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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發源地」 上世紀末，清帝國的氣數已是奄奄一息，內外交困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亂。八國聯軍進京之際，慈禧太后挾持光緒倉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戰與主和的爭吵早已悄無聲息，只等著割地賠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卻接二連三地發生重大事件。這些重要的發現對人類的文明進程，客觀上有著劃時代的認識價值，多少給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帶來些喜氣，亦給收藏界和古玩市場注入了極大的「活力」。 或許是天時地利的某種契合，這幾項重大的發現多少都帶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個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圓）正在一個洞窟裡清掃積沙。當一大堆積沙被清除之後，洞裡發出一種奇異的聲響，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積沙的支撐，壁土開始層層剝落，牆上出現了裂痕。王道士驚詫之餘用手敲敲，裡面竟是空的！這無意中的叩擊，竟叩開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們封掩起來的一個藏經洞！只見裡面從地上層層堆碼著早已發黃的紙卷和絲織物，一直堆到「天花板」。從那時起，邊城敦煌就再也沒有清靜過。人們從這間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裡，先後搬出了4萬多件手寫經卷、唐抄古書、唐拓碑片和歷代各類古物！ 據說當初藏經洞被挖開之後，王道士確也向地方政府作了匯報，還抽出些卷子呈送到上級衙門。地方政府從敦煌縣令開始一級級地向上稟報，直達天子。可是那個末代封建王朝，剛剛經歷一場性命交關的巨變，傷痕纍纍，元氣殆盡，何來那些思古之幽情？對那些古卷兒根本無興趣，所有的奏件就只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兩個嗅覺靈敏的「老外」那兒，情形就完全顛倒了過來。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無意中從一個叫扎伊德·貝格的烏魯木齊商人嘴裡，得知了藏經洞的消息。過了一年，法國人伯希和又在閒聊中，從「老朋友」———曾任過清政府北京警察總督的蘭公爵那兒，得知了藏經洞的事情。這個蘭公爵據說當年與義和團有舊，庚子之後就被發配到新疆，終身流入烏魯木齊。於是，這兩個「老外」，便先後發瘋似地撲向了敦煌，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終於使得那本來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開了那只足有半斤重的鐵鎖…… 接下來的日本「探險隊」又來了，俄國「考察隊」也來了，美國人也來了，國內大大小小對此有興趣的人物都蜂擁而至。藏經洞裡4萬件千年古物，就一批批地搬出洞外，捆紮起來，扛上駱駝，然後走蘭州，上北京，絕大多數被運到倫敦、巴黎、彼得堡、東京、漢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計四五十個地方，而留在國內的僅號稱「八千經卷」。 這塊風水寶地，直到1965年，還有新的文獻發現！ 其次是河南安陽小屯村。 傳說1899年，紫禁城裡的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生了一場病，命老僕人去中藥鋪抓藥。這個熟諳古文字的王大人，望著五味雜處的藥罐忽發奇想———這「龍骨」上的橫豎道道，會不會是有人故意刻畫的呢？假如刻畫的是一種符號、一種文字，傳遞著一些什麼消息呢？王大人為自己的聯想而激動萬分，遂命僕人將那家中藥鋪的「龍骨」全部買下，繼而又跑遍全城，收購「龍骨」，有多少買多少……商人們自然聞風而動。關於這個傳說的真實性，就連王大人的子孫後代亦不能完全確認，但是，王懿榮是揭開「龍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發現甲骨文的第一人，卻是史學界所公認的事實。 於是，「龍骨」的產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誘人的寶庫。河南商賈起初封鎖消息，大擺迷魂陣，說是在湯陰。大學問家、上虞羅振玉加以考證，1915年又親自赴安陽收集甲骨，大破迷魂陣，不僅查實了「龍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陽小屯村，而且確定了這兒即是史書上記載的殷墟———商朝後期的政治中心。 一向默不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紅火了起來，而王大人卻在八國聯軍破城之後，率全家人投井殉節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驚的發現，使人們在100年間從小屯村及其周圍挖出了多達15萬片的甲骨龜片，把中國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向前推進了上千年，而且這一「富礦」，不知養活了多少當地農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據說，先是當地農民來刨坑挖土，把甲骨龜片當中藥賣，後又有古董商販僱人坐莊開挖，而當地軍閥、官僚豪紳、外國傳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才幾分錢一斤的「龍骨」價格扶搖直上，從論筐賣、論坑賣，一直賣到了幾兩銀子一個字！使那些頭腦活絡的南北商販，美美地發了一筆，也使中國的古文字訓詁學家們，忙碌了整整一個世紀。 從那時至今，河南安陽不斷有新的窖藏面世，不僅「盛產龍骨」，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陶器、玉器、骨器，這些文物的發現、收集、流傳和著錄研究，以及出國後的聚散過程，真不知演繹了多少明裡暗裡的現代神話。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開的、扶風縣和岐山縣之間的一段黃土□。這片黃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進入中原地區之前的統治中心區之一；在本世紀初，地表已被歲月的風霜「切割」得條條縷縷、溝溝坎坎了。當地百姓說，每經一場暴雨或是一場洪水，總會有些青銅類的古物遺留在溝邊的土崖上，或是滾落到溝底。有時一座窯洞坍塌，亦會暴露出一座古墓。 這些洪水過後的遺存物，就成了「這裡有寶」的廣告牌，養活了一批陝西省內早期的古董商人。是他們，將從這兒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盤、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何尊、牆盤等在內的標誌著西周王朝社稷的禮器，一批批帶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轉道歐美，進入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等。這個地區早在宋代就出土過著名的「穆公鼎」，宋代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和王俅的《嘯堂集古錄》都有著錄。近百年來更成了一座龐大的文物「礦山」，吸引著一批批前來挖寶的隊伍。 這一帶地下文物之豐富，世所罕見。動輒一窖十幾器、幾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風縣莊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銅器103件。岐山縣任家村的一處窖藏，亦是一坑達120餘件青銅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蟬紋木乏禁，為當時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銅木乏禁，舉世轟動。著名的盂鼎、大豐、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這一帶。解放後仍不斷有稀世珍寶面世，好像是一座寶山，永遠也開採不完似的。 另外還有河南洛陽北面的邙山，綿延50多公里的山脈，北臨滔滔黃河，歷來被視為最標準的葬身之地，偌大個邙山，幾十年間竟出土了近萬方墓誌銘。難怪有墓塚林立，「幾無臥牛之地」之說。京漢鐵路穿山而築時，一路開出去全是古墓！所以著名的盜墓工具被稱為「洛陽鏟」，真是意味無窮。 除了以上幾次「天賜」的良機之外，本世紀還有幾次大的人為造成的國寶「發源地」。 首先是東陵盜寶案。1928年軍閥孫殿英為籌軍火，擴充實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藥炸，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給炸開了。盜出的珍寶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數。慈禧的屍體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僅珍珠一項就大大小小地堆滿了並排的三張八仙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徑有10毫米。後來，這一大宗珍寶就成箱成箱地運到了北京、天津、上海、青島，繼而流向全國各地。除去軍閥們分掉、送掉、賣掉的，還真的向國外換回了一批軍火。 其次是陝西軍閥黨玉琨鬥雞台盜寶案。鬥雞台在陝西寶雞，盜寶的具體地方叫戴家溝。黨玉琨為地方一霸，為籌集軍費擴充實力，於1927年至1928年間，驅趕了上千名貧苦百姓到戴家溝為他挖寶。僅僅七八里長、十多丈深的一條山溝，在8個月間被破壞古墓達50餘座，盜得青銅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個好端端的戴家溝挖了個溝底朝天。黨玉琨後來雖被馮玉祥將軍派兵擊垮了，但這一大批文物，最後仍然未能逃脫民間出土文物的大致走向———運到北京、上海、天津後，又陸續飛往歐美各國去了。 影響最大、損失最慘、最令國人頓足的，莫過於末代皇帝溥儀當年從天津張園帶去長春偽宮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遺藏。這一大宗寶藏，僅歷代堪稱國寶的法書和古畫就達1200餘件，即所謂「賞溥傑單」上記錄的那批文物。後來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投降，溥儀出逃，被封存在長春偽宮內小白樓的黃條封箱，就成了留守「國兵」們獵取的對象。他們監守自盜，先下手為強，把從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黃條封箱一箱箱挪下，逐個撬開，偷的偷，搶的搶，分不均勻就撕成幾份。著名的《宮中遊樂圖》竟被撕成5塊，現分藏在國外好幾個大型的博物館中———這就是幾十年前北京琉璃廠一些老闆們談之色舞的「東北貨」。後來這批「貨」的蹤跡遍佈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館，小白樓就成了又一處人為的國寶「發源地」。解放後國家為追蹤這批國之鎮庫，組成了以遼寧省博物館館長楊仁凱先生為首的工作委員會，開展了艱苦卓絕的調查和思想說服工作，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東北貨」還時有露面。一位東北老漢推開了赫赫有名的北京瀚海拍賣公司的大門，聲稱帶來一幅宋代《十詠圖》，是宮中藏品，要求估價拍賣。工作人員將信將疑，結果在全國最高級、最具權威性的「五老」鑒定會上，「五老」做出了一致認可的鑒定，確屬真跡無疑。原來，這老漢的父親原為溥儀的侍衛官，近水樓台先得月，傳到老漢手上，又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現在他要價800萬，聲稱7個子女，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萬。於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賣會上，北京故宮博物院以1800萬的天價把「貨」揍走。「東北貨」在50年間，價格不知翻了多少個觔斗，亦堪稱收藏史上一絕了。 收藏家的黃金歲月 大約從本世紀初到30年代抗戰爆發之前，這30來年的時間，可推為本世紀收藏家們的黃金歲月。 這個時期，由於辛亥革命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革，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餘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傳統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散和流轉的過程；同時由於中國考古的幾次有劃時代意義的大發現，以及國際文物市場上中國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國時期的收藏家們便佔盡天時地利，傳統的收藏家的隊伍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原先，衣食依附於清廷皇室的滿族皇親國戚，以及近臣太監，他們平素就聚斂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古玩字畫，手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宮裡流出來的寶貝，或是皇帝賞賜，或是得來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廈一朝傾覆，後台垮了，在經濟告急的時候，家傳的古董就不再那麼神聖，逐步散了出來。他們中有許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廠的好主顧，辛亥革命後倒了過來，反求玻璃廠老闆們幫他們賣寶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載潤、載灃、寶熙、溥儒、溥傑等都是這樣。寶熙後來不僅自己賣文物度日，還幫人家賣。他本是清廷宗室後裔，當過學部侍郎，有學問，又跟玻璃廠的掌櫃、夥計個個都熟，那些怕失臉面的貴族就請他代賣。末代皇帝溥儀的兄弟溥傑家中的一個商代古銅尊，就是經他的手賣出的。後來寶熙在東北去世，子女仍繼續出賣他的藏品。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為了巴結張作霖，把家藏的御制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和一對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去。末代王孫溥儒是攝政王奕讠斤的孫子，民國後一二十年，不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出去，就連為母親辦喪事的錢也拿不出，傳世的第一法書名跡《平復帖》就這樣散了出來。後來，連遜帝溥儀也嫌民國政府給的錢不夠花銷，編造了「賞溥傑單」，偷偷地將一千多件文物帶出紫禁城，運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銀行裡。其他舊僚百官，其狀況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批所謂朝廷命官，從政治舞台退出之後，有的進入北洋政府繼續當官，也有一部分不願食民國「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連、青島等地的租界裡當了寓公，或者回家養老，他們中有不少人是靠變賣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學家、藏書家、原甘肅省學政葉昌熾，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收藏家、原天津造幣廠監督劉世王行，原兩廣總督陳夔龍等都屬於這種情況。羅振玉則跑到日本，賣掉了不少文物。還有一些晚清老資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家，本人過世之後，後人多不能守業，也開始靠變賣祖傳文物度日。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實際上能傳三代的藏家已寥若晨星，多數家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後，藏品就很快地散諸市肆。受知於李鴻章而官至郵傳部大臣的盛宣懷，素以收藏聞名，1916年去世後，藏品陸續散出，尤其號稱數十萬之巨的「愚齋藏書」，絕大部分在民國年間由其後人「三家分晉」，分成三份，分別贈予上海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和山西銘賢學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則由中國書店整批購下，然後散售而盡。原工部尚書、軍機大臣、蘇州人潘祖蔭，在政事餘暇廣事收羅，金石書畫無所不收，堪稱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後，其「攀古樓」藏青銅器除大型器件外，幾為童僕盜竊一空，李鴻章的侄孫李蔭軒曾購去不少。潘氏著名的「滂喜齋」藏書亦逐漸散盡。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補輯文瀾閣四庫全書而聞名的丁丙、丁申兄弟，有「八千卷樓」藏書，號稱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後人經商失敗，虧空巨萬，只好由官方主持出賣家產賠償，以75000元的價錢，將「八千卷樓」售與江南圖書館。道光年間的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大收藏家陳介祺，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和上萬方古印聞名，一生收藏涉獵古銅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當、石刻、古錢，大凡古人遺存之物，無所不收，身後藏品於本世紀初亦星散殆盡。還有大名鼎鼎的兩江總督端方，一生聚斂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軍刺死後，不數年，藏品就陸續散出，連當時最負盛名的陝西寶雞鬥雞台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過海，被美國人福開森轉賣到了美國……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門貴族是一人得勢，雞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台柱傾覆，整個家族連同所有藏品的敗落星散之速，有時外人竟難以想像。 皇室慶親王1917年去世後，三個兒子分家，依仗家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孫子溥鈞、溥銘手裡，房產、地產、金銀古玩全部賣光，溥銘最後淪為揀破爛的了。當時的報紙上常有「世子王孫倒斃城門洞，郡主命婦墜入煙花院」的新聞。解放以後有資料證明，清朝第一代王爺多爾袞的後代睿親王中銓，在1924年因借錢不還，被法院查封了「一百多間房的古玩陳設動產」，最後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試想這許多古玩陳設，該給古玩市場帶來多大的「振興」！ 在社會上造成巨大影響的，還有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吳興陸氏百百宋樓的整批藏書的東去。