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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鳴唱。 我選擇了這個有風的午後開始記錄去年的流水帳，似乎相信這樣的氣候有益於我的寫作。日子一天天從北窗穿梭而過，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靜如水。在潮汐般的市聲和打夯機敲擊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種聲音，那是彩色風車在樓頂平台上旋轉的聲音。好久沒有風了，好久沒想起那只風車了，現在我意識到風車旋轉聲對於現實的意義，所以我說，平靜如水。 第一節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記寫道：你作為一個倒霉蛋的歲月也許始於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我帶著一隻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傘到了火車站。那是這個城市的被廢棄了一半的舊車站，只發開往南方的短途車。那天有下雨的跡象，天色晦暗，但雨卻遲遲下不來。我走進低矮的候車室時覺得裡面很黑，好像停電了，五排長條凳上坐著的人一個個孤島似的若隱若現。我找了個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傘插在帆布包的拉手裡，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鄰近的一條壯漢盤著腿在看《家庭醫生》，我問他，「停電了嗎？」他說，「車站怎麼會停電？停了信號燈怎麼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對舊車站的幽暗實在不習慣。為什麼不開照明燈呢？ 檢票口還不放人。我聽見一個女檢票員尖聲對衝撞鐵欄杆的人喊，「急什麼？火車不是馬車，該走就走不該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記得我笑出了聲，我對於別人的幽默總是忍俊不禁。然後我閉上眼睛等待廣播檢票。事後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不知什麼時候我覺得額頭上被什麼冰涼的物體一點，睜眼一看，候車室天棚上的吸頂燈都亮了，一個白衣警察巋然站在我面前。當時我覺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臨的，這很奇妙。 「放人了嗎？」我說。「把你的證件拿出來。」他說。 我這才意識到哪裡出了毛病。我拉開帆布包的拉鏈，掏出工作證給他。「怎麼啦？」「沒什麼。」他翻開工作證溜了幾眼，然後遞還我說：「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問。 「快了。請你跟我來一趟。」他又說。我注意到他的臉色很嚴肅，鬍子修得發青，雙眼炯炯有神，而一隻手漫不經心地摳著鼻孔。「為什麼？你覺得我是壞人嗎？」我盯著他的另一隻手。「跟我來一趟吧。」另一隻手正慢慢舉起來。「去哪兒？」我猜測那隻手才是關鍵的手。「跟我來就知道了。」關鍵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還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裡出了毛病。他領著我朝盥洗室旁邊的鐵門走，一根黑色的鑲有皮套的警棍掛在皮帶上不時碰撞他的乾癟的臀部。鐵門後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在走廊裡我想起那把傘忘在長條凳上了。我像一隻沒頭沒腦的羊跟著他走進車站派出所，我預感到一場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開始了。辦公室裡還有四個人，好像在玩牌，一個剛把紙條從鼻子上揭下來，另一個手指關節卡卡響著把凌亂的撲克剎那間洗成一塊。這時候我又笑了，我總是難以克制自己的笑，這種毛病總有一天會惹來滅頂之災。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頭：「不准笑！」「不笑。」我應著坐到屋子中間的圓凳上。我覺得自己像個老練的被捕者，這讓我有點迷惘。我弓腰坐著，看見帆布包可憐地縮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裡是不是有問題，但是我肯定沒有攜帶任何違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過春節。「姓名？」「李多。」「我問你真實姓名。」「那就是真實姓名。我沒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號五樓。」 「老實點，到底有沒有住址？」 「怎麼會沒有？我不是流竄犯。」「誰知道？不查清楚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流竄犯？」我終於明白我被懷疑是個流竄犯，但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被懷疑是個流竄犯，在春節前遇上這種事情不能不說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錶，離火車發車只有五分鐘了，我站起來說，「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誤了火車了。」他們坐著不動，那些眼睛有著相仿的嚴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們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讓羊走羊不能走。於是我又坐下，我隱隱聽見候車室的廣播在嚶嚶地響，一定是檢票了，要坐火車的人都上火車了，而我卻突然失去了這個權利。你體會不到我的絕望和沮喪。揪住我的警察跟審訊者小聲說著什麼，然後我聽見他們提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問題。 「有前科嗎？」「什麼？」「裝蒜，問你有沒有參與流氓盜竊反黨活動，譬如河濱街縱火案，友誼商店失竊案，或者民主牆運動，你有沒有前科？」「沒有。這太荒唐了。」 「你說誰荒唐？」「我說火車，火車要開了。」 「你說坐火車重要還是維護社會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沒有擾亂社會治安。」 「那你為什麼私藏凶器？」 這時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沒有凶器。我從來不打架為什麼要私藏凶器。我說，「你們弄錯了，我沒有凶器。」然後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讓他們檢查。揪住我的警察從口袋裡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過來，他斜視了我一眼然後刷地打開帆布包拉鏈。