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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創作集》引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我結束了大學生活,走入社會。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職業是中學語文教師、書店編輯、文學刊物編輯。我的業餘工作是寫詩、寫小說,翻譯外國文學書。我熱心於做作家,以文學創作為我一生的事業。在那一段時期,我把我所寫的詩和小說看作是我文學創作道路的起點。在主題選擇和創作方法等各方面,我還在摸索階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創造自己的文學風格。
  度過三十歲生辰,我打算總結過去十年的寫作經驗,進一步發展創作道路,寫幾個有意義的長篇小說,以標誌我的「三十而立」。我計劃寫一本《銷金鍋》,以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為背景,寫當時的國計民生情況。正在累積史料,動手寫起來,想不到爆發了抗日戰爭。我的職業變了,生活環境變了,文學創作的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也都變了。流離遷徙於大後方整整八年,我只寫了一篇與抗戰有關的小說,自己讀過一遍,覺得對抗戰沒有什麼效益,我封筆了。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回到上海,彷彿涸轍之鮒,返回長江大河,重新獲得躍浪騰波的條件。原以為可以繼續過去的創作生命,抓起筆來再寫。又誰知內戰突起,社會秩序大動盪,生活氣氛大緊張,綿延五六年,天時,人和,都不是安居寫作的環境。這一段時期中,我只寫了幾篇雜文。也曾計劃寫一個長篇《浮漚》,以記錄抗戰八年的社會生態,只寫了幾段,無法完成。
  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學從屬於政治,五十歲左右的作家幾乎都自歎才盡,無法效命,不得不讓青年人出來主宰文壇。這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舊人」。我才知道:我的創作生命早已在一九三六年結束了。
  文藝作品,和婦女的時裝一樣,它們只反映某一時期,某一社會的精神面貌。時過境遷,時裝換了新樣,文藝作品也在推陳出新。只有少數幾位傑出的偉大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亞、賽文提斯、哥德、托爾斯泰等人,據說他們寫的是人間永久的主題,所以他們的作品能夠歷萬古而常新。在一九三○年代的中國新文學作家中,我只是一個小卒子,何敢希望高攀偉大作家?我的那些作品,也正是當時文學界的幾點浮漚,轉眼之間,便自然破滅,我也視為當然,並無遺憾。出於我意外的是,近幾年來,我的那些屍居餘氣的作品,會有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和青年作家們從灰積塵封的圖書館書架上找出來,像鑒賞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樣,給予摩挲、評論或仿製。嚴家炎教授根據五十年前適夷同志的分類法,把我的作品歸入「新感覺派」,承認它是現代文學流派之一,是具有現代文化的代表性的。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李歐梵教授在台灣的《聯合文學》上介紹我的舊作,封我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此外,還有吳福輝、余鳳高、施建偉等好幾位文論家,都為我寫了專論,稱許我是在文學上首先動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作家。諸如此類的不免有些過分的虛譽,使我常常感到受寵若驚。
  一九八○年至今,我的作品已有十多篇被選入各種選集。《善女人行品》、《將軍的頭》兩個集子已由上海書店用原本影印。但仍有不少文藝工作者和讀者來信,要我供應文本,無論是借閱或代購,因為他們無法從各地圖書館中找到。也有些研究中國新文學的外國學者,需要我的作品,以資參考。對於這許多厚愛的讀者和朋友,我都無法應命,因為我的作品,連我自己也久已不存一本了。現在,承蒙作家出版社為我印行一個幾乎包括我全部創作小說的結集,給國內外好奇的讀者和文藝工作者以方便,也使我有機會潤色一下語言文字,並改正舊本的許多誤字。出版社的這一份好意,我很感激。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我寫的短篇小說,一共印出過九個單行本:
  江干集自費印一九二三
  絹子姑娘上海亞西亞書店一九二八
  追上海水沫書店一九二九
  上元燈上海水沫書店一九二九
  將軍的頭上海新中國書店一九三二
  梅雨之夕上海新中國書店一九三三
  李師師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一九三二
  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一九三三
  小珍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一九三六
  《江干集》是我青少年時期的描紅練習。《絹子姑娘》和《追》這兩本作品,都是摹仿多於創造,也是一個文藝學徒的習作。《李師師》是一個小冊子,全文已收入《梅雨之夕》。《小珍集》以後,還寫過十多篇小說,沒有機會結集起來印單行本。總計我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這期間,一共只寫了八、九十個短篇,產量實在不多。
  我把自己的創作生命從一九二六年算起,因為《上元燈》這一篇作於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因抗日戰爭而封筆為止,足足十個年頭。我淘汰了《上元燈》以前的一些太不像樣的作品。《小珍集》以後的那些發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至今還無法收全,現在編定五十五篇,題為《十年創作集》,雖說它包括了我的全部創作小說,事實是我自己可以肯定的「全部」。
  為了出版發行的方便,這個《十年創作集》將分印為二冊,每冊各自另定書名。書名未必用以概括內容,僅僅是取其新異,容易在書市上吸引注意。這是屬於文化事業的廣告技術,請讀者不要「以辭害意」。
  這裡,順便向慨然為我重印這些舊作品的作家出版社致謝。還要向孫可中、劉小沁兩位編輯同志致謝,沒有她們耐心地代我做了許多繁瑣的編校工作,這兩本書恐怕不可能及時出版。此外,我還該向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應國靖同志和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的陳子善同志致謝,因為他們幫助我搜到許多集外作品。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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