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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胡適博士從美國回來，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他立即倡導一個文學改良運動。這是一次針對傳統的封建文學的革命行動。經過熱烈的宣傳、辯論和嘗試，這一次文學革命結束了中國舊文學，創造了中國新文學。在思想、形式和語言方面，以民主主義思想清除了封建思想，以西方文學形式代替了舊傳統文學形式，以人民的口語代替了傳統的文言，這就是「新」的意義。 如果以十年為一代，我是這個文學運動的第二代作家。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間，我在上海投入了文學工作。我寫了一百多篇小說、詩歌和散文。我主編了五個文學刊物。主要的，也是最長久的，是一個文學月刊：《現代》，它出版了三十一期。在這個刊物上，我側重為中國讀者介紹了西方新時代文學，包括蘇聯文學。 一九三七年，中國大地上發生了抗日戰爭。不久，又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的文學生活受到了干擾。我不得不放棄文學事業，而在各個大學裡擔任古典文學的教學工作。 戰爭和政治變革，使中國新文學的氣候一次又一次地改變。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新文學的主題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中國的新文學完全從屬於政治，為政治需要服務。 在這三十年間，活躍於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國作家，一些人下世了，一些人轉變了，餘下來的一些人，擱筆不寫了。我很幸運，早已中止了創作生活。我的文學創作，早已絕版，沒有一個文學青年曾見過。因此，我可以平安地度過這三十年，藏身於古典文學書叢中。 我自己知道，我的小說不夠好。我只是從顯尼志勒、弗洛伊德和艾裡斯那裡學習心理分析方法，運用在我的作品中，當時這是使讀者感到新奇的，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開頭就指責我的創作方法是唯心論，不能容許它們在社會主義文學中存在。 八十年代，有一些青年作家偶然從圖書館中找到我的小說，他們很有興趣，要為我重新評價；也有一些青年作家，企圖學習我的創作方法。這樣，我的小說意外地復活了。不過，只有三四年時間，現在，這個潮頭已經過去了。青年作家已經在向前走，探索新的創作方法，不再欣賞三十年代的意識流文學了。 我的小說的偶然復活，對我自己來說，這是意外的好事，因為它們得到了全部重印的機會，而且，文學史家也已把我的名字及作品補入了他們的著述。 現在，中國文學出版社已選擇了十篇我的作品，用以供應外國讀者。編者要求我自己寫一篇序文，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向外國讀者說明我的作品在過去六十年間的處境。我的作品，在中國新文學中，並不佔有重要的地位，只能被看作是，在六十年前，一個傾向於西方現代文學的中國青年的文學實驗，它們沒有得到成長和發展的機會，就自殺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中國文學出版社選了我的十篇小說譯為英文，編入他們對外介紹中國文學的《熊貓叢書》，書名為「one rainy evening」（「梅雨之夕」）。 此書於今年春季向世界各國發行。一個月前，有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博士生來訪，他說已買到了我這一本小書。他對我寫的序文非常讚賞，他說：「這是一個最簡單明白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綱要。」這倒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角度。現在把這篇序文的原稿發表，以留存這一個文獻。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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