我看見他飛快地掏出一把手槍來。我鬆了一口氣，差點又笑出來。但我拚命忍住了。因為那是一把香港產的塑料手槍，形狀逼真，但畢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槍，給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槍在手上掂了掂，臉色惱怒。他繼續在包裡摸索著，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著刀柄朝我晃著。「這又是什麼？」「西瓜刀，不是凶器。」 「現在沒有西瓜，為什麼帶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辯，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條例。」「我不知道這個條例。」 「帶你來就是讓你知道。手槍和刀我們沒收了。現在你可以走了。」「沒收刀我沒說的，但槍是玩具為什麼要沒收呢？」「玩具槍也不准攜帶上車。這也是條例。」我終於站起來，腦袋已經被攪得像一團漿糊，我真的像一個被假釋的犯人朝他們點點頭告別。突然想起我是來坐火車的，趕緊朝候車室跑。候車室的燈光再度隱去，我看見我坐過的那排長凳上已經空無幾人。我揮著車票朝檢票口闖。那個女檢票員眼疾手快地把柵欄門拉上。她說你幹什麼？我說我坐火車。她奪過我的車票看了看，對我微笑著說，「放你進站你也趕不上那趟車了，火車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嗎？」我把包掛在脖子上愣了一會兒，然後我說，放你媽的狗屁。她擰起柳葉眉說，罵誰？我說我罵全世界，罵全世界，不關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傘，根本不見傘的蹤影，傘也讓誰偷走了。我朝外面走發現那場雨已經下了很長時間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沒辦法，有人想偷你的傘你只能去商店買一把新傘。買一把新傘沒什麼，可惜的是我最喜歡的塑料手槍被沒收了。 沒有第二節 我給江南路１１號的公寓起名為太陽大樓。那是我爺爺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禮物。他把房子裡的所有乳白色門窗壁櫥都漆上了一層紅色，然後交付我使用。我說為什麼要把白房間漆成紅房間？他說不能讓你太資產階級化了。紅的使人進步，白的使人墮落。我覺得爺爺的思維很可愛，對這種嬰兒式專制你只能聽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牆上貼滿了從各種畫報上剪來的彩色畫頁，從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國總統裡根，那些人爺爺都不認識，他問我這是哪路英雄？我說是美國共產黨，他就朝我頭頂刷了一巴掌，「你騙人，哪國共產黨也不是這種熊樣，不穿衣服嗎？」我說那我沒辦法他們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著。那是美國啊。 太陽大樓的居民習慣於蝸居生活，有時候我在樓下的信箱邊看見那些深居簡出的鄰居，他們的臉上有一種縱慾過度營養不良的晦氣。他們夾著報紙慢慢地上樓，臀部像地球一樣沉重，我不知道他們從早到晚忙了些什麼，搞成這種半死不活的樣子。以後太陽落山了，以後天就黑了。從太陽大樓的各個窗口湧出電視機的音量，射鵰英雄郭靖播音員杜憲羅京還有美國唐老鴨歌星×××吵成一團。偶爾夾雜著一隻飯碗砰然落地的聲音。這就是夜晚了。 夜裡難熬，有時我穿過回形走廊去樓頂平台，一路打開所有熄滅的燈，我看見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隱秘的角落裡，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陽大樓如今失去了新鮮的意味，讓我喜歡的事物只有這樓頂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實際是四隻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隻斷腿的靠背椅子，從我頭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斷腿椅子就孤獨地站著，不知道是誰把它放在那裡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現代國王，身邊的世界清涼而神聖，一切都已遠去，唯有星星和月亮離你很近。夜露墜下來了，西北方向的鐵路上駛過夜行貨車後我將聽見某種神秘的召喚。我總是聽見那把椅子折斷的聲音，卡嚓，輕輕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聽見了這聲音。我在平台上靜坐著，聽見從我的背後響起了這聲音。我回頭看了但什麼也沒看見，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聽說夜裡有人跳樓身亡。太陽大樓的居民圍著樓下一攤血漬驚慌失措，我手腳冰涼，我想我怎麼沒看見那個人，事發時我就在樓頂平台上，卻沒看見那個人。 自殺者把一隻彩色風車插在水泥裂縫裡後跳了樓，我看見那只風車就想起人的身體在空中自由墜落的情景。人們說那是一個美麗的女孩，穿著白衣白裙，長髮遮住了半邊臉。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過去。我漸漸懷疑那是我所熱戀的女孩。我懷疑，別人也這樣懷疑，懷疑我把女孩從樓頂平台上推下去了。這幾乎是一個神秘的命題，我從來不告訴你樓頂平台上的事。每當月光明淨的時候，我夾著一本書在月光下閱讀，現在讀的書是約翰·韋恩的《打死父親》，告訴你書名不要緊，反正你找不到這本可怕的書。 關於雷鳥 我馬上就要寫到這個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個叫雷鳥的傢伙。雷鳥是一個三流詩人，就是被我爺爺稱為拉文化屎的人。雷鳥在一九八七年失蹤了。縱觀他的歷史你可以說那是一隻臭名昭著的壞蛋。認識他的人有一半要找他算帳（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不知道他跑到哪裡去了。你如果在某個陌生的城市街道看見雷鳥，請一定幫助我們把他揪住。雷鳥的外貌特徵如下： 一、刀把型臉。嘴唇發黑。眼睛小而亮。留藝術型鬍子。身高一米八○左右。二、穿黑色西裝，結斜條紋領帶，攜帶一隻人造革公文包。三、神情恍惚，神情很恍惚。 現在想起來我可能很早就認識雷鳥，我們這裡的交際圈有點像多米諾骨牌，誰先一動，數不清的人就全部動起來，一個撞一個，撞到後來你會在街上碰到一些陌生人對你說，你好。你停住腳對他說，最近過得怎麼樣有沒有出去旅遊，發表新作了嗎？但你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後來我走到街上就會覺得我認識世界上一大半人口。雷鳥就屬於這種情況。那還是我剛剛搬進太陽大樓時，有一天傍晚聽見有人敲門，我問是誰，門外的人說開了門就知道了。