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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出生於舊時代，又出生於過分重男輕女的家庭裡，尊長們認為女孩兒認識得幾個字就算不錯，進什麼學校，靠她將來賺錢養家？還是靠她為官作宦，榮宗耀祖？後來虧得我自己拚命力爭，家裡才讓我進了安徽省城的第一女子師範。進師範學校的好處是不須繳學膳費，連穿的制服，用的書籍，都由公家供給，那時我家經濟狀況非常窘迫，唸書的男孩子又多，我們想進學校，只好進那不花錢的了。初級師範卒業後，在母校服務二年，又進了北京高級女子師範。帥范學校以造就學校行政人員及各科教員為宗旨，我既受了雙料的師範教育，當然決定了我一輩子當教書匠的命運。 把自己教書年月屈指計算一下，從小學起，歷中學、大學，一共經過了四十餘年，單以大專論也有了四十年，真算得一個不折不扣的「教書匠」了。 關於我教小學的掌故，在歸鴻集《教師節談往事》一文中敘述得相當詳細。於今台灣教育界產生了「惡補」這個名詞，我在民六年初級師範卒業被留母校附小服務，便曾幹過這個玩意。是否戕賊了若乾兒童身心我不知道，但自己健康卻受了絕大的影響，升學女高師和留學法國的前後六年裡我始終在病魔指爪下討生活，雖然沒有病倒床上，但懨懨不振的身體，限制了我奮勉的用功，從而也限制我後來的成就。可算是我一生最大遺憾的事。不過目前台灣教師替學生惡補，目標在於獵取金錢，而我則受著盲目的獻身教育熱忱策動而已。以良心論，我是平安的。 民國十四年，我自法邦輟學返國，奉母命與南昌張寶齡結婚，外子時在蘇州東吳大學授課，我們在蘇州組織了小家庭。從前北京女高師中文系主任陳鐘凡玄師那時也在大作短期的講學。他因要回南京金陵女大，介紹我代替他的課，同時又薦我為景海女子師範的國文主任。我對陳師說，我過去僅教過小學，在母校也兼過幾小時的課，那只是預科，程度比高小差不多，一下子叫我教大學，如何能勝任呢？陳師說，你不必發愁，這一班學生是我教的，性情都很溫良，決不會同你搗亂。況且你正式名義是在景海，東吳不過兼課性質，學校與同學對你都不會苛求，你只須自己多預備，便足以對付了。我在東大每週兼課六小時，教的課程是詩詞，上課也沒有一定的教材，一會兒是幾首唐詩，一會兒是幾首宋詞。學生中有一位謝幼偉君，廣東籍，為人非常忠懇。受了陳師的囑托，對我照拂無微不至。他後來赴美學習哲學，著作甚多，成為學術界名流，對我至今仍以師禮相待，這固是謝先生的厚道，但實使我慚愧。 這種拉到什麼教材隨便就教的游擊教法，是陳師遺下的。教者是感覺吃力一些，但學者的興趣卻因而濃厚。記得我們有一回談到李義山的無題詩，學生要求選幾首為例。我選了幾首，同時又選了幾首有題等於無題的《碧城》、《玉山》、《聖女祠》，更選了那聚訟紛如的《錦瑟》，為了註解，自東大圖書館借出馮浩、朱長孺、朱鶴齡等的注本來看。看了之後恍然若有所得，於是對學生說，李義山的無題並不是托夫婦以言君臣，也不是故意以可解及不可解之詞，文其淺陋，它是有內容的。這內容是什麼，我已看出一點子了。請你們假我以月餘之力，將義山詩注看完，然後再與大家討論，於今且找點別的材料來教吧。 月餘之後，我已確定義山與女道士及宮嬪戀愛的關係，將義山集中這兩類詩各提出若干首對學生講解。