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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三七年起，我中止了文學創作，一直生活在古典書城中。這是職業改變的結果，倒不是「江郎才盡」，寫不出東西來了。要說寫作，我的主觀願望，寧可寫小說，而不想寫什麼學究氣的研究論文。我的古典文學知識，只夠應付教學，談不到研究，因而也從來不想寫關於古典文學的文章。但是，經常會有一種苦悶。在大學裡擔任了十多年教學工作，每逢填寫表格，在「有些什麼著作」這一格中，我總感到無法填寫。我的著作？只有五本小說集，兩本散文集。這些都不是學術著作，填寫上去未免給「教授」職稱丟臉。一九五七年以後，幸而被剝奪了任何著作的出版權利，也不再要我填表格，這樣混過了二十年，倒也心安理得。 三中全會以後，精神上和生活上都獲得第二次解放，表格也接著來了。還有人邀我去參加各種學會。這一下，我的苦悶也回潮了。怎麼辦？該寫一本關於古典文學的小書出來充實充實表格了吧？於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一個冬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陳邦炎同志來找我，希望我提供一二種出版物。 我才下決心寫一本關於唐詩鑒賞的書。當時就擬定了書名《唐詩串講》，約期一年交稿，讓出版社列入一九七九年的出版書目。 一九七八年，我用全力來寫這部書稿，到年底，寫成了五十篇。關於唐詩，過去也曾寫了一些文字，但都是課堂教學用的講稿。我早知道，我只會寫講稿，因此，書名就標明「串講」。五十篇寫成，自己讀一遍，果然，講稿氣味很濃。我感到有點掃興。另一方面，五十篇只寫到中唐詩人，似乎本書還沒有全。於是，一邊修改成稿，一邊繼續寫下去，一九七九年，只寫了十多篇。 兩年的寫作，我對唐詩的認識有了轉變。我才知道唐詩也該用研究方法去鑒賞。過去，包括我自己，只是就詩講詩，從詩的文學本身去理解和鑒賞，因而往往容易誤解。一個詞語，每一位詩人有他特定的用法；一個典故，每一位詩人有他自己的取義。每一首詩，宋元以來可能有許多不同的理解。如果不參考這些資料，單憑主觀認識去講詩，很可能自以為是，而實在是錯的。 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雜務太多，又出門旅遊，開會，只能抽暇修改了一些舊稿，新寫的只有二三篇，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寫下去了。一九八三年，生了一場破腹開腔的大病，在醫院裡住了十八個月，居然不死。一九八四年九月，出院回家，身已殘廢，行走不便，只能終日坐著。這就給我以安心寫文章過日子的條件。我立即繼續寫下去，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寫滿了一百篇，總算大功告成，放下了一個重負，履行了對出版社的諾言，雖然已愆期交貨。 現在看來，這部書比較的像是一種新型的詩話，因此，改名為《唐詩百話》。我曾有一百首欣賞碑版文物的絕句，名為《金石百詠》，一九七九年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又選定了一百塊書法佳妙的唐碑，加以敘說，名為《唐碑百選》，從一九八一年起在香港的《書譜》雙月刊發表。現在加上這本《唐詩百話》，可以說是我在三中全會以後貫徹了自己的「三百方針」。遺憾的是，我已退休，沒有表格需要填寫了。 《解放日報·讀書》專刊的記者來訪，要我寫一篇文章，談談《唐詩百話》。我就把我的情況匯報如上，響應巴金同志號召，句句是「真話」。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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