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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巴 佐 娃


  巴佐娃同志:
  楊燕傑教授轉來您的信已收到。承您關懷我在四十年前的翻譯工作,並惠以讚揚,使我很感激。現在,我首先向您致敬,請接受我的謝意。
  我們中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本世紀四十年代,一百年之間,多次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民族災難激發了民族意識,提高了我們的愛國主義覺醒。我的前輩翻譯家,一向注意於東歐國家的民族革命文學,盡可能介紹給我國的讀者。現代偉大的作家魯迅和茅盾,都曾翻譯過東歐文學作品。
  我是在這樣的文學翻譯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在三十年代,我已經通過英文書報,熟悉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這些國家的文學史和重要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名字,我也早已熟悉了。不過,那時候,我沒有機會得到他的著作的任何一個英文或法文譯本。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的舊書店中,得到了《軛下》的英譯本,是茅盾先生的藏書,在戰爭中散失出來的。我讀了那個譯本,立刻決心把它譯出來。費了兩年時間,才全部譯完。
  但是,這本書中有許多名詞和歷史事實,我不知道該怎樣譯。因此,雖然翻譯完畢,還不能作為定本。
  一九五一年七月,有北京清華大學的兩位保加利亞留學生賈密流先生和祁密珈女士到上海來。我有機會去訪問他們,向他們請教。他們幫我解決了一些問題,但還有一些問題,他們也無法幫助我。
  一九五二年十月,你們的詩人伯列揚諾夫和作家卡拉斯拉沃夫,在北京參加了國慶典禮之後,來到上海。我在錦江飯店會見了他們。伯列揚諾夫另有客人,沒有和我多談。我在卡拉斯拉沃夫房間裡,和他談了很久。先是他幫助我解決了一些剩餘的問題,以後我們便談了中保兩國的文學現狀和社會問題。他說,在北京時,到郊外農村去看過。他覺得中國的農民生活和保加利亞的農民有很多相似之處。他還做手勢摹仿北京農民叱牛的姿態,他說這和保加利亞農民完全一模一樣。那天晚上,我們談得很有興趣,雖然是通過譯員,卻像是老朋友了。後來,我聽說兩位都已故世,我感到非常哀悼。
  我的譯本《軛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出了初版和再版。經過修改後,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第三版。以後,有二十多年沒有重印。一九八○年,由樊石、於景斌、陳九瑛、葉明珍四位同志用保文原本校訂、補譯,於一九八二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印了第四版。這個版本,可以認為是從原文譯出的了。
  伊凡·伐佐夫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的《軛下》是一部偉大的小說。凡是一部偉大的作品,無論是哪一國的,首先必須具有崇高的思想內容,其次,必須具有動人的藝術魅力。《軛下》的思想內容是鼓動人民擺脫土耳其帝國的羈軛,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這是一部發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作品。如果說,愛情是人的文學的永久主題,那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就是一切被侵略、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永久主題。《軛下》非但深深地感動了你們的人民,同樣也深深地感動了我和我的讀者。這裡,順便提一提,《軛下》的電影片也在上海放映過,片名是《在壓迫下》。這部電影也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再說,伐佐夫寫這部小說,故事的展開,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處理得很好,幾乎每一章都使人心跳的。這樣好的一部文學作品,我怎麼能放過不譯呢?
  我年輕時學習法文,是為了欣賞法國文學,但我學英文,卻沒有十分欣賞英國文學。我是把英文作為橋樑,用英譯本來欣賞東歐文學的。我譯過波蘭的顯克維奇、萊蒙特、斯沃瓦茨基,匈牙利的莫裡茲、莫爾那。你們的作家我還譯過埃林·彼林、卡拉利切夫等人的短篇小說。這些東歐作家都是我十分欽佩的。
  您的信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當今的時代,像《軛下》和一切嚴肅小說還有存在的餘地嗎?」這個問題,使我稍微有些吃驚。您是不是認為「現代主義」的小說不是「嚴肅小說」呢?我以為,「現代主義」只是一個時間觀念,或一種藝術風格。現代主義的作品,也可以有永久的主題。如果沒有,它們便會像時裝一樣,很容易過時,無法存在。當各種沒有崇高主題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過時之後,《軛下》將依然存在,依然是保加利亞偉大的文學,因為,保加利亞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永久存在的。
  您的信,使我有機會對一位保加利亞學者表達我對伐佐夫及其傑作的熱愛和欽佩,謝謝您。
  附帶告訴您,我的譯本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之後,曾收到貴國大使館的來信,對我的工作表示獎勵和感謝,大使以為我的這一工作有利於中保兩國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誼。那封信是由大使館文化參贊卡爾維拉諾夫簽名的,可惜那封信已在「文化革命」時期失去了。
          施蟄存
            一九九○年五月三日

〔附錄:巴佐娃給施蟄存的信〕

  敬愛的施蟄存先生:
  我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保加利亞語專家。我相信巨大的文化事業是不受時間限制的。因此,現在請允許我在約四十年之後,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您在一九五二年從英文翻譯出版了最傑出的保加利亞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小說《軛下》,同時請允許向您提出幾個問題。
  小說《軛下》在一百年前開創了保加利亞長篇小說傳統的先河。單單說這是一次成功的開創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部著作直到今天在我國文學中仍是一個未被超越的範例。在這部小說裡,人們可以看到我國的歷史命運和我們民族的性格,讀到優美的保加利亞語言,窺見伊凡·伐佐夫的人格,他深深意識到作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但是,在一部書的命運中常常有許多未曾預料到的事情。一本書被翻譯多少次,就又獲得多少次生命。它的譯者就是原書作者的同箸者。您,中國大翻譯家之一,也是這些同箸者之一。因此,我們的這部小說在您的國度也當之無愧地「生活著」,這既可以從它的多次再版,也可以從您很早以前就對它感興趣中看出。但是,除此而外,一些純屬創作方面的問題,也不能不使我們感到興趣,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向我們說明與這部小說在外國,現在是在中國的存在有關的細節。只有您才能回答這些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使您回到翻譯這部作品時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瞬間,我將感到榮幸,並將把您的回答介紹給保加利亞的文化界。
  您在優秀的英語文學作品的海洋裡是怎樣發現小說《軛下》的,是有人向您推薦還是您自己發現的?您為什麼決定把它譯給中國讀者,您當時相信它會在中國受到歡迎嗎?這部小說的哪些特點把您吸引住了?您翻譯時是否必須查閱關於保加利亞歷史和文學的其他資料,以便解決一些特殊的問題?一部作品一旦譯成某種文字,它就匯入一個新的民族的文化之中並以某種方式對這種文化產生影響,您同意這樣的想法嗎?換句話說,如果您同意這種想法,根據您的意見,《軛下》的哪些特點能夠使當時的中國人感到親切和容易理解?而今天,在當今的「摩登時代」,根據您的看法,像《軛下》和一切「嚴肅小說」還有存在的餘地嗎?您在翻譯《軛下》的時候還從事別的翻譯嗎,也就是說,《軛下》在您的什麼樣的創作環境下成為您的注意中心的?
  如果您從您今天的興趣考慮,認為這些問題不那麼重要,我請求您談談關於您在翻譯《軛下》時的一些其他往事,您的這次翻譯對我們保加利亞人來說是十分珍貴而親切的。
  我相信回顧一下近四十年前的創作生活對您將是愉快的事情,我希望您在接到此信時一定是身體健康和創作精力旺盛的,這也是我們衷心祝願。等待您的回信。
         此致
          敬禮
          茨維塔娜·巴佐娃-迪米特羅娃
            一九九○年四月十日於北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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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信由蘇欣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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