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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是我的同鄉同學，從小學到中學這十年間，我們每天同坐在一個教室裡聽老師講課。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來我家，一起抵掌高談，上下古今。中學畢業後，他就讀於南京東南大學，我在杭州之江大學。從此我們就少了見面的機會，但是我們每星期都有書信往來。 大學生活結束後，江清到清華大學當陳寅恪教授的助教，我在上海從事文學出版事業，我們的生活與思想，距離遠了。從此，幾乎不相聞問。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在昆明相聚，但也只有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們雖然同住在一個院子裡，卻極少彼此串門閒話，似乎我們都發現思想、觀念、興趣，都有了距離，不容易契合了。 江清讀書多，有學問，英語水平高。他進清華大學後，我希望他參與西方學者的漢學研究，做些像馮承鈞那樣的工作。然而他不走這條路。他的第一篇研究論文，我所知道的，恐怕是《八仙考》，因為在醞釀這篇文章時，他曾在暑假中回裡省親，和我討論過。以後，在抗戰前夕，他發表了一篇《花蕊夫人宮詞考證》。這是他的一篇力作，解決了一個文學史上的疑案。一九四一年，朱自清、葉聖陶在重慶創辦《國文月刊》，江清也寫過幾篇文章，但我不能都見到。 在昆明的時候，我曾當面批評他太懶於寫文章，太勤於吹笛子、唱昆曲。他說：「寫文章傷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養性。」我對他無可奈何，總覺得他有許多該寫而沒有寫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在江清逝世二十年之後，朋友們才為他編印了一本《浦江清文錄》。我才從那裡看到他許多文章，都是我沒有見過的。現在，季鎮淮同志又搜索他的遺文，編為一集，名曰《浦江清雜文集》，要我寫序文，並寄來了全書所收的篇目。我一看，有許多篇目似曾相識，大約都是三十年代《大公報·文學副刊》或北京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章，我見過，但不知是江清的手筆，因為他當時署的是筆名。 這一情況，使我不免有所感慨。一個相知很熟的老朋友，寫過不少文章，而我說他懶於秉筆；一個相知很熟的老朋友，他有許多著述，而我在他下世後多年才能見到。這樣的老朋友，不止江清一人，還有沈從文、錢歌川、杜衡，無不如此。沈從文在一九四○年以後發表的文章，我幾乎都沒有及時見到。錢歌川在台灣、新加坡、美國發表的大量散文和英語教學資料，我在一九八○年以後才見到一部分。杜衡去台灣後，放棄文學活動，改行研究經濟，發表過不少經濟評論，對六十年代台灣的經濟起飛，具有指導和推動作用。他的那些文章，我也在近三四年間才能見到，而他已逝世將有三十年了。 綿延四十多年的抗戰、內戰、國家分裂、政治閉關、文化禁錮，造成了我們人際關係的嚴重阻隔，民族文化的分崩離析，我在為江清的第二本文集作序文時，不禁為此而發生感慨。我祝禱我們這個國家，不會再出現這些情況，造成人民之間的文化孤獨和隔閡。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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