陸心源官至福建鹽運使，生平嗜書如命，曾東並「宜稼堂」，南逮周星貽，遠抄近訪，十年中得書15萬卷，其中僅宋版書即達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樓」之稱。不想陸氏歿後，其子孫不能守業，未幾，即以118000元的價錢，被日本巖崎氏「靜嘉堂文庫」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雲流水，蹤跡莫辨。此事亦如敦煌卷子的外流一樣，曾大大刺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良心，輿論上很是激憤了一陣。 自然，藏品的流轉，有散出者就有收進者。抗戰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經形成了南北兩大文物聚散中心。隨著一批老收藏家相繼成為歷史陳跡，一批新的官僚、買辦、工商業巨頭、銀行家、傳教士和少數文人學士，他們及時地抓住了清末民初這個政治大動盪、經濟大改組、文物大聚散的歷史時機，以雄厚的實力和獨特的眼力，一時佔盡了收藏的風光。再加上當時幾個「文物發源地」的出現、國內文物市場的成熟、外國傳教士和外國文物商賈的介入、國際文物市場對中國文物的需求和價格的刺激、中國專做「洋莊」生意的文物巨賈的出現等因素，都使得這個時期的收藏活動日趨活躍起來。 這個時期收藏內容最廣泛、成就最顯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廬江人劉體智和廣東番禺人葉恭綽兩位。 劉體智，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戶部銀行任職，民國後出任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遺餘力，曾將其藏品印行過10種目錄，其中《善齋吉金錄》28冊和《小校經閣金石文字》18冊最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銅器達400餘件，其中最著名者為洛陽出土的一套氏編鐘。藏書在解放後捐入公庫者近7萬冊，另有古墨、古硯、古印、古畫，均成巨觀，還有那兩具自唐代宮中流出後在民間「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歎為奇跡。解放後他手頭尚存的全部文物或賣或捐，輸入公庫。 葉恭綽，清末曾任職清廷郵傳部，北洋軍閥時期曾任鐵道部長、交通總長。一生收藏遍涉青銅、古畫、法書、碑刻、藏書各類，20年間收集明代宣德爐即達300餘器，著名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家逗留10餘年。傳世法書如《曹娥碑》、《鴨頭丸帖》等均在其櫃中多年。他居滬時還曾設法寶館一處，陳放佛家遺物，數量之多，難以計數。其藏書、碑版一部分毀於廣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戰中捐入上海葉景葵先生主持的合眾圖書館。佛家故物則捐入上海玉佛寺。葉氏所藏，雖未留下完整的目錄，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園余墨》，多談其藏品，於其書畫類的收藏說明尤詳，故亦可作其收藏著錄觀。 這個時期在收藏品的多個門類中，湧現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世凱的紅人郭世五，南方則有梁培和仇炎之。郵票有「集郵大王」周今覺，是為兩江總督周馥的孫子，曾任中華集郵協會會長多年。錢幣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張叔馴、陳仁濤、羅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藥雨）。藏畫方面以上海和蘇州為重鎮，有虛齋主人龐萊臣，過雲樓主人顧鶴逸，梅景書屋主人吳湖帆，還有廣東人譚敬。尤其是過雲樓顧氏，四代遞傳，精心藏護，直至解放後捐獻，實屬不易。藏書方面大家就更多，南方有寧波范氏天一閣，吳興劉氏嘉業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北方有山東楊氏的海源閣，天津傅增湘的藏園、李盛鐸的木齋等。碑版方面有兩位權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繆荃孫，一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萬著稱。甲骨龜片的收藏以羅振玉、劉晦之和傳教士、加拿大人明義士為三大宗。另外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即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自稱「皇二子」。此人於其父在世時，日斥萬金在所不惜，各類收藏於他是匆匆過眼，來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雲鶴影，杳無蹤跡。唯其藏書差不多算是歸諸一處，即廣東人潘宗周的寶禮堂。袁世凱死後，袁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後落得個登報賣字，了其一生。 另外，還有兩個對中國古玩界產生過一定影響的外國人，在這個時期也極為活躍。一個是美國人福開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個是日本人山中。福開森旅居中國近60年，是個中國通，經手並收藏了大量中國文物，編有《歷代吉金目》和《歷代藏畫目》，不知有多少珍貴藏品經他手賣到了美國，其中有天下聞名的宋人摹顧愷之的《洛神圖》卷（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個走「國際路線」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紐約、北京均設有商行，名山中商會。該公司的唯一業務，就是把中國的歷代收藏品遠銷歐美。這兩個人尤其是福開森，與各地古玩商販及朝野上下、文人學士頗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亦能高人一等。抗戰時福開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國，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現存南京大學。 在收藏活動日趨紅火的時候，古玩商中做「洋莊」生意的也發達起來。其中最大的一家是上海盧芹齋和吳啟周的「盧吳公司」。盧本人坐鎮巴黎銷貨，吳啟周在國內「摟貨」，吳啟周的外甥葉叔重作「空中飛人」，來回送貨、聯絡接應，還曾坐鎮北京收購文物，分工頗具現代化，箇中秘聞故實，少有人知。 日寇炮火下的文物大戰 八年抗戰，對中國收藏界來說，是繼1900年庚子之亂和辛亥革命之後，又一次更大規模、更長時期的大動盪、大聚散和大劫難，損失的文物無以計數，被日本帝國主義公然破壞和劫掠去的珍貴文物有目共睹，不少收藏家為保全藏品而受盡磨難。 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張元濟創辦的東方圖書館，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已是藏書50萬冊和收藏圖片、照片5萬餘幅的東方第一大館，其中經鑒定和整理過的善本書就有3745種，共計35083冊，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揚州何氏4萬冊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的總數已逾5萬冊，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500種共5000餘冊，還有2641種全國各地的地方志25682冊。這些藏書是張元濟先生集幾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先後收購了紹興徐氏熔經鑄史齋的全部藏書、長洲蔣氏十印齋藏書、廣東豐順丁日昌持靜齋藏書、清宗室盛氏意園部分藏書，以及太倉顧氏諛聞齋的藏書……可是「一·二八戰事一起，日本人轟炸上海閘北，整個商務印書館廠區，連同東方圖書館藏書，即刻化為灰燼。幸虧在敵機轟炸之前，已有500多種善本書搶先運到租界內的金城銀行保險庫，否則將是片紙不留！ 在「一·二八」戰火中遭受滅頂之災的還有吳興人周越然的言言齋。周氏曾任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副社長，兼英文科科長。言言齋是一幢西式二層樓房，藏有線裝書178箱，內中以宋元舊版、明清精鈔聞名於世，還有西書整整十大櫥。「一·二八」戰火一起，周氏幾十年的心血即刻化為灰燼。 著名學者、藏書家鄭振鐸，初在「一·二八」中被毀書數十箱，繼而在1937年「八·一三」戰事中，其存於上海市區東部之書，又悉數付之一炬，所藏又去其半數。鄭先生敘述其時情景：「於時，日聽隆隆炮聲，地震山崩，心肺為裂。機槍啪啪，若燃爆竹萬萬串於空甕中，無瞬息停。午夜佇立小庭，輒睹光鞭掠空而過，炸裂聲隨即轟發，震耳欲聾。晝時，天空營營如巨蠅者，盤旋頂上，此去彼來。每一彈下擲，窗戶簌簌搖撼，移時方已，對語聲為所瘖啞不相聞。東北角終日夜火光熊熊。燼餘焦紙，遍天空飛舞如墨蝶。數十百片隨風墜庭前，拾之，猶微溫，隱隱有字跡。此皆先民之文獻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處此淒厲之修羅場，直不知人間何世，亦未省何時更將有何變故突生……通衢之間，殘書布地，不擇價而售。亦有以雙籃盛書，肩挑而趨，沿街叫賣者……戰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漸出於市。」（《劫中得書記》）其情景之慘烈，可想而知。 安徽貴池劉世珩之子劉公魯，三代人均為收藏家，其祖父劉瑞曾官上海道台，藏品山堆海積。其家藏兩部《玉海》，一部為宋版，一部為元版；唐代宮中樂器大小忽雷二具也曾在家多年，所以其門楹有「古今雙玉海，大小兩忽雷」的對聯。抗戰中劉公魯為避戰火移家蘇州，不久蘇州又淪陷，家人均往鄉間避難。劉公魯不忍丟下此累世收藏，誓與藏品共存亡。果然鬼子打進城來，燒殺劫掠，太平巷內一片狼藉，劉家被搶去文物不知其數。劉公魯本人驚嚇成疾，不久便逝去。 「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高吹萬老人，家住金山張堰鎮，所居有花木迴廊之勝，佔地10畝，取《詩經》「桑者閒閒」之意，取名為「閒閒山莊」，其收藏名動一時。抗日戰爭中，日軍從金山衛登陸，張堰鎮首當要衝，「閒閒山莊」頓成廢墟。其藏書藏畫270多箱，大半毀於此時。高吹萬攜家人深夜乘舟逃命，由呂巷至虹橋，船居半月，食物斷絕，飢寒交迫，極盡流離顛沛之苦。待戰事稍停，其家人於廢墟中零星收撿，僅得書畫碑帖2箱，殘書24箱，其餘全部付諸蕩然。 上海工部局總辦潘宗周收書唯宋元舊版是嗜，1939年去世後，107部宋元版書由其子潘世茲先生繼藏。為避戰火，潘先生只好請英國人幫忙，將其藏書運抵香港，寄存在匯豐銀行保險庫，直至全國解放才取回。 葉恭綽在抗戰中不願去重慶，只得避之香港。臨行大批藏品無法安置，只得分成數份，贈送親友。隨身不便多帶，只能精簡再精簡，將字畫去掉卷軸，甚至截去題識。香港天氣陰濕，所存文物大多受潮至損，苦不堪言！ 清末京師大學堂總辦李盛鐸的木樨軒藏書，已是四代累積。先是「兼併」湘潭袁芳瑛的「臥雪樓」，後又購進不少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散出之書，僅宋元古版即達300餘部，被倫明稱之為「吾國今日唯一大藏家」，也在抗戰中全部散盡。數百卷敦煌卷子被日本人「買」去，其餘藏書於1939年由北京偽臨時政府整批購去。 抗戰中國民黨政府遷往內地，一大批機關、學校、研究單位隨之西去，一些不願留在淪陷區的工商界人士亦紛紛打包入蜀入滇，一向珍愛的古玩、字畫、碑刻之類，能帶走的就帶走，不能帶走的就只好忍痛賣掉，市面上文物價格一時大跌。亂世人心惶恐，不知何時命將不保，又何來玩古雅興！一時流向市場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一些不願跟蔣介石走的人，就走香港、澳門，或是把藏品存入租界內的外國銀行，以求保護。而到達內地的一些機關、學校的人員，生活上一時無法安定下來的，仍是解開行囊，打藏品的主意，無非是拋向市場，以求柴米之資。先期到達昆明西南聯大的沈從文、施蟄存等，屬於已經安頓下來的人員，已開始在黃昏時逛「鬼市」了。沈從文那時從地攤上「淘」來的古代服裝和飾品，後來在研究撰寫中國古代服飾史時，居然就派上了用場。 至於中國政府官方所藏文物，主要是故宮文物和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各個研究所的藏品，在華北吃緊之後，只得作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故宮文物被裝入14000多只箱子，從北京城一路南下，先到南京，再送貴州遵義、四川重慶。把藏品裡三層外三層包裹停當，再次裝箱，馬拉車載，一路上費盡周折才到達大西南。一部分先是安頓在貴州遵義，再轉道四川重慶。重慶又遭轟炸，再運到宜賓和峨眉山區，抗戰勝利後這批寶貝才又運抵南京。解放戰爭爆發，原屬故宮文物大都未能夠再返回故宮，而是隨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的潰敗運到台灣去了。這就是現存台灣故宮的大宗藏品。當初，由原故宮博物館古物館館長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車隊到達遵義時，日本人派飛機尾隨其後進行轟炸，炸彈爆炸處距文物車隊停車點僅差兩條馬路，其驚險場面，今人聞之，尤覺膽寒！ 在抗戰中民間珍藏大量散出的時候，一些外國收藏家和文物大盜尤其是一些日本人，瞅準了這個機會，紛紛來中國「摟貨」。他們各有各的胃口。美國人喜歡中國古瓷器和青銅器；日本人喜歡中國的古代石雕和木雕藝術品；法國人喜歡色彩和紋飾優美的陶瓷工藝品；而英國人和德國人則喜歡有歷史價值的、收藏意義久遠的物品。 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文物進行掠奪的急先鋒，首推日本的山中商會。 這個山中商會，是個國際古玩市場上的大戶頭，總部原設在巴黎和倫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移到紐約，在北京設山中商會北京分會。從民國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的業務未斷過，專門從事中國文物銷往歐美的國際販賣，其北京分會經理叫高田。山中本人每年春秋兩次到北京，視察業務，這時琉璃廠的古玩老闆們就會帶來各式各樣的古玩珠寶，雲集麻紗胡同的盛家花園。山中挑足寶物後就攜往歐美，轉手銷售。山中和高田做下的其中一宗「買賣」，就是破壞我國北齊時代至唐代的石雕藝術群址———山西太原天龍山佛教石窟造像群。 天龍山石窟造像群，在今山西太原天龍山的山腰，共21個洞窟。1至8窟在東峰，9至21窟在西峰。1至3窟始鑿於北齊文宣帝高洋經營太原陪都時，余皆隋唐開鑿之物。其中第8窟建於隋開皇四年（584年），是唯一的一座紀年窟。第10、16窟前有仿木構窟廊，是研究隋代建築的實物。第9窟為唐代開鑿，是二層階級的摩崖造像，上層倚坐大佛高達7米余，面相秀美，比例準確，衣紋寫實；佛前一尊觀音菩薩，形體飽滿，衣紋、瓔珞的裝飾感極強；窟前原有三層木構建築。第14、18窟是平面方形的小型窟，有唐代最精美的石刻造像，坐式突破了造像傳統規格的束縛，極似真實的人體，安然閉目，是唐代最具寫實風格的典型之作。 這批1500年前的精美藝術品，被山中商會「相」中了。他們買通了北京的古玩商人倪某，把這些菩薩頭一個個地砍了下來，裝進木箱帶到北京，再從北京飛往世界各地。這批佛頭，現在美國哈佛大學的福格博物宮所藏最多，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次之。以至於現在人們來到天龍山，滿目皆是斷頭殘臂。據統計，他們當時共砍去300多個佛頭！高田為「安全」起見，以防走漏風聲，據說還買通了山西的「佛爺」閻錫山。 中國猿人化石在北京協和醫院「失蹤」的故事，也同樣是日軍佔領北平之後耍的陰謀。 1929年，科學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地區發現中國猿人的頭蓋骨後，當時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這些化石存放在北京協和醫院B樓魏敦瑞研究室的兩個大保險櫃中。1941年11月日美關係緊張後，為了安全起見，就從保險櫃中取出裝箱，送到美國大使館，準備運往美國暫存，同時裝箱的還有從雲南、廣西等地發現的各種化石，除了頭蓋骨，還有中國猿人的股骨、上臂骨、上顎骨、鎖骨、肩股等等，總共100多件。誰知前來接應的船隻由馬尼拉開往秦皇島的途中，被日艦追擊而沉沒於長江口。不久，12月8日日美戰起，美國大使館及各地軍事倉庫均被日軍佔領，這兩箱珍貴的北京人化石就告「失蹤」了。直到1945年12月，天津大公報刊發了中央社駐東京的消息，才把這事捅出來，說是這批化石在東京被發現！ 當時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標本，損失達67箱之巨，連同圖書資料、出版物、研究報告又30餘箱，均在日寇佔領北平之後，被拉到東城根，一把火燒掉了！ 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地區的文化掠奪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在掠奪文物、毀滅歷史遺跡之外，他們甚至不惜編造歷史，抹殺歷史，用來麻痺東北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從而服從於他們的歷史觀。 原在旅順口以東金山後的唐代碑刻，是存於東北地區的唯一唐碑，上刻「敕持節宣勞革未革曷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台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的背面刻有清人建設旅順口海防，抵禦英法侵略軍的題記兩大段，最後又有光緒乙未兵備道貴池人劉含芳作石亭，保護此石的題記。崔忻是唐開元中出使革未革曷（渤海）的使臣，在此地鑿井題名以作紀念。此碑在地理交通史上有極重要的文物價值。日軍佔領旅順口後就將其盜運東去，獻給了他們的天皇。此事連日本侵略者所著的書裡也有記載。 後金天命年間遼陽新城老滿文城門石額，刻著不加圈點的老滿洲文字，有大金天命年間年號月日款，是研究清初歷史語言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現存天命年款的唯一碑刻，竟被日本侵略者敲下來運到大阪，而國內連拓片也不易找到。 在日軍佔領東北十週年的時候，曾在東京舉辦過一個所謂的展覽會，其展品就是從偽滿奉天博物館裡精選出來而「借」去的珍貴文物，包括書畫、陶瓷、絲繡等共計200多件，放在東京以炫耀他們對中國的精神佔領。可是到了歸還的時候，箱內卻變成了海產魚類的標本，「借」去的珍貴文物大半不見了！ 存素堂的宋元明清四代的緙絲繡品亦被日本人騙去不少。存素堂收藏的緙絲是北洋軍閥時期的首腦人物之一朱啟鈐先生的舊藏，後來賣給了張學良將軍，「九·一八」以後歸入偽滿奉天博物館。這批緙絲繡品許多是從恭王府裡散出的，是皇帝御賜之物，不少歷經內府著錄和歷代名人遞藏，流傳有緒，總共79種100多件。日本人久已垂涎，後來就以必須由日本專家來裝裱為理由，選取其中精品緙絲21種，刺繡13種，共34種盜運而去！ 1935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還對我國遼代遺跡和文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刮。祖州是遼祖阿保機寢陵所在地，日本人在那兒作了三個多月的大挖掘，出土文物全部盜運東京，存於當時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其中有阿保機夫婦的玉冊殘簡，極為珍貴，其餘遼墓被盜被毀棄的無以計數。 另外，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都有代理機構坐鎮北京，專撿世家舊族後人手裡流出的古籍線裝書。1938年江南各地相繼淪陷之後，各地藏書彙集在上海市肆，日本、偽滿和美國各大學都派人來購書，北平的書賈亦南下收購，不僅是善本，連普通本也在網羅之列。 有掠奪就有反掠奪。