我打開門看見一個風塵僕僕夾著公文包的人斜倚在牆上，他把一隻手伸給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卻沒有想起他是誰。 「雷鳥，詩人。」他闖進來自我介紹。 「雷鳥，你好。」我說。「坐吧，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我們在馬丘家見過的。」他坐下來把公文包扔到我床上。「馬丘。」我說。我連馬丘也想不起來是誰。「馬丘去了美國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才從深圳回來，昨天下的飛機。」 「聽說了，你是去旅遊觀光的。」 「不，我在那裡做生意，我跟小田合夥開了個小公司。」「哪個小田？」「田副省長的兒子呀，我們公司專門與外商洽談生意，成交額很高。」「談汽車還是聚乙烯？」 「不。」他突然大笑起來，「談乳罩和所有婦女用品。」「這生意不錯。」我也笑了。這時候我發現他確實面熟，但不清楚是不是在馬丘牛丘還是豬丘家認識的。對於我來說這無關緊要。然後我看見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說：「我肚子餓了。餓得咕咕叫。」 「那就吃方便麵，再看看有沒有雞蛋？」 「什麼都行，我不講究吃。」他聳聳肩。 那是一九八六年秋季的一天，夜裡雷鳥要求留宿。我看見他把黑西裝脫下，認真地疊好搭在椅子上，然後倒在地鋪上就睡去了。我注意到他睡覺姿勢很怪，是俯臥著的手腳朝四處攤開，好像一個不幸的墜樓者。當時我無法預知雷鳥後來的事，只是認為人不應該採取這種艱難的姿勢睡覺。我要是個能預知後來的哲人，當時就應該把雷鳥捲起來扔到窗外，免得後來他把我的兩千元錢借去然後一去不回。 我是一個洋雞蛋 在生活中我只是一個洋雞蛋。這是我爺爺對我的評價，他總是將我比喻成一個洋雞蛋，我想那是因為雞蛋表面光滑實則脆弱經不起磕碰的緣故。至於洋的含義很明顯，因為我不止一次對我爺爺說過，我要偷渡去香港然後到美國去到法國或者荷蘭也行。我爺爺最痛恨崇洋媚外的人。其實我不敢。我說過我基本上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即使敢也不成，說不定我溜過了國境線又想打道北上去內蒙古開闢一個牧場。我身上集中了種種不確定因素，整體看也許真的像一個洋雞蛋。我在一家臨時成立的有獎募捐基金會工作，這是一份清閒而有趣的工作，每週上三天班去辦公室起草印製種種獎券票面：主要是殘疾人基金環境保護婦幼健康和大學生運動會等等。我懷疑正是這裡的清閒有趣培養了我的煩躁情緒，我上廁所的時候總是把門關緊了，憋足氣連吼三聲，嗚——嗚——嗚。我的同事問我怎麼啦？我說憋得慌。他們說哪裡憋得慌？我說哪裡都憋得慌。他們又問誰讓你受的氣？我說沒有，沒有誰讓我受氣，我自己受自己的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九八七年我又無聊又煩躁，有天他們守著煤氣取暖爐開會，我偷偷地把大吊扇開關按了一下，然後我就走了，我聽見他們的鬼叫聲心裡就舒坦了一些。我知道天很冷不能開吊扇，但開開吊扇也無妨。我就是這樣想的。當你隔著玻璃看見一群人的頭髮讓風吹炸了，你會覺得這一天沒有白過。現在我坐在窗前，看見一九八七年我自己委瑣而古怪的形象，我在城市的每一條街道上走來走去，碰到人頭攢動的地方就朝裡鑽。我看見汽車輪子撞死了一名騎車的婦女，她的自行車像一隻絞麻花橫在血泊裡，還有一捆韭菜放在塑料筐裡，一隻高跟皮鞋丟在你的腳邊還冒著熱氣。我看見兩個男孩在廣場的草坪上表演硬氣功，一個用鐵索把自己繞上一圈二圈三圈，然後大吼一聲把鐵索繃斷（我懷疑鐵索上本來有裂口）；第二個是無腿男孩，他坐在草地上把一隻鋁飯盒送到你面前說，「各位先生太太同志大爺行行好，給俺們一點吃飯錢，你要不給就不是人啦！」（我沒有掏錢是想嘗嘗不是人的滋味。）我還看見過華僑商店門口穿牛仔服的外幣倒爺坐在台階上，像一排衛兵監護著來往行人，我走過那裡時突然有好幾隻手拽我的衣角，「美元有嗎？」「兌換券有嗎？」「要日元嗎？」「長箭短萬寶，一樣六塊八。」我把這些手一一拍開，然後坐下來。我坐在倒爺們的隊伍裡覺得很自然很親切，我比他們更快樂。因為我什麼也不要兌換，我要兌換神經和腦子找不到顧主，誰肯跟我來換？有一天我看見雷鳥在一棵大柳樹背後跟人兌換著什麼，等我朝他跑過去卻找不見他的人影了。雷鳥神出鬼沒富有傳奇色彩是事實。後來我問他去大柳樹背後幹什麼。他說什麼大柳樹？我說你在黑市倒騰美元吧。他說你看花了眼，我雷鳥從來不去黑市，我有三千美金，彼得送我一千，桑德堡送我一千五，還有雪莉送過五百。彼得要保我去加利福尼亞。我說你跟他們什麼關係？雷鳥揮揮手說跟你說了你也不理解，你知道什麼叫雞姦嗎？你知道美國女人一夜需要多少個高潮嗎？雷鳥臉上洞察世界的表情很容易把你鎮住，我說去你媽的蛋，原來你賣身投靠。雷鳥歎息一聲然後仰望天空說，這一代人沒有英雄，這一代人都在做美國夢。他們都在逃離一條巨大的沉船。兄弟，逃吧，你不是英雄就是逃兵。也許雷鳥留下了偉人式的箴言。後來我經常想起這個英雄和逃兵的問題，想起水中沉船到底誰在船上誰在水中推呢？問題不一定需要答案，後來衍變成口令，後來雷鳥到我的太陽樓來時就要背口令：「口令？」「英雄。」「逃兵。」然後雷鳥那混蛋就嬉笑著進來了。 故事和傳聞 民主路與幸福街的交點是一片房屋的廢墟。那是我們這個城市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的地區，我曾經從那裡經過，很奇怪十字路口竟然沒有設立交通崗，他們說暫時顧不上，只要平安地經過就行了，熬到二○○○年什麼都有了，你可以從天橋上過，也可以從地道裡過，還可以攀著高空纜索蕩過去。後來他們又告訴我那裡來了一個交通警，民主路幸福街的交通秩序已經好多了。交通警站在廢墟上，站在一塊水泥板上指揮來往車輛和行人，一般是隔五十秒鐘放南北線，再隔五十秒鐘放東西線，行人在前汽車靠後，他們說這是最科學的交通指揮法。司機們駕車通過時都鳴笛向交通警致意。然後他們告訴我交通警身穿藍制服腰束寬皮帶。我說交通警制服有藍有白。他們又說交通警皮帶上掛著一支紅色手槍。我說哪裡有紅色的槍？他們說那是一支塑料手槍。我說那就另當別論了，他沒有真的槍就拿塑料槍代替了，他很聰明。這回他們就哇地大笑起來。敲敲我的腦袋，你還沒想到嗎？那不是交通警，那是一個精神病人。精、神、病、人！ 交通警原來是一個精神病人。 是真的？我問。真的。他們說。是故事吧？我又問。 故事。他們又點點頭。 開頭我覺得這事好笑，但細細想過後又覺得沒什麼大驚小怪的，你允許精神病人發瘋也應該允許精神病人指揮交通，況且他指揮得很好。況且他跟我一樣有一把形狀逼真的塑料手槍。 對小說物證的解釋 你如果對文學作品中出現的細節物證敏感的話，會發現我已經兩次提到了塑料手槍。這絕不是什麼象徵和暗喻。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個幼稚的癖好：玩塑料手槍。我的辦公桌抽屜裡鎖的都是塑料手槍，我睡的床下枕頭下也都是各式各樣的塑料手槍。你千萬別把我的癖好跟某種深刻的東西聯繫起來。有一個冒充心理學專家的人跑來對我說，你的潛意識中藏著殺人的慾望。我對他說你別放屁。他說我沒說你殺了人只是分析你的潛意識。我隨手抓起一支塑料手槍頂住他的腦門，我說你滾吧要不然我開槍殺了你，他一邊退一邊說你看看你看看我沒分析錯吧，你真的想殺人。 關於雷鳥 有一天雷鳥帶了一個女孩來，他們手牽著手純情得像瓊瑤小說裡的人物。女孩穿黑衣黑裙，長脖上佩著一串貝殼項鏈，她進來以後始終微蹙細眉，好像腸胃不適的樣子。