謝幼偉先生的好友張鶴群君首先贊同我的意見，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事跡考證》，在東吳大學廿五週年紀念會刊行的《回溯》裡發表，對於宮嬪事則班上同學都表示懷疑。因為中國君主時代宮禁異常森嚴，唐代宮闈即說不肅，也決無容許外面男子混進之理。我不管他們的意見，還是照我所發現的路線摸索下去，等到寒假到來，將所得資料整理成篇，成了六萬字左右的小書一冊，題曰《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證》付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十餘年後改名《玉溪詩謎》歸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至今。 現收《蠹魚集》的《清代兩大詞人戀史研究》也是東吳大學教課時與學生偶然談論引起來的。第一次是講納蘭容若的詞，張鶴群君送了我一部精刻的《飲水詞集》，比一般通行本所收詞較多，並附容若的詩。我忽然想到紅樓夢內容有多種說法，其中有一種說此書系指康熙朝權相明珠家事，賈寶玉即是納蘭容若，我讀容若詞，果然發現容若少時戀一工愁善病林黛玉型的女子。此女子自幼居相府中，與容若關係似乎非姑表兄妹則為姨表兄妹。後此女被選入宮，容若以身為帝王侍衛，尚與相見數次。女鬱鬱死，容若悼念終身，飲水集中所有哀情之詞均為彼姝而作。清代某筆記曾記其事，指為紅樓故事的根本，我讀了飲水詞，覺其說不無可以成立的理由，寫了一篇文章，以飲水詞情詞逐一與紅樓夢對勘。此文即名為《飲水詞與紅樓夢》。 第二個清代大詞人是顧太清，相傳她與當時名士龔定庵有過一段羅曼史，曾孟樸先生的孽海花曾有詳記，冒鶴亭氏又有丁香花詩的附會。孟心史撰《丁香花疑案》萬餘言，力辟其誣。我和東大學生談論，曾說這件疑案值得再探討一下，學生贊成。有一位家中藏書甚富，居然借給我一部木版的《東海漁歌》，還有幾種太清夫婦的作品。我開始研讀，茫然莫得頭緒，遂又弄了一部龔定庵集，讀了定庵的《無著詞》以後，我本來想替顧太清辯誣的，這一回意見改變了，竟想附和曾孟樸、冒鶴亭的意見，以為龔顧戀史是真確存在的了。先是，我在上海認識袁昌英、楊端六，因而也認識他們朋友王世傑校長，武大文學院有個學術季刊，王寫信徵文於我。我將《清代兩大詞人戀史研究》的第一篇《飲水詞與紅樓夢》寄去，已在季刊上發表了，季刊編輯又寫信來討下篇。在引論裡，我固說我是擁護孟心史的，現在我的答案似乎要落在否定方面，這叫我如何自圓其說呢？雖說學術之事以服從真理為第一，發現自己的錯誤，應有承認的勇氣，不過問題尚未著手探討，便先宣佈結果，後來又要悔那腳棋，究竟是可笑的。 我正在自怨孟浪之際，忽於無著詞發現一中罅隙，那便是定庵外舅段玉裁替無著詞所撰序文的年月日再把龔顧年齡一考查，定庵寫這些詞時，顧太清尚僅是一個六歲的小女孩。六歲女孩居然能與人談戀愛，非「人妖」莫屬，而顧太清卻是個正常的女人。於是站在孟心史同一觀點的《丁香花疑案再辯》撰寫成功了。當然，我這篇《丁香花疑案再辯》與孟心史並不曾說同樣的話，他的論點不甚堅強，而我的「倒溯上去，年月不合」卻可替顧太清洗刷。恢復她的清白。我後來把這一篇寄給曾孟樸先生，他原已在他的真美善書店替我出版了一本《蠹魚生活》，內有我《九歌中人神戀愛問題》及一些小考據。