在淪陷區的一些有民族責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見大批的文物珍寶流落他鄉，他們不顧個人安危，憑借個人的能力和財力，想方設法與敵人周旋，力求把那些行將流散出國的珍品買下來，在國內由子孫後代傳下去。 蘇州著名收藏世家顧氏過雲樓，祖孫五代都是畫家、收藏家，以收藏歷代書畫為主，藏有巨然、倪雲林、趙孟兆頁、沈石田、文徵明等人的作品總計四五百幅。日寇打進蘇州時，他們家的院子裡落下一顆炸彈，房間一面牆上的門窗全被炸飛了，而窗下的兩隻畫箱卻意外地無恙。然而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顧家第四代主人顧公雄毅然把兒子安置到鄉下，自己帶了兩大包字畫進入上海租界。日本人和漢奸到處打聽他的住所，目的是要得到這批字畫，顧氏家人和親屬個個嚴守秘密，結果一張畫也未遭損失，直到抗戰勝利。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寧肯生活清苦一些也不賣一張畫，真正實現了顧氏祖先的遺願。 我國商周時期最重要的幾件青銅禮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盤、大盂鼎等，抗戰中亦成為日本人到處搜覓的對象。蘇州名門望族潘祖蔭的後代潘達於女士，將家傳的大克鼎和大盂鼎抬到後院裡挖土深埋，再在上面種一棵樹，使得日本人始終不能發現。安徽肥西地區劉銘傳的後代劉肅曾等人，將家傳的虢季子白盤安置在一道貌似斷垣殘壁的夾牆下，躲過了日本人一次次的追查。抗戰中著名的毛公鼎在葉恭綽手裡，他本人避之香港，毛公鼎體大無法攜帶，就留在上海寓所。時逢鬧家庭糾紛，一個姨太太走漏了風聲，引來日本憲兵前來抄家。葉恭綽的侄子葉公超為此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最後經多方營救，才巧妙地對付過去了。 著名收藏家張伯駒為保護傳世第一法書《平復帖》，竟遭日本人所指使的綁架！張伯駒寧肯「撕票」也不交出國寶，終於戰勝了敵人。 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眼看在日軍的鐵蹄下，諸多親朋好友的藏書無法保存，日益淪為紙灰，毅然出資5萬元，在租界內購地造屋，又聯絡了實業界巨擘張元濟、陳叔通一起，創辦了合眾圖書館，並從北京聘請燕京大學國學研究院的顧廷龍掌管館務，為抗戰中無法保存的世家藏書，創建一個容身之地。自1939年至全國解放10年間，該館積書20萬冊，吸納了江南一帶名流的書藏，至今仍是上海圖書館的一大特藏。 在敵後有組織地搶救珍貴古籍的，是以鄭振鐸為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這個「同志會」在重慶的領導是蔣復璁，所用的基金是原中英庚款理事會本來決定用於建造中央圖書館的費用，在面臨中華典籍大量外流的形勢下，決定先用於搶救古籍，主要地區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方面由鄭振鐸負責，香港方面由葉恭綽負責，另有徐森玉和張壽鏞、何炳松協助工作。 「同志會」先後收集了安徽劉世珩、玉海堂、廣東莫伯驥五十萬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以及浙江吳興劉氏嘉業堂和張氏適園的大批善本，總共有4864部，48000多冊，普通線裝書11000多部。收購過程中，不斷有日本人通過書肆賈人橫加干擾，要麼哄抬書價，要麼就搶先購下，再以高價與「同志會」講條件。這批珍籍先後存放上海、香港和重慶三處，存放香港的還未及運往重慶，香港淪陷了，就被日軍劫走，直至抗戰勝利後方才追回。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全國解放初期，百廢待興。在文博事業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籌備建立博物館。截至解放前夕，故宮內一般文物尚有150餘萬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時代的法書名畫尚不足20件。這樣，共和國新生的文博事業就急需得到民間珍藏的支持。國家鼓勵捐獻，對捐獻者實行獎勵的政策，使民間的收藏品大批地進入了公庫。解放初期，人民群眾熱情高、幹勁大，無論什麼事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國上下就會一致響應。向政府捐獻文物的工作，雖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員會出面主持，結果卻是群情激昂，此起彼應，幾乎形成了一個捐獻運動。 在各地的文物捐獻工作中，不少地方組織偏重於精神鼓勵，如頒發一紙獎狀。只有上海市政府，不僅頒發獎狀，而且給予獎金，這使收藏家及其後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願意捐獻給上海市政府。這要歸功於解放後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同志的正確決策。當時上海剛剛經過國民黨的「二·六」飛機轟炸，偌大一個上海，財政上十分困難。然而當上海市文管會第一任副主任委員徐森玉先生向陳毅同志建議實行物質獎勵時，陳市長當即拍板同意撥款。這使得江南一帶的民間珍藏源源不斷地被帶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兩個方面，當公藏成為主流的時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紅紅火火的群情激奮的年代，私人收藏幾乎成了不那麼榮耀的事情，這就加重了捐獻者的心理代價。 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原為上海著名實業家，他把幾十年間收集珍藏的「百家畫梅」藏畫，全部捐獻給了國家。梅花一向是文人雅士們吟詠和繪畫的題材，自從宋朝楊補之、元末王冕專畫梅花自成一家之後，歷代畫家擅畫梅花的不乏其人。陳叔通費盡心血，彙集、精選了歷代102家共計109幅梅花圖，其中有楊補之、王冕、唐寅、陳錄、王綦、邵彌、道濟、弘仁、胡玉昆、揚州八怪等人的傑作。陳錄專畫梅花凡30年；弘仁的別號就叫梅花古衲；揚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鄭板橋的那幅，他自己的題詞是：「一生從不畫梅花」，可見彌足珍貴，收集起來談何容易！陳豪是陳叔通的父親，他的梅花圖自有獨特的風骨。這一個系列，可稱之為集明清兩代梅花圖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長，與其周氏家族「孝友堂」人員公議，將其家在小孫莊的祠堂及30餘畝地捐獻給國家，同時將其祖上歷經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餘箱、共計6萬餘冊捐贈給南開大學文學院，其中包括一冊《永樂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餘種叢書均極為珍貴；還有其他文物，捐獻共計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將其儲存於杭州的藏書捐給浙江大學，共1944冊，內中稿本、鈔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餘種。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於1950年10月，將其故鄉吳江縣黎裡鎮舊宅中的藏書全部捐獻國家，計有大小書箱300餘只，書籍44000餘冊，還有柳亞子私人信札400餘包，其中有許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貴的現代史料。 杭州錢塘「六唐人家」後人朱家氵晉、朱家濂兄弟，先後向國家捐獻了家藏古書畫、碑帖、藏書、明清紫檀傢具等文物數萬件，以目前拍賣行情估算，價值數億元。 金山姚石子捐書5萬餘冊，內中有崇禎本《松江府志》，為海內孤本；其他如康熙本《吳江縣志》、乾隆原刻本《震澤志》等，均為不易購求的珍本。 寧波萱蔭樓的最後一位主人李慶城，將家藏古籍2800餘種、30431冊，分裝236只書箱內，全部捐獻國家。萱蔭樓藏書為天一閣、大梅山館、抱經樓、墨海樓等江南著名藏書樓流出的，其中有《明實錄》、《國榷》、方志和詞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內孤本《天工開物》最為著名。 晉江陳盛明、陳盛智兄弟，將私立「海疆學術資料館」全部捐獻國家，改屬廈門大學。該館擁有圖書7262冊、雜誌4654冊、剪報15000份、圖片6000張、地圖302幅、文物標本121件。地處峰巢山的土地11．6畝，也一併捐獻了。 著名陶瓷學專家陳萬里，將其歷年來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一共55件。這批陶瓷是漢晉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樓，是漢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黃釉大陶盤和陶壺，是不多見的漢晉六朝時期的精品。 現代著名實業家吳蘊初的家屬袁友文、吳志超、吳志進、吳進迪、吳志逵等，遵照吳先生的遺囑，將家藏文物132件捐獻給國家，其中有戰國時代的銅鏡、乾隆時代的廬鈞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藝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家顧麗江夫婦，將40餘年來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獻給國家，其中有彩陶罐、青銅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龍泉窯、越窯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藝品。 浙江吳興著名藏書家陸心源的後代陸思安，將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種古磚共800多塊，全部捐獻給浙江省文管會，撥交浙江省博物館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錢鏡塘，將30年來收集的其家鄉浙江海寧的地方文獻，共計955件，全部捐獻國家，其中有書籍、手卷、冊頁、書畫、拓本、楹聯，及有關清初文字獄的第一手材料。 冒廣生病逝後，其家人遵照先生遺願，將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辟疆）的遺存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其中有書畫、印章、硯台、師友信札等等。 孫煜峰從30年代起收藏文物，對字畫有較高的鑒賞能力。1961年起他先後五次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了書畫、青銅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圖》題跋冊、清康熙窯豇豆紅刻花菊瓣瓶和寶石紅瓶，均為稀世珍品。此外，他還向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捐贈過文物，其捐入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極為名貴。 徐夢華生平喜愛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號經理，閒暇之餘出入古玩市場，收藏古玩、書畫達2萬餘件。1958年至1964年先後五次向中國歷史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捐贈其藏品，其中青銅器、陶瓷器、硯台等文物數百件，圖書近5000冊。 現任上海文物商店經理顧問的薛貴笙，當年是「薛貴記文玩號」的老闆，擅長瓷器鑒定，被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管會委員，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後將個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貴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陳器成收藏頗豐，於青銅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規模。1962年，他將88件珍貴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其餘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實政策發還後，他主動將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獻給上海市文管會，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有些是從未著錄過的，還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窯刻花大盤、明宣德白釉蓮瓣暗花碗等，均屬罕見之物。 經濟界人士胡筆江的兒子胡惠春捐獻歷代名瓷280餘件，件件都有特殊的來歷。 錦州市中學教員王正旭，將其先人、著名的遼瓷專家王璞全的遺藏文物捐獻給東北博物館，計有歷代名瓷700餘件，古錢2500餘枚，書畫800餘軸，其他雜器57件，總計各類文物達4000餘件。 著名的國之重寶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盤等等，亦在這時重新「出土」，由其最後一代遞藏者，捐獻給了國家。 著名錢幣收藏家羅伯昭捐獻歷代古錢15000枚，內中不少是罕見的珍品。 蘇州過雲樓顧氏五代藏畫，解放初一次就捐獻了200多幅。 在藏書的捐獻上，還有幾位大手筆。 第一位潘世茲，將其抗戰中存於香港匯豐銀行的宋元古本，共計107部，全部捐獻給北京圖書館。 第二位劉晦之，家在上海新閘路上，有一幢八角飛簷式的二層藏書樓，藏書近8萬，全部捐獻，是解放初捐書數量最多的人之一。內中屬於善本的即達1928冊，不乏宋元古本。他先後捐獻公庫的還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龜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硯……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兒子傅忠謨，將先人遺書全部捐獻，宋元古版達300餘部，包括百衲本《資治通鑒》，極其名貴。 各地捐入公庫的文物無以數計，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圖書251000餘冊、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銅器245件、書畫607件。 山東省文管會在1954年就收到捐獻文物1700餘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收到私人和單位的捐獻文物達數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親汪鏡芙捐獻的清代刺繡服飾403件，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貽芳捐獻的清代刺繡280餘件，上海鄭家相捐獻的梁五銖泉范119件，沈子槎捐獻的古錢907件，羅伯昭捐獻的錢幣1422件，南京市委幹部周屯阝捐獻的漢碑拓片，南京於去疾捐獻的字畫、瓷器170件等等。全國最大的文物寶庫北京故宮博物院，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贈文物3855件。 在陶類文物中，最有價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和青海兩省發掘及收購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窪等期的中國史前文化；二是歷代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戰國的彩畫、陶俑、鼎號鳥，漢代的銀氵幼象生新畫、鼎、尊、壺、龕、朱書粟倉，以及漢、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晉代的甌窯，隋瓷，唐代的越窯、窯、鉅鹿窯、三色氵幼等，宋代的越窯、麗水窯、鈞窯、龍泉窯、吉州窯、磁州窯、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德清後窯、建窯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與近代仿古之品。 書畫方面更是蔚為大觀，一部分是民間收藏家捐獻的，一部分是接收得來，還有一部分是收購來的，包括江南書畫收藏大家龐萊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湖圖》卷，馬遠《樂志論圖》卷；元代錢選《浮玉山居圖》卷，倪雲林《贈周伯昂山水》直幅、《漁莊秋霽》直幅、《吳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幅，任仁發《花鳥》直幅；明代沈周《雲岡小隱圖》卷，文徵明《石湖清勝圖》卷，唐寅《春山伴侶》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卷，陳繼儒《霧林圖》卷等。其他如郭清狂、張大風、邵瓜疇、李檀園，以及清初四王、吳歷、惲格、石濤、石溪、金農、羅聘、郎世寧的卷冊、掛幅等等，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接。 50年代初期的經濟建設高潮，還給了文物部門不少意外的驚喜———從廢銅和廢紙堆中，搶救出了不少有相當價值的文物，1952年，華東文化部遵照政府保護文物的指示，派出專人向各廢銅收購店聯繫，僅在滬、寧兩地，就選出了3500餘件文物，其中歷代銅鏡170餘面，青銅器200餘件；在3000餘枚歷代貨幣中，還發現了古代農民運動時期所用的錢幣，如韓林兒、李自成、太平天國時代的大錢等等，又發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在四川發行的幾種銅元；青銅器中，有楚國銅钅復、周代銅爵、春秋時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銅塊上明顯地有紋飾，經過工作人員細心地篩選、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這顯然是被砸壞了當廢銅賣掉的。 與文物捐獻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場的冷落。當時上海市古玩商業同業公會認為：「滬地獲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暢通，又兼『二六』轟炸後，營業時常清淡，不久漸趨正常，出口亦隨之日增，詎意美帝國主義者1950年6月發動侵朝戰爭，並於同年12月片面無理宣佈凍結資金，實行經濟封鎖以來，我業出口貿易形成縮減，業務大受影響，同時對新民主主義國家貿易尚未開展，故營業較呈清淡。」這些固然都是客觀事實，但還有其更深層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東西，再多也畢竟是有限的。公藏興起，成為時代主潮流，私藏就必然成為支流。有財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國民黨政界、軍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夕跑到了香港和台灣等地。過去在中國橫行的各國傳教士，逐漸地被堵在了國門之外。同時，國家制訂了一系列的文物保護法規，要求規範地進行古玩商業，乾隆六十年之前的古董一律不准出口。這樣，那些走「洋莊」生意的就垮了台。