雷鳥向我介紹說，「這就是悲傷少女，你一定聽說過她。」我說，「聽說過沒見過，我是麥克白斯。」女孩終於一笑，「一樣的，聽說過沒見過。」雷鳥說，「為這次歷史性的會見，你總得準備點喝的吧？」我到廚房裡找出了一瓶白酒倒在玻璃杯裡，然後兌上醋和自來水。我只能這樣招待他們。 「這是馬提尼酒，」我說，「我爺爺的戰友從美國帶回來的。」「我不喝酒。」女孩說，「給我一杯西柚汁。」「我沒有西柚汁只有馬提尼。」我不知道西柚汁是何物。「喝一點吧，海明威就喝馬提尼。」雷鳥飲了一大口，他皺皺眉頭，「這酒味道好怪。」 「好酒味道都怪。」「真正的美國味道，獨具一格。」雷鳥又說，「習慣了就好了，就像真理從謬誤中脫胎一樣。」 這時候我忍不住笑起來，我忍不住只能跑到廁所裡笑，笑得發狂。這本沒什麼好笑的但我忍不住，有時候笑僅僅是一種需要，雷鳥跑來推門，推不開，他說，「你瘋了，關在廁所裡傻笑？」我喘著氣說，「二鍋頭。」我想告訴他那只是一瓶劣質二鍋頭，想想又沒必要澄清事實。我又糾正過來，「肚子疼，你別管。」我把抽水馬桶抽了一下兩下三下，聽見雷鳥隔著門說，「瘋子，肚子疼好笑，這世界徹底垮掉了！」雷鳥盤腿坐在草蓆上，像一名修煉千年的禪師給女孩佈施禪機。而女孩明顯地崇拜著雷鳥。女孩說她夢見過一群螢火蟲環繞著房子飛，夢醒後她發現房門被風吹開了，她說她在門前真的看見了螢火蟲，但都死了，它們死在一堆，翅膀的光亮刺得她睜不開眼睛。你說這是預兆嗎？女孩回雷鳥，你說這是什麼預兆？你要從螢火蟲的身體上走過去，你需要那些光亮。雷鳥伸出他的熏黃的手按著女孩的頭頂，你聽見神的聲音了嗎？神讓你跨過去。聽見了。女孩端坐著微閉雙眼。我覺得她那個樣子真是傻得可愛。過了一會兒她清醒過來，馬上噘起嘴唇把雷鳥的手掌撩開，「你壞，你真壞。」然後她轉過臉問我，「你說那是預兆嗎？那是什麼預兆？」 「什麼叫預兆？我不懂。」我說，「我沒有看見過死螢火蟲，死人倒見了不少。」「噁心。」女孩不再理我。我不知道她說誰噁心，是我還是死人噁心？我覺得她才噁心，拿螢火蟲當第八個五年計劃來討論。後來雷鳥提醒我去樓下取信和報紙。這是早已暗示過的，他說必須給他們留下一段自由活動時間。十分鐘左右就行。但是那天我取信時碰到一件倒霉事。我發現我的信箱遭到了一次火災，不知是誰朝裡面扔了火種，把信和報紙都燒成了焦葉。「誰燒我的信了？」我敲著鐵皮信箱喊。沒人理睬，太陽大樓裡空寂無人。我發現其他的信箱好端端的，就認識到事情的蹊蹺性。誰這麼恨我要燒我的信箱？我一時找不到答案只能從口袋裡掏出一盒火柴，我把火柴擦著了小心翼翼地丟進每一個信箱，要燒就一起燒吧，這樣合情合理一些。然後我往樓上走，我突然懷疑那是雷鳥干的。你知道他會幹出各種驚世駭俗的事情引起女孩們的注意。我殺回我的房間推臥室的門，推不開。我聽見裡面發生了一場轉折，女孩正嚶嚶地哭夾雜著玻璃粉碎的聲音，好像我的酒杯又讓雷鳥砸碎了。我剛要打門門卻開了，女孩雙手掩面衝出來往門外跑，貝殼項鏈被扯斷了貝殼兒一個一個往下掉。「怎麼啦？」我說。「噁心！」女孩邊喊邊哭奪門而出。我走進去看見雷鳥臉色蒼白地坐在氣墊宋上，抓著他的褲頭悲痛欲絕的樣子。這樣一來我倒忘了自己的痛苦，我撫住雷鳥的肩膀說，「到底怎麼啦？」雷鳥繼續砸我的玻璃杯，猛然大吼一聲。「碎了，都碎了吧！」「別砸了，」我說，「要砸砸你自己的手錶。」「她竟然不是處女。」雷鳥抱住頭。 「沒有點地梅開放？」「我沒有準備，我以為她天生是屬於我的。」「聽說這年頭處女比黃金還少。」 「你滾，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雷鳥推我走，我看了眼那只紅藍雙色的氣墊床，它正絲絲地往外漏氣，痛苦的詩人雷鳥坐著屁股一點一點地下陷。我忍不住又想笑，又想明白他們的是非。「那女孩叫什麼名字。」 「沒名字，就叫悲傷少女。」雷鳥搖搖頭，「不，不是，她叫淫蕩少女。」「你認識她多久了？」「三天。」「在哪裡認識的？」「江濱公園詩人角。」「這就行了，明天再去詩人角領一個回來，最好物色一個十五歲的女學生。」「胡說八道。」雷鳥絕望地看著我，他說，「人類的胡說八道使我們背離了真理。」事情到這裡還沒有交待完。幾天後我去工人俱樂部游泳時碰到了悲傷少女。游泳池也是悲傷少女縱橫馳騁的世界，我注意到她的新同伴，一個墨鏡青年，他有著發達的肌肉和橄欖色皮膚，很有點男子漢的樣子，至少比雷鳥強多了。他們似乎在比賽自由泳，像兩條戀愛中的魚類互相追逐。悲傷少女看見我就驚叫起來，她朝我游來，抓著水泥欄杆，兩隻腳仍然拍打著水。她晃著身體對我說，雷鳥為我發瘋了，我怕他幹出什麼蠢事，你勸勸他吧。我說關我什麼事，我才不管別人瘋不瘋，我不瘋就算幸運了。她說你這人真冷漠。我說你如果要我勸他可以，不過你要告訴我一件事。什麼事？你告訴我誰是你的第一個男人。她驚叫起來，噁心，你們男人真噁心。然後她皺了皺可愛的小蒜鼻嘩啦一聲遊走了。游到池子中心她回過頭衝我喊，「去你媽的破詩人，我再也不想見他了！」在游泳池裡我得出一個結論，悲傷少女一點也不悲傷，就像豬肉罐頭實際是豬油罐頭一樣，這是光明正大的騙局。但是我想雷鳥迷上那個女孩自有道理，她確實讓你著迷，（後來我看見她爬上五米跳台跳了一個飛燕展翅。）再說做男人就應該為女人發一次瘋，至少一次，我對此沒有異議，但我準備過幾年再發這種瘋，因為一九八七年我心態失常，看見每一個人都來氣。 我和誰去打離婚 我們辦公室的電話經常串線，你拿起話筒經常聽見對方問喂餵你是婦產醫院嗎你是搬運公司嗎甚至問你是火葬場嗎？有一個男人明知打錯了還對你喋喋不休，試圖跟你討論天氣和物價等等社會問題。我從不厭煩這種電話，興致好的時候我以假亂真跟陌生人聊天，我認為這是城市文明的具體表現。我們不應該拒絕文明。有一回我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女人先用沙啞的嗓音問，你是誰？我說我是我。她說你就是小李吧，我說我當然算小李。女人立刻憤怒起來，李禿子，我們馬上去法院打離婚。我說馬上就去太著急了吧？她說，馬上，我一天也忍不下去了。我抓著話筒一時不知怎麼談下去，然後我聽見女人在電線裡輕輕歎了一口氣說，明天去也行，我們先找個地方談談條件。我說去哪裡談呢？她果斷地說江濱咖啡館吧，十點鐘不見不散。 我掛斷這個電話，看看牆上的掛鐘已經九點半了。我想我既然扮演了李禿子就應該看看誰要跟李禿子離婚。我跟領導請了假，他說你又要幹什麼。我說去離婚。他瞪著我摸不著頭腦。我蹬上自行車就往江邊跑，我覺得我的頭髮正一根一根地脫落，我正在變成那個女人的李禿子。這種感覺又新奇又有趣。江濱咖啡館很冷清，咖啡館總是到晚上才熱鬧起來。我找個靠窗的位置坐下，叫了兩杯咖啡。咖啡像咳嗽糖漿的味道讓你淺嘗輒止，我看見一個穿紫紅色風衣的女人走進來，她披頭散髮，神色憔悴，只掃了我一眼就匆匆走過坐到我後面的位置上去。這真是戲劇意義上的擦肩而過，我沒法喊住她，她注定要白等一場。我想這不是我的責任而是電話的罪過，誰讓接線員亂接線頭呢？窗子對著江水，江水渾黃向下游流去。許多駁船、油輪和小遊艇集結在碼頭邊整裝待發。在你的視線裡總能看到某只孤單的江鷗飛得亂七八糟毫無目的。你坐著的地方被稱做江濱，江對面卻是一排連綿的土褐色山峰。我沒去過那裡，我想如果坐在山上眺望江這面就是另外一種生活。一個人喝一杯咳嗽糖漿足夠了，我把另一杯遞給隔坐的女人。她當時正埋頭撫弄手腕上的手鐲，手鐲一共有四隻，一雙金的一雙銀的。她用金手鐲撞銀手鐲，發出清脆的一聲響，然後她抬起頭瞇著眼睛看我，她好像剛睡醒的樣子，眼泡有點浮腫，但她的嘴唇紅得像火馬上要燃燒起來。我為她的嘴唇感到吃驚。「我不喝，我等人。」她把杯子推推，用雙手托住下巴。「等誰？」「你別管，你是誰？」