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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三六年暑假後，到同口小學教書的。去以前，我在老家失業閒住。有一天，縣郵政局，送來一封掛號信，是中學同學黃振宗和侯士珍寫的。信中說：已經給我找到一個教書的位子，開學在即，希望刻日赴保定。並說上次來信，寄我父親店舖，因地址不確被退回，現從同學錄查到我的籍貫。 我於見信之次日，先到安國，告知父親，又次日雇騾車赴保定，住在南關一小店內。當晚見到黃侯二同學。黃即拉我到娛樂場所一遊，要我請客。 在保定住了兩日，即同侯和他的妻子，還有新聘請的兩位女教員，雇了一輛大車到同口。侯的職務是這個小學的教務主任，他的妻子和那兩位女性，在同村女子小學教書。 黃振宗是我初中時同班，保定舊家子弟，長得白晰漂亮，人亦聰明。在學校時，常演話劇飾女角，文章寫得也不錯，有時在校刊發表。並能演說，有一次，張繼到我校講演，講畢，黃即上台，大加駁斥，聲色俱厲。他那時，好像已經參加共產黨。有一天晚上，他約我到操場散步，談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參加。我那時覺悟不高，一心要讀書，又記著父親囑咐的話：不要參加任何黨派，所以沒有答應，他也沒有表示什麼不滿。又對我說，讀書要讀名著，不要只讀雜誌報刊，書本上的知識是完整的、系統的，而報張雜誌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紛雜的。他的這一勸告，我一直記在心中，受到益處。 當時我正埋頭在報紙文學副刊和社會科學的雜誌裡。有一種叫《讀書雜誌》，每期都很厚，佔去不少時間。 他畢業後，考入北平中國大學，住在西安門外一家公寓裡面，我在東城象鼻子中坑小學當事務員，時常見面。他那時好喝酒，講名士風流，有時喝醉了，居然躺在大街上，我們只好把他拉起來。大學沒有畢業，他回到保定培德中學教國文，風流如故，除經常去妓院，還交接著天華商場說大鼓書的一位女藝人。 一九三九年，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冬季，李公樸到邊區參觀，黃是他的秘書，騎著瞎了一隻眼的日本大洋馬，走在李公樸的前面。在通訊社我和他見了面。那時不知李公樸來意，機關頗有戒心，他也沒有和我多談。我見他口袋裡插的鋼筆不錯，很想要了他的，以為他回到大後方，鋼筆有的是。他卻不肯給。下午，我到他的駐地看望他，他卻自動把鋼筆給了我。以後就沒有見過面。 解放以後，我只是在一個京劇的演出廣告上，見到他的筆名，好像是編劇。不知為什麼，我現在總感覺他已經不在人世了。他體質不好，又很放縱。交遊也雜亂。至於他當初不肯給我鋼筆，那不能算吝嗇，正如太平年月，千金之子，肥馬輕裘之贈，不能算作慷慨一樣。那時物質條件困難，為一支蘸水鋼筆尖，或一個不漏水的空墨水瓶，也發生過爭吵、爭奪。 侯士珍，定縣人，育德中學師範專修班畢業。在校時，任平民學校校長，與一女生戀愛結婚。畢業後，由育德中學校方介紹到保定第二女子師範當職員。後又到南方從軍，不久回保定，失業，募捐辦一小報。記得一年暑假，我們同住在育德中學的小招待樓裡，他時常給我們唱《國際歌》和《少年先鋒歌》。 到同口小學後，他兼音樂課和體操課。他在校外租了一間房，閒時就和同事們打小牌。他精於牌術，贏一些錢，補助家用。我是一次也沒有參加過的。我住在校內，有一天中午，我從課堂上下來，在我的宿舍裡，他正和一位常到學校賣書的小販談話。小販態度莊嚴，侯肅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聽著。抗日以後，這位書販，當了區黨委的組織部長。使我想起，當時在我的屋子裡，他大概是在向侯傳達黨的任務吧。 侯在同口有了一個女孩，要我給起個名兒，我查了查字典，取了「茜茜」二字。 侯為人聰明外露，善於交際，讀書不求甚解，好弄一些小權術，頗得校長信任。一天夜裡，有人在院中貼了一張大傳單，說侯是共產黨。侯說是姓陳的訓育主任陷害他，要求校長召集會議，聲稱有姓陳的就沒有姓侯的。我忘記校長是怎樣處置這個事件的，好像是誰也沒有離開吧。不知為什麼，我當時頗有些不相信是那位姓陳的干的，倒覺得是侯的一種先發制人的權謀。不久，學校也就放暑假，蘆溝橋事變也發生了。 暑假以後，因為天下大亂，家鄉又發了大水，我就沒有到學校去。侯在同口、馮村一帶，同孟慶山，組織抗日游擊隊，成立河北遊擊軍，侯當了政治部主任。