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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冬季,我和老陳,又在深縣馬莊隱蔽了一段時間,冀中區的形勢越來越不佳。次年初,就奉命過平漢路西去工作了。 這是王林同志來,傳達的黃敬同志的命令。在駐定縣境內七地委那裡,開了簡單的組織介紹信。同行的有冀中導報的董逸峰,還有安平縣的一個到邊區受訓的區幹部。我那時並非黨員,除了這封信外,王林又用當時七地委書記張雪峰的名義,給我寫了一封私函,詳細說明我在冀中區的工作情況,其中不乏讚揚器重之詞。這本來是老王的一番朋友之情。 但是我這個人很迂摯,我當時認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作私人介紹?又沒有蓋章,是否合適?在路上,我把信扔了。不知道我在冀中工作,遇到的都是熟人,一切都有個看顧,自可不必介紹,而去阜平則是人地兩生之處。果然,到了阜平,負責組織工作的劉仁同志,騎馬來到我們的駐地,分別和我們談了一次話。老陳很快就分配了。而我住在招待所,遲遲不得分配。每天飯後爬到山頭上,東迎朝霞,西送落日,頗有些惆悵之感。後來還是冀中區過去了人,劉仁同志打聽清楚,才把我分配到剛剛成立的晉察冀通訊社工作。 這還算萬幸,後來才知道,當時有一批所謂「來路不明」的人,也被陸續送往邊區。和我同來的那個區幹部,姓安,在沒分配之前,有一天就找到我說:「我和你們在路上說的話,可不能談,我是個黨員,你不是黨員。」弄得我很納悶,想了半天,也想不起在路上,他曾和我們說過什麼不是黨員應該說的話。我才後悔:千不該萬不該把老王那封信撕掉。並從此,知道介紹信的重要性。還明白了,參加革命工作,並非像小說上說的,一進來,就大碗酒、大塊肉,論套穿衣服,論秤分金銀,還有組織審查這一道手續。 晉察冀通訊社設在阜平城南莊,主任是劉平同志。此人身材不高,儀表文雅,好抽煙斗,能寫當時胡風體的文藝論文,據說剛從北平監獄放出不久。我分在通訊指導科,科長姓羅,是抗大畢業生,寧波人,青年學生。此人帶有很大的洋場惡少成分,為人專橫跋扈,記得一些革命和文藝的時髦名詞,好給人戴大帽子。記得在邊區記者協會成立時,我忘記說了一句什麼話,他就說是周作人的理論。這種形左實右的人,在那時還真遇到不少,因為都是青年人。我置之不理。 留下了非常不良的印象。他平時對我還算客氣,這一是因為我年事較長,不與人爭;二是因為我到社不久,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得到鉛印,自己作品,封面上卻寫上集體創作,他以為我還算虛心,有可取之處。那時,因為伙食油水少,這位科長尤其嘴饞,我們在業餘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蘆葦深處,掏些小沙魚,回來用茶缸煮煮吃。(那裡的老鄉,不叫用他們的鍋煮這些東西,甚至雞也不讓煮。他們還不許在他們的洗臉盆裡用肥皂。他們說,聞不慣這些味道。這是事實。)每次掏魚,他都是站在干岸上,很少下水,而且不斷指手劃腳,嘴裡不三不四,使人生厭,興趣索然。 我和他睡在老鄉家一條烏黑髮亮、沒有炕席、枕頭和褥子的土炕上。我好失眠,有時半夜裡,在月光之下,看見他睜大兩隻眼睛,也沒有安睡。後來我才知道,他正在和社裡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偷著談戀愛。那時候,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戀愛好像是很不體面的事。羅後來終於和這位女同志結了婚,並一同調到平北遊擊區去工作。那裡很殘酷,禮拜六,羅騎馬去接妻子,在路途遇見敵人,中彈犧牲。才華未展,深為可惜。 就在到通訊社的這年冬季,我有雁北之行。邊區每年冬季,都遭敵人「掃蕩」。因此派一些同志,到各分區採訪,一是工作,二是疏散。羅科長在我們早晨出操的農民場院裡,傳達了主任的指示。 同行者三人:我,還有董逸峰,是從冀中和我一同過路來的。此人好像被列入「來路不明」的那一類,後來竟不知下落。另一人姓夏。此人廣東籍,小有才氣,寫過一些通訊,常常佔去當時晉察冀日報的整個四版。