更重要的是時代的主旋律和社會時尚變了，有錢有勢有收藏，不再成為一件光榮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獻給國家的人無上光榮，所以這個時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 私藏低潮的谷底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的抄家風、打砸搶風，把人們殘留在家中的最後一部分收藏品，全都掃地出門。那時家有收藏，幾可與犯罪同列。於是，時可聽說某某街道、某某清掃馬路和公共場所的清潔工，某日清晨撿到了多少金條、多少名瓷之類。 這些事實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雖然經過50年代的大捐獻運動，民間收藏仍有相當的規模。如上海烏魯木齊路上的李蔭軒先生、嵩山路上的吳湖帆先生，造反派從他們家中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車來計算的。現在成為上海博物館鎮庫之寶的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當初也是抄家物資，被造反派當作贗品，打入可以出口的文物之列，結果被上海海關文物查檢部門的萬育仁先生攔截下來，認為此件有可能是真品，送回上海博物館要求鑒定。待書畫鑒定大師謝稚柳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已是五年之後了，經老先生反覆鑒定，認出了南唐宮中的一枚收藏印，果真鑒定為千古名跡。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抄出來的文物、藏品多得簡直無以計數，僅上海一地，安放這些藏品的所謂文物倉庫，前後就達十餘處。最初是集中在河南路原上海博物館的大廳裡，後來堆不下了就借了北京東路的一些大樓房子的頂層，這些大樓解放前是銀行，頂層有些是閒置不用的。後來又堆不下了，就佔用了玉佛寺的庫房和殿堂，再不夠用了就運到徐家匯的一個倉庫裡。再後又集中在郊區大場鎮的一個巨大的倉庫裡，仍放不下的就運到外地存放，蘇州和寧波都租了一些房子，從地上一直碼到天花板，遇到陰天下雨，字畫書籍極易受潮，壓在最底下的就霉爛掉不少。經抽出辨認，中有唐伯虎、齊白石等人的手跡。至於那些被「小將」們投入火海或就地糟蹋的文物，更不計其數！ 歷史走到本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終於吹綠了文物收藏這一片土地。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政治氛圍的寬鬆，人們對於收藏的熱望一再被熊熊燃起。 各地大小城市不僅成立了多種門類的收藏組織，出版了多種門類的收藏雜誌，而且古玩市場和藝術品拍賣行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各種民間的收藏館所、收藏沙龍、收藏展覽，紅紅火火，爭奇鬥妍。尤其是嘉德、榮寶齋、朵雲軒、瀚海等文化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槌聲，更把海外的收藏家也吸引了過來，使得全國的收藏隊伍一下子猛增到了上百萬人。當然，收藏的門類已不再局限於文物，現代名人字畫、近現代鐘表、老式照相機、收錄機、香煙牌子、月份牌子，甚至紐扣、火花、鑰匙、算盤、筷子、易拉罐、火柴盒子、汽水瓶等，都成了收藏品。還湧現了一批新的「大王」，如收藏算具的陳寶定，收藏古瓷的梁志偉，收藏古墨的王毅，收藏古錢的孫仲匯、余榴梁，收藏筷子的藍翔，收藏盂盆的陳玉堂，收藏蝴蝶的陳寶財，收藏鑰匙的趙金志，收藏鐘表的王安堅、劉國鼎，收藏紫砂茶具的許四海，收藏扇子的黃國棟，收藏鞋的駱崇騏，收藏筆的何欣欣，收藏古籍的田遨等，均以「一絕」著稱於世。近年來「郵幣卡」市場也是「潮漲潮落」，形成了收藏界一道新的風景線。 一項偉業，兩個冤魂 在我國龜甲骨片的收集和研究上最先建立功勳的，是清末的王懿榮和劉鶚。王懿榮最先發現「龍骨」上刻畫的印痕是文字，並確定是殷商時代的文字；劉鶚繼王懿榮之後不僅收集龜甲骨片，而且是第一個將龜甲骨片摹拓刊印成書的人。可惜這兩個人最後的結局都很慘，一個是投井殉節，而且是全家殉節；另一個則遠謫邊地，客死烏魯木齊。 王懿榮（1845—1900），山東福山人，晚清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賞戴二品頂戴、會典館纂修幫總纂官等職。一生「好古成魔」，尤其酷愛金石文字，又有書、墨癖。凡是古籍、字畫和三代以來的銅器、印章、錢幣、殘石、瓦當，無不精心收集珍藏。在中進士之前，已經名滿京都，「鑒別宋元舊版，考釋商周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吳正鑒《王文敏公遺集·序》）。京城裡的收藏大家，如太傅常熟翁同、工部尚書吳縣潘祖蔭、翰林院編修山東濰縣陳介祺等，均常與之相切磋。中進士之後，王懿榮「既回翰林館，綿歷十年，中朝言學者，自吳縣常熟外，惟公中采隱然，負時重望」。京城內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見之品，輒登門求售，以獲善價。 1899年秋，山東濰縣古董商范維卿，攜帶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進京，拜見王懿榮。王懿榮視為珍寶，儘管每板索銀2兩，王氏亦如數收購。1900年春，范氏又帶來了800餘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個字，王大人照例全數購下。後又有一個叫趙執齋的古董商攜來數百片，模樣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榮亦全數購下。於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賺錢，每有所得，便攜之登門，時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達1500餘片。 劉鶚在後來印的《鐵雲藏龜·自序》中說到這一過程：「龜板已亥歲出土在河南湯陰（註：當時古董商故意把安陽說成湯陰，以圖掩蓋和壟斷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屬之古庸裡城，傳聞土人見地墳起掘之，得骨片，與泥粘結成團，浸水中或數日，或月餘，始漸離晰，然後置盆盎以水蕩滌之，約兩三月，文字方得畢現。」又說：「既出土後，為山左賈所得，鹹寶藏之，冀獲善價。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後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 王懿榮好古成癖，他把買下的龜甲骨片逐一攤開來，在家裡反覆推敲、排比、拼合，最後確認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號確屬一種文字，是我們祖先創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於篆籀的文字，也就是說，是早於先秦時代的青銅器上的文字。《尚書·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的記載，但到了孔子，又發出「殷禮不足征」的感歎。他帶著這樣的疑問對龜甲骨片進行了研究，最後確認，這不僅是祖先創造的早期漢字，而且是商代後期來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占卜檔案記錄，也就是史籍上講的「殷人典冊」！這一驚人的發現，使河南安陽一下子熱鬧起來，古董商趨之若鶩，大家專找有字甲骨，而被挖出的無字甲骨卻被扔得遍野皆是。 王懿榮對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斷，被後來的研究證實是完全正確的，他成了揭示甲骨之迷的第一人，中國文字史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千年。正如後來的著名甲骨文專家胡厚宣所說：「殷商甲骨和西域漢簡、內閣大庫並稱為本世紀中國學術史的三大發現。正是甲骨文的發現，直接導致了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取得中國考古學震驚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臘的特洛伊遺址的發現相媲美，它使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由虛構變為事實。甲骨文的發現將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結合，把中國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遺憾的是王懿榮這位著名學者，未能和他的同輩與後人一同分享殷墟開發的喜悅，他發現甲骨文的第二年，在庚子之亂中投井殉國了。 王懿榮死後，清王朝贈其謚號「文敏」。他留下的龜甲骨片，大部分由其兒子賣給了他生前好友劉鶚，計1000餘片；贈送給天津新學書院25片，由美國人方法斂摹寫，編入《甲骨卜辭七集》，1938年出版；另一小部分，在王氏後人手中，計103片，1939年由唐蘭先生編為《天壤閣骨文存》一書。 繼王懿榮之後，又一位大量收藏龜甲骨片的，是《老殘遊記》的作者，江蘇丹徒人劉鶚。 劉鶚（1857—1909），字鐵雲，又字蝶雲，又字公約，原名孟鵬，號老殘，別署鴻都百煉生。他聰穎過人，一生中做過許多事情，精於數學、醫學和水利學，曾在各地行醫，對於文物考古及收藏亦極有興趣。曾投於金石學家吳大門下。光緒十四年（1888年）黃河在鄭州決口，劉鶚治河有功而聲譽鵲起，曾任黃河下游提調，1893年任知府。他辦過許多實業，經營過紳興織布廠、海北精鹽公司等，是個很開明的、有著深厚古文化底子的「復合型」人才。 劉鶚除了從王懿榮後代手裡買得甲骨文1000餘片外，自己也通過多種渠道大量收購，先是委託賈人趙執齋「奔走齊魯趙魏之地，凡一年，前後收得3000餘片」，後又從定海方若（藥雨）處收得范姓所藏的300餘片。劉鶚還曾派自己的兒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後加起來，總共已逾5000片。他宣稱：「己亥一坑所出，雖不敢雲盡在於此，其遺亦僅矣。」 1903年，劉鶚從已獲得的5000片甲骨中，精選出1088片，精心墨拓，編輯並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雲藏龜》（抱殘守缺齋石印本）。著名學者羅振玉和吳昌綬為之作序，劉本人亦撰序一篇。羅序和劉序已屬考證文字，此為甲骨學研究之始。 其後，原先曾在劉家任過家塾先生的上虞羅振玉，又從劉氏贈送他的未曾著錄過的甲骨中精選數十板，為之影印，定名為《鐵雲藏龜之餘》。 幾十年後，上海的孔德圖書館獲得一批會稽吳振平舊藏甲骨龜片，沈尹默、金祖同、李旦丘考證為劉鶚舊物，雖有一部分為《鐵雲藏龜》著錄，但大多數未經著錄，於是選其93板，略加按語，並著釋文於後，遂成《鐵雲藏龜拾零》一書。 又有劉鶚同鄉人葉玉森氏，在劉鶚身後得其遺藏甲骨1300板，從中精選240板，為之墨拓石印，並附考釋文字，書名《鐵雲藏龜拾遺》。 另外，猶太人哈同所藏741片、前中央大學所獲277片、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獲509片、陳鐘凡所獲201片等等，均為劉鶚舊藏散出者。以上幾部著錄之書，大體可體現劉鶚收藏甲骨之規模及流散的情況。 劉鶚除收藏甲骨龜片之外，還收藏古陶、古印、古封泥、古錢幣、碑帖和青銅器，分別輯為《鐵雲藏陶》（著錄陶印45方、古封泥752塊）、《鐵雲藏印》（共10冊，著錄古印391方）、《鐵雲藏貨》（著錄古錢185品）、《鐵雲碑帖題跋》、《抱殘守缺齋藏器目》等等，其中《鐵雲碑帖題跋》和《抱殘守缺齋藏器目》為後人所輯。他為了這些收藏，動輒千金，逐年蔚成大觀。可是他畢竟一生沒當過大官，收入有限，嗜古之癖又終身不改，終於落到了常有債權人夜間來敲門的境地。 關於《鐵雲藏貨》，劉鶚生前就已親手編訂，共計116頁，彙集了鮑康、胡義贊、潘祖蔭、王錫、楊繼振、王懿榮的部分舊藏，其中有不少是從未著錄過的珍品。這部著作直到1986年，距劉鶚逝世77年之後，方才由中華書局刊印傳世。原來劉鶚去世後他的藏品和手稿均已失散。著名古文字家郭若愚從舊書鋪中「抓」到了這部稿本保存幾十年後，在千家駒先生的幫助下才得以刊行。 劉鶚極有個性，身處封建科舉時代卻不喜歡科場文字，而是縱覽百家之書，致力於經世之學，所以在史地方面亦卓有建樹。曾著有《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數學方面有《勾股天雲草》，醫學方面有《溫病條辨歌訣》；此外，尚有大量經濟、政務、時評文字，涉獵面極廣。 可惜這樣一個有責任心的大收藏家，在庚子之亂後，被人指控發國難財，說他趁亂開倉放糧給外國人，而實際上劉鶚是從外國人手裡買了太倉之米，低價散給亂世中貧苦無靠的窮人，可是官場之黑暗哪容劉鶚置辯？劉鶚終被遣送流放新疆，住在烏魯木齊一座寺廟的戲台底下，靠為人治病度日。到新疆僅一年，於1909年客死烏魯木齊。 馬背上的傳教士 說來令人氣憤，本世紀初中國考古界幾次重大的發現，都有外國人跑來染指，而且每次都是他們收穫最豐。敦煌卷子、流沙墜簡、殷墟甲骨、北京人化石等等，無一例外。那時弱國無外交，反映在文物收藏上就成了「落後就要遭搶」。好在外國人研究中國甲骨文的畢竟少，最終流到海外的龜甲骨片只佔出土總數的十分之一二，這十分之一二中，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收藏的是一大宗。 明義士1910年來中國傳教，是長老會駐河南彰德府的牧師，先在河南武安，後在安陽。1932年曾應聘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授，後來在北京也教過書。他20年代在河南安陽傳教時，殷墟的歷史地位已確定，龜甲骨片成了可賺錢的寶貝。他經常騎一匹馬，徘徊於河南安陽洹河南岸，逐一查看古物出土的情況，進而就設法與當地人聯繫收購。1917年，他把所收藏的龜甲骨片加以精選，選出2369片，摹寫後印成《殷墟卜辭》一書，在該書的序言裡，他宣佈自己的收藏已達5萬片！從這以後，又陸續有所購進。1933年他在齊魯大學講授《甲骨研究》一課時，其講義上說明：「1924年，小屯人打牆，發現一坑甲骨，為余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年拓成，即《殷墟卜辭後編》中的內容。」可見他先後所得，已遠遠超過了5萬片。 有趣的是明義士所收藏的龜甲骨片並沒有全部帶去加拿大，由於種種原因，留在我們國內的是大多數。現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有5100片，差不多僅佔他收藏全數的十分之一。這些甲骨，後由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許進雄博士整理研究，從中選出綴合後的3176片，編為《殷墟卜辭續篇第一集》，1970年在加拿大出版。 明義士所藏甲骨留在我國國內的共有三批，情況十分有趣。 1951年2月，南京有一位叫楊憲益的先生交到南京博物院一隻箱子，同時還有一把鑰匙和一封信。博物院的同志打開箱子一看，是滿滿一箱龜甲骨片，信是楊先生寫的，信中說：「這批甲骨是前幾天加拿大外僑穰傺德（前加拿大大使館代辦）交給我的，他並且說他要離開南京了，他在整理前大使館私人物品時，發現了這只箱子，內有甲骨文，是以前的朋友留下的。我就請他讓我來處理。現在送到貴院，請妥善處理。」沒過幾天，這位楊先生又致南京博物院一信，大意是說，這批甲骨，是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在中國收集的，原先是交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暫存的，明義士回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這批東西就留在了中國。現在大使館的代辦穰傺德也要走了，我就勸他把東西交給你們吧。 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員清點了一下，與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一書相對照，恰好相符，共計2390片，證明確是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的實物。其中最大字骨長28公分，最小的和人的手指頭一般大。這是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一部分。 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二部分，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這部分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前者為3匣17屜，除一屜為陶丸、陶餅、小螺貝殼等166件之外，龜甲骨片共870片。1965年著名學者胡厚宣進故宮選拓甲骨，見到這批甲骨中夾著1924年2月18日從天津寄往北京明義士的一個信封，地址是北京華語學校。據此可知當時明義士或許在該校教書，或許是暫住。總之，這批甲骨是屬於明義士的，並且與該校有著聯繫。 明義士所藏甲骨存在故宮的後期一批，是直到1974年才從故宮的一個倉庫裡清出來的（故宮之大，邊角旮旯裡隱藏的寶物之多，可以想見）。共有10匣25屜又167包，共計甲骨19494片！而且每隻箱子上都有當年明義士親手寫下的封條。這部分甲骨，原來也存在北京華語學校圖書館內，解放後由中央文化部清出後，交由故宮博物院保存。誰知此「保存」竟成了「封存」，幾十年間無人動過。這兩部分甲骨原來都是存在華語學校，應屬一批東西，不知為什麼被分在兩處，成了兩批。870片加上19494片，合計共達20364片之巨。關於這一批甲骨，前些年海外學者有種種傳聞，有的說是「原骨早已被毀」，有的說「埋在山東某地下」等等，其實都沒說對，關於「埋於山東某地下」的，是另外一批。 明義士1932年曾應齊魯大學之聘，在濟南任教。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把所藏之物委託他的同事、英國人林森（字仰山），埋藏在一個教師住宅的地下室裡。這就是明義士所藏甲骨的第三部分。1952年「三反」運動的時候，林仰山把這些古物交代出來了，人們按林的指點，從那個地下室裡挖掘出古物140多箱，當即交到濟南上新街的山東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該會於1952年5月16日召開「濟南高等學校『三反』及思想問題展覽會」，展出明義士舊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展覽會結束之後，這些東西全部歸入山東省博物館。1965年胡厚宣為編《甲骨文合集》，特去山東博物館選拓甲骨，查明在這一批甲骨中，有字者為3668片，很重要的和比較重要的約300片，全都未見過著錄。 由此可知，明義士留在我國國內的龜甲骨片共有30834片，加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中所存，現在可數的總共35934片。據早期在安陽參加過發掘的吳金鼎說，明義士所藏甲骨，在軍閥混戰時期被毀掉一部分，但究竟毀掉多少，已無從查實了。 除了明義士之外，美國駐山東濰縣的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浸禮會駐青州的傳教士庫壽齡也大肆收集過中國甲骨。他們早在1904年就插手殷墟的發掘，是最早從事此收集的歐美人。他們曾把從古董商手中收購的400多片甲骨，轉賣給上海英國人創辦的亞洲文會博物館。 1904年冬，河南安陽小屯村的地主朱坤，挖到數車龜甲骨片，被古董商轉賣到山東後，就被方、庫兩人收購了。1906年以後，他們又陸續運出中國，轉賣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卡內基博物院、蘇格蘭皇家博物院、不列顛博物館、美國斐樂德博物院等機構。他們把這些甲骨摹寫，印為《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年在中國出版，但其中有許多是古玩商偽刻的文字。方氏還著有《中國原始文字考》，出版於1906年，是最早用英文寫成的研究中國古文字著作。後來，步他們後塵的英國人金璋、德國人威爾茨和王禮賢，在1908年和1911年前後，也搜集了不少甲骨，並轉賣給了德國和瑞士的博物館。 除此之外，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衛門、林泰輔等也從中國搜去了不少甲骨。