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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曾在安新同口當了一年小學教員，就是那年，偉大的人民抗日戰爭開始了，同口是組織抗日力量的烽火台之一，在抗日曆史上永遠不會湮沒。 這次到白洋澱，一別十年的舊遊之地，給我很多興奮，很多感觸。想到十年戰爭時間不算不長，可是一個村鎮這樣的兌蛻變化，卻是千百年所不遇。 我清晨從高陽出發，越過一條堤，便覺到天地和風雲都起了變化，堤東地勢低下，是大窪的邊沿，雲霧很低，風聲很急，和堤西的高爽，正成一個對照。 順堤走到同口村邊，已經是水鄉本色，凌皮已經有些地方解凍，水色清澈得發黑。有很多拖床正在繞道行走。村邊村裡房上地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葦垛，真是山堆海積。 水的邊沿正有很多農民和兒童，掏掘殘存的葦子和地邊的硬埂，準備播種；船工正在替船家修理船隻，斧鑿叮咚。 街裡，還到處是葦皮，蘆花，鴨子，泥濘，低矮緊擠的房屋，狹窄的夾道，和家家迎風擺動的破門簾。 這些景象，在我的印象裡淡淡衝過，一個強烈的聲音，在我心裡叩問：人民哩，他們的生活怎樣了？ 我利用過去的關係，訪問了幾個家庭。我在這裡教書時，那些窮苦的孩子們，那些衣衫破爛羞於見老師的孩子們，很多還在火線上。他們的父母，很久才認出是我，熱情真摯地和我訴說了這十年的同口鎮的經歷，並說明他們的孩子，都是二十幾歲的人了，當著營長或教導員。他們忠厚地感激我是他們的先生，曾經教育了他們。我說：我能教給他們什麼呢，是他們教育了自己，是貧苦教育了他們。他們的父兄，代替了那些紳士地主，負責了村裡的工作，雖然因為複雜，工作上有很多難題，可是具備無限的勇氣和熱心，這也是貧苦的一生教育了他們。 那些過去的軍閥、地主、豪紳，則有的困死平津，有的仍縱慾南京上海，有的已被清算。他們那些深宅大院，則多半為敵人在時拆毀，敵人在有名的「二班」家的游息花園修築了炮樓，利用了宅內可用的一切，甚至那裡埋藏著的七副柏樹棺木。村民沒有動用他們的一磚一瓦，許多貧民還住在那低矮的小屋。 過去，我雖然是本村高級小學的教員，但也沒有身份去到陳調元大軍閥的公館觀光，只在黃昏野外散步的時候，看著那青磚紅牆，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宮，至少是一座王爺府。他竟從遠遠的地方，引來電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對於那在低暗的小屋子裡生活的人民是一種威脅，一種鎮壓。 誰能知道一個村莊出產這樣一個人物在同村的男女中間引起什麼心理上的影響？但知道，在那個時候雖然是這樣的勢派氣焰，農民卻很少提起陳調元，農民知道把自己同這些人劃分開。 土地改革後，沒有房住的貧苦軍屬，進住了陳調元的住宅，我覺得這時可以進去看看了。我進了大門，那些窮人們都一家家的住在陳宅的廂房裡、下房裡，寬敞的五截正房都空著。我問那些農民，為什麼不住正房，他們說住不慣那麼大的房子，那住起來太空也太冷。這些房子原來設備的電燈、木器、床帳，都被日本毀壞了。窮人們把自家帶來的破布門簾掛在那樣華貴的門框上，用柴草堵上窗子。院裡堆著葦子，在方磚和洋灰鋪成的院子裡，曬著太陽織席。他們按著他們多年的勞動生活的習慣，安置了他們的房間，利用了這個院子。 他們都分得了地種，從這村一家地主，就清算出幾十頃葦田。我也到了幾家過去的地主家裡，他們接待我，顯然還是習慣的冷漠，但他們也向我抱怨了村幹部，哭了窮。但據我實際瞭解，他們這被清算了的，比那些分得果實的人，生活還好得多。從這一切的地方可以看出，從房舍內，他們的牆上，還有那些鮮艷的美女畫片，炕上的被褥還是紅紅綠綠，那些青年婦女，臉上還擦著脂粉，在人面前走過，不以為羞。 我從南幾縣走過來，我很少看見擦脂抹粉的人了。 這些脂粉，可以說是殘餘的東西，如同她們腳下那些緞「花鞋」。但證明，農民並沒有清算得她們過分。土地改革了，但在風雪的澱裡咚咚打冰的，在泥濘的街上，坐著織席的，還是那些原來就貧窮的人，和他們的孩子們。而這些地主們的兒子，則還有好些長袍大褂，游遊蕩蕩在大街之上和那些聲氣相投的婦女勾勾搭搭。我覺得這和過去我所習見的地主子弟，並沒有分別，應該轉變學習勞動，又向誰訴的什麼苦！ 進步了的富農，則在盡力轉變著生活方式，陳喬同志的父親母親妹妹在晝夜不息地捲著紙煙，還自己成立了一個煙社，有了牌號，我吸了幾支，的確不錯。他家沒有勞動力，賣出了一些地，幹起這個營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這種家庭生活的進步，很可告慰我那在遠方工作的友人。 1947年5月於端村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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