聽說他扣押了同口二班的一個地主，隨軍帶著，勒索軍餉。 冬季，由我縣抗日政府轉來侯的一封信，叫我去肅寧看看。家裡不放心，叫堂弟同我去。我在安平縣城，見到縣政指導員李子壽，他說司令部電話，讓我隨新收編的楊團長的隊伍去。楊系土匪出身，隊伍更不堪言，長袍、袖手、無槍者甚眾。楊團長給了我一匹馬。一路上隊伍散漫無章，至晚才到了肅寧，其實只有七十里路。司令部有令：楊團暫住城外。我只好隻身進城，被城門崗兵用刺刀格住。經聯繫，先見到政治部宣傳科劉科長。很晚才見到侯。那時的肅寧城內大街，燈火明亮，人來人往，抗日隊伍歌聲雄壯，飯鋪酒館，家家客滿，鍋勺相擊，人聲喧騰。 侯同他的愛人帶著茜茜，住在一家地主很深的宅子裡，他把盒子槍上好子彈，放在身邊。 第二天，他對我說，「這裡太亂，你不習慣。」正好有人民自衛軍司令部的一輛卡車，要回安國，他托呂正操的閻參謀長，把我帶去。上車時風很大，他又去取了一件舊羊皮軍大衣，叫我路上御寒。到了安國，我見到閻素、陳喬、李之璉等過去的同學同事，他們都在呂的政治部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天，人民自衛軍司令部，駐紮安平一帶，我參加了抗日工作。一天，侯同家屬、警衛，騎著肥壯高大的馬匹來到安平，說是要調到山裡學習，我盡地主之誼，請他們到家裡吃了一頓飯。侯沒有談什麼，他的妻子精神有些不佳。 一九三九年，我調到山裡，不久就聽說，侯因政治問題，已經不在人間。詳細情形，誰也說不清楚。 今年，有另一位中學同學的女兒從保定來，是為她的父親謀求平反的。說侯的妻子女兒，也都不在了。他的內弟劉韻波，是在晉東南抗日戰場上犧牲的。這人我曾在保定見過，在同口，侯還為他舉行過音樂會，美術方面也有才能。 當時代變革之期，青年人走在前面，充當搏擊風雲的前鋒。時代賴青年推動而前，青年亦乘時代風雲沖天高舉。從事政治、軍事活動者，最得風氣之先。但是，我們的國家，封建歷史的黑暗影響，積壓很重。患難相處時，大家一片天真，尚能共濟，一旦有了名利權勢之爭，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點，有時就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了。熱心於學術者，表現雖稍落後，但就保全身命來說，所處境地，危險還小些。當然遇到「文化大革命」，雖是不問政治的書獃子，也就難以逃脫其不幸了。 一九四七年，我又到白洋澱一行。我雖然在《冀中導報》吃飯，並不是這家報紙的正式記者。到了安新縣，就沒有按照採訪慣例，到縣委宣傳部報到，而是住在端村冀中隆昌商店。商店的經理是劉紀，原是新世紀劇社的指導員，為人忠誠熱情，是個典型的農村知識分子。在他那裡，我寫了幾篇關於席民生活的文章，因為是商店，吃得也比較好。 劉紀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批評，也受到一些委屈，精神有很長時間失常。現在完全好了，家在天津，還是不忘舊交，常來看我。他好寫詩，有新有舊，訂成許多大本子，也常登台朗誦。 他的記憶力，自從那次運動以來，顯然是很不好，常常丟失東西。「文化大革命」後期，我在佟樓謫所，他從王林處來看我，坐了一會走了，隨即有於雁軍追來，說是劉紀錯騎了她的車子。我說他已經走了老半天，你快去追吧。於雁軍剛走，劉紀的兒子又來了，說他爸爸的眼鏡丟了，是不是在我這裡。我說：「你爸爸在我這裡，他攜帶什麼東西，走時我都提醒他，眼鏡確實沒丟在這裡，你到王林那裡去找吧！」他兒子說：「你提醒他也不解決問題，他前些日子去北京，住在劉光人叔叔那裡，都知道他丟三拉四，臨走叔叔阿姨都替他打點什物，送他出門，在路上還不斷問他拉下東西沒有，他說，這次可帶全了，什麼也沒拉下。到了車站，才發現他忘了帶車票！」 我一直感念劉紀，對我那段生活和工作，熱情的幫助和鼓勵。那次在佟樓見面，我送了他三部書：一、石印《授時通考》，二、石印《南巡大典》，三、影印《雲笈七箋》。其實都不是什麼貴重之物。那時發還了抄家物品，我正為書多房子小發愁，也擔心火警。每逢去了抽煙的朋友，我總是手托著煙盤，侍立在旁邊，以免火星飛到破爛的舊書上。送給他一些書，是減去一些負擔，也減去一些擔驚受怕。但他並不嫌棄這些東西，表示很高興要。在那時，我的命運尚未最後定論，書也還被認為是四舊之一，我上趕送別人幾本，有時也會遭到拒絕。所以我覺得劉確是個忠厚的人。 這就使我聯想到另一個忠厚的人，劉紀的高小老師，名叫劉通庸。