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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初起之際，人們都知道謝冰心是當時文壇一顆乍升起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卻不知還有個廬隱女士，與冰心同時嶄露頭角。廬隱享名之盛，雖不如冰心，不過我們要談五四時代最早的女作家，冰心之外，不得不推廬隱了。 五四是一個新舊蛻變時代，一般作家大都受過多年舊文學的陶冶，寫作起來，不易擺脫舊文學的窠臼，因此那時的小說、詩歌，很難表現出新的意境，更創造不出新的體裁。冰心的小詩雖說模仿泰戈爾，但富有哲理，文筆又那麼新穎超脫，卓爾不群，可說完全以嶄新姿態出現，無怪當她那些小詩在晨報副刊連續發表後，便一鳴驚人，群相刮目，女詩人的桂冠便落在她的頭上了。廬隱並不會作詩，一開筆便寫小說，雖不及冰心《超人》那些篇章格調之高，她那《海濱故人》的短篇小說集，也曾獲得當時女中學生狂熱的愛好。於今大陸撤退來台年在四五十歲以上的知識女性，很少沒有讀到這本書的，也很少不留下深刻印象的。廬隱在當日文壇既有這樣的地位，我又安可不談她一談。 廬隱本姓黃名英，廬隱是她筆名，取隱去廬山真面目之意。她原籍福建閩侯，自幼隨家庭住在北平，以此講得一口純粹「京片子」，而且也以風土關係，以一個南方人，具燕趙慷慨悲歌之氣。她的中學教育，受之於教會所辦的慕貞學院。她也和冰心一樣，飽讀當時風行一時的林譯小說及禮拜六派的文章，也曾試用文言寫過一些章回及短篇小說之類。她以家境清寒，中學卒業後即須自謀生活。民國六七年間，她的慕貞同學舒畹蓀女士在安慶當小學校長，聘廬隱來教體育課程，筆者即於那個時候，與她相識。因為我亦在該校兼了幾小時的功課，我們算是同事。 廬隱臉色頗黃，額角高突，臉型微凹，相貌說不上美，但雙眸炯炯有神，腰背挺直，渾身像裝有彈簧，是一團兒的勁，是一股蓬勃的精神，可說是短小精悍。她的性情也豪爽磊落，說幹就幹，從不沾泥帶水。不過她和朋友相處之際，雖愛說愛笑愛胡鬧，眉宇間卻常帶隱憂，有如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似的。以前我們也不解這種樂觀悲觀截然相反的性格何以竟賦於一人之身，後來才知道她幼年時代家庭環境不佳，失愛於母，寄養外家長大，她的心靈曾受過創傷，這也無怪其如此了。 民國八年，即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筆者與廬隱同時升學於北平女子高等師範，廬隱「騖外」的天性，在這種環境裡，充分得以發展，她加入了「文學研究會」，作品則常在當時大型文藝刊物《小說月報》上發表，當時能在那個刊物露臉，頗不容易，故此她短期內居然成為作家了。她一面試行寫作新文藝，一面參加當時種種社會運動，每日忙進忙出，栗六不停，成了我們國文系裡一個風雲人物。 她和北大高才生郭夢良也是那時開始認識的。郭講社會主義中之虛無主義，辦有《奮鬥》雜誌，宣傳其主張。他們戀愛了好幾年，然後男方與故妻離婚，女方與原來家庭主婚的未婚夫解除婚約，結為夫婦。這美滿姻緣經過僅僅二年有餘，郭即一病而死，遺一女，廬隱帶在身邊，教書以維生活。她教過的學校頗多，以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及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二處教得較為長久。 廬隱喪夫後一段光陰過得極為苦悶，生活傾向於頹廢，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頗眾，她一個也不放在眼裡。高興的時候，對於這些人亦稍稍假以辭色，與其宴游，若他們開口求婚，廬隱必將他們大大排揎一頓，把他們轟出去。這時候的廬隱似微有點玩弄男性的傾向，大概是由於心理過於鬱結使然。這話是一個接近廬隱的朋友告訴我的，也許不甚可靠，然讀廬隱那個時候所著《靈海潮汐》、《玫瑰的刺》等書，言之歷歷，毫不隱諱。 當她在師大附中教書時，認識了清華大學學生李唯建，唯建年齡比她要輕十幾歲，負異才，當時號青年詩人，他與廬隱開始也不過研討文學上的問題，通信甚密，感情儼如姊弟。後來不知怎樣兩人都中了邱比德的金頭箭。