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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代，晚明小品文曾在讀書界流行過一時，在林語堂的影響下，明人小品文似乎成為遺世獨立的性靈文學，無論日常生活或寫詩文，要以非常閒適地抒發個人之情為主。不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的炮火，把這種閒適的抒情氣氛打垮了，從此沒有人再提起明人小品。 近來，忽然又有人在注意明人小品了。香港有一位青年學者，寫了一本《晚明小品論析》，要我寫一個封面題籤。前不久，上海書店通知我，要重印我的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現在，又收到盧潤祥同志來信，說已編成一本《明人小品選》，要我給他寫一篇序文。這樣一來，使我感到，好像我和晚明小品文有密切的關係，也許現在的青年人，以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關於這一點，我覺得，今天應當說說明白。 我在一九三五年選編過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這純然是為「稻粱謀」，應出版家之請而投機編書，並不是作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學事業。我在那本書的序文中早已交代過了。我以為，對於一個文藝作家，無論他的創作方法，或他所選擇來表現的題材內容，都不應該局限於一隅。人的社會活動是複雜的，有閒適的時候，也有激昂奮發的時候。有抒寫兒女私情的作品，也有發洩民族公債的作品。只要看杜甫和辛稼軒兩大詩人。他們的作品中有民族革命意識，有政治諷諭，但也有不少閒適的抒情韻語。這是每一個作家正常的創作方向。 最早宣揚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他在一次關於《新文學之源流》的演講中，首先講到的公安、竟陵兩派文人為首的晚明作家，他們的創作傾向是反對前後七子的偽唐詩，反對唐順之、茅坤的偽古文，反對當時達官貴人的館閣文體，因而提出了抒發個人情感，純任自然，不加刻劃，不為載道之文，不用陳辭濫熟語，這一系列針對當時文弊的主張。周作人以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其基本精神正與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學運動相似。因而他的結論是，新文學運動的源流是上承晚明的文風。 從這一角度來講文學發展史，當然可以備一說。但周作人把文學分為載道與言志兩派。認為公安、竟陵文人是言志派，他們的對立面是載道派，這樣就把作家的創作方法分為一對矛盾，抒情的不准載道，載道的不准抒情。後來，林語堂接過周作人的火炬，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他積極宣揚閒適筆調，抒情文風，積極反對金剛努目的革命雜文，義正辭嚴的載人民之道的文風。於是，林語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當時的政治、社會形勢之下，只能代表資產階級逃避現實的沒落文風。 現在，讀書界又將出現一些明人小品的選本，包括盧潤祥同志的這一本。我利用這個機會，把我對於晚明小品文的看法談一談。這些小品文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是在於如何對待，如何認識，如何繼承和學習它們。今天的青年讀者，對這些晚明小品，應當看作是古典文學百花中的一朵，而不是唯一的一朵，也不能說是最好的一朵，應當瞭解它們之所以產生的積極意義，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它們被林語堂利用之後所產生的消極作用。其實，不僅是晚明小品，我們對古典文學或外國文學的一切流派，都應該運用一分為二的辯證觀點去瞭解和學習，本文就只著重談一下晚明小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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