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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的天氣，真是古怪。不但「清明時節雨紛紛」，直到立夏，也還是「雨紛紛」。窗外，整天是瀟瀟淅淅，室內，整天是昏昏沉沉。使我這個老人情緒不寧，無法工作，無心看書閱報。只好抓起筆來隨便亂寫。陸續寫了幾段，也有兩三千字，暫且告一段落，應之曰《雨窗隨筆》。既然是「隨筆」，最適當還是向《隨筆》投稿。於是套上一個信封，寄給《隨筆》編輯同志，聽從處理。 偶然看到一本《弗洛伊德思想的貢獻與局限》，卷首有一篇「譯序」，既不是翻譯的序文，又不是譯者的序文，不知道這個標題該怎麼講？ 序文是高覺敷先生寫的。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學說的老專家，他的序文自有份量，我不能不先拜讀。 第一句說，這個譯本「譯文尚通順可讀，故願為他的譯本作序」。原來高先生作序的動機，僅僅是因為「譯文尚通順可讀」。 序文的最後一句是總結評論這本書的原著者的。高先生說，著者「並沒有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以致在本書結束時，暴露出袒護托洛斯基，貶低蘇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傾向」。 這篇「譯序」作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原來高先生還認為被「貶低」的人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陳伯吹主張兒童文學作品應該有教育作用。另一個人狠狠的批了他一頓。陳伯吹發表了答辯，要保留他自己的意見，但又表示歡迎別人的「平等的批評」。 林放寫了短評，讚揚陳伯吹的態度。 我讀了這三篇文章，感到腦神經混亂。 歡迎批評，必然接受批評。 不接受批評，何必還要歡迎批評？ 如果有十種不同理由的批評，是否全部歡迎？ 歡迎批評而不接受，如何體現歡迎？ 批評有「平等」、「不平等」的區別，如何區別？ 如果是「平等」的批評，是否就不用保留自己的意見？ 一個作家，或一個思想家，既要保留自己的意見，又歡迎別人的批評，歡迎而又拒絕接受，這是不是一個真誠的、高尚的、值得讚揚的態度？ 說到批評，自然會想到四十年來，一個常常提起的口號： 「批評與自我批評」。直到今天，似乎還是處處照行。 在文藝界、思想界，一個藝術作品，一種思想觀點，引起別人的批評，這是平常的事。人人有批評別人的自由，被批評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駁、辯論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許多國家、政黨主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的結局，似必是「自我批評」。這一原則成了好些政黨的黨紀。這些政黨黨員如果有不同於黨的首腦的言論、思想，公然發表，黨內就會向他展開批評，各種規模的批評，可以升級為「批判」、「批鬥」。面對這種批評，被批評者沒有應付的自由，只有進行「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錯誤」。這種「批評」，往往是譴責、訓斥；這種「自我批評」，往往是「服辯」、「悔過」。 這種「批評」，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極少見過一個政黨的首腦接受群眾的批評，而寫一份「自我批評」。倒是在我國的歷史上，好像還頒過幾個「罪己詔」。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間，還有一小點開明意識哩。 客問：亞里士多德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此話怎講？ 動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種？ 