郭沫若30年代旅居日本時，曾訪日本公、私多家所藏甲骨，並選其重要者編成《日本所藏甲骨擇尤》，並收入其《卜辭通纂》一書，1933年在日本出版。繼郭老之後，著名學者金祖同又訪問了日本收藏中國甲骨有名的六個人，即：河井荃廬、中村不折、堂野前種松、中島蟲豪叟、田中敕堂、三井源右衛門，並親自摹拓，將他們的藏品去粗存精，選其共1500片作考證，付印成《殷契遺珠》一書，郭沫若、羅振玉為序，1939年出版。1931年「九·一八」後，日軍利用在中國華北的實力，大肆搶劫中國文物，據統計，散在日本的中國甲骨總數在1萬片以上。 上述這些外國人中，明義士所得最多，好在他離開中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想必拿不動多少東西，否則流落海外的甲骨恐怕遠不止這個數吧。 雪堂春秋 甲骨文被確認為是殷商文字之後，京城內外學界和古玩界一片轟動，紛紛要去甲骨出土地作進一步考查和收購。古玩商們為了壟斷新出土的甲骨，哄抬價格，謊稱出土地為河南湯陰和衛輝，學者們跟著兜圈子，並未發現真正的線索，連劉鶚出版《鐵雲藏龜》時也誤認為出土地是河南湯陰。後來經過8年的輾轉尋訪，最後才弄清楚真正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陽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這個出土地址的確定，意義極其重大，因為據此進一步作考古研究，才有了後來的殷墟遺址的確定，也才有了甲骨文形成的年代的確定，以及與史籍上種種記載有關的印證和研究。這個打破古玩商布下的「迷魂陣」的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浙江上虞人羅振玉。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蘊，號雪堂，自署守殘老人，晚號貞松老人。歷官學部二等咨議官、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辛亥革命爆發後流亡日本，1919年春回國，住天津，當遺老。1924年春奉清廢帝溥儀之召，入直南書房，與王國維一起檢點宮中古器物。溥儀被馮玉祥將軍驅逐出宮後，在天津住日租界「張園」，羅亦同趨，被任命為「顧問」。「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參與偽滿洲國的活動，曾任偽滿「監察院院長」等職。他的一生，是晚清一代政治上堅持頑固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悲劇，然而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歷數本世紀以來國學類的學者專家，卻又罕有其比，一個人的多面性，竟至如此。 1894年，他在大收藏家劉鶚家當家庭教師，教劉的四個兒子讀書，後來又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的第四個兒子大紳為妻，與劉成了兒女親家。可是羅與劉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兒女親家，他們在甲骨學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開拓者。劉鶚在王懿榮去世後，從王懿榮兒子手裡買下1000餘片甲骨，並繼續收購，羅就催促劉將其摹拓並印出來流傳，供士林研討。劉的《鐵雲藏龜》1903年出版時，羅為之作序，在序中，羅對劉與王沒有一句奉承話，滿篇都是考據文字。那時他已認為，龜甲骨片上的文字屬於古代的占卜文字，並具體闡明瞭古人的灼龜與鑽龜的區別和做法，以及鑽、灼之處的講究。只是那時僅能初步考證「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為此龜與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見尚少，且出土地址未詳，尚不能斷定為殷墟之物耳。」 劉鶚客死新疆之後，甲骨學上的研究，羅振玉成了主帥。他先前在1906年到清廷學部作官後，就開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委託琉璃廠古董商人祝繼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羅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購甲骨，先後所得2萬餘枚。羅振常後來曾撰有《洹洛訪古記》，詳細記錄當時的收購情況和當地甲骨的出土情況。1915年，羅振玉又親自前往安陽實地考查，從刻辭中認出殷帝王名謚，恍然悟出它確為殷王朝遺物，沿這一思路繼續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於此。這一石破天驚的發現，令整個學術界為之一震。 對於羅振玉鑽研國故的「牛勁」，郭沫若曾稱讚道：「這種熱心，這種識見，可以說是從來的考古家所未有。」又說：「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據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的好朋友又是親家的王國維先生也說：「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為故殷墟，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這些評價並無過譽之處，羅氏在學問上求實、深究、重考據的作風，亦為乾嘉以來的學界之餘緒。 關於羅振玉收藏甲骨的規模，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書契前編》17卷本的自序中說：「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購之，一歲所獲殆逾萬。意不自歉，覆命家弟子敬振常，婦弟范恆齋兆昌，至洹陽採掘之，所得則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墟書契後編》自序中又說：「歸而發篋，盡出所藏甲骨數萬。」王國維說：「參事所藏凡二三萬片，印於《殷墟書契》前後編者，皆其選也。」 又說：「丙午（1906）上虞羅叔言參事始官京師，復令估人大搜之，於是丙（1906）丁（1907）以後，所出多歸羅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約二三萬片。」（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可見其藏甲骨在當時，僅次於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 可惜這些甲骨在羅振玉避居日本時散去許多。據著名學者胡厚宣考證，其有記錄說明的，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學參考館809片，東京國立博物館225片、東京大學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岡謙藏800片……總計達5745片。 羅氏舊藏甲骨，據說在東北解放時頗有損失。其殘存的甲骨，現在收藏在國內各單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東省圖書館84盒，1234片；北京圖書館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館11盒，206片；吉林大學8盒，107片；故宮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沒有裝盒的在旅順博物館有2925片，遼寧省博物館394片，吉林大學377片…… 以上這些數字都是解放以後胡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仔細統計、查對、考證過的，而且發現，凡是羅氏木盒原裝甲骨，都是選出的精品，沒有盒裝的零散甲骨中，也有很多精品。與羅氏《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後編》和《殷墟書契著華》三書核校起來，著錄過的材料只不過三分之一，未經著錄過的甲骨，仍有很多極為重要的材料。 龜甲骨片的收藏，僅僅是羅氏收藏的一部分，他收藏的書畫、青銅器、古籍、簡牘、明器、清宮檔案等等，亦稱山海之富。這些藏品曾編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吳門四君子法書》、《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高昌壁畫精華》等。他在國內有重大影響的學術活動，除了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尚有搶救大內明清檔案（所謂「八千麻袋檔案」），搶救、刊行敦煌卷子，考證居延漢簡等壯舉。 羅振玉的嫡孫、現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羅繼祖，在談到他祖父的收藏時曾說：「十五歲買漢印為有印癖之始；十六歲摩挲西湖諸山銘刻不肯去，為癖金石銘刻之始；十八歲買淮安欽工鎮出土的古鏡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歲著《讀碑小箋》為著書之始；三十八歲到廣東收買南海孔氏岳雪樓藏書為藏書之始。今更加補充，十六歲手拓『石鼓文』為肄習篆籀之始；二十三歲得山陽阮葵生《風邪蒙束》稿本，授人印行為謀傳刻前人遺著之始……」並談及羅氏一生不蓄田產，解放時除了長春和旅順兩處住房外，就是一大堆古董。這些古董在羅氏生前曾賣給偽政府一部分古物書畫，還有一批是在1917年河北、山東、河南鬧水災的時候賣掉助賑了。1920年又在北京舉辦「雪堂金石書畫京旗義賑即賣會」，這是為辛亥革命後北京滿族人生計不振者舉辦的義賣，所得2萬元全部充賑。他早期的藏品，幾乎都在日本散去，如羅繼祖說：「在海東八年，全家生活就是靠出賣長物度日的」，其晚年到了東北，「在祖父生前賣給偽滿的一部分古物書畫的代價為偽幣，如扔下水一樣……」（羅繼祖《庭聞憶舊》） 羅振玉兩次公開義賣藏品賑災、救窮，目前幸有記錄在世，從中可窺見其收藏的規模與質量。 1931年，羅振玉在北京舉辦的「雪堂所藏金石書畫珍品義賣」會上，義賣的歷代法書、名畫目錄為：宋範文正公致尹師魯二札卷（紙本）、明宋仲溫草書《進學解》卷（紙本）、明祝允明楷書《飯苓賦》軸（紙本）、鄧頑伯篆書立軸（紙本）、明吳文定書巨然洽平山寺詩文衡山補圖卷、趙扌為叔隸書立軸（紙本）、吳漁山楷書六言聯、黃小松隸書五言聯、唐顏魯公真跡冊（價6400元）、宋孝宗法書贊冊（價1400元）、明李文正行書詩卷（紙本）、明姚雲東行書（唐鷦安舊藏，紙本）、陳老蓮行書五言聯、翁方綱書黃山谷七佛偈、《樂毅論》稿冊（紙本）、劉石庵臨古冊（紙本）。其中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宋拓古碑孤本：唐沈傳師《柳州羅池廟碑》（羅註：葉石君舊藏，近得之道州何氏，傳師書跡人間僅存此一本，價6000元）、隋《舍利塔銘》（張叔未題字）、《祝府君碑》（臨川李氏藏）、《雁塔唐賢題名二卷》（羅註：王壯愍端忠敏公故物，覃溪題字數千，價3000元）。另有宋拓本：漢王稚子闕、漢石經、三段碑、《九成宮醴泉銘》、《皇甫公碑》、《溫彥博碑》、《聖教序碑》、《伊闕佛龕碑》、《麓山寺碑》、《李思訓碑》、《中興頌》、《八關齋記》殘本、小字《麻姑仙壇記》、《干祿字書》、《宋廣平碑》殘本、《段行琛碑》、宋拓《袁州學記》殘本、《醉翁亭記》、《豐樂亭記》、游丞相本《蘭亭》卷、開皇本《蘭亭》卷、晉唐小楷、東庫本《閣帖》卷六、《汝帖》。另又有「孤本與佚石」類、「明拓及舊拓善本」類46品，皆為王懿榮、張叔未、阮文達、汪容甫等名流舊藏。 羅振玉收藏的歷史名人法書，至精者曾影印行世，書名為《貞松堂藏歷代名人法書》三巨冊，捲上為晉大令王獻之《鵝群帖》、晉人尺牘（出敦煌石室）、宋吳衛王書《大佛頂首楞嚴神咒》、元俞紫芝臨《樂毅論》、明楊升庵詩稿、明吳文定公詩稿、明文徵明草書《赤壁賦》；卷中為明王雅宜書《史記刺客傳》、明董其昌《陳於廷告身》、又行書秦淮海詞、又臨《郎官石柱記》、又《阿房宮賦》、明黃忠端公詩稿；卷下為清王文簡公書陶詩及臨古七種、清姜西溟《聖駕巡行頌》、清阮玉勾詩評、清張文敏公《千字文》、又詩稿、又書宋人詞、清劉文清公書《秋陽賦》三種。其中王獻之的《鵝群帖》，共49字，有歷朝歷代的鑒賞章82方，又題跋多通，足見其流傳之跡。羅振玉去世後，1942年他的孫子羅繼祖翻檢家中遺藏字畫，錄其題識，略加考訂，遂成《雪堂書畫記略》。 羅氏另有《貞松堂吉金圖》影印本三巨冊，著錄其收藏青銅器物，捲上為58品，卷中為77品，卷下為63品；附錄有4個，著錄三代石刻、唐代封泥等古物。 羅氏的藏書，其生前未見有目錄。東北解放以後，羅繼祖與其從弟承祖，稟承祖母命全部捐給國家，共計9萬冊，存旅大圖書館；歸遼寧省圖書館的亦不在少數，未計入9萬冊之內。 至全國解放初，羅家藏品據羅繼祖說：「被破壞不少」，剩下的「什之一」就作為捐獻，捐給人民政府了。 小校經閣傳奇 上海新閘路上有一處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層西式鋼筋水泥結構的住宅大樓，坐落在一個中式花園裡。花園由一道月門和花牆隔成內外院，內院盡頭，矗立著一幢兩層飛簷式八角閣樓。這個閣樓由琉璃瓦鋪頂，一蹲石獅高踞其上，八隻角上飾以各種吉祥動物。這是上海灘現存唯一的一幢近代舊式私家藏書樓舊址：小校經閣。它的主人是現代大收藏家、原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劉晦之先生。 劉晦之（1879—1962）名體智，晚號善齋老人，安徽廬江人，出身於一個晚清重臣之家。他的父親是清末淮軍的重要將領、李鴻章的心腹之臣、四川總督劉秉璋。 劉秉璋在浙江巡撫任上時，正值中法戰爭爆發。他率軍坐鎮杭州。在戰爭的關鍵時刻，他對家人說：「萬一戰場失利，吾得對國盡忠，夫人要盡節，三個兒子（指老大劉體仁、老二劉體乾、老三劉體信）要盡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給李鴻章了。」此言一出，軍中將士無不鐵心報國。中法之戰鎮海一役歷時103天，空前酷烈，全憑浙江一省的財力和兵力支持，最終戰勝法軍。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受重傷，不久死在澎湖群島。劉秉璋因此戰獲勝而擢升為四川總督。 劉晦之正是劉秉璋的「小四」，自幼聰慧好讀。因劉秉璋是李鴻章的心腹，兩家又是姻親，故劉晦之從小就得以進入天津李鴻章的家塾，與李氏諸子弟一起讀書，中西文俱佳，又得以與李氏門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處，過從無間，還飽覽了故家舊族多年秘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這都為他後來從事銀行業和收藏事業打下了基礎。 劉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稱海內一流，尤其是龜甲骨片和青銅器的收藏，世間罕有其比。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戰前就達28000餘片，1953年全部出讓給國家。據文物部門統計，現存我國大陸的龜甲骨片，總共9萬餘片，分佈在95個機關單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裡，而劉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佔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日子過得很困窘，有時連毛筆也買不起。劉晦之知其博學多才，就將自己歷年所收集的龜甲骨片，請人拓出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分裝成20冊，托中國書店的金祖同帶到日本，親手交給郭沫若，供其研究、著書。郭沫若見後歎為觀止，從中挑選了1595片，先期研讀考釋，並據此著成了甲骨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巨著《殷契粹編》，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書序中一再感歎道：「劉氏體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見，殆為海內外之冠。已盡拓出其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冊凡二十，去歲夏間，蒙托金祖同君遠道見示，更允其選輯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誼，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發，不揣譾陋，取其1595片而成茲編，視諸原著雖僅略當十之一，然其精華大率已萃於是矣。」「……然此均賴劉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倖存。余僅坐享其成者，自無待論。」（郭沫若《殷契粹編．序》）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抗日戰爭結束後，復旦大學胡厚宣教授從大後方復員回滬，即常往市區新閘路上的小校經閣拜訪劉晦之先生，與之訂交，參觀過他的藏品，並專門安排了學生們前去參觀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規規整整分裝起來的100盒甲骨，打開盒蓋，滿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書契叢編》20冊，每冊後附簡單釋文。這套拓本，與盒內的甲骨實物先後次序正相對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實數，實為28192片。著名學者陳夢家還考證過，其中有300餘片為徐乃昌隨庵的舊藏。 1953年，劉氏甲骨出讓國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題名《善齋所藏甲骨拓本》。 對於劉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國台灣學者董作賓不知何故，認為「劉晦之所藏甲骨號稱二萬片，但大者多是偽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後，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學史上最權威的著錄《甲骨文合集》時，認真考證過一遍，認為劉氏所捐獻的甲骨中，偽刻只有112片，還不到1／250，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賓還說：「他（劉氏）的精品，已選入《殷契粹編》，共1595片，真是其餘不足觀也已。」而事實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經詳加考證，證明郭氏當年編的《殷契粹編》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並沒有收完，如四方風名刻辭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辭，就沒有收進。而《甲骨文合集》在編輯過程中，就從善齋拓本中又選錄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還很重要，並非「其餘不足觀也已」。董氏所說，不知何據？ 除去甲骨和青銅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經閣內還以藏書著名。劉氏藏書達10萬冊之巨。1934年他的住宅裡實在容納不下日益增多的藏書了，只好專門造一藏書樓，取名小校經閣。他的藏書以明清精刻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時，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餘部，善本達1928冊（此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會接收時考訂的結果）。這些書籍分裝在500只特製的書箱裡，打開書箱箱蓋，上面罩了一層細細的鐵絲網，這是為了在曝曬時防止老鼠鑽進去而特設的。 