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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愈來愈複雜，人際關係愈來愈頻繁，語言文字的作用也愈來愈多方面。一部《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政治、歷史文件集。它的文體只有「散文」、「韻文」兩種，它的文類只有「典、謨、訓、誥、誓、命」六種。一部《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總集。它的文體只是四言為句，四句為章。它的創作方法，只有「賦、比、興」三種；它的文類，只有「風、雅、頌」三種。到了南北朝的齊、梁，昭明太子蕭統編輯《文選》，其中所收錄的各種文體和文類，已多到十許種。晚清時，吳汝綸編《涵芬樓古今文鈔》，其書中所收錄的文體和文類，已多到一百餘種。這就說明了文學的體式和型類，是隨時在增益的。 在我國浩繁的文學體、類中，還有不少是受外來影響的。例如「偈」，是佛經中的頌詩，這個名詞是梵文gita的譯語。到了宋代，形成為「偈頌」這個文類，為禪宗和尚所採用。 「小品」，也是隨梵文學一起輸入的名詞。佛教經典中的小篇，稱為「小品經」。這個名詞，為晚明文人所採用，於是有了所謂「小品文」。 在中國傳統的文學名詞中，也有同一名詞，而古今異義的情況。例如「小說」，這個名詞初見於《莊子》。後來，班固著《漢書·藝文志》，在九流中列入「小說家」一流。這個「小說」，還不是一個文類名詞，不過表示「小家雜說」之義。在這一個類目中，班固所著錄的，都不是創造性的說故事書。它與現代人所謂的「小說」，毫無關係。但是，我們現代學者，寫中國小說史，往往引用《漢書·藝文志》，以為這是中國小說的起源。其實是同名而異義。今天的「小說家」，絕不同於漢代的「小說家」。 到了宋代，民間文學中出現了一個「小說家」。他們為人民大眾講的故事，稱為「小說」。根據這一現象，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中國的小說，起源於宋代？不能，還不能這樣說。因為在宋代，講歷史故事的說書先生對此另有一個專名，叫作「講史」。到了明代，稱其為「演義」，而講說各種沒有歷史根據的、虛構的人情故事，例如煙粉、靈怪、傳奇、朴刀、公案之類的奇談異事，才叫作「小說」。到了現代，我們已把講史混入小說。由此可知，我們今天所謂「小說」，已不同於宋代所謂「小說」。 西方文學的情況，和中國不很一樣。論文體，它們也只有散文和韻文兩種；論文類，它們就沒有中國那樣分別得細。例如一個「文」字（essay），倍根、蒙田、蘭姆、吉辛，都有「文集」。但這四家的「文」，無論文體或風格，都各不相同。我們把倍根和蒙田的「essay」譯為「文集」，而把蘭姆和吉辛的「essay」譯為「隨筆」。這是很適當的處理。但是，我們不能說：「隨筆」是「essay」的譯語。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了一本《世界文學隨筆精品大展》。這是時下風行的一種出版物，把各種文類分別選其精品，集其大成，供應讀者以宏觀的欣賞。編者來要我為這本書寫一篇序文，讓我在這本書山，附一個名字。這是編者對我的尊重，我不便推辭。但是我翻開全書的目錄一看，發現選入的作品有許多種類：有小品文，有散文詩，也有不少是詩。這種雜纂式的編制，要用一個適當的名詞來概括，確是很費思考。現在，編者把它們定名為「文學隨筆」，我以為是可以理解並認同的。這些作品都不是堂堂正正的大文章。論篇幅，都是小品；論內容都不是嚴肅的議論或敘事文，也不是慘淡經營的抒情言志文字，只能把它們列入涉筆成趣的隨筆文學，我想，讀者也可以同意的。不過，我希望讀者千萬不要以為這許多外國作品，在它們各自的祖國，也屬於「隨筆」一類，因為外國根本沒有什麼「隨筆文學」。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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