主答：有些人是野獸，會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問：這與政治有什麼關係？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來吃人的，後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漢朝把人民分為四類：士、農、工、商。士居第一類，有文士，有武士。 唐宋以後，士只代表文士，武士的地位落在商人之下，不入流品。因此有了「販夫走卒」這個成語。販夫是商人，走卒即步兵。 元朝把人民重新分類。第一等是和尚、道士，最下一等是儒士和乞丐。 到了明朝，士獲得大翻身，又成為四民之首。不少士人撅起尾巴，目空一切，造成士氣囂張的時代。《儒林外史》記錄了兩個商人穿了士人的衣服和頭巾去上館子，被秀才老爺痛打一頓。 到了清朝，士又活該倒霉，有的被殺，有的充軍寧古塔。不過，後來情況稍稍好轉，「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解放以後，好像把人民分為兩檔：民和人。民有三類：工、農、兵。商人失蹤了。因為社會主義體制中沒有商人。人分五類：地、富、反、壞、右。稱為「分子」，不是民。 撥亂反正以後，五類分子絕大多數歸屬於民，似乎已無大差別。現在的人民分類法是：一部分人民上升而為官。官是民的代表或曰「公僕」，不是民。民分五類：商、農、工、兵、士。不知可否說是新的「五類」。不過士的等級比元朝還低了。因為社會主義體制中，似乎沒有乞丐。 讀書七八十年，除了甲骨文還未能讀通之外，從商周金文至先秦諸子，我都能讀通了。偶爾有些語文障礙，還不妨事，全文主旨大意，還是能夠理解的。倒是近年來一些青年理論家的文章，我常常讀了四遍、五遍，還是不懂。看看每一個字我都認得；每一句的意義，我也能理解。就是讀過一整段，卻不知道作者在說些什麼。只好自認老耄，在飛躍的新時代文風前面，顯然落伍了。 近來又發現，落伍的不單是我一個八十老漢。偶然讀了一段文章，我虛心請教一位六十歲的高級知識分子。他讀後，沉吟不語。我追問：「懂不懂？」他笑而不答。不敢說「不懂」，怕落伍。我又請教一位四十多歲的副教授。他讀了兩遍，也不做聲。我再追問：「這一段文章講些什麼？」他遲疑了一下，回說：「吃不準。」 我才得到一點安慰。看來，他們二位，至少也已經開始落伍了，不過比我好些。 現在，把這段文章抄在這裡（僅僅作為一個例子），請讀者解釋解釋，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是一篇文論雜文的第一段： 文學的危害的確在於她作為一種精神充斥著整個中國的文化空間。我們缺乏一種能力（這或許是先天的），把文化與文學有效地區別開來。因此，文以載道的罪過首先不在文學的自身。文學常常蒙冤，但文化因為已經無法在自身的內部為文學讓步，所以我們便只能端出文學作為文化祭壇的作品。 如果憑我的文化水平來譯解這段文章，它們內涵的概念有以下幾個： （一）文學的危害性是一種精神。 （二）這種精神充斥於整個中國文化的空間。 （三）我們（不知是誰？）是先天性的低能兒，不會區別文化與文學。 （四）「文以載道」是一種罪過。但不是文學本身的罪過。 （五）有人說「文以載道」是文學本身的罪過，這是冤枉了文學。 （六）文化有一個自身。這自身有內部與外部。 （七）文化自身的內部已經無法向文學讓步。（外部呢？） （八）所以我們只能把文學用作祭祀文化的供品。清楚了。一句一句都弄清楚了。但是總的意念呢？ 大學生問古漢語教授：「為人民服務」這個「為」字怎麼講？ 教授答：有幾種解釋。要看這句話是誰說的，因人而異。 大學生說：請老師舉個例解釋一下。 教授說：一種講法，為就是「給」，為人民服務，就是給人民做事。這個人做的事都是有利於人民的。 大學生：這是誰說的？ 教授：革命家。 大學生：還有什麼講法？ 教授：這個為字可以講作「代替」。 大學生：代替人民服務？是誰？ 教授：冒名頂替的壯丁，代吃官司的流氓、窮漢，考場裡的槍手，多著呢！ 大學生：還有什麼講法？ 教授：為字也可以講作「做」，就是白話文的「作為」。 大學生：作為人民服務？什麼意思？ 教授：你讀錯了，要加逗點。「為人民，服務！」這是說，你作為人民，就應該服務。 大學生：這話是誰說的？ 教授：官。 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以上是《論語·顏淵》的一章，我從二十歲讀到今天，還是不懂。 