我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證》他也曾讀過。至此，竟譽我為學術界的福爾摩斯，說我天生一雙炯眼，慣於索隱鉤深，解決他人所不能解決的疑案。實際上，我比較引為得意者，還是我後來的屈賦新探，這不僅關聯著屈原作品問題，還關聯著中國文化來源問題，並牽涉全世界文化彼此影響的問題，關係之大，無以復加，可惜孟樸先生已不及見了。 我在景海女師當國文系主任，以聘請教師未得其人，我竟又表現出教安慶女師附小時的傻勁，自己教了兩班國文。每班學生五十餘人，兩班在一百以上。那時候作文是每兩週一次。我每週上課十八小時，還要批改百多本作文簿。教國文，有現成的國文教科書，買了教案來，只須照本宣揚，循序而進就是，並不耗費我多少時間。批改作文卻麻煩。我原來自安慶那個文化落後，科舉餘毒未盡的初級女子師範，我的國文教師，在前清都有功名，非舉人，則拔貢，他們從前都曾在所謂「闈墨」上用過功夫。替我們批改作文時，濃圈密點，淋漓盡致，總批之外，尚有眉批，旁批。那些批語說夸誕，是夠夸誕，說美麗，也夠美麗。一篇改文托在手裡往往令人看得心花怒放，真當得起「藝術化」三個字。可惜這種藝術，鼓勵學生上進作用小，煽動學生虛榮心害處卻大。我在蘇州教書時雖已在五四運動之後，許多舊時的習慣一時如何改得了？對於批改學生作文，我也想把老師的那一套，如法炮製起來。但老師那一套經過多年修煉功夫，以我微末道行，怎樣學得像？只能學到一點皮毛罷了。可是，這點皮毛也就苦了我。我常常為思索一個批語，要費去比改一篇作文兩倍的時間。每改一期作文，總要弄到十二點鐘以後，始能就寢。前文說過，我自升學女高師及留學法國的那幾年內，健康一直很壞。回國結婚後，又加以嚴重的貧血，常鬧頭昏，心跳、腰背酸痛，醫治過幾次，沒有效果，也就懶得再理會了，不過那時候我正當春秋鼎盛之際，教書的辛苦，竟能撐持下來。 民國十六年，外子返滬，我們又自蘇州搬回。次年，經人介紹我到滬江大學教書，僅教一年便離開。這一年中並無足記的事件。但認識顧實先生卻算我記憶中一枚發著光彩的石子。顧先生面目黧黑，身軀肥胖，蓄著鬍子，經常穿一襲布質長衫，拖一雙布鞋。說話同他文章一樣，有大言炎炎，不可一世之概。我說這話並不是說顧先生像目前一些恬不知恥自吹自捧的青年一般，他倒很像個中國讀書人，學問雖甚淵博，卻並不借此向人炫露。他所過分誇張的卻是中國文化的優越與偉大。他以為在兩河、埃及、希臘、印度幾支古文化裡，中國的應當坐第一把椅子。那時他的《穆天子傳講疏》尚未撰寫成就，但他卻已做了不少準備工作了。滬大中文系同學舉行小型學術講演會，請顧先生主持時，他便宣揚他的穆天子，說得奇趣橫生，天花亂墜，也頗有引人入勝之處。後來他的書出了版，果然是一本甚富學術價值的著作，至於周穆王帶領著三萬數千大軍自陝西出發，居然通過那麼廣闊的中亞，至於今日的俄境，又曾居然抵達歐洲。道路的窵遠，交通的困難，姑置不論，只問幾萬軍隊走在幾萬里荒涼不毛的道路上，給養問題怎樣解決？這個穆傳講疏卻無交代。我以為研究學問是搜求真理，搜求真理必須站在純粹的客觀的立場上，不容許有絲毫情感參羼其間。顧先生擁護中國文化情感的熱烈是有名的，這種情感若發之於抒情詩歌，或史詩，必能響出宏大的聲音，吐出熊熊的光焰，震撼一代的心靈，用之於冷靜的學術研究，那結果便不一樣了。