「丈夫。」「你說什麼？」「沒什麼，我說我是別人的丈夫。」「你真他媽無聊。」「我看你比我更無聊。我從你眼睛看出來了。」「小伙子別白費勁了，你怎麼纏我也不會跟你上床。」「不是這個問題，主要是孤獨的問題。」 「孤獨是什麼玩意？我看世界上只有兩個問題。」「兩個問題？」「一個是錢，一個是上床。」 「那麼對於你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嗎？」 「沒有。」她咯咯笑了一聲，突然朝我瞪了一眼，「行了，別纏我，我快累死了。」「所以你要離婚？」「你怎麼知道？」她驚叫。 「我是東方大神仙，什麼事都逃不過我的八卦牌陣，你要見見我的八卦牌陣嗎？」「在床上？」她斜睨著我。 「在哪裡都行，只要你心誠。」 「你這人還有點意思，下次我願意和你約會。」她的紅唇嘟起來做了一個接吻的姿勢，「不過現在你還是走吧，我要在這裡跟李禿子談條件，離婚條件。」 「祝你成功。」我走出江濱咖啡館時心中有點歉疚。騙人總是不太好的事情，尤其是欺騙一位有著火紅嘴唇的性感女人。但是我說過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孤獨。只要有辦法把那堆孤獨屎克螂從腳邊踢走，就是讓我去殺人放火也在所不辭。 一九八七年 你知道一九八七年是什麼年？ 國際住房年。不對。再想想。殘疾人年。要不就是旅遊年。 不對不對。一九八七年是倒賣中國年。雷鳥早晨醒來的頭一句話就給一九八七年做了定論。陽光曬在雷鳥的屁股上，他從枕頭底下掏出一個藍色塑料卡說，我拿到了。什麼？翅膀。他做了個飛翔的動作，我拿到了護照。可以去美國了嗎？還差一隻翅膀，現在就等簽證了。 就這樣倒賣中國？對，就像倒賣一輛汽車。你把車上的發動機、電瓶甚至刮雨器點火器都拆下來，留下那只方向盤給他們，然後你打碎車窗玻璃跳出來。人人都這麼幹，不干白不幹。說到汽車不妨講兩個汽車故事。講這些故事的人無疑是詩人雷鳥，他給這些故事取名為汽車英雄之一之二等等。 之一 雷鳥說有一個美國孩子喬和一輛叫鷹的小汽車，他們是一對好朋友。喬十歲那年跟著父母坐著鷹去海濱度假，喬不想去海濱而想去爬山，但他父親把他綁在車座上強拉到海濱去了。喬就想殺了他父親母親跟鷹一起去爬山。他一個人坐在旅館裡想著種種辦法，種種辦法都不行，他太小還殺不了誰。於是喬就看著他的好朋友鷹，喬總是通過凝視鷹與鷹達到神秘的交流。喬坐在旅館窗台上，鷹停在海灘上，而喬的父母躺在十米開外的沙灘上曬浴，喬感覺到鷹漸漸聽懂了他的語言，因為在他的凝視中鷹正在自動地啟動點火，鷹猛地發出一聲轟鳴，朝前衝出去。喬用目光牽引著鷹把它引向十米開外的沙灘上，喬看見鷹朝他的父母撲過去，他的父母像兩隻錦雞被撞飛起來又重重地倒在血泊之中。喬一下子從窗台上跳下來拍手高喊，好樣的，鷹！把他們撞到海裡去！你胡說八道。聽故事的人皺著眉頭捂雷鳥的嘴。這叫什麼故事？可怕，太不真實了。 這才是故事，可怕的才叫故事。雷鳥說。後來呢？聽故事的人又問。 後來喬就跟著鷹去登山了。山是萬仞雪山，很高很陡，盤山公路到一千米處就消失了。喬想下山，但鷹卻藉著慣性往前奔馳。喬無法把握鷹，他想跳車但打不開車門，喬說，鷹，你停停，讓我下車。可是喬能讓鷹自動點火卻不能讓鷹停止奔馳，就這樣鷹載著喬一直衝上山頂懸崖，掉進峽谷。我當時正在訓練高山滑雪，親眼看見他們從懸崖上掉下去，慢慢地掉下去，好像樹冠上的一片葉子慢慢地掉下去，那情景無比優美。喬和鷹都死了？死了。故事一般來說都以死作為結束。雷鳥最後說。 之二 再講一個輕鬆的，雷鳥說。故事發生的地點就在我們城市。有一個人姓張，張想發財，於是就學習做汽車生意，張不知道外面有將近五千萬的中國人也在參與汽車生意。張的朋友王手上有一輛尼桑，想以十八萬賣給張，張就說車呢？帶我去看看車。王說用不著看車，你只要找到買主就行，你可以把價錢加到十九萬。王告訴張那輛車的登記號是５４７７８１８４。張於是到處去找買主，但他發現市場上都是賣主。又有一個朋友李來找張，說有一輛尼桑想以二十萬出手給張，問張要不要。張說我自己手上也有輛尼桑只要十九萬出手，問李要不要。李說要了，李問張登記號，張說是５４７７８１８４。李就大叫起來，出鬼了，怎麼是一輛車？我們兜售的是同一輛車啊！張和李同時去找他們的賣主王和趙。王和趙也不清楚，王和趙又去找孫和錢，最後發現問題出在頭一個賣主吳身上。吳當時已經蹲了號子，吳是個詐騙犯。傳訊吳時吳坦白說他手上沒有尼桑車，他不過是跟那些想發財的人開個玩笑。他說車號碼是他現編的，用他家鄉的方言念出來就是無此汽車不要發財的意思。結果審訊員認為他的本意是好的，只是勸世方法欠妥，後來提前釋放了吳。吳出獄後以尼桑大王美稱譽滿全城。他還是經常向你兜售汽車，但車牌號都是一樣的，５４７７８１８４。５４７７８１８４。聽故事的人笑著重複一遍。 對了。雷鳥說，無此汽車不要發財。 關於雷鳥 關於雷鳥這個人物，到現在大約只寫了一半。用社會學的觀點看雷鳥是一個失業者。簡單地說雷鳥曾經是深圳某皮包公司的皮包客，但是他不知怎麼把唯一的皮包也給弄掉了，有人告訴我說雷鳥跟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在經理的辦公桌上胡搞了一夜，早晨該醒的時候醒不來，結果光溜溜地讓人拿住了。這如果是真的也許就是雷鳥失業的原因，但不一定是全部，我想問題關鍵在於他不想好好地活著，他不要過尋常生活，他喜歡躺著走路站著睡覺你有什麼辦法？雷鳥告訴我他沒有錢了。我說你從來就沒有有錢的時候。他說不不我從深圳回來的時候帶了一萬元還有一台松下錄像機。我問他錢呢錄像機呢？他說錄像機讓公安局沒收了。「那麼錢呢？」他抓著頭皮嘶嘶地吐出一口涼氣，「記不得怎麼花的，反正兩個月內稀裡糊塗就光了。」我只能笑笑說你他媽是個貧窮的貴族。他想了想說，「我還有兩千美元，美元我不會亂花的，反正我遲早要去美國。我要準備一張北京到舊金山的飛機票，還要準備在美國頭一個月的生活費。你說兩千美元夠嗎？」我說我不知道。然後雷鳥漫不經心對我說，「如果有一天我出了意外，你來給我收屍，收屍費是兩千美元，你會從我上衣暗袋裡找到的。」 那天雷鳥就坐在我現在坐的位置上寫的帳單。這份帳單到八八年夏天依然夾在玻璃板下面，紙角已經微微發黃。帳單的正面是他借我錢的借條，反面是他回憶那一萬元錢支出的清單，寫得亂七八糟。帳單正面寫道： 雷鳥今日窮困潦倒，借李多人民幣兩千元，八八年內定以四千美元還清。 詩人雷鳥×月×日 帳單反面的字跡很潦草，我只能辨個大概，複製如下： １．汽車生意，老朱好處費八百元，旅費一千元。２．自費出版詩集《世紀末》交出版社四千元。３．給妮妮營養費一千元，給小亞營養費五百元。４．去青島避暑共計花掉一千元。 ５．大陸酒吧一股八百元什麼時候能收到一萬股息呢？６．還有錢上哪裡去了？ 還有錢上哪裡去了？天知道，帳單寫得通俗易懂。唯一需要解釋的是第三筆支出。雷鳥告訴過我他幾乎同時讓兩個女孩懷了孕，不言而喻了，那兩筆營養費實際上是墮胎費。我想小亞的心地要善良一些，她只要了五百元。 我記得那天夜裡下起了雨，雷鳥坐在氣墊床上側著臉看窗玻璃。窗玻璃上的雨水像蚯蚓一樣慢慢滑落，我看見一張憔悴蒼白的臉映在上面漂浮不定，那是雷鳥，他端坐著傾聽雨聲。突然說了句沒頭沒腦的話，「你不知道以前我是個多麼好的孩子。」我看著他緩緩地站起來，像大病初癒的樣子，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又回過頭說，「你能不能借我兩件東西？」我說，「什麼？」「一件雨衣。」他看著我的眼睛說，「我要去車站。」我把雨衣給了他，「還要什麼？」他抓著雨衣揉著卻不說話，過了半晌他轉過身子背對著我，「李多，我等五秒鐘，我們誰也別看誰。