子貢問如何行政。孔老師說：人民有足夠的糧食，國防線上有足夠的武力，人民就信任你這個官兒了。博得人民信任，當然國泰民安。 文句很明白，不容曲解。足食、足兵，是取得民信的兩個條件。 可是，子貢卻問：如果有必要減去一個條件，那麼，在這三件中，應該首先減去哪一件？ 這樣，可見子貢是把足食、足兵、民信，作為三個治國條件的。那麼，這個「之」字如何講法？這個「矣」字又如何講法。 奇妙的是孔老師的回答：「可以先裁軍。」 子貢又追問，留下的兩個中，有必要時，可以先減去哪一個？ 老師說：「可以讓人民沒有飯吃。」接下去解釋道：「沒有飯吃，大不了餓死。死有什麼要緊？從古以來，人人都要死的。只有人民的信任最最要緊，沒有人民的信任，就無法立國了。」 老百姓都餓死了，國土都被敵人佔領了，還有一個人民的信任可以維持政權，怪不怪？ 「文學遺產」這個名詞，我以為應當廢除了。 十月革命成功，蘇聯建國，把沙皇俄羅斯的一切，全部否定，文學也不在例外。包括普希金在內，全部俄羅斯文學，都是貴族文學、資產階級文學、死文學、反動文學。托爾斯泰的文學，也只有一面鏡子的作用。 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對傳統文化採取懷柔政策，不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了。於是，把俄羅斯文學稱為文學遺產。 人死亡後，他的財產才成為遺產。當他生存的時候，是財產，不是遺產。 既然說是遺產，必然有繼承人。繼承人確定以後，取得了這份遺產，遺產就消失了，成為繼承人的財產的一起分。 可知遺產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名詞。 俄羅斯文學如果到今天，還是遺產，這份遺產似乎永遠存在銀行裡，由律師或公證人保管著，沒有繼承人。 為什麼還要學習並紀念普希金？戈爾巴喬夫為什麼鄭重地到上海來給普希金銅像獻花圈呢？ 既已接受，就不是遺產；沒有繼承人，也不成為遺產。 所以我以為，文學遺產這個名詞該廢除了。中國文學史永遠活著，永遠在前進，沒有死亡過。 前幾天，對「文學遺產」挑剔了一下。今天展開報紙，才知道孔夫子的儒學也是一份遺產——文化遺產。 幾百個新、老、中、外儒學家，開了一個大會，討論這一份文化遺產。討論的結果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討論的問題是什麼？孔門的子孫著實不少，如果討論的是如何分配這份遺產，估計每人分到的不過一絲一毫，吃一碗陽春麵都不夠。 中國「地大物博」，文化富翁不在少數，就儒、釋、道三大公司而言，子公司何止百家？十多年前，法家的遺產被「四人幫」繼承了去，浪費完了。現在，好像只有一份儒家的遺產。和尚道士，還在清理財產階段。 這一份儒家的遺產，經過十年批臭，已經沒有人想要。在國產文化缺貨的情況下，國際文化貿易商人引進了成批的外國文化，貨源充足，市場繁榮，成為盛極一時的暢銷商品。 於是有些老冬烘看不順眼，主張提倡國貨，要用國產品白貓洗滌國民的精神。可是，資產階級文化雖然不守四項原則，卻實實在在是「拿過來」了。雖然沒有過戶，卻也承認它是外商投資，而不是遺產。儒家思想，即孔夫子的意識形態，雖然是「珍貴的中國文化」，還只是一份沒有繼承人的遺產。 現在有許多人忙著紀念孔仲尼先生二千四百五十年誕辰，為這份遺產大登廣告，還吹噓這份遺產可以用來向國外投資，幫助開發不發達國家。甚至還有人認為可以送到資本主義大國去生產文化殺蟲劑。 可是，還沒有一個人敢繼承過戶。它還只是一份遺產。 收到一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華裔外籍學者寄來的。他（或她）買到了我編的兩本《詞學》集刊，來信恭維一番，說我的工作是「有保存國粹之功」。 這封信來得正好。它提醒我：天地之間還有「國粹派」。 這回雖然在外國發現，安知大陸上已經沒有？ 遺產派，國粹派，正好是一對敵我矛盾。 不歸於楊，必歸於墨。不是遺產派，就是國粹派。 要做「第三種人」，也不很容易。 然而，「珍貴的中國文化遺產」，卻是宣揚「中庸主義」的。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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