十八年，我夫婦又到蘇州東吳大學，教過一年，安徽省立安徽大學楊亮工校長寫信來聘我。那時安大頗延攬了一批知名之士如陸侃如、馮沅君、朱湘、饒孟侃、劉英士等。教務長兼文學院長程憬，字仰之，北京大學出身，也許曾在清華國學研究所肄過業。他兼有幾點鐘功課，其中有三小時是文化史。我到校時，有一門課我不願教，鐘點湊不出，仰之說自己行政工作太忙，將文化史推了給我。我原是一個搞文學的人，與「史」之一字從無交涉，這個擔子怎挑得起？仰之卻說他可以將他編好的大綱給我看，再介紹幾本西洋文化史供我參考，總可勉強對付下去。我無可奈何，只有答應。 仰之那個文化史大綱共分八篇，即： A 史前文化 B 太古文化 C 人類成人時代的文化 D 古文化衰老時代化的再生 E 近世文化 G 十九世紀的文化 H 文化混合的傾向。 每篇各細目他叫我照目找材編纂講義。說他自己的講義塗乙狼藉，字跡難於辨認，不肯出示，我也不好意思強索。我在法邦學美術時，原買了幾種美術史，史前藝術亦粗知梗概。我又有幾本法文本的歷史書，前幾章所論皆屬史前文化，兩河流域、埃及、腓尼基、希伯來、希臘、羅馬，雖屬粗枝大葉的敘述，也算應有盡有。於是我的膽子驟然壯了起來，竟敢以一「門外漢」教起程仰之讓給我的功課了。 安大初建，基礎未穩，學潮澎湃不絕。學生上課的時間，不及規定的三分之一。一學年間，我的文化史只講完了程仰之所示大綱第一第三兩篇，即「史前文化」、「人類成人時代的文化。」那第二篇太古文化，我認為可並入史前文化，不必另立篇目。我對鴻荒時代的人類生活本來頗感興趣，對兩河、埃及、希臘、印度的古代文化也較愛好，以往關於此類記載，比別的書是多閱一點，現在利用程先生所指示的參考書籍，及自己自法國帶來的幾本書，將所得材料，排成系統，拿到教室去敷衍。仰之教此課時不發講義，只口講了，叫學生筆記。我也照辦。想不到學生對我這門課倒聽得醰醰有味。有一個姓柯的男生上課尤其用心，常借了我的講稿去與筆記勘對。圖畫則照樣描寫了去。對日抗戰時，武漢大學遷校於四川樂山縣，廿九年間，我住在一所小板屋裡，一夕，夜已深，忽有客攜燈來訪，原來即是柯君。他卒業安大後，赴美留學，學的是哪一科，今已不憶，只記得他曾說在安大聽我的文化史，印象頗深刻，赴美後，也曾選修了幾小時這一類的課程。回國後供職重慶某機關，有事過樂山，明早即將離去，在某一宴會上知我在此，輾轉探問住址，因此來晚了。我那座板屋位置於一大院落的最後進，上下石級甚多，白晝尚不便走，何況黑夜？柯君提著一盞昏暗的菜油燈，磕撞久之，才找到了我的住所，其誠意實為可感。我在安大教的這門文化史，本來是客串性質，不意因講兩河、希臘的文化，亦涉及神話，後竟成我屈賦研究的基礎，可謂意外的收穫。 因安大學風太壞，一時難上軌道，國立武漢大學卻有信來約我去。武大是國立，校規嚴肅，譽滿東南，時珞珈新校舍即將建成，出色湖光，映帶生色，在那個世外桃源生活幾時，也是值得，我當然捨安大而就武大了。時為民國二十年。學校叫我承擔的功課，是中國文學史每週三小時，一年級基本國文每週五小時。文學史我從來沒有教過，現在不但教，還須編講義發給學生。發講義比口授筆記難得多。只好常跑圖書館，搜尋參考材料，一章一章撰寫下去。開始一年，講義只編到六朝，第二年，編到唐宋。一直教到第六年止，我才將已編成的講義，加以濃縮，每章限六七千字左右，自商代至五四，一共二十章，成為一部中國文學史略。 