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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事，不成「史」 十月二十九日《文藝百家》爭鳴欄刊登了唐弢同志的《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十一月十二日，又刊登了曉諸同志的《當代文學應該寫史》。這樣，這個問題就「爭」起來了，我也想參加一「鳴」。 我同意唐弢同志的建議，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因為一切還在發展的政治、社會及個人的行為都沒有成為「史」。根據這個世界學者不成文的公認的界說，我也認為不宜有一部《當代文學史》。 當代文學不宜寫史，並不是說當代文學不應該做記錄和評述。可以有詳細的記錄，但都只是史料；可以有評述，但都只是一家之言，不成定論。史料和一家之言，都不是「史」。我書架上有三本俄蘇文學史，第一本是米爾斯基的《俄羅斯文學史（一八八一年止）》。第二本也是米爾斯基寫的《當代俄羅斯文學（一八八一——一九二五）》。第三本是斯屈洛夫寫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這三個書名正好說明了唐弢同志的觀點。米爾斯基的第二本書記述了他同時代的俄羅斯文學情況，他就不用「史」字為書名。「當代」與「史」是有矛盾的。再說，米爾斯基的「當代」，到今天已不是「當代」了。這個狀詞只有很短暫的時間性，我也以為不宜採用作區別時代的名詞，尤其不宜用作書名。斯屈洛夫的書名也不用「史」字，因為蘇維埃俄羅斯還存在。 曉諸同志似乎沒有理解唐弢同志的概念，他以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就是不宜對當代文學有所記錄或評述。可見他對於「史」的概念還不很明確。這裡順便提到曉諸同志文中所引用作證的一些例子。司馬遷並沒有把他的著作稱為一種歷史書。《史記》的原名只是《太史公書》，後人稱為《史記》，意義是「太史公的記錄」，這個「史」字是官名。《漢書》是東漢時班固所作，這時西漢早已過去，東漢還未結束，不能說「兩漢早已過去。」曉諸同志又說：「《漢書》中的漢武帝以前部分，明顯地不如《史記》寫得好。」這正好說明司馬遷寫的不是「歷史」，而班固寫的是已成定論的「歷史」。北魏時，魏收寫了一部當代史《魏書》，有許多主觀主義的偏見，甚至誣蔑好人，後世稱為「穢史」。從這兩個例子看來，當代人記錄當代事，可能寫得好，也可能寫得不好，但兩者都不成「史」。這就是唐弢同志所說「穩定」的意義。至於已寫成的史書，也會有後世人的翻案，那是另外一件事。劉昫作《舊唐書》，歐陽修、宋祁作《新唐書》，就是這個例子。但是對這兩部唐書的評價，到今天還不能說誰高誰低。 總之，我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見，凡是記載沒有成為歷史陳跡的一切政治、社會、個人行動的書，不宜誤用「史」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二、「當代」已經過去？ 本月初，我替唐弢同志助了一陣，把他提出的「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的觀點講講清楚。我的文章發表後，有許多人來信表示同意，我以為這件事可以結束了。不意今天看到吳倩同志的文章《過去事，就是史》（見十二月二十三日《解放日報》），他對我的意見提出了「異」議。這樣一來，這個問題似乎還不能了結，還可以「爭鳴」下去。雖然我不想再參加這一「爭」，可是，箭在弦上，也就不得不發。於是寫了此文，請編輯同志浪費一片版面，使我這些意見有機會再就教於讀者。 「當代事不成史」，我以為是正確的。吳倩同志說：「過去事，就是史。」我承認也是正確的。我們這兩個觀點，孤立起來理解，都是對的。但吳倩同志以他這個觀點為矛，來攻我這個觀點做的盾，卻失敗了。因為吳倩同志所得到的戰果是：「當代已經過去。」吳倩同志分明說：「當代文學的過去的事實已有三十五年，為什麼不能寫當代文學史呢？」可見吳倩同志以為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屬於「當代」，是過去的事了，因此，可以寫「當代文學史」了。現在我可以請問：一九八六年以後，將屬於什麼「代」呢？ 唐弢同志和我的概念，是以「代」為基點，吳倩同志的概念是以「事」為基點。所以他說：當代中也有過去的事。但是吳倩同志沒有分清楚雙方概念的區別。「納粹德國」這個政治事實已成「過去」，也就是我所謂這個政治行為已停止「發展」，所以可以寫《納粹德國史》。（但我還懷疑這個副標題是譯者加上去的，原著只是《第三帝國的興亡》。