 我們談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學，隨時有人喊出大眾化的口號，但始終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途徑。以至於在這戎馬倥傯的抗戰時期，不得不對舊式的俗文學表示了投降。這實在是新文學的沒落，而不是它的進步。我希望目下在從事寫作這些抗戰大鼓，抗戰小調的新文學同志各人都能意識到他是在為抗戰而犧牲，並不是在為文學而奮鬥。 一九四○年八月二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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