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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寫文章、抄書，都沒有標點，也不斷句。從帛書、竹簡到敦煌卷子，歷代以來，都是各人各讀，各自體會，各自解釋，倒也沒有什麼問題。宋元以後，有了斷句，「五四」以後，有了標點，於是古書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同樣一句話，同樣幾個字，加上一個圈，一個逗點，會產生不同的涵義，引出無窮的論爭。 標點符號是亂天下文章的一根魔棍，豈不信哉？ 你不信，有例為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是孔夫子的話，見於《論語·泰伯》。上下文都不相干，沒頭沒腦的，不知哪一位高足弟子，記下了老師這麼一句。從漢到宋，從小學生到老師宿儒，都在兩個「之」字上讀斷。意義很明白，誰也不懷疑。老百姓，只能叫他們依照政策法令做人做事，不用叫他們懂得其中的道理。「由」是指行為的準繩，「知」是指這個準繩的理論根據。朱熹注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看起來，好像還是這樣講法，其實已有點移動了。朱熹把「不可」（donot）講作「不能」（cannot），於是前句中那個「可」字就是「能」字了。程頤的註解也是一樣，不過他說得更老實些：「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一個「不能」，一個「但能」，說得多少苦心，多少無可奈何！他們二人總算替孔聖人洗刷了愚民之罪，歸咎於人民自己愚蠢。 一轉眼，六百多年過去了。時代在前進，出了一位新聖人，梁啟趙。他讀《論語》，覺得這兩句話實在有點侮辱人民，於是揮動魔棍，來一個點鐵成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樣，他把人民分做兩檔。一檔是「可」的，一檔是「不可」的。可的人民，讓他們在行動上奉公守法；不可的人民，就應當辦個學習班，使他們懂得法制。於是，一種人民是由而不知，一種人民是知而不由，似乎有點顛倒吧？ 一轉眼，又過了七十年，《論語》這兩句，始終沒有現代化。雖然有了「新儒學」，還不見有新聖人。蜀中既無大將，小子也只得當仁不讓，來一個班門弄魔棍：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也把人民分做兩檔：「可使」之民和「不可使」之民。 「可使」就是「可以使用」。可以使用的人民，不管他知或不知，都不妨由他自己行動，不予干涉。或者說，給他們多一些自由。這就叫「由之」。不可以使用的人民，一般都是無德無才，而好「作亂犯上」的。這種人民，必須一個個調查清楚，記錄在案，嚴加管束。這就叫「知之」。 這兩句《論語》，不是「現代化」了嗎？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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