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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讀中國詩者，輒好讀唐宋，即研究詩學者，也總是首先注意於唐宋，其實明朝一代，短短二百七十餘年中，詩風之丕變，較之唐宋，實更為繁複。我常常覺得明朝詩人的紛爭，其留給我們的最好的成績，乃是他們的詩論。除了整部的詩話或其他論詩的書不算，試看自唐以來文人的別集中，論詩之處，有多於明人者乎？我們倘若能從明人的文集中，逐一摘出其論詩的文字，加以整理，一定能夠對於，不但明代的詩，甚至自古樂府以迄於唐宋的詩，得到許多研究材料的。 明代最後一個詩派是由被稱為「嘉定四先生」的唐時升，程嘉燧，婁堅，及李流芳所建立的。這四個人生當公安竟陵熾盛之時，雖然又都與三袁鐘譚相熟識，但是他們對於詩的主張卻另有獨立的意見。婁堅曾說：「近世之論，非拘求於面目之相肖，即苟為新異，抉摘字句為悟解，如是焉已。凡為詩若文，貴在能識真耳，苟真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他所謂「拘拘求面目之相肖」，顯然是指的王李之摹古，而「苟為新異，抉摘字句為悟解」，這句話就不客氣地道出了公安竟陵諸人評選之風的弱點了。在下一句中，他又提出了一個「真」字，我們倘若要尋找一個字來代表嘉定四先生的全部的詩論，也許這個「真」字是最適當的了。 我未嘗見唐時升的《三易稿》，但曾見他的《與曾長石書》，其中有這樣一節：「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游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臂錦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疏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歎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為作者笑矣。」即此一節，已可想見他對於古人詩的全部態度。他雖然要「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歎之」，但並不是要如王李輩的剽竊古人的風格與形式，而是要「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這就是要參悟一種自然的，同時又是必然的表現法。所以，「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這所「合」者，也並不是「面目之相肖」，而是自己的詩與古人所作的詩有一個共同點，這共同點自然就是「真」。 我曾見七卷本的初刻《松園浪淘集》，全是詩，沒有文，所以程嘉燧的詩論無從參證，但是最近卻買到了那非常推崇他的李流芳的《檀園集》，使我得以引錄幾節李流芳的詩論來作唐婁兩家的意見的參證。 李流芳的詩的見解，最足以與唐時升的話相表裡而為婁堅所提出的「真」字作註腳者，乃是《蔬齋詩序》裡的一節：「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白樂天詩成，欲使老婢讀之皆能通其意，兩人用心不同，其於以求工，一也。然余嘗有疑焉，以為詩之為道，本於性情，不得已而詠歌嗟歎以出之，非以求喻於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驚，抑而平之而使人通，豈復有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性情與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達而達之則必通，人人之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達之，則必驚；亦非有二也。然則求工於詩者，固求達其性情而已矣。詩之傳也，久而且多，凡為詩者，不求之性情，而求諸紙上之詩，掇拾餖飣而為之，而詩之亡也久矣。」 對於一般人所認為絕對不同的兩種詩的藝術觀，給予了一個共同的理論的根據，這實在是很足以提供給我們現代的文藝批評家作參考的。我們倘若以杜子美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主義作為現代的注重文學的藝術價值的這派文藝觀的典型，而以白樂天的「欲使老婢讀之皆能通其意」作為現代的主張大眾語文學這派文藝觀的典型，而以李流芳的方法解釋之，那麼我們同樣也可以從這一向被誤認為是相互的仇敵的兩者之間，獲得一個本質上的共同點。文藝作品，不僅是詩，但尤其是詩，所表現的對象，無論怎樣的繁複錯綜，總之是作者的一種感觸（sensibility）亦即是李流芳之所謂「性情」者也。無論這個作者要怎樣地注意於藝術價值之崇高，要怎樣的辭藻華麗，風格新穎，甚而至於要求著語必驚人，他的目的還是在於要表現他的感觸，正如那些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大眾化，而希望「老婢皆能通其意」的作家一樣。以忠實地表現其感觸，即所謂「求達其性情」，為一切作家對於一切文藝作品之最終目的，則前者固然是「求工」，後者亦何嘗不是「求工」呢？表現人人所欲表現的感觸，自然而然地會寫出老婢皆能通的文章來，表現人人所欲表現而不能表現的感觸，則也自然而然會創造出驚人的句法來——這並不是句法本身能驚人，人因為自己不能如此表現而驚耳。也並不是作者必須要作驚人之句，乃在此時此地，非此驚人之句不可耳。故李流芳斷然曰：「兩人用心不同，其於以求工，一也。」 李氏既然以杜子美白樂天兩人的好像是絕不相同的作詩法，解釋作同樣是「求工」的結果。而他對於「求工」的見解，除了上文說明了是「求達其性情」以外，我們還可以從《沈巨仲詩草序》中看到一句較具體的話：「詩非能為工之為工也，能為工而不必工之為工也。」