抗日時我認識了他，教了一輩子書，讀了一輩子進步的書，教出了許多革命有為的學生，本身樸實得像個農民，對人非常熱情、坦率。 我在蠡縣的時候，常常路過他的家，他那時已經患了神經方面的病症，我每次去看他，他總不在家，不是砍草拾糞，就是放羊去了。他的書很多，堆放在東間炕頭上，我每次去了，總要上炕去翻看一陣子，合適的就帶走。他的老伴，在西間紡線，知道是我，從來也不聞不問，只管干她的活。 既然到了安新，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說實在話，我想去那裡，並不是基於什麼懷舊之情。到了那裡，也沒有找過去的同事熟人，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面工作去了。我投宿在老朋友陳喬的家裡，這也是抗日戰爭期間養成的習慣，住在有些關係的戶，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顧。抗日期間，是統一戰線政策，找房子住，也不注意階級成分，住在地主、富農家裡，房間、被褥、飲食，也方便些。 但這一次卻因為我在《一別十年同口鎮》這篇文章的結尾，說了幾句朋友交情的話，其實也是那時黨的政策，連同《安新遊記》等篇，在同年冬季土地會議上，受到了批判。這兩篇文章，前者的結尾，後者的開頭，後來結集出版時，都作過修改。此次淮舟從報紙複製編入，一字未動，算是復其舊觀。也看不出有什麼問題，這是因為時過境遷，人的觀點就隨著改變了。當時弄得那麼嚴重，主要是因為我的家庭成分，趕上了時候，並非文字之過。同時，山東師範學院，也發現了《冀中導報》上的批判文章，也函請他們複製寄來，以存歷史實際。 我是老冀中，認識人也不少，那裡的同志們，大體對我還算是客氣的。有時受批，那是因為我不知趣。土改以後，我在深縣工作半年，初去時還背著一點黑鍋，但那時同志間，畢竟是寬容的，在我離開那裡的時候，縣委組織部長穆濤，給我的鑒定是：知識分子與工農幹部相結合的模範！這絕不是我造謠，穆濤還健在。 當然，我不能承擔這麼高的評語。但我在戰爭年代，和群眾相處，也確實還合得來。在那種環境，如果像目前這樣生活，我就會吃不上飯，穿不上鞋襪，也保全不住性命。這麼說，也有些可以總結的經驗嗎？有的。對工農幹部的團結接近，我的經驗有兩條：一、無所不談；二、煙酒不分。在深縣時，縣長、公安局長、婦聯主任都和我談得來。對於群眾，到了一處，我是先從接近老太太們開始，一旦使她們對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對我有了好感。直到現在，還有人說我善於拍老太太們的馬屁。此外，因為我一向不是官兒，不擔任具體職務，群眾就會對我無所要求，也無所顧忌。對他們來說，我就像山水花鳥畫一樣，無益也無害。 這樣說個家常裡短的，就很方便。此外，為人處世，就沒有什麼好的經驗可以總結了。對於領導我的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但又不願多去接近；對於和文藝工作有些關係的人，雖不一定是領導，文化修養也不一定高，卻有些實權，好擺點官架，並能承上啟下，匯報情況的人，我卻常常應付不得其當。 話已經扯得很遠，還是回到同口來吧。聽說，我教書的那所小學校，樓房拆去了上層，下層現在是公社的倉庫。當年同事，有死亡的，也有健在的。在天津，近幾年，發見兩個當年的學生，一個是六年級的劉學海，現任水利局局長，前幾天給我送來一條很大的魚。一個是五年級的陳繼樂，在軍隊任通訊處長，前些時給我送來一瓶香油。劉學海還說，我那時教國文，不根據課本，是講一些革命的文藝作品。對於這些，我聽起來很新鮮，但都忘記了。查《善闇室紀年》，關於同口，還有這樣的記載：「『五四』紀念，作講演。學生演出之話劇，系我所作，深夜突擊，吃冷饅頭、熬小魚，甚香。」 淮舟在編我的作品目錄時，忽然想編一本書，包括我寫的關於白洋澱的全部作品。最初，我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的，也不好打他的興頭。又要我寫序，因此聯想起很多舊事，寫起來很吃力，有時也並不是很愉快的。因為對於這一帶人民的貢獻和犧牲來說，在文藝作品中的反映，是太薄弱了。 1981年6月17日雨後寫訖 （原載1981年第6期《蓮池》）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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