你要是不願意借就別說話，我馬上走。」我說你他媽痛快點到底要什麼。我聽見他呻吟了一聲，然後含混地吐出幾個字，「錢，兩千元錢。」他的肩頭這時候莫名其妙地顫了一下。我大概是到了第五秒鐘時說的。我拿不定主意。「你去哪裡？」「上海，去美國領事館辦簽證。」 「現在就去？」「現在就去，不能再等了。」 我還想問他什麼，但最後什麼也沒說。我把我爺爺給我的所有錢都給了他。雷鳥把它們裝在黑色公文包裡，然後他把那張借條給我，「我知道你不會拒絕一個落魄的詩人，剛才我就把借條寫好了。」我接過借條，看見的就是雷鳥最後的傑作。當時我不知道，現在想想，那張反面寫滿錢的小格紙真的是雷鳥最後的傑作了。從太陽大樓的窗口望出去，雷鳥披著雨衣在雨裡走，朦朧的街燈在夜雨裡產生了幻光，我看見雷鳥朝火車站方向走，雷鳥遍體發藍，形象古怪，彷彿一個夢遊者。後來那個人影漸漸模糊，我看見他變成一隻螢火蟲朝車站的燈光飛去。 故事和傳聞 男孩住在城西幹道右側的新公寓中。 男孩十四歲，是個聰明的中學生。他的功課很好，人們說如果他沒有養四缸金魚的話，他的功課會更好。但是誰都知道你無法阻止男孩的這個癖好，他對金魚的迷戀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他們說男孩的四缸金魚確實很漂亮，其中有一缸是珍貴的「絨球」。現在你花多少錢也覓不到那樣好的「絨球」了。問題也就出在那缸金魚上。講故事的人認為最美麗的東西往往也是最危險的，它是一切災禍的起源。他說只要有那缸金魚，城西幹道的悲劇遲早會發生，即使一九八七年太平無事，到二○○○年也會發生。 男孩的姐姐是受害者。男孩的姐姐正當戀愛的年齡，她有一頭漂亮的烏褐色的長髮。當她出門與男友約會前總是用梳子把長髮梳得讓人心跳。那天傍晚她聽見男友的摩托停在樓下鳴笛三聲，她有點心慌，跑到窗前朝樓下張望，這時候插在女孩頭髮上的塑料梳子掉進了魚缸裡，女孩沒有察覺，女孩即使察覺了也來不及去把梳子撈起來。 女孩深夜回家時看見弟弟坐在門檻上，手裡捏著一把什麼東西，女孩覺得弟弟的臉色很可怕，但她沒有產生恐懼感，弟弟只有十四歲。她摸摸弟弟的腦門，但溫柔的手卻被他的肘部拱開了。「怎麼啦？」「我的魚死了。」「怎麼啦？」「你把梳子放進缸裡了。」 「梳子？」姐姐想了想有點不安，然後她糾正說，「不是放進去的，是不小心掉進去的。」 「不，是你把梳子放進缸裡的。」 「你真有意思。」姐姐摸摸弟弟的頭，「那好吧，就算我放進去的，明天我賠你一缸金魚怎麼樣？」 「那是『絨球』，世界上只有十一條了。」「這是人家騙你的話。你別相信。」 「反正是你把我的魚弄死的。你為什麼要弄死我的魚？」「魚已經死了，你要我怎麼辦？」 男孩攤開了緊握的手掌，他凝視著手上兩條死魚，然後一字一句地說，「我要你把它們救活，要是救不活就吃到肚子裡去。」男孩的姐姐聞到了死魚發出的腥臭味，她乾嘔了一聲就跑到自己的房間裡去，沒有再理睬她弟弟。她想睡覺，她那個年齡的女孩總是想睡覺。 女孩是在半夜裡被驚醒的，在睡夢中她聞見一股腥臭味貼著她久久不散，她睜開眼睛看見弟弟跪在她床上，正朝她的嘴裡塞那兩條死魚。姐姐尖叫了一聲，打了弟弟一個耳光而後她突然發現弟弟已經長大了，他的勁很大，兩隻手頑強地掰著她的嘴，要把死魚塞進去。姐姐一邊掙扎一邊喊父母，但她的嘴被死魚壓迫著喊不出聲來。男孩說你再喊我就殺了你。姐姐的眼淚流了出來，她想說弟弟你真沒良心我那麼喜歡你，可是話沒說出來她覺得腹部被尖利的銳器刺穿了，姐姐不相信這是事實，她抬起身子看了看，確確實實有一把水果刀插在她的腹部。然後她終於張開嘴，她把兩條死魚嚥了進去。姐姐死了嗎？不知道。那男孩呢？我看見他的父母哭哭啼啼把他送上警車。他上警車的時候手裡還拿著一桿紗兜，像要去郊外池塘撈魚蟲。 我的街頭奇遇很有意思 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們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現了無數桌球攤子。它們一般擺在廣場角落或者人行道或者某棵倖存的老樹下。少年們和結了婚的男人都玩桌球，他們穿著背心短褲和拖鞋，每人手裡抓著一根□面杖，他們一邊打著酒嗝一邊把桌球撞來撞去，這是八七年最為風靡的遊戲。我這麼描述街頭桌球明顯帶有惡意，因為我在電視裡見過美國人打桌球，他們在高級俱樂部裡打，他們西裝革履文質彬彬地擊球，他們輕輕地帶有淡型香味地擊球，可不像我們這樣大聲吵嚷，作風粗暴。我這麼比較時心裡很難過，我不願去任何桌球攤子玩，我情願做出無家可歸的樣子在街上亂走。我希望有一次艷遇或者別的什麼奇遇，但說不清是什麼性質什麼內容。所以有一天我就走到工商銀行門口，聽見大樓深處發出一聲巨響，緊接著好多人夾著皮包逃出來喊爆炸啦爆炸啦。我扯住一個人的手問什麼爆炸啦，他說銀行爆炸啦快跑吧，他臉上有一種喜悅的慌亂讓我很疑惑。我又去抓另一位老人的包問什麼爆炸啦，他朝我的手瞪了一眼，警惕地把我的手撥開，然後說什麼爆炸啦鈔票爆炸啦。我笑起來我說鈔票爆炸我怎麼辦我在裡面存了五萬元呢。第三個人對第四個人說咱們先別動等樓塌了咱們衝進去一人搶它十萬元再走。第四個人說這年頭就指望銀行爆炸啦我才不走呢。我看見他們都站在人行道上等待著，神情既緊張又興奮。我們一起豎著耳朵聽，結果什麼也沒發生。一個銀行女職員跑到台階上喊，「顧客們別走。剛才是電子分理儀出故障了，不是爆炸，你們都回來，該存錢的存錢，該取錢的取錢。」 我不知道電子分理儀是什麼玩意。我站了一會兒看著銀行的茶色玻璃門又乒乒乓乓開開關關的，外面的人縮著脖子都湧進去。我想既然銀行沒爆炸再站著也沒意思了，於是我就走過這條街口朝那條街口走。 一九八七年我就是這樣從這條街口朝那條街口走，路過太陽裙、奔褲、力士香皂、男寶、雀巢咖啡、組合音響、意大利柚木傢具、有獎儲蓄、性知識宣傳欄和崔健的《一無所有》等數不清的歌曲盒帶。我停下來抱住雙臂欣賞它們，但這不說明我喜歡它們，我不喜歡它們但我想研究研究。有一天我遇到一個中年男人問路，他說殯儀館往哪裡走。我說幹嘛要去殯儀館呢你可以去新世紀遊樂場玩玩。他說我沒心思玩我媽媽死了。我說你媽媽死了你可還活著，你可以去遊樂場坐過山車玩，嘗嘗人體失重的滋味。那個男人悲憤地看著我說。「別拿死者開心請告訴我殯儀館怎麼走？」我想了想讓他去坐八路汽車到人民街站，我讓他往後走一百米，進左側的白色柵欄門。然後我就從這條街口往下一條街口走，你知道我說的那個地點其實是婦產醫院。我並不想作弄那個悲憤的男人，我想他一旦走進婦產醫院就會明白我指的路是唯一正確的。人死了又會誕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有一天我碰見三個女孩在東方飯店門口朝我吹口哨。她們塗脂抹粉穿著短裙以六條白藕似的腿蠱惑人心。她們故作老練但一笑起來就露出幾顆稚嫩的虎牙。我也朝她們吹口哨，我又不是吹不過她們我幹嘛不吹？我聽見一個女孩對我唱，「哥哥你過來小妹有話對你說。」我搖著肩膀走過去，我認為在女孩面前男人一定要搖著肩膀走路。三個女孩嘻嘻笑著，她們問我她們三個人誰最漂亮，我說都差不多，比癩蛤蟆漂亮多了。三個女孩嘻嘻笑著，唱歌的問我那麼我們三個誰最性感呢？我說可能是你吧。她怪叫了一聲說你真偉大你還挺有眼力的。我說我在床上更偉大你相信嗎？她瘋笑起來，笑得短裙像傘一樣張開著。她說，床上？床上可不行，你有外匯券嗎？我說可以兌換一比一點八吧。她說錢可以兌換臉沒法兌換我就喜歡黃頭髮藍眼睛的。我說那就沒有辦法了，你這條舔狐臭的小母狗。我又搖著肩膀往前走。那女孩醒過神來喊你他媽罵誰？我說罵你罵你們全世界。我並不想罵女孩但不知怎麼就罵開了。我聽見另外兩個女孩朝我唾了一口：神經病。