男方頭腦冷靜時，自揣「齊大非偶」，想拔腳逃出情場，女方倒表示追求之意。這事又可以在他們合著的《雲鷗情書集》裡看出，於是他們終於結婚了。英國蕭伯納曾說：「我們認男人追求女人，不如說女人追求男人，從前大家都以為女人怕羞，在戀愛上她永遠處於被動地位，這是錯誤的，應該說女人主動才對？」蕭伯納的話不知是否有某項學術上的根據，我們也不能立即予以承認。不過女人在戀愛上為什麼不能採取主動呢？她為什麼定要以一切由人不能自主的弱者自居呢？廬隱一生英風颯爽，在戀愛上表現這種不平凡的舉動，我倒覺得她很可羨慕哩。 廬隱自與李唯建偕伉儷後，共居上海，李在中華書局當編輯，她則在工部局女中教書。廿三年懷孕將產，為節省費用計沒有進醫院，僅以十數元代價雇一助產女士來家伺候，以手術欠佳，流血不止，送入醫院，終於不救，享年三十有七。聞者莫不為之惋惜不置。認為是文人的悲哀！ 廬隱五四後的思想，受郭夢良的影響，傾向於社會主義，後來忽主張國家主義，並正式加入曾琦、李璜所倡導的國家主義集團。記得民國廿二年間，筆者曾赴廬隱寓所相訪，見她正在忙碌寫稿，問寫的是什麼性質的稿件，她說她將用小說體裁，將那驚天動地的淞滬之戰寫述出來，激發國人愛國思潮，共同奮起，作救亡圖存的壯舉。這本小說已寫了一半光景，寫完即付某書局出版云云。 文人們聚在一起談到各人的寫作計劃，總不免興高采烈，色舞眉飛，將作品內容傾筐倒篋相告，惟恐其不詳不盡。但廬隱對於她這個表揚淞滬之戰的文學作品，卻有點諱莫如深。題材是我問之再三才肯宣佈的，言語間又往往支吾其詞，只想將話題牽扯到別件事上去。當我到她寫字桌上強去翻看那些原稿時，她劈手奪去，笑著說：「咖啡香了，咱們到客廳喝去，這稿子留著到出版後再讀吧。難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 廬隱是個爽快人，這回為什麼如此？事後我才想起，那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壇正陷溺於一股奔騰澎湃的共產主義文藝怒潮裡，談愛國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說反動，不惟聽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於出口。廬隱大約因自己過去也曾主張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現忽來了一個大轉變，寫起愛國文藝來，怕我笑她，所以要這樣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調呢？ 廬隱死後，聽說她生前曾著《廬隱自傳》，我意欲買一本來作為紀念。跑遍四馬路、棋盤街一帶書鋪，都說沒有。即如廬隱的《海濱故人》、《象牙戒指》那一類出版較早的書也只能求之於舊書鋪，新版也缺乏。一個尚有名望的文人，當活著的時候，那怕生了病連醫院都住不起，為節省幾十元錢而斷送了寶貴的生命；死了以後，總有短時期的轟動，善講生意眼的書店老闆，定要搶著替她出書，借此撈它一筆。廬隱得名與冰心同樣之早，自五四以來，她的文壇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現在何以又這樣寂寞呢？後來我在某一書店和一店員閒談，才知道其中緣故。 當我在那書店訪求《廬隱自傳》，那個接待我的，年約十六七歲的店員，面露不屑之色，回答我道：「廬隱女士嗎？她的書我們店裡沒有，我們是不賣這類作家的著作的！」 「什麼緣故？廬隱不是很有名氣的女作家嗎？」「她的時代究竟是過去了，她的名氣也不過是過去那點子浮名罷了，目前這個時代是不需要她了。」 「我們不說需要不需要，只談作品有沒有價值，我覺得廬隱寫得很不壞。」 「管她寫得怎樣好，思想不前進，便一文錢也不值！廬隱的書，現在沒有青年愛看，因此本店也不賣。客人倘歡喜女作家，本店丁玲作品有的是，你只管選購好了。」 於是那少年店員從書架上取下了幾本丁玲的著作，送到我面前，我只有強作笑容，謝謝他的好意，踏出了那間書店。 原載1959年5月16日《中華日報》副刊第21卷第十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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