劉氏藏書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四庫全書》中被當時四庫館臣們刪改過的書，他必須收得原來的舊本。他立志要把《四庫》中「存目」之書，依目統統收齊，收不齊就借來抄錄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齊《四庫全書》所收書的原刻本，統統恢復舊貌，因此這小校經閣，長年雇著十幾名抄書、校書的工匠，書山書海，忙得不停。 解放後，劉氏所有的藏書連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給上海市文管會，後又轉入上海圖書館。第一批捐書326箱，67873冊；第二批捐歷代碑刻拓本282種，共436冊，其中有漢魏名碑50種；晉至隋79種、唐185種、宋金元明122種、雜帖36種；第三批捐書34箱。1951年9月，還捐獻了上古三代及秦漢時期的兵器130件，分裝二十個箱子裡，後由上海市文管會轉交上海博物館保存。為此，陳毅市長曾頒發嘉獎令，表彰他的愛國精神。 劉晦之逝於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獻殆盡（還有一大批古墨古硯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該館為之特辟「中國歷代古墨陳列室」），身後不留一石一木，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為數不多的。 近十幾年來，劉家孫子輩中又出現一位著名人物———香港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董事長劉永齡，他在國內知識界，是「吳健雄物理獎」、「陳省身數學獎」、「億利達科技獎」「億利達青少年發明獎」等獎項的全額贊助人。劉永齡當年是赤手空拳來到香港，祖輩和父輩並未為他留下財富。他的事業大獲成功之後，一方面潛心高科技研究，同時又不忘桑梓之情，熱心公益文化事業的發展。 鐘鼎之國 1942年夏天，陝西省扶風縣任家村的一個徐姓農民，正在自家的麥收場上碾麥子，碾著碾著，場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塊，徐氏向前探看，發現下面像座地窖，隱隱約約堆放著不少東西，於是趕緊將洞口遮蔽，到了夜裡才陸續把東西一件件取出來。原來這是一窖西周時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銅器，排在中間的由於未沾黃土，偶有幾點銅綠，居然仍燦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達百餘斤，經細細清點，竟有120餘件。徐氏將其陸續賣出後，收藏界為之轟動。經專家考證，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類似這種青銅器集中出土的事情，從上世紀末以來並不少見，有的是因年深月久，土層剝蝕，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壞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陽古墓陸續被盜，其中有一個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銅器。當事人諱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後來從當時一位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的著述（《洛陽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說，那次出土古物起碼有500餘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銅器、食器、樂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戰國樂器：氏編鐘，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壽縣東南朱家集一帶洪水氾濫，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於世，鄉民們紛紛前去挖寶。後因出售這批青銅器引起了矛盾，甚至發生械鬥，當地政府索性命令全部收繳。僅那一次收繳的青銅器和各類古物就達718件。而據當時參加挖寶的人說，他們看見地下有個五丈多長的木架上，層層疊疊地堆放著各式銅器，估計總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幾年，著名歷史學家陳夢家曾遊歷歐美各國，考查我國文物流失海外的情況，結果僅從歐美各大博物館和藝術館的收藏來看，中國青銅器就達近1000件。 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陽小屯西北發掘婦好墓，墓主婦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武丁的配偶，隨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銅器具齊全，共挖出了460件。 據陝西省文物部門統計，僅從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間，陝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就達3000多件…… 如此眾多的古代青銅器具，是我國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青銅，在我國原始社會時期，就作為稱量貨幣使用了，同時也作為財富貯藏。進入階級社會之後，青銅被鑄成各種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並且作為祭祀的禮器，有的重器還刻上精美的花紋和具有相當歷史價值的銘文。統治者死後，青銅器帶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佔有。 我國黃河中下游厚厚的黃土地，為我們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銅器，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從夏代晚期（考古上稱為二里頭文化）開始，歷經商、西周、春秋、戰國及秦、漢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親國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東西。他們或是壽終正寢帶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倉皇中來不及帶走就埋入地下。他們總希望這些寶貝能夠永久流傳下去，所以青銅器銘刻上常常有「子子孫孫永保用」、「子孫享用」、「萬年無疆」等語。 青銅器時代剛剛一過，漢代就有人開始挖掘盜取。本世紀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聯合清理河南氵睿縣的古墓群，6個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過的竟佔三分之二，漢代以來總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學術界費了不少勁，但至今仍沒有個確切的說法。有的說「見諸著錄的作為禮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總數達2萬件以上」，有的說：「從漢代出土青銅器至今，僅僅有銘文的青銅器就達1萬件以上，當然有銘文的青銅器畢竟是少數」。事實上，目前青銅器仍在不斷地出土。儘管國家已經決定，為保護地下文物，不再對尚未挖開的古墓進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們從媒體不斷披露的走私案件，以及海外愛國華僑在海外重金購下青銅器捐獻國家的情況看，可知古代青銅器的數量遠大於上述的估計。 青銅器最早的出土記載源於漢代，封建王朝視為瑞祥之物，將其載入史冊，「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武帝記》）。和帝永元年間，「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後漢書．竇憲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數尺。」不論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興趣，此物便值了錢。到了宋代，有的青銅器物價格已高達數十萬錢。大批的青銅器出土以後，不斷地湧到了皇帝身邊。兩宋時期以「鬱鬱乎文哉」著稱，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輕武，嗜古器成風。宋徽宗趙佶，不僅是書畫方面的行家裡手，而且嗜好金石，驅使天下臣民，為其搜羅銅器。大觀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銅器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間，皇宮裡的收藏已達6000餘件。除宋王室收藏外，達官貴人、文人學士亦無不唯收藏是嗜。據北宋《考古圖》和南宋《續考古圖》稱，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見著錄者則應更多。著名者諸如寇准、文彥博、劉敞、蘇軾、李公麟、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等等，無不以收藏青銅器為無上榮耀。蘇軾的書房裡就「清供」著鼎鼎大名的楚王鐘。劉敞是集賢院學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記》，開兩宋時期青銅器專書的著錄先河。他最為珍視的11件有銘文的青銅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誡後輩：「我死之後，不要忘記用它們來祭祀我。」可見一代文人學士之風尚。 宋代學者呂大臨著的《考古圖》，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青銅器圖錄，成書於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銅器148件。後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圖》，記錄了宋徽宗內府藏品凡20類，著錄銅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傳銅器之大成。後又有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錄上古至漢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嘯堂集古錄》，收錄商周彝器275件，漢唐雜器70件，共計345器。 兩宋時期，是我國文人學士及達官貴人收藏和鑒賞青銅器的第一個高峰期，當然盜墓之風亦愈趨烈，青銅器的收藏價格亦自然「水漲船高」了。銘文越多，價格越貴，金石文字的考證之學愈加成為學界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後世王國維就稱讚宋代學者的成就為「鑿空之功」，清代研究銘文之學只是「奉為準則」而「不能出其範圍」。 元朝人與宋人相反，尚武輕文，「只識彎弓射大雕」。對青銅器的興趣大減。明代統治者對知識分子嚴加防範，學者只是高談性學哲理，加之社會相對安定，市民文學興起，需要相當考證功夫的青銅器鑒賞之學，自然也不成氣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時代，由於乾隆皇帝的親自倡導，青銅器的收藏和鑒賞又空前火熱了起來。除了宮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風尚，出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學家。他們不僅親自鑒定考證，而且還著錄摹拓，著書立說，相互辯駁，於是隨之而來的考據之學又大行其道。此風一起，就影響了差不多將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識界。 直到本世紀初1900年庚子之變後，八國聯軍從劫掠的中國文物中，初識了青銅彝器的奪目輝煌，致使青銅器價格扶搖直上。從北京、上海、武漢開出的通往歐美、日本的販運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達起來。同時，偽造古銅器業已成為一門專門的行當。再往後，不僅是皇宮內廷遺老遺少和達官貴人、文人學士、就連一些太監、富商、銀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國人吃飯的買辦，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詩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圖》的式樣，編撰了一部《西清古鑒》，甲乙編各20卷，著錄清宮所藏銅器1436件，摹繪形制，記錄款識，雖收偽器不少，但畢竟是皇家專藏，對後世有著標榜旗幟的作用，故影響很大，後來又有王傑等編撰《西清續鑒》，甲乙又是各編20卷，共著錄宮廷藏器1642件。後來又將寧壽宮裡的古物統計彙編，成《寧壽鑒古》16卷，體例與《西清古鑒》同，共收青銅器600件，銅鏡101面。此先後三部大書，大體反映了乾隆時代的宮廷銅器藏品。 達官貴人和文人學士的收藏則更具考據意味。錢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4卷，收錄商周青銅器25件，總共49件，鉤摹銘文，圖像考釋並舉，被認為是考證金文較有成就的一部書。 阮元（1764—1849），乾隆進士，嘉道時曾任戶、兵、工部侍郎、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他的收藏編入《積古齋藏器目》和《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兩書，前者收錄鐘、鼎、卣、敦、彝等青銅器共74件，後者收錄商周青銅器達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間罕有可比。其中齊侯(晶缶)大小兩具，後歸吳縣吳雲，吳雲因此稱其居「二軒(晶缶)」，歷來被視為珍品。阮元告老隱退揚州後，專事整理和研究古書古物，其《商周銅器論》和《商周兵器說》兩文，為後世研究彝器者視同工具書。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竹甫皿)齋，山東濰縣人，也是上個世紀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編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竹甫皿)齋吉金錄》、《十鐘山房印舉》、《(竹甫皿)齋藏古目》、《(竹甫皿)齋藏古玉印譜》、《(竹甫皿)齋藏鏡全目》、《(竹甫皿)齋藏古冊目》、《封泥考略》（與吳式芬合輯》、《(竹甫皿)齋金石文考釋》等，還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銅器及秦漢古印名播天下。 後來，又有吳式芬撰《捃古錄金文》3卷，著錄商周銅器及其銘文1334件。吳大澄撰《(客心)齋集古錄》26冊，著錄商周青銅器1048件，另有《吳(客心)齋藏器目》著錄青銅器211件。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著錄青銅器47件。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著錄60件。吳雲《兩(晶缶)軒藏器目》著錄60件；《兩(晶缶)軒彝器圖釋》著錄103件。丁彥臣《梅花草龕藏器目》著錄37件。葉志詵《平安館藏器目》著錄161件。張廷濟《清儀閣藏器目》著錄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錄54件。劉喜海《長安獲古編》著錄商周秦漢禮樂兵器79件。方氵睿益撰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30卷尤其詳細，不僅著錄商周青銅器達1000餘件，而且其中重要銘文都附有考釋，卷首有《彝器說》三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對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傳情況，均作了珍貴的記錄。 從上述上個世紀的收藏家的籍貫來看，江蘇吳縣（今蘇州市）籍或在吳縣久居的人士，幾乎佔了一半，有如吳大澄、曹載奎、吳雲、潘祖蔭，後來還有葉昌熾、劉公魯等人。蘇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銅器，卻在一段時間內，集中湧現了這麼多收藏大家，這在中國收藏史上是不多見的有趣現象，值得後世研究。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文化史上出現了三件大事———西部邊陲居延漢簡的發現、敦煌石窟藏經洞的洞開、河南安陽小屯村甲骨文的發現及其殷墟遺址的確定。這極大地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湧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專家學者。他們大都是高官和富商，很能說明這一時期收藏界的特點。其中有兩江總督端方、駐日公使李經方、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劉晦之、上海房地產巨商周湘雲、山東實業家丁斡圃、交通總長葉恭綽，還有考古學家羅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於省吾、琉璃廠古玩店老闆黃伯川、孫秋帆等。他們的收藏，動輒數十器、幾百器，有不少是承繼前輩的遺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他們之間常常互通聲息，贈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證，著錄結集成書，互相作序、題跋，形成一個不大的卻高深莫測的收藏圈子。 這期間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即美國傳教士福開森（1866—1945），中國名福茂生，在華居留近60年，參與過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宮博物院的鑒定委員，利用「庚子賠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學社基金」編著了《歷代著錄吉金目》、《歷代著錄畫目》、《藝術綜覽》等書，被學術界視為工具書。他在收藏界廣交朋友，稱為「中國通」。他將別人的不少青銅器珍品賣到中國，自己的藏品卻有不少留在了中國，現歸南京大學收藏。 本世紀上半葉的私人手裡的青銅器，後來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館和藝術館。如1890年在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須皿)、克鐘等共計120餘件，其中克鐘共有5件。克鐘出土一個世紀下來，最後歸入上海博物館2件，天津藝術博物館1件，流入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1件，日本(艹騰)井有鄰館1件，然而此套克鐘上的銘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鐘上的。上海博物館所藏和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所藏器為上半篇銘文，而天津藝術博物館和日本(艹騰)井有鄰館所藏器為下半篇銘文，這就為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不便。