到武大的第二年，學校以學生要求講現代文藝，即所謂新文藝，與我相商，每週加授新文學研究二時。文學院長對我說，沈從文曾在武大教這門課，編了十幾章講義，每章介紹一個作家。那講義編得很好，學生甚為歡迎。他說著取出沈氏講義給我看，我覺得並不精彩，比他的創作差遠了。像沈氏這樣一個徹頭徹尾吮五四法乳長大的新文人，教這門課尚不能得心應手，又何況我這個新不新，舊不舊的「半吊子」？況且，我雖未教過新文學，卻知道教這門課有幾層困難。第一、民國廿一年距離五四運動不過十二三年，一切有關新文學的史料很貧乏，而且也不成系統。第二、所有作家都在世，說不上什麼「蓋棺定論」。又每人作品正在層出不窮，你想替他們立個「著作表」都難措手。第三、那時候雖有中國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左翼聯盟、語絲派、新月派各種不同的文學團體及各種派別的作家。可是時代變動得厲害，作家的思想未有定型，寫作趨向也常有改變，捕捉他們的正確面影，正如想攝取飆風中翻滾的黃葉，極不容易。為了這幾層難處，我向院長極力推辭，他強之不允，沒法，只有接受了。 接受了新文學研究這門課，果然就「苦」字臨頭了。我編新文學講義與沈從文以作家為主者不同，我是以作品性質來分別的，共分為「新詩」「散文」「小說」「戲劇」「文評」五個部門，作家專長某一類文學，即隸屬於某部門之下。那時候作家的作品雖不算豐富，每人少則二三本，多則十幾本，每本都要通篇閱讀。當時文評書評並不多，每個作家的特色，都要你自己去揣摸，時代與作品相互間的錯綜複雜的影響，又要你自己從每個角度去窺探，還要常看雜誌，報紙副刊，藉知文學潮流的趨向，和作家的動態。我的中國文學史與新文學研究的講義的編纂是同時進行的。我在後者所費光陰與勞力要在前者一倍以上。這新文學講義也是斷斷續續地編寫，寫了幾年，才勉強將五個部門寫完。抗戰發生，武大遷川，只好將這門課停了，於我原教的中國文學史外，又加了一班基本國文。 前文已說過，我每教一門新功課，總有收穫。教新文學也有嗎？收穫也是有一點。我自己那時也曾發表過幾本作品，得廁於新作家之林，若從圈子內看新文學的面目定不能清晰，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於今站在圈子以外，「成見」、「主觀」均退到一邊，對於作家作品的評判，雖未能全憑客觀的標準，倒也不失其大致的公平。我的講義給應讚美的人以讚美，應咒詛的人以咒詛，說絲毫不夾雜私人的情感是未必，說絕對沒有偏見也未必，不過我總把自己所想到看到的忠實地反映出來。有人或者說我臧否人物所採用的乃是簡單的「二分法」即凡左傾作家便說他壞，相反方面的便說他好，那也不然。當時文壇名士十九思想赤化，我討論葉紹鈞、田漢、鄭振鐸、甚至左翼巨頭茅盾仍多恕詞，對於他們的文章仍給與應得的評價。對於中立派的沈從文，文字方面批評仍甚嚴酷，即可覘我態度之為如何。 我的屈賦研究是否也由於教書而來呢？答案也可說一個「是」字。民國十七八年間，我撰寫了一篇《九歌與河神祭典關係》（後改題為《九歌中人神戀愛問題》）發表於現代評論，以後對楚辭再沒有討論的機會。民國廿八九年，我在四川樂山武漢大學教中國文學史，講到楚辭部分，我寫了一篇《天問整理的初步》那不過是一篇筆記，對天問的成因，雖推翻王逸的「呵壁說」，代以屈復的「錯簡說」並說天問是可以整理復原的。