正如《巴黎公社史》的原著書名也沒有「史」字。） 用《納粹德國史》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此書原名也不用「史」字）來說明可以寫《當代中國文學史》，這是思維邏輯的混亂。吳倩同志此文中暴露了不少概念不清楚的地方。在學術性的討論中，我們總應當對各個有關名詞使用學術性的概念。例如吳倩同志說：「什麼是歷史？歷史學家認為，過去的事實就是歷史，記載過去的事實的書籍便是歷史書……」這四句話，有好幾個問題。如果是一個歷史學家，他決不會如此「認為」。「過去的事實就是歷史」，這是一般人的常識，《現代漢語詞典》裡不妨這樣解釋。但一個歷史學家決不會作出這樣的定義。首先，「歷史」這個名詞是日本舶來品，中國史學家向來不用。它只是一個常識性名詞。中國史學家的所謂「史」，並非只有「過去的事實」一個條件。文藝批評家說杜甫的詩是「詩史」，並不是說明他的詩記錄了「過去的事實」，更重要的是說明他的詩忠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政治、社會、民情的現實。其次，「歷史書」也是一個常識性的名詞，但這個名詞不等於史學家所謂的「史籍」。在史學家的觀念裡，「記載過去的事實的書」不一定「便是歷史書」。《漢武內傳》、《世說新語》、《開元、天寶遺事》、《明皇實錄》、《紅羊佚聞》，這一大堆都是「記載過去的事實的書」，但都不屬於學術上所謂的「歷史書」，在圖書分類上，它們僅屬於「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因為它們的記載並不忠實可信，論點也不能取得公眾的認可。它們只能代表個人的觀點，所以還是「一家之言」。其三，在史學家的觀念裡，「歷史書」還不限於記載過去的「事實」。《水經注》、《元和郡縣志》、三「通」，它們僅僅記載山川、城市、典章、制度，都沒有「事實」，但它們都被列入「史」部。由此可知，吳倩同志所依據的「歷史」和「歷史書」的定義是很不夠的。 唐弢同志的文章只著眼於一個「史」字，我的前一篇文章已兼顧到「當代」這個名詞。不過我沒有側重提出我的觀點。現在我應當在這裡補充說明。我以為現今我們把文學史時期劃分為「近代」、「現代」和「當代」三個時代，這是很不適當的。主要的理由是它沒有明確的時間、時代觀念。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當代」。古人的「當代」，是今人的古代，父親的「當代」是子女的現代。如果司馬遷、陶淵明、韓愈、蘇東坡、元好問各人都寫一部「當代文學史」，我們會有多少「當代文學史」？其次是我們所謂「當代」，是一個特殊的概念，只能用於中國大陸。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以一九四九年之後為「當代」。如果用我們的斷代法，那麼蘇聯就應該以一九一七年為「當代」第一年，可是蘇聯人沒有這樣做。蘇聯人寫的「當代文學史」，如果從一九一七年敘述起，我們的譯本要不要改為「現、當代蘇聯文學史」？ 再說，既然台灣是我國的一個省，我們寫當代文學史當然應該包括台灣文學在內。那麼，台灣文學為什麼應當以一九四九年起劃為「當代」？將來我們編寫港澳文學，又如何劃分現代和當代？ 近代、現代、當代，這三個名詞只有籠統的概念，它們所代表的時代觀念是隨人隨時而異的。我們決不能劃定一個年分作為它們的開始時間。 吳倩同志又提出了一個使人糊塗的問題。他問：文學研究會的一些老作家，在現代文學史中是不是就得把他們除名？我說，吳倩同志問錯了。他應該問：在當代文學史中是不是就得把他們除名？按照現在的時代劃分方法，如果一個文學史家在三十年代寫一部「現代文學史」，那麼，我說，應該把他們除名。因為，在當時，他們屬於「當代」。如果今天有人寫一部「現代文學史」，他們就不必除名，但他們的文學活動只能寫到一九四九年。在「當代文學史」中，他們也應當寫進去，但只能從一九四九年敘述起。請問：「這樣做行嗎？」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議寫「當代文學史」，唐弢見了，寫了一篇文章，以為當代文學尚未成史，故不宜稱「當代文學史」。這個見解，本來不錯，卻想不到有人出來，駁議。於是，我也寫了一文，為唐弢助陣。我們的話說得很明白，可以釋疑了，豈知還有人提出「異議」，反映了我們的青年人對於「史」的觀念，很不正確，因而又寫一文，再作解釋。此文寄去報社，未見刊出，而編者已發表了一篇結束辯論的文章，對雙方論點，不作判斷，就此一刀砍斷了這一場辯論。 現在我把兩篇文章一起編存在這裡，為此事留一個記錄。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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