類似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如器物本身與器蓋分離兩處，同屬一組的器物分散在多處。 解放初，國家鼓勵收藏家捐獻文物，各地建立歷史博物館和藝術博物館，於是青銅器湧向國家和地方的各級博物館，私人收藏青銅器者成了鳳毛麟角。最著名者為李鴻章五弟的一個孫子，名叫李蔭軒，藏器百餘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物館。 80年代國內收藏熱再度興起的時候，熱的是字畫、古錢、瓷器和紫砂壺，而青銅彝器卻沒有恢復昔日的輝煌。海外文物市場上，常有綠銹斑駁的「新坑」出現，國家不得不花大價錢再買回來。本世紀初的北京琉璃廠，一件周代銅鼎可以換一堆乾隆官窯瓷器，而現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煙壺的價格也要高於一件周代青銅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與世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關。青銅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來的，花錢、費力、佔地方不說，就是考辨真偽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來？中國台北文物研究學者、作家郭良蕙說得透徹：「也許受商業價值觀影響，古物市場也不斷起變化，收藏家越來越放棄藝術而以投資和增值率著眼。同樣昂貴的價格，誰不願意把玩小小的雞缸杯，而去購買一件搬運費力的銅器？儘管罕見的三代（即夏商周）銅器乃稀世之寶，但其售價還趕不上一件清代官窯瓷器，實在可悲可歎！」這或許就是青銅器的「世紀末現象」吧。 西週三器之謎 我國傳世的青銅器虢季子白盤、散氏盤和毛公鼎，向被譽為西周王朝的三大重器。出土百餘年來，各自有著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 劉銘傳馬廄識寶 虢季子白盤，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口精心雕制的大浴缸。在它的真面目尚未被揭示之前，人們不是把它當作馬槽，就是當作洗澡盆子。 這只「洗澡盆子」高39．5厘米，盤口長137．2厘米。盤口呈圓角長方形，四隻腳處理為曲尺足形，口沿下的飾紋中，隱含著重重綠銹，整個造型給人以端莊、凝重的淳樸感。最為稀罕的是盤內底部，刻有111字的長篇銘文，四字一句，句式極工整。 銘文的大致內容是說，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犭嚴狁（古匈奴族），大獲全勝，斬敵首級五百，俘虜五十，周王非常讚賞虢季子白的大智大勇，於是在宣榭設宴為他慶功，並賜給他乘馬、彤弓、彤矢、斧钅戊，以示嘉勉。虢季子獲此殊榮，非常感激，特鑄此盤以志紀念。整篇銘文語言洗煉，富有韻律，不僅是西周史上的重要文獻，而且還是一首優美的英雄史詩。學者們根據銘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記載，斷定它的製造年代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間。 這個體重230公斤的大傢伙，相傳於道光年間從陝西寶雞虢川司出土。西周時，這一帶正是西虢的封地（至今有的老地圖上，仍在寶雞地名的後面標個括弧，括弧裡註明「虢鎮」）。這一帶屬於西周統治時的中心地區，與東面鄰近的扶風縣和岐山縣一起，史書上稱為「周原」，百餘年來不知出土了多少珍貴的文物。 虢季子白顯然是周宣王的近臣，此盤造型之大，冶鑄之精，字體之優美、工整，儼然一副皇家氣派。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從地下挖出來了，或許是因為它太大、太重，盜墓人無法將它帶走，又不具備「鼎足三立」的心理「規範」，反而被扔在野地裡，被當地農民搬去盛水飲馬了。 道光年間，此盤為寶雞虢川司劉燕庭所得，劉云「出眉阝縣禮村田間溝岸中」，輾轉又為當時陝西眉阝縣的縣官、江蘇常州人徐傅兼（燮鈞）所得，徐氏卸任返鄉時就帶回了常州老家（福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徐氏得到此盤，起初並不以之為國寶，只是見其花紋繁縟可喜，獸頭獰犭歷有趣。不久太平天國軍起，天下大亂之中人們自顧不暇，更無心顧及一隻「洗澡盤子」。太平軍的護王陳坤書打下常州後，此盤就成了護王府的鎮府之寶。 有趣的是過了不久此盤又被拿去飲馬了。1864年4月，淮軍著名將領劉銘傳隨李鴻章參與鎮壓太平天國，攻下了常州城，進駐護王府。一天夜間，劉銘傳聽到院子傳來金屬的撞擊聲，憑軍人對兵戈鐵馬的警覺，他轉身出來查尋，愈發聽得那聲音鏗鏘有力，如兵刃相擊，且時斷時續。結果循聲找到了馬廄，發現是馬在吃草時，籠頭的鐵環撞在馬槽壁上發出的聲響。他仔細察看此「馬槽」，發現是件不同凡響的古物，遂命馬伕將「槽」洗刷乾淨，那一排排精美而整齊的銘文即刻顯露了出來。劉銘傳畢竟見多識廣，請文人學士考證後，證明是舉世罕見的西周之重器，遂視為珍寶，帶回了安徽肥西老家，並築一亭台樓閣曰「盤亭」，專門安置此盤。 劉銘傳（1836—1895）字省三，號大潛山人，1862年編為李鴻章的淮軍開至上海，此後長期在蘇南、浙江等地與太平軍作戰，所部號曰「銘軍」，為淮軍主力之一。1884年督辦台灣軍務，為抗法名將，並出任台灣省第一任巡撫，1891年病歸老家安徽肥西劉家圩。 「盤亭」成了肥西當地的新鮮事。平時劉家用紅綢緞包裹著此盤，不輕易開啟，每逢過年，才在亭內張燈結綵，鋪以絨墊，供親友們欣賞。同治十年（1871年），劉氏聘請了金石學家吳雲，將銘文詮釋出來並撰出考訂文字，又由英翰、徐子苓及劉銘傳本人相繼作序，遂成《盤亭小錄》一書。劉氏還將盤底的銘文拓出多份，分贈密友，而能目睹實物者極少。據說就連光緒的老師翁同和也未能見到。翁同和亦嗜古成癖，為此耿耿於懷，在慈禧太后面前講劉銘傳據國寶為己有，想通過慈禧之口，令劉將盤交出來。劉銘傳祈於李鴻章，李上奏慈禧太后，太后以劉有戰功，下了懿旨作為御賜，從此無人再敢覬覦。 1895年劉氏去世後，此盤由劉氏的子孫繼藏，可是漸漸失去了大清王朝的庇護，此盤就始終處在「性命交關」之中。民國之後，政局動盪，軍閥劉鎮華曾派人來搜，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都從中插手，企圖收買，劉家子孫始終不為所動。抗戰時期，肥西淪陷，日本人又來搜查，劉家後人只好掘地一丈，上面造一間廁所，把此盤再次埋入地下，舉家遷居他鄉避禍，劉家圩子裡，只剩劉銘傳的第四代孫劉肅曾一家。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派人找上門來，武力脅迫劉家交出此盤。肥西縣長隆武功索性把縣政府設於劉家大院，為尋此盤曾撓開地板，掘土三尺，費盡心機。劉家子孫因此而受盡了磨難。 解放後，1949年12月間，安徽皖北區黨委接到國家政務院電報，要求在肥西縣查找國寶「虢季子白盤」。於是，鄉幹部們找到了劉肅曾。劉系一介文弱書生，開始推說已運上海、天津保存了，後經幹部們的說服，終於決定捐獻國家。他把鄉幹部領到一處四面無門的夾牆外面，洞開夾牆，再往下挖，虢季子白盤終於第二次出土了。 1950年1月，劉肅曾親自護送此盤到北京，臨行前曾在合肥市公開展出，安徽的老百姓終於也有緣目睹了久已傳說中的劉家「大洗澡盆子」。到北京後，文化部舉辦了特展，國家領導人董必武、郭沫若及許多知名學者都來參觀，並表彰了劉肅曾的愛國行為。此盤歷盡百餘年滄桑後，終歸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毛公鼎之波 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館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長銘文著稱於世，號為青銅器的天下第一銘文。 大凡世間越是珍稀的東西，在人間麻煩事就越多，兵荒馬亂之中尤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圓，半球狀深腹，口沿上聳立著兩隻高大的耳朵，腹下三隻獸蹄形足敦實有力，整個造型地正規圓，風格渾厚而凝重，就連飾紋也十分簡潔有力、古雅樸素，標誌了西周晚期時尚的變化。人們已從濃重的神秘色彩中擺脫了出來，淡化了宗教意識而增強了生活氣息，與此同時，銘文增多了，對事件的記錄更為具體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時的器物，郭沫若稱其「銘全體氣勢頗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風烈，此於宣王之時為宜」。周宣王為周厲王之子，即位於周室衰敝之時。他力挽狂瀾，孜孜圖治，有中興之主的盛譽。毛公鼎腹內的這篇銘文，是一篇完整的「冊命」，記述了周宣王給他的近臣毛公(廣音)的任命和勉勵。 銘文首先記述了周初文、武二王開國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著指出，眼下國勢不夠景氣了；進而說明，在這種危急關頭，宣王宣佈了委以毛公廣安國定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內外大事的重任，並授予他宣示王命的專權，又特別申明，凡未經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預告臣工們不予執行；繼而又告誡、勉勵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魚肉鰥寡，要忠心輔佐王室；最後為確立毛公的權威，重賞毛公以儀仗、車馬、兵器等器物。毛公對此感恩戴德，故鑄此鼎以資紀念，並囑咐後世百代、子子孫孫永寶之。 這篇煌煌巨製，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抵得上一篇《尚書》」。而且，它不僅在內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藝術上亦極具美學價值。該銘文筆法端嚴，線條質感飽滿，結體莊重，以至於出土以來，清末的書法家們無不為之傾倒。清末著名書法家李瑞清就曾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毛公鼎於道光末年（1850年）在陝西岐山出土，於咸豐二年（1852年）被陝西古董商蘇億年運到北京，由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用重金買下來。陳介祺與當時的收藏大家王懿榮、潘祖蔭、吳大澄、吳雲等常相過從，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陳氏於青銅器、陶器、古錢、古印璽、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並且精於考釋。他於咸豐四年（1854年）借奔母喪回歸鄉里，從此不再為官，專心致力於古物的收藏與考證。他的兩句詩：「熱鬧場中良友少，巧機關內禍根蟠」，很能說明其鄉居不仕的真實心理。他的多的考證著作如《吉金文釋》、《(竹甫皿)齋吉金錄》、《傳古別錄》、《十鐘山房印舉》等，都是依據他的收藏而為。後人又據其與時人討論古物的書信，輯成《陳(竹甫皿)齋尺牘》，更是具體說明了他鄉居後的學問所在。他的「萬印樓」現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他的故居陳列館也在他誕生180週年時正式開放，被公推為上世紀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陳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陳氏對其他收藏都樂於公睹於世，印成目錄，昭示天下，唯有對毛公鼎，深鎖密藏，秘不示人。陳氏病故後，陳氏後人又繼藏了20年。到本世紀初，兩江總督端方依仗權勢派人至陳家，限三日交鼎，強行買走。毛公鼎到端府後沒幾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運動中的新軍刺死。後來，端方的女兒出嫁河南項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為陪嫁，而袁家卻不敢接受，端氏後裔遂將鼎抵押在天津的華俄道勝銀行。可是後來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許多青銅器均經過端氏的把兄弟、美國人福開森賣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無力贖回了。 1919年、1920年間，有個美國商人欲出資5萬美元把毛公鼎買走。消息傳出，國內輿論嘩然。民國間曾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的大收藏家葉恭綽知道了，決意與美國人角逐，想方設法將鼎留在國內。葉氏本來力勸國內有實力者買下，後來卻不意傳來流言蜚語，說葉氏想在內中撈取什麼好處。葉氏一氣之下，變賣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買了下來。於是毛公鼎又來到葉家，一呆又是十幾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後又移至上海。 葉恭綽（1880—1968），廣東番禺人，字譽虎，號遐庵、矩園，清朝末年曾任職郵傳部，民國後歷任交通總長兼交通銀行經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軍閥時期，曾連任靳雲鵬、梁士詒、顏惠慶、段祺瑞內閣的交通總長，系舊交通系的骨幹之一，財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國年間最著名的收藏家和書法家之一。葉氏買下毛公鼎後，曾拓下銘文，分送親友，圈內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葉氏寓所懿園。抗戰中葉避之香港，香港淪陷後，日本人脅迫他出任偽交通總長，被他稱病拒絕，整日臥床休息，足不出戶。誰知時間一長，關節疏鬆，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葉恭綽在香港的日子過不安寧，整日在日本人監視之中，誰知上海方面又後院起火。原來葉氏在上海的一個姨太太，因財產問題鬧糾紛，竟把毛公鼎藏於懿園的消息捅給了日本人，鬧得日寇三番五次前來搜查。葉氏得知後萬分焦急，即刻發電報到昆明，叫他的侄子葉公超（西南聯大教授）來港晤商。葉公超遂赴上海，為保護寶鼎與敵人周旋。葉公超到上海剛把毛公鼎安頓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獄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點喪命，後囑家人趕快設法請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後經葉恭綽在香港遙控指揮，多方托人設法營救，好歹總算保住葉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轉移香港，面交葉恭綽。 抗戰勝利前，葉恭綽被日軍押解回滬，仍是稱病不出。然而此時葉家一個龐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養活，實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戰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隱居不仕了，十餘年下來全家人坐吃山空，還要撫養好幾個子侄在外國留學，逐漸覺力不能支，只好靠變賣文物度日。到實在無奈之時，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時抗戰勝利在即，日軍已節節敗退，抗戰勝利的大勢已定。上海一個大奸商陳詠仁為給自己留條後路，表示願買此鼎，並約法三章，勝利之後一定捐獻國家。於是，寶鼎又轉到了陳氏手中。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陳氏如約將寶鼎捐獻給當時的南京政府，歸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藏，解放前夕被帶去台灣，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院。 一代國寶毛公鼎問世以來歷來為學界所重，不斷有人對其銘文考釋研究，《捃古錄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齋集古錄》、《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均作了著錄和研究。 散氏盤「失」而復得 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盤，與毛公鼎一樣，均以其長篇銘文和精美的書法著稱於世。散氏盤的銘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幾個字已銹蝕不可辨認外，實能認出者為357字。內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諸侯國之間圍繞土地分配問題發生的一場公案，十分有意思。 銘文上說，關中畿內的、散二國，邊界相連，人屢次侵犯散國的邊界，掠奪土地和財物。散人向周王告狀，後來在周王的調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園二區作為對散人的賠償，並且發誓將田交付散人後，永不毀約，否則就照田價付罰金，並通知其他各國與人斷絕交往。這場官司中還具體規定了這兩塊賠田的區域、疆界，並由兩國共同派官吏勘定後交接。周王還派一個叫仲農的史正（官名）到場作證，仲農完成使命後，遂將新界地圖交與人，並留下左券。在這種情況下，散人鑒於人平素的行為，仍是不放心，怕他們毀約，於是就把這場官司的全過程及人的誓約鑄在銅盤上，作為永久的證據，以防不測。 這場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後人踐約了沒有，重要的是被後人看出了歷史的破綻———你周王室不是實行井田制嗎？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嗎？那麼為什麼現在可以實行有條件的轉讓了呢？這說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動搖及其王室權力的削弱，是整個社會制度開始動搖的重要信號。這就是今天看散氏盤的歷史價值所在，十分難能可貴。 據後來的學者們考證，散氏盤為周厲王時物。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又進一步考證，國疆界相當於現在陝西及武功一帶，散國的疆界相當於大散關、大散嶺以東陳倉一帶，散氏盤的出土地點當在散國地界之內。 散氏盤於乾隆中葉出土，為江南一位收藏家購得，長期存放在揚州。著名學者阮元考證後，將其定名為「散氏盤」，「散氏盤」遂名揚天下。當時的拓本價格已十分高昂，官府中達官貴人及外國人一直垂涎不止。後來藏家又將其翻砂複製兩件，其中一件賣給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揚州。 嘉慶十五年（1810年）冬，當時的兩江總督阿毓寶從一個鹽商手裡購得此盤，作為嘉慶皇帝50生辰的禮品，入貢紫禁城。散氏盤入駐皇宮之後，一直被閒置於深宮，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朝，因宮中貢品實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後來竟無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於傳出此盤已毀於圓明園大火的說法，遂宣告「失蹤」。直到1924年3月，遜清內務府為核查養心殿的陳設，才意外地發現了它！起初還以為是贗品，後以舊拓本相對照，方知確屬真品無疑。溥儀知道此事後，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贈臣屬。後來溥儀被趕出皇宮，此盤與其他文物一起歸故宮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被國民黨政府攜往台灣。 總督軼事 清末兩江總督端方，是一位傳奇式人物。