此語大是精微！但與「求達其性情」一語參詳起來，似乎一則偏重精於內容方面，一則偏重於形式方面了。然而這兩者是分拆不開的。夫性情既達，則內客工矣，內容工則形式自然亦工。若讀詩者有形式未工之感，必然是沒有瞭解到作者的性情。何以不能瞭解作者性情？曰：非性情不真，即作者仍未能達之也。真能「達其性情」的詩人，他對於詩的形式上一定是「能為工」者；可是逆言之，在形式上「能為工」者，卻未必一定是「能達其性情」者。所以李流芳以為「能為工」並不算得工，必須要「能為工而不必工」的詩才是真的「工」詩了。 既然「能為工」何以又「不必工」呢？「不必工」豈不就是不必「求達其性情」呢？初讀此語，似有矛盾，尤其是在與「求工於詩者，固求達其性情而已矣」這一句對看的時候。實則「不必工」非不工也，自然而為工也。詩人滿肚皮的性情，正如平常人一樣，總要表達出來的。於是把「人人所欲達者」用老婢都能通曉的形式表達出來；把「人人所欲達而不能達者」用驚人之句表達出來。這些「老婢都能通曉的」或「驚人的」作品，何嘗是作者刻意結撰出來的？作者詠歌嗟歎之頃，任其性情之自擇一種方便的形式而表現之，不表現則已，既表現則作者雖未嘗措意於工，而自然會工也。所以：「能為工而不必工之為工也」這句話，從詩的內容方面解釋起來，就是說：有表現的能力而並不刻意去想表現，聽其性情之自然的流露，這才是「工」的詩；從形式方面解釋起來，便是：不必苦心推敲，而隨口吟詠出足以表現其性情的音節章句來，這就是「工」的詩。 但是，我們在這裡，也許會得更發生一個問題了。李流芳既然說「求工於詩者」，只是「求達其性情而已矣」，而同時又明明說詩人的性情與平常人的性情完全是一樣的；那麼，又何以惟詩人能成其為詩人，而平常人不能為詩人呢？況且下文又說得明白，以驚人之句所表達者，固然是平常人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另外一種以「老婢都能通曉其意」的篇章表達出來的，卻分明是「人人之所欲達」者，這豈不是說任何人都至少可以做「大眾語文學家」嗎？這個疑問乃是一個疏忽之結果。我們倘把「人人所欲達而達之」與「人人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達之」這兩個半句仔細玩味一下，就可以發現一個文藝批評家的機智了。今試問：「人人所欲達而不能達」，則達乎？曰：未嘗達也。蓋其故在「不能」；又問：「人人所欲達」者，達乎？曰：亦未嘗達也，仍止於「欲」而已矣。此平常人之所以終非詩人或作者也。我們從《沈雨若詩草序》中看到李流芳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 「夫詩人之情，憂悲喜樂，無異於俗，而去俗甚遠，何也？俗人之與情，固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懷獨往，耿耿向人，常若不盡，吾知雨若之於情深矣。夫詩者，無可奈何之物也。長言之不足，從而詠歌嗟歎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故調御而出之，而音節生焉，若導之使言，而實制之使不得盡言也。非不欲盡，不能盡也。故曰無可奈何也。然則人之於詩而必求其盡者，亦非知作者也。」 這個「情」字即上文所謂「性情」，亦即我們所謂「感觸」也，詩人的性情既與平常的一般無二，而平常人又萬萬不成為詩人，這個神秘，據李流芳的揭示，乃是因為詩人能「及」於情，而平常人則不「及」於情。這個「及」字，我們倘若使它相當於現在之所謂「交感」（sympathize）或「反射」（reflect），就可以使它的意義更清楚一些。總之，平常人雖有感觸，但是他與這種感觸並不想，也決不會，有密切的關係。消失了就消失了，並不覺得惆悵；表達出來就表達出來，也並沒有什麼暢快；即使是有意識地想表達出來，也往往還不是一種熱忱。至於詩人，則他的感觸會得在他胸中起作用的。李流芳形容他的朋友沈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懷獨往，耿耿向人，常若不盡。」這雖然似乎是很抽像的說法，但我們已經可以想像得到一個能夠對於自己的感觸起反射作用或交感作用的人——也即是所謂深於情者——的容儀了。 底下的半節文字，又推廣到詩人的表現方法上去了。詩人既然與平常人不同，對於性情有一種特殊的感受力，但是他也決不能將他所感受到的完全吐露出來，而事實上他也吐露不全。如果他居然照實地將他所感受到的情緒完全吐露出來了，最好的也只能是一篇好的散文，而決不能成為詩。若要做詩，便不得不將這些吐露不盡的情緒「調御而出之」。詩的音節，正如李流芳所說的，就是由於這種情緒的調御而得到的。所以詩的音節是與情緒的節奏相和諧的。 我們試將李流芳的意見歸納起來，那就是：詩之目的，在表現性情，要做詩，就應當培養自己的性情，使自己對於所感受的情緒有交感作用或反射作用。然後從胸臆中順著這情緒的節奏而施之以文字與聲音的調御，以達到言若盡而意未窮的「蘊藉」的境界。因此，作詩決不能掇拾餖飣，而從紙上去摹仿的。至於詩的體裁，是老婢都解其意的大眾體，或通篇都是驚人之句，這都是詩人在求表現其性情的時候的自然的選擇。 這樣的提要，我們不是處處都可以看出他是與婁堅的「真」字相吻合的嗎？婁堅所謂「識真」者，豈不即是李流芳所謂「求之性情」嗎？識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這豈不就是李流芳所說的「求工於作者，固求達其性情而已矣」的絕妙說明嗎？所謂「有正有奇」，亦與「通」及「驚」之說相為呼應，宛然如出諸一人之口者。所以，我臆斷起來，大抵嘉定四先生這一個詩派，其所以異於王李者，在排斥摹古；其所以別於鐘譚者，在反對求字句之新異；而大旨則以「自然地表現真性情」為歸，即婁堅之所謂「貴在識真」也。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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