我便試著來做這工作。那篇筆記有幾段導論可算我後來研究天問理論的雛型，將七言句歸並於文末，作為亂辭，也是那時開始的。因為對天問的內容究竟瞭解不夠，故段落雖奪截分，文句雖有移置，成績卻和屈復等差不多，說不上「復原」二字。到了民國三一年，衛聚賢先生說文月刊發行慶祝吳稚暉八旬大壽專號，要我湊一篇，我原想將那篇天問筆記加以擴充，送去應景，誰知竟發現了屈賦與世界古文化有關聯的大秘密，從此開始了正式的屈賦研究。這事我已屢述，現不贅。我的九歌問題的解決也得力於教書。九歌為整套神曲，九神是同一集團的神道這個原則之成立，乃由大司命那一篇獲得正確解釋而來。而這篇又由我在師範大學基本國文班上講解姚鼐泰山遊記所引起。此事亦已屢次說明，現亦請從略。我過去教書從未教過楚辭，民國四一年，自巴黎返國，授課師範大學，向學校自動要求教一門楚辭課。到成功大學及新加坡南洋大學亦然。蓋我深深瞭解「教學相長」這句話的重要性。我過去因教書得到許多學術上的重要啟示，教楚辭或者也不會落空。那時我的楚辭研究雖已得到正確路線，而那個寶庫入門的鑰匙卻未到手，無法打開，教這門課豈不是冒險嗎？但正因我有冒險的勇氣，竟能在數年內將屈賦最重要的九歌天問陸續解決，雖說是意外的收穫，也可說是意內。我們研究學問的樂趣是發現。當我們發現古人或自然界的秘密時，樂趣之大即侯王之貴，百萬之富，也不願用來交易。教書之際，能將你所發現的真理向學生宣佈，開始的時候，他們因你說的話太驚世駭俗，並且從來也沒聽人談起過，總不免懷疑。幾節課聽受下來，聽出頭緒了，遲鈍的眼光發亮了，微笑不信任的面容變嚴肅了，從此便專心一志聽受下去。你看了那種光景，自己也感覺莫名的興奮，恨不得將所有的心得，傾筐倒篋傳授給他們，這時候教書的熱忱，真和充滿神火的傳教師一樣了。民國五三年，我在台南成功大學教書在八年以上，輪到休假，去新加坡南洋大學去換換環境。為了我能教的功課已有人教，一位師大舊同事讓了我每週三小時的詩經，另一位讓出二小時的孟子。第二年又加楚辭三小時。詩經、孟子對我又是新課，只好大借參考書準備。詩經與楚辭同屬我國的最寶貴的古典文學，我既在楚辭裡發現了那麼遼闊的新天地，對詩經也未免抱有若干的幻想與奢望。一年半教下來，才知詩經裡除了寥寥可數的幾首與楚辭尚可相通外，其餘便沒有可以發揮的了。不過由於毛傳、鄭箋及孔疏的啟示，我知道了所謂「詩教」之由來，後代儒者著了一屋子的書來宏揚這個「詩教」是什麼緣故。這話說來太長，現在只有暫行擱起。 四書我幼時也算讀過。四書中惟孟子文理較為顯豁，故大部分可以讀得懂。於今既教這門課，不得不字疏句櫛對學生講解。孟子全文僅三萬餘字，每週二小時，一學年本可授完，但以南大改制大鬧學潮，耽擱功課約兩月，尚有三分之一未講。可是也在這門課上獲得對這位「亞聖」的新觀感，將來若有機會擬寫一本《孟子評判》。 教書頂好接受新功課，雖然比較辛苦，但它能拓寬你的視域，增進你的知識，加深你的思境，並使你在學術上得到許多意想不到，極有價值的發現。若十餘年老教著一門舊課，除了開開留聲機器，不能再做什麼，那是沒有意思的！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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