神經病。我想這個判斷對好多人都適用。神經病與正常人之間有一條自由抵達的通道，好多人都在那道上走，就像在深圳沙頭角的中英街上，你沒有理由阻止那種危險的行走。那麼我是神經病嗎？我想我不是，我想我要是神經病，就帶著我的塑料手槍去天安門廣場指揮交通，讓汽車在空中飛，讓行人倒退走路，讓自行車像狗熊一樣抬起前輪只准用後輪滾動。我想想我的念頭真無聊，我還是利用我做正常人的大好時光，在街上多溜躂幾趟吧。 （你走著走著就回到了故事開頭的地方，你走到了被廢棄的舊火車站。那是讀者難忘的經常發生倒霉事的地方。）有一天我站在舊火車站前看見車站前面豎起了一塊大鐵牌。牌子上用紅漆寫著：「本車站停止運行車輛，閒人免進！」我心裡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這種感覺來自我對舊車站的陰暗的記憶，我想起我最心愛的塑料手槍就是在這裡被沒收了，它現在不知被糟蹋成了什麼樣子？還有雨傘，不知是哪只臭手撐著我丟失的傘？我用手推了推舊候車室的大鐵門，門虛掩著。我被某種慾望驅使著，我進去衝著牆上的鐵路幹線圖撒了一泡尿，等我心滿意足地繫好褲扣時猛地發現一個人正衝著我笑。那個人坐在一塊水泥預制板上喝酒，嘴裡嚼著肉骨頭。我一下子認出他就是曾扣押過我的站警，他獨自在凌亂的廢墟中喝得快快活活紅頭紫臉的。這種不同凡響之處使我對他盡釋前嫌倍感親切，我朝他走過去，我以一個標準酒鬼的醉步走過去坐在他身旁，抓住那瓶洋河大曲的瓶頸。我對他說，「你好，警察叔叔。」「什麼好不好的，廢話。」他把一隻燒雞翅膀撕下來給我，「煙酒不分家，想喝就喝吧。」 「你的警服呢？」我說，「你怎麼不穿警服了呢？」「交上去了，我不幹那一行了，他們讓我看著這破車站。我他媽成了看門老頭了。」 「當警察看大門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我為人民服務誰為我服務？燒雞要五塊錢一斤。」他嘟嘟囔囔地說，然後他突然盯著我，「喂，你的臉好熟，你是販煙的小馬嗎？」我想了想說是的，我就是販煙的小馬。 「現在完了，火車沒了什麼也帶不過來了。」他歎息了一聲，把另一隻燒雞翅膀狠狠地摔在地上，「槍也沒了，警棍也沒了，還能做什麼？操他媽的！」 我耐心地聽老警察訴苦，我看著他的鮮紅的佈滿皺紋的臉，那臉上有一種誠摯的悲傷使人頓生憐憫之心，於是我不停地給他斟酒，直到他灌出了眼淚，他含著淚微笑著對我說，「我知道你私通列車員販煙，但我沒辦過你的案，我從來沒辦過你的案子。」我說我知道你是想挽救我，我雖然犯過一些小錯誤，但總的來說還算是個好人。「我不管你是個好人壞人，反正我卸下白皮來喝酒，酒桌上都是朋友。」 我說沒錯啊，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的好酒到處流。「小伙子你多大了？」「不記得了。我好像活了很長時間了，都有點膩味啦。」「可別這麼說，你還年輕呢，好好混出頭就不膩了，先混黨票，再混老婆；先混房子，再混煤氣；先混名再混利，混到七十歲混個廳局級就有小車接小車送了。什麼人都一樣，只要會混就不膩味，怕就怕你不會混，落得個我一樣的下場，守著爛車站喝悶酒。呸，我操他媽！」 我聽見他的腸胃咕嚕了一陣，緊接著放了一個屁。我們沉默了一會兒，各自回憶舊車站的輝煌歷史。我在強烈的酒精味中瞇起眼睛，看見我躺在對面的長椅上睡覺，一個白衣警察站在我身邊用警棍敲敲我的腦袋：「起來，跟我走一趟！」這就是城市中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會面，而我現在跟他一起坐在廢墟上喝酒喝得肝膽相照！你說不清哪一種會面更具真實意義，真的說不清。更有意味的事情是在我們分手的時候，老警察從坐著的工具箱裡抽出一把雨傘放在我的左手，又摸出一把玩具手槍放到我的右手上。他說這兩樣東西都是以前從社會渣滓手裡繳來的，送我做個紀念。 「天氣預報說今天有雨，帶上這把傘吧。」老警察說。「你別瞧不上這玩具槍，外面壞人多，有一把假槍總比沒有強，帶上這把槍吧。」老警察又說。 我收下了這兩件禮物。憑著直覺我就知道那是我半年前遺失了的東西，但是我什麼也沒說。我拍了拍老警察的肩膀說繼續喝吧就走出了舊火車站。外面陽光燦爛，沒有任何下雨的預兆，廣場上的水果攤販們看見我對著陽光打開了雨傘，他們看我的眼神很驚疑。我理解他們，但這事跟他們沒有關係，我覺得天上在下雨，我覺得雨點打在我臉上酸溜溜的，我快受不了啦。 關於雷鳥 雷鳥一去沒音訊，讓人很牽掛。我牽掛的倒不是他，而是我借他的那筆錢，我有點後悔我當時的俠義心腸，都說錢到了雷鳥手裡就掉進了無底洞，那窮光蛋花起錢來比希臘女船王還要氣派。國慶節前我突然收到了雷鳥的信，信封上端印著綠鄉飯店的徽記，我看了看郵戳，郵戳是寧夏銀川的，我弄不懂雷鳥又發了什麼神經跑到銀川去？ 李多：你好，首先致以曼哈頓的敬禮！ 我在上海等了三個月，運氣不好，至今沒辦好簽證。美國領事館的先生們有眼無珠，他們以為我是想去新大陸發洋財的低級華人。我每天凌晨二點就去排隊，排到了就隔著個藥房式的小窗跟領事談話，他們對我問這問那，卻不想聽聽我的想法。我跟他們怎麼也解釋不清我的種種抱負。最後他們喊，「下一個。」我就被打發回了老家。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隊等簽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逃荒一樣。有一天下大雨，人比往日更多，你知道為什麼？每 人都覺得下雨別人不會去，結果每個人都去了。那天我站在一邊看，看著那些被雨淋壞了的一張張發青發紫的臉，一種巨大的悲哀攫住了我，我就站在雨中大哭起來。好多人過來安慰我說別傷心別哭了有人等了三年才辦到簽證呢！我推開他們坐下來哭，去你媽的！他們也不生氣，他們以為我瘋了。商量著去叫警察來。但是我不到美國絕不發瘋。我在上海苦等了三個月，認識了一個女孩，她就是神秘女孩，你可能聽說過。依我看她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女孩，我一下子陷了進去。我暫時沒有辦法想其它的事，只想跟她上床。現在我們已經從上海飛到寧夏，然後去內蒙，然後取道蘭州去絲綢之路坐駱駝。除了去美國，這是第二件有意義的事。我們愛得要發瘋了。你不知道神秘女孩有多麼迷人。我現在通過神秘女孩的朋友打通去美國的渠道，如果順利的話八八年春節可以飛紐約。只要我到了美國，肯定駕駛私人飛機來接你，請你準備好行裝吧。 握握手！詩人雷鳥１９８７．９．２０ 我是梯子管理員 傍晚我回到太陽大樓，看見一個中年女人在前面的樓梯上走。我發現她東張西望的，像是來找人的。我走過她身邊時間你找誰？她搖搖頭說了兩字：「梯子。」「妻子？」我說你怎麼找妻子？她笑起來，又說了一遍：「梯、子。我找梯子。」那是個乾瘦的矮小的女人，我注意到她的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氣質。我覺得一個尋找梯子的女人是很奇怪的，這也表現在她的恍惚的眼神裡，還有她手上那只草編提包，我正好俯身看清了包裡的東西，包裡什麼也沒有，只有半塊被啃過的麵包。我沒有再說話，我沒有精力去管別人的閒事了。半個小時後我聽見有人敲我的門。我打開門發現那個女人站在門口，她的嘴唇艱難地動了動，浮出一絲微笑。「梯子。」「我不知道。我不是梯子保管員。」 「你能給我一架梯子嗎？」 「你要梯子幹什麼？」「上樓頂。」「上樓頂幹什麼？」「什麼也不幹，請你給我一架梯子吧。」 「我知道你想幹什麼！」我把她推了推，然後砰地撞上門。