我現在想,通訊文章之長,在開天闢地之時,就發生了。那時報紙雖不大,但因消息來源小,下面來稿也少,所以就縱容這些記者們,去寫長篇通訊。隨後,就形成了一種風氣,一直持續抗戰八年,衍及現代。這是題外的話。夏好像已是黨員,社長雖未公佈他是我們的負責人,但我忖度形勢,他是比我們更被信任的。 出發時,已發棉裝,系中式土布土染襖褲,短小而不可體。另有一山西氈帽,形似未打氣的球皮,剪開一半,翻過即可護耳,為山地防寒佳品。腰間結一布帶(很少有人能結皮帶)。當時如攝影留念,今日觀之,自是寒傖,在當時和農民比較,卻又優越得多了。 從阜平去雁北,路很難走,我們走的又多是僻路,登山涉水,自是平常,有時還要從兩山挾持的罅縫中,相互推舉牽拉,才能過去。詳細沿途情形,現已記憶不清,走了幾天,才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 當時的雁北地區,主要指應縣、繁峙一帶,我們活動的範圍並不大,而敵人對此處,卻很重視,屢次掃蕩。行署主任是王斐然同志,王本是我在育德中學時的圖書管理員,是接任安志誠先生的。我在學校時的印象,他好像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到學校任職的,整天穿一件不太乾淨的深藍布大衫,走路有些蹣跚,給人一種有些潦倒的印象。他對校方有些不滿,曾經和我談過當時的一名被校長信任的會計,是「恨無媚骨,幸有長舌」的人物。在學校,他還曾送我一本不很流行的李守章的小說,名叫《跋涉》,使我長期記住這位曇花一現的作家的名字。 到了行署,王震的部隊正在這一帶活動,我同董逸峰跟隨部隊活動了一程子。在一次集合時,在山腳下遇到了兩個小同鄉:一個是東鄰崔立國,他父親是個商人;一個是同街道的孫建章,他父殺是個木匠。異地相逢,非常親熱,他們都是王震旅的戰士。在山下,朔風呼嘯,董逸峰把他穿的一件日本黃呢軍大衣,脫下來叫我穿上,也使我一直感念不忘。 此人南方人,白晰,戴眼鏡,說話時緊閉嘴唇,像輕蔑什麼東西一樣。能寫些作品。 我跟隨一個團活動。團政治主任,我忘記了他的姓名,每餐都把他飯盒裡的菜,分一些給我吃。以後我到部隊採訪,經常遇到這種年輕好客的指揮人員。 敵人又進行掃蕩,我回到行署,有些依賴思想,就跟隨王斐然轉移。有一天走到一個村莊,正安排著吃頓羊肉,羊肉沒有熟,就從窗口望見進村的山頭上,有了日本兵。我們放下碗筷,趕緊往後山上跑,下山後就是一條河,表面已經結了冰,王斐然穿著羊皮袍子,我穿著棉褲,趟了過去。過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隨即結成了冰,嘩嘩的響著,行走很不便。我發起高燒,王斐然給找了擔架。夜晚到了一處高山,把我放在一家沒有人住的農舍外屋,王與地委書記等人開會,地委書記說要高度疏散,問他還帶著什麼人,他說有一名記者。地委書記說,記者為什麼不到前方去?他說,他病了。 在反掃蕩時,王有時雖也因為有這樣一個學生拖累,給他增添不少麻煩,曾有煩言。但在緊急關頭,還是照顧了我。 不然,戰爭年代,在那樣人地兩生的荒涼之地,加上饑寒疾病,我一個人活動,很可能遇到危險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所以也一直對他感念不盡。 接近舊歷年關時,我們這個被稱做記者團的三個人,回到了通訊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藝通訊稿,即《一天的工作》。 夏一個人向領導作了匯報。劉平同志在開會時,委婉而嚴厲地對我們的這次出差,表示了不滿。 後來,我知道夏這個人,本身散漫,不守紀律,對別人卻好造作謊言,取悅領導。全國解放以後,他曾以經濟問題,受到制裁。 我有這樣的經驗,有的人在戰爭打響時,先叫別人到前方去;打了勝仗慰問時,他再到前方去。對於這樣的記者或作家,雖是領導,我是不信服,也不想聽從的。 我雖在幼年就夢想當一名記者,此次出師失敗,證明我不適宜當記者,一是口訥,二是孤僻。所以後來就退而當編輯了。 1981年11月6日改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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