他的許多故事早被歷史的煙雲淹沒了，只留下慈禧太后葬禮上的那一幕———他跑去東陵為慈禧送葬的隊伍拍照片，觸怒了監國攝政王載灃，認為不合章法，遂落了個免職的下場。1911年四川保路風潮漸起，他在這個多事之秋，被任命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並由湖北率新軍一標前去鎮壓已經如火如荼的保路風潮，在資州（今資中）被起義新軍所殺。 現在真正使人們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紀初最負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滿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橋，號齋。1882年壬午科舉人，捐員外郎，遷郎中，歷官陝西按察使、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1900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亂時，他拱衛周圍，鞍前馬後，奔忙不迭，遂深得寵信，出入左右，不久就升為湖北巡撫、湖廣總督、江蘇巡撫，繼而又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成為權傾朝野的一員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廠的老人們傳說他原先並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們聚會的場合，人們談論古董時他也湊熱鬧，被人譏為「你懂什麼！」奇恥大辱，不雪不足以為人生，於是他發憤研究漢民族傳統文化，尤其在陝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終於嗜古成癖，一發而不可收，不數年，海內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聰穎，悟性極高，加上有權、有勢、有錢，又處在陝西，這個號稱「一橛頭下去，準能刨出件文物來」的地方，天時地利佔盡，藏品很快蔚為大觀。他收藏的面很廣，中國傳統士大夫收藏的各種門類，諸如青銅器、碑刻、古印、古磚、泉范，甚至井欄、田券、墳券，只要有文字、飾紋、有考訂價值者，皆兼收並蓄。 《齋吉金錄》是他收藏青銅器的著錄，共計448器。其最負盛名的青銅藏品，是一組於1901年從陝西鳳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後來也有人考證，其並非全屬一組）。這19件寶貝經考證確定為：父甲觶，父乙（有蓋），鼎卣（有蓋），青銅禁，妣巳觶，祖癸角，銅勺（6柄，每柄近尺長，勺頭為橄欖形，柄上有精美圖案），妣巳觚，觶，子執拂，鼎尊，鼎卣（有蓋，高2尺許，方底圓身，有提梁，紋飾極精），父巳尊和犧形爵（有立柱，紋飾極精美）。其中最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長的長方形青銅禁。禁，形制和作用極似一張長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銅酒器。這套酒器中的青銅禁出土，為有史以來首次發現之禁，舉世為之轟動，被端方捷足先登，收為己有，著錄於其《齋吉金錄》首卷。出土地點為寶雞縣的三十里鬥雞台。鬥雞台這個地方，歷朝歷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華夏祖先曾經集中居住過的一方寶地。 可惜這組寶貝在端方死後流入美國，入藏紐約中央博物館，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國傳教士福開森干的「好事」。福開森在《齋舊藏古酒器考》中說：「1911年秋革命軍起，端方死於四川，遺產皆在北京，其後人以貧故，不能守，稍稍貨其古器物以自給。近年貧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後又加入一件觶，計為20件），歸於我國紐約中央博物館，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齋吉金錄》於器之形制、尺寸記之特詳，而於其名物，未有詳確之記載，猶不免有遺憾……」在運往美國之前，福開森將這組器件逐一摹拓打印，據器之大小而定紙之長短，一套15幅圖，輯成《齋舊藏古禁全器》，鄭孝胥題籤，影印出版。於是國內大家能見到的，僅此影印紙本而已。後來有人傳出，此套古禁器物，賣了20餘萬美元，無論在當時或是當今，都不能不算一筆巨額。 端方藏石達643件之巨。年代自漢至元，範圍廣於全國各地，形式不僅有古碑、造像、石經、墓誌銘，還有泉范、塔記、井欄、田券、造像記等等，並且逐一請人錄其碑文、刻記，他本人親撰考釋文字，編為《齋藏石記》16冊。幫他從事這一工程的，是當時知名學者況周頤、李明經和龔錫齡等人。「所錄碑文一點半畫悉依原字摹擬」，「良宵雅坐，時亦商榷，是非稽合同異，凡二三月輒自為一跋令錄文後，或易舊稿，或出新制，走亻平授簡，喘汗相屬，蓋公政事之餘，勤勤著述概如此爾」，當事人龔錫齡如實道出了當時的合作情景。 據其考證，古之著錄金石者，始於歐陽修，繼而有洪適，「爰及近代作者益眾矣，然據原石者，僅志郡邑，限於方隅，私家收藏，則皆僅據通行拓本，人間習見，復出蓋多，其以一人藏石，都錄成書者，實自公是編始」。於是端方被推為以私家藏石著錄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殘經，大都為前人所未見，未曾著錄者，其史料意義尤為重大。當時端方曾感歎前人所著錄之古碑石刻，今已不為多見，而現時審視端方所集石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幾何，百年風雲，是可懼也。 端方自稱：「余少稽此業，自為京朝官，及杖節方州，蓋嘗物色求，自詭以實驗為準，因此，金石之新出者，爭以購歸余。其舊者藏於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羅。」可見其意氣奮發，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端方藏石中，有漢代按照日影來測定時間的測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欄如天監井、湧金井，墓誌如皇甫粼、司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灑灑，如山海巨觀。 還有《齋藏印》，集歷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隸，陰陽交錯，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兩卷藏磚記，收入的皆為漢代罪人墓地的磚銘。端氏據此考證，墓誌銘在漢代就有了，從而否定了那種認為墓誌起源於顏延之之說，批駁了顧亭林源於南朝之說。他認為，漢代連罪人都有了墓誌，況無罪之人乎？ 這批漢代罪人墓誌，均刻於磚上，如「漢蕭延死磚，章和二年」。端氏著錄了該磚的高、寬、厚度，字體大小；又如「漢左章死磚，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長安左章鉗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計117磚。每磚均附有考釋文字。端氏還從磚文的刻寫法，論證了古文字的演變，可見其用功之深。 古鼎沉浮記 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區天平路40號一幢小院裡異常熱鬧。這兒原是著名收藏家張叔馴的住宅，解放前張氏去美國了，上海市文管會最初就租用了這套房子（現在為文藝醫院）。這一天對文管會來說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蔭的後代，向國家捐獻兩件西周時期的國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獻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氣的臉龐，一身潔淨略帶古意的裝束。就是這薄薄的身板，將一個歷史使命擔在了肩頭———她18歲嫁到蘇州名門潘祖蔭家族，幾十年間，孤兒寡母為了守住潘家百餘年來的收藏品，機智地闖過了亂世災年，最後終於將這批國寶完好地交給國家！ 她叫潘達於，原姓丁，家藏舊物都是潘家祖傳的，她在捐獻儀式上說：「我是代表潘家捐獻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獻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隨之消失了。 捐獻儀式由華東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唐主持，上海市文管會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師徐森玉先生報告了潘氏捐獻經過。接著由華東文化部部長陳望道致表揚詞，並頒發了中央文化部的褒獎狀，上面寫著： 達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為祖國歷史名器，六十年來迭經兵火，保存無恙，今舉以捐獻政府，公諸人民，其愛護民族文化遺產及發揚新愛國主義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揚，此狀。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沈雁冰 潘達於的同族堂弟潘景鄭（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現為上海圖書館研究員）代表潘達於在會上發言，表示將古鼎捐獻國家的心願。從此，潘達於的名字就與大克鼎、大盂鼎聯在了一起。人們只要一提起這兩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會想起她的名字。這兩尊古鼎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說：「這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和美術考古學的珍貴資料。它們在學術上的價值，堪與毛公鼎、散氏盤和虢季子白盤媲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獸蹄，寬寬的口沿下飾以變形的獸面紋，獸面紋中間又飾以小獸面，還有凸起的觚稜，顯得十分端莊、凝重。鼎的腹內壁上鑄有290字的長篇銘文，銘文行間又有線條相隔，使得銘文十分整齊、華美，這在西周青銅器中是很罕見的。銘文的內容是說，克的祖父名叫師華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輔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謙遜的品質、寧靜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幫助王室把國家管理得非常好。鑒於他的功績，明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孫子克為近臣，擔任了出傳王命、入達下情的重要職務，並且賜給禮服、土地和奴隸。這些官職爵祿將世代襲承，單傳嫡長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得之於祖父的餘蔭，所以造了這隻大鼎，用來祭祀祖父師華父。這篇銘文反映了周天子賞賜大臣的情況，是對當時的賞賜制度、土地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具體反映，所以歷來被作為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資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從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的一個窖藏點出土的，同時出土的還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鐘、克須和仲父等120餘件青銅器。大克鼎被帶到北京、天津後，被清廷工部尚書、蘇州人潘祖蔭重金購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時人曾記敘說：「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為最，曾鐫印章曰：寶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應接不暇，多以翻本報之。」足見其對大克鼎的珍視。 關於大盂鼎，來歷就更複雜一些。鼎身為立耳、圓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飾以饕餮紋帶，三足上飾以獸面紋，並飾以扉稜，下加兩道弦紋，使整個造型顯得雄偉凝重，威儀萬端。 與大克鼎一樣，大盂鼎腹內亦有精美的長篇銘文。大意是說，周康王對貴族盂講述了西周開國的經驗，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滅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為辦事和祭祀的時候都不敢酗酒，始終恭教而認真；殷商之所以滅國，在於他們飲酒太多的緣故。所以他自己願以文王為榜樣，同時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為榜樣。周康王命令盂幫助他掌管國家的軍政大事，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1726個奴隸，並叮囑盂，要恭敬效力，不違王命。銘文最後指出，盂製作這尊寶鼎，是用來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這篇有趣的銘文，除了告知人們當時的朝廷的賞賜制度、世襲制度以外，還介紹了周初開國的經驗，尤其是把商朝的滅亡歸為飲酒過度，這就對研究商代的社會情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非常難得。與此鼎同時出土的還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傳，今人未能獲見。 大盂鼎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陝西岐山縣禮村出土的。出土後，為當地豪紳宋金鑒所有，後來又被岐山縣令周庚盛奪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鑒赴京趕考，得點翰林，時值大盂鼎又從周家流出，在琉璃廠善價而沽，宋金鑒又出銀3000兩，把此鼎再次買來，運回岐山。同治年間，宋家家道中落，其後代將鼎運到西安，以700兩銀子轉讓他人，後來又歸鎮守西陲的一代名將左宗棠所有。數年後，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清廷信以為真，要召左進京問罪，幸虧工部尚書潘祖蔭從旁說合疏救，才得倖免。左宗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贈，以示感激之情。於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進京的機會。 潘祖蔭收藏青銅器的處所號稱「攀古樓」。「攀古樓」歷年所儲，除大克鼎、大盂鼎之外，林林總總凡數百器，據潘氏《攀古樓彝器款識》記載，尚有著名的史頌鼎、呂阝鐘四、郾侯鼎、夫捨鼎、季余鼎、至鼎、齊、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敦、季良父等等，可謂壯觀。抗戰之前，潘達於為留下藏器資料，曾請可靠的攝影師，對全部家藏青銅器逐個拍照，共得380塊玻璃底片。從中可知，潘家在抗戰前青銅留存尚有380器。 關於潘氏所藏的史頌鼎，亦是一尊具有相當歷史研究價值的、不可多得的寶鼎。鼎的腹內有15行、115字的銘文，是記錄西周冊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時代的叫頌的史官製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宮的太室即位，受命者頌在宰的引導下入門立於中廷，尹氏將周王的冊命書授予史虢生宣讀，內容是命令頌掌管成周市廛20家，監管新造，積貯貨稅用於宮御，為此，又賜頌命服、馬具攸勤等。頌拜叩受命，帶著有王命的簡冊退出中廷。最後，頌宣揚周王的冊命，並為先祖作此寶鼎，表示自己將對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長命，永遠效忠於天子。這樣完整地記敘周天子冊命儀禮的文件，在西周青銅器中是不多見的，歷史學家們認為，這對於研究西周時代的冊封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當初潘氏每得一器，就與同好者切磋研究，圖狀釋文，以傳後世。常與商榷者，有萊陽周孟伯、南皮張之洞、福山王懿榮、吳縣吳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 潘祖蔭於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書、大理寺卿、軍機大臣。身後無子，所遺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運回鄉，存放在蘇州南石子街的舊宅中，僅青銅器就堆放了滿滿一大房間，另有一大間專放古籍和字畫卷軸。潘祖蔭的藏書樓稱「滂喜齋」，亦為江南一大書藏。 潘達於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鏡，本是乾隆年間宰相潘世恩第三個兒子的後代，世稱「老三房」的後代，後來因為潘祖蔭無後，而潘祖年的兩個兒子過繼給祖蔭後均早夭，剩下兩個女兒，大女兒嫁吳江同裡徐氏，二女兒潘靜淑嫁給著名畫家吳湖帆，家中仍是無人繼承香火，於是就將「老三房」的後代潘承鏡過繼過來，成為潘祖蔭和潘祖年兩家的孫子，兼祧兩家香火，而潘達於就是兩位大人的孫媳婦。 潘達於何其不幸，結婚剛剛三個月，丈夫就故世了，沒有留下子息。這在潘家氏族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蔭的命中就沒有後代，過繼過來一個死一個，都是未成年或是沒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認為這是家中收藏的青銅器太多，陰氣太重所致。果然，潘承鏡過繼給潘祖蔭、祖年當孫子，亦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一場。 孩子是可以過繼的，潘達於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將女兒家華過繼給了她，在此之前，還過繼了一個兒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護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責任，是無法過繼的。結婚後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兒寡母過日子，上有老祖母，下有一雙兒女，而中間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達於。 潘祖年去世後，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寶無數，盜賊就常來光臨。又有各種人士前來打探，勸其出讓寶鼎。有個外國人願出600兩黃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換，而潘達於堅不為動。她懂的道理很簡單，然而卻非常堅定，此鼎是幾百年、幾千年前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國寶，不能出賣，只能保護好繼續傳下去。 ------------------ 竹露荷風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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