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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的譯外國詩，和他的創作新詩，幾乎是同時開始。一九二五年秋季，他入震旦大學讀法文，在樊國棟神父的指導下，他讀了雨果、拉馬丁、繆塞等法國詩人的詩。中國古典詩和法國浪漫派詩對他都有影響，於是他一邊創作詩，一邊譯詩。雨果的《良心》，恐怕是他留存的一首最早的譯詩。但這裡印出來的譯文，已是經過了多次修改，不是最初的文本了。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以後，望舒、杜衡，都隱跡在我松江家裡的小樓上。日久閒居無事，就以譯書為消遣。望舒譯成了沙多布易昂的《阿達拉》和《核耐》，杜衡譯成了法郎士的《黛絲》。這兩部譯稿，後來都由開明書店印行。在譯長篇作品的過程中，有時覺得厭煩，就利用一些零碎時間，從事譯詩。當時，郁達夫在《創造季刊》上介紹了英國詩人歐奈思特·道生的詩歌，恰巧商務印書館西書部新到了《近代叢書》本的《道生詩集》，望舒就去買來了一本，正值傅東華譯出了道生的詩劇《參情夢》，這個譯本，不能使人滿意，望舒就倡議與杜衡合譯。不到三個月，他們把道生的全部詩歌及詩劇都譯出了。這部譯稿，題名《道生詩歌全集》，由杜衡抄寫，當時竟無法出版，一直保存在望舒篋中。望舒逝世後，歸我保存，居然至今還在。望舒曾將他的譯作在刊物上發表過二首。這回我編集他的譯詩，想從稿本上增補幾首，卻發現稿本上每詩之下，沒有分別註明譯者，多數詩都無法分辨是望舒的譯文還是杜衡的譯文，因此，我只能揀我記得的望舒譯文增補了三首。 望舒和杜衡譯成道生詩集的時候，馮雪峰從北京來，也暫住在我的小樓上。雪峰很喜愛日本詩人石川啄木的短歌，看到他們熱中於譯詩，也鼓起興致來譯石川啄木。但他的翻譯工作，主要是蘇聯文藝理論和蘇聯詩歌。雪峰對道生詩集持批判態度，說望舒他們浪費時間。這部詩稿之所以終於不想拿出來求出版，和雪峰的意見也不無關係。 在雪峰的影響下，我們四人曾合作選譯過一部《新俄詩選》，雪峰從日文譯，望舒從法文譯，我和杜衡從英文譯。這部譯稿，也沒有出版，只有雪峰譯的一部分，後來由望舒編集，題名《流冰》，在水沫書店印出。 望舒在震旦大學時，還譯過一些法國象徵派的詩。這些詩，法國神父是禁止學生閱讀的。一切文學作品，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是要千方百計去找來看。望舒在神父的課堂裡讀拉馬丁、繆塞，在枕頭底下卻埋藏著魏爾倫和波特萊爾。他終於拋開了浪漫派，傾向了象徵派。但是，魏爾倫和波特萊爾對他也沒有多久的吸引力，他最後還是選中了果爾蒙、耶麥等後期象徵派。到了法國之後，興趣又先後轉到了法國和西班牙的現代詩人。 近兩年來，我在搜集望舒的遺著，對他的譯詩，也在隨見隨抄。湖南人民出版社將要出版「詩苑譯林」叢書，要我編一本望舒譯詩集。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工作，我樂於盡一分綿力。因此，把我抄得的望舒譯詩，編為一卷。另外，望舒曾把他譯的波特萊爾的《惡之花》，在一九四七年印過一個單行本，題名《惡之花掇英》，現在亦收進去，作為第二卷。望舒逝世後，我曾整理他的遺稿《洛爾迦詩抄》，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此書絕版已久，現在亦全部收入，作為第三卷。這樣，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譯詩，已盡於此。 望舒遺物中有一個硬面抄本，寫滿了他的譯詩稿，其中有已發表過的，亦有未發表過的，大多是法國後期象徵派的詩。這個抄本，我於一九六二年交給徐遲同志，托他編望舒譯詩集。徐遲把此本帶去武漢，荏苒數年，沒有編成，而「文化大革命」掀起，這個抄本和徐遲自己的書籍文稿一起損失了。一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望舒書桌上有一本譯詩稿《西班牙反法西斯謠曲選》。望舒說，準備印一個單行本。後來亦未見有此書印出。在他的遺稿中，有半篇《跋西班牙抗戰謠曲選》，僅四百字的稿紙一頁，還失去了四五行。但由此可知這部謠曲選收詩二十首，大概就是《反法西斯謠曲選》的改名。我在《頂點》中抄得《西班牙抗戰謠曲抄》五首，應當就是這個集子中的四分之一，但其餘的十五首卻不能知其蹤跡了。此外，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年間，望舒在香港報刊上發表過不少雜文及譯詩，用了許多筆名。這些文字，我還無法收集。這樣看來，大約還有幾十首譯詩可以增補，如果能夠訪得的話。 望舒譯詩的過程，正是他創作詩的過程。譯道生、魏爾倫詩的時候，正是寫《雨巷》的時候；譯果爾蒙、耶麥的時候，正是他放棄韻律，轉向自由詩體的時候。後來，在四十年代譯《惡之花》的時候，他的創作詩也用起腳韻來了。此中消息，對望舒創作詩的研究者，也許有一點參考價值。據我的猜測，對於新詩要不要用韻的問題，望舒對自己在三十年代所宣告的觀點，恐怕是有些自我否定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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