我實在不願意見到那女人了。我不明白那些莫名其妙的人為什麼老來糾纏我，難道他們看出我是他們的同類嗎？他們真是瞎了狗眼，我是什麼人自己心裡明白，我不要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他們要死要活隨便，但不要來拉我做墊腳石，我就願意這樣安安靜靜自由自在地活著。 那天我心情不好，整個一九八七年我老是心情不好。後來我躺下準備睡覺了，聽見樓道裡依然徘徊著那個女人的腳步聲，咯、咯、咯。她還穿著討厭的高跟鞋。我睡不著覺就會生氣，我衝出去準備把梯子扔給她然後痛罵她一頓，但是樓道裡空無一人了，電燈光昏暗地照著地上的一小塊麵包。咯咯咯，那個女人在往下走。「給你梯子！」我喊了一聲，無人答應，我的聲音把自己嚇了一跳。 ×月×日報紙標題摘要 我把這些報紙上的語言作為故事的一節，請你原諒。 《中國青年報》 我國青年關心的問題：機會不均等 要求改革使人人有公平競爭的環境《文匯報》 新疆百歲老人的奧秘揭開了 長壽的共同特點：環境良好， 飲食適當，參加勞動，精神樂觀 《新華日報》 怪事：工商局長坐牢受禮比辦喜事熱鬧《人民日報》 大型電視片《萬里長城》攝制完成 《生活週報》 周璇遺產之謎 周璇遺產糾紛眾說不一，我們尊重歷史和事實，期待著神聖的法律作出公正的回答。 《揚子晚報》 殺人搶劫犯於雙戈昨天落入法網 《今晚報》 夫妻之間關係需要調適 關於雷鳥 我記得那天是個什麼節日，我收到一位窈窕淑女的請柬，去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參加冷餐會。我找到那個地方時天已經黑了，一個狹窄的小屋裡擠滿了形形色色的臉。有人問了我的名字，然後說久仰久仰見到你很高興。我不知道他久仰我的什麼東西，反正我肚子餓了，我坐到桌前就朝盆裡伸手，女主人很憐愛地看著我，遞給我一塊粉紅色的紙巾。「衛生紙？」我說，「我不上廁所。」她的臉漲得通紅，她說你這人真可惡，你明明知道這是餐紙。我吃了幾下就飽了。那些所謂的冷餐集中了中國最難吃的食品，諸如午餐肉、黃豆、青豆之類的。我想對他們說沒有洋□就不要放洋屁，開什麼冷餐會？但是話說回來我自己也一樣，我也經常開這種冷餐會填那些混蛋的肚子。屋裡沒點燈，只是四角點著幾根蠟燭，所有人都席地而坐，那些年輕的臉在燭光的光線裡蒼白得賽過含冤的鬼魂，一個長髮垂肩的男孩抱著吉他卡嚓地敲打，唱一首聲嘶力竭的歌。我聽清了歌詞，是呼喚自由和愛情的，他身邊的一個女孩雙手托腮聽得眼淚汪汪的，我認出來那是雷鳥的悲傷少女。可氣的是我朝她眨眼睛她卻假裝不看見，她只顧著悲傷根本不想理睬我。我想著雷鳥，就聽見那邊有人在談雷鳥。我鑽過去挨著一個頹廢派詩人坐下，問他雷鳥現在怎麼啦？「死啦。」詩人做了一個飛翔的動作，「徹底超脫了。」「別胡說。誰也沒那麼好死。」我揪了一把他的鬍子，「雷鳥現在到美國了嗎？」「沒到美國到了忘川。他在北京臥軌自殺了。」我發現他不像是開玩笑，但我仍然不相信雷鳥沒去美國卻去臥軌了。我對彈吉他的男子吼，「別他媽吵了，讓人安靜點。」他瞟了我一眼置之不理，卡嚓卡嚓，我就是在這種噪音中聽到雷鳥的死訊的。「雷鳥讓一個上海女孩坑了，他給了女孩兩千美元辦簽證，女孩拿了錢回上海就沒有消息了。雷鳥找到上海，別人告訴他女孩去北京了。雷鳥找到北京，別人讓他趕緊去機場，說女孩剛買好了去洛杉磯的機票，女孩要去自費留學了。雷鳥衝進候機室，正好看見那女孩拎著皮箱朝停機坪走。雷鳥朝女孩喊我操你個小婊子，女孩沒聽見，機場的人把他攔在安全門外。雷鳥說讓我進去她騙了我兩千美元。機場的人說我們不管騙子我們只管你的飛機票，雷鳥就罵他們你們也是小婊子你們全他媽是騙子，結果雷鳥讓幾個警察給架出來扔到候機室門外。我去機場送人的時候看見他坐在台階上發瘧疾似地渾身發抖，我問他等誰，他說等飛機，飛往洛杉磯的班機晚點半個世紀。我說是晚點半個小時吧，他點點頭說對就是半個小時，你看我都糊塗了。我想一個等國際班機的人是會高興得糊塗的，我真沒想到雷鳥臨死前還這樣富有幽默感。過了幾天我就聽說他在西直門臥軌了。」「就這樣臥軌了？」我瞪著詩人焦黃的嘴唇問。「就這樣，血肉模糊的。」詩人轉向我，以詢問的口氣說，「你的意思雷鳥應該選擇別的死亡方式？服安眠藥？割斷靜脈？還是跳樓？」我沉默了一會兒，我突然不加控制地喊起來：「怎麼死都一樣可他借我兩千塊錢怎麼還？」 我做了一回死亡遊戲 冬天的時候我陶醉在一個個胡思亂想中，你知道八七年的冬天很寂寞很無聊，我總是想製造一次極樂遊戲，我不知道哪種事情能讓我快樂到達極頂，我只能在實踐中摸索。我曾經和一個志同道合的女孩在床上連續作愛了一整天，後來被我爺爺雙雙抓獲了，他揮舞著枴杖把女孩趕出門，然後高舉枴杖打我的屁股，他說你這傷風敗俗的東西我白白教育了你二十年。我說你別打了我已經累了。他說以後還幹不幹壞事了？我說不幹了，真的不幹了。我不是騙他老人家，我真的不想做這遊戲了，因為它太簡單。我實在找不出更刺激的，想來想去也許應該死一次玩玩，我不想去死，只是想嘗嘗死亡的滋味，死一回試試吧。 我爬上太陽大樓樓頂是在黃昏時分，城市在夕陽的殘照中顯出一種溫暖的桔色，城市很大，我很小，我站在樓頂上時覺得自己小得可憐，世上有好多對比讓你鼻子發酸。我看見那只斷腿椅子孤獨地站在夕陽殘照中，我頭一次聞見木頭的腐味。在平台接近水箱的水泥縫隙中插著那架彩色風車，風車一天天地旋轉它怎麼不停一停？現在沒有風，風車依靠什麼在旋轉？這些神奇的事物你真是無法理解，它們折磨你糾纏你讓你在一片片陰影中生活，我被它們害苦啦！我走到斷腿椅子旁邊端詳了一會，我用勁把它端起來，那只椅子出奇的沉重，你想不到一隻斷腿椅子會那樣沉重。我屏住呼吸把它搬到平台邊緣，我吼了一聲推出去，然後我就看見了斷腿椅子迅速墜落撞破空氣砰然落地的情景，它落地時發出一聲巨大的轟鳴，就像地球爆炸的聲音，同時我聽見太陽大樓的許多窗戶被推開，夾雜著一片驚惶的聲音。有個婦女尖聲大喊，「又有人跳樓啦！」後來我抓住了那只風車，我正在數風車葉片的時候從平台通口裡爬上來一群人，他們都是太陽大樓的居民。抓住他！別讓他跳！他們叫喊著朝我湧來，我摔下風車朝後退，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來抓我，即使我真的要死與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別過來，你們別過來。我急中生智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塑料槍對準他們，誰過來就殺了誰！他們果然停住了。我意識到那是一把塑料槍，它會噴火卻不會發射子彈。於是我把槍對準自己的腦門。你們回家去，你們再不走我就開槍了。這時有個小男孩突然喊起來爸爸那是假的我也有那把槍。該死的小男孩一下暴露了天機，他們一窩蜂地衝上來想把我抱住，我朝樓下看了看，我不敢往下跳，我扣動了扳機，塑料手槍噴出一團火苗，腦門上滾燙滾燙的，這下我死了，我真的體驗了一次死亡的感受。 結尾：一九八八年 譬如現在，蟬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鳴唱。我在紫竹林精神病醫院記完了去年的流水帳，現在我平靜如水，你可以相信我的經歷，你也可以不相信，醫院外面的人紛紛傳說一條可怕的消息，他們說李多患了精神病。我是李多，但我不是精神病人。我現在遠離了外面亂哄哄的世界，所以我說，平靜如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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