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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人品的標準，大致不外乎「才」與「德」。才有通才，有專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與盛德，可說全面發展，專才與美德，僅是一節之長。具有通才或盛德，已極不易，才德兼備，更是難得。大抵承平之世，豐於德而嗇於才者較多；因為此時生存競爭並不尖銳，人民缺少磨練才能的機會。離亂之世豐於才而嗇於德者較多，因為此時生存競爭劇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會沾些瑕疵了。 方今國家任用領導幹部，顯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傾向，而德的標準又很高，要求的是共產主義的品德，這已是超於我們傳統的盛德以上了。這一方策本來不壞，如果所有領導幹部都具有這樣高的德行，才雖不足，亦決不致僨事。因為一般的說來，有才無德的人較多，有德無才的人較少。具有共產主義品德的幹部，我相信他決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來各方面暴露出來的某些幹部，品德之壞，在舊社會裡都是駭人聽聞的。父子之親，而有協議離棄的文書；師道之尊，而有漁色女學生的風流校長。這些人距離共產主義品德，似乎甚遠，雖說是個別幹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眾心裡，總是為黨惋惜而不是為這些幹部惋惜的。 由此看來，任人以德，現在恐怕不很妥當，因為我們在最近二十年中，經過好幾次大變革，可以說是一個離亂之世，有德之人，實在太少。「老子打過游擊」，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則酬以利祿，何必以位？ 從歷史上來看，英俊有為之君，總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須是繼世之君方可。若創業開國之君，則天下離亂方定，如果無才俊之士，相與共治天下，單靠幾個拘拘於小德的鄉願，那是打不開大局面來的。 漢武帝劉徹，在元封五年，因為文武臣僚不夠用，故下詔求人才。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馬是不容易馴服的，有才幹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漢武帝並不因此而不用此馬此人，因為他自信有能力駕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長，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為突出。他下過三個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說：「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都應該由地方官吏保舉出來，使他「得而用之」。這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在百廢俱興的時候，「才」的需要尤甚於「德」。尚書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暱，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亦就是說，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評薪評級也。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專業分工又細，如果以「德」為任用各級領導幹部的標準，即使有超於傳統道德以上的共產主義品德者，如果一點不瞭解業務，也還恐怕不頂事。何況今天之所謂「德」，還只是一些表面的組織性，紀律性，革命性，積極性而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見，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領導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他一定自認不如一個老農民的。現在改兩句龔定庵的詩，以結束這一點點感想罷： 「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用人才。」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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