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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一支身穿淺藍色粗布便衣、男女混雜的小隊伍，走在從阜平到延安、山水相連、風沙不斷、漫長的路上。 這是由華北聯大高中班的師生組成的隊伍。我是國文教師，哲生是一個男生，看來比我小十來歲。哲生個子很高，臉很白。他不好說話，我沒見過他和別的同學說笑，也不記得，他曾經和我談過什麼。我不知道他的籍貫、學歷，甚至也不知道他確切的年齡。 我身體弱，行前把棉被拆成夾被，書包也換成很小的，單層布的。但我「掠奪」了田間的一件日軍皮大衣，以為到了延安，如果棉被得不到補充，它就能在夜晚壓風，白天御寒。 路遠無輕載。我每天抱著它走路，從左手換到右手，又從右手換到左手。這時，就會有一個青年走上來，從我手裡把大衣接過去，又回到他的隊伍位置，一同前進。他身上背的東西，已經不少，除去個人的裝備，男生還要分背一些布匹和糧食。到了宿營地，他才笑一笑，把皮大衣交給我。在行軍路上，有時我回頭望望，哲生總是沉默地走著，昂著頭，步子大而有力。 到了延安，我們就分散了。我在魯藝，他好像去了自然科學院。我不記得向他表示過謝意，那時，好像沒有這些客套。不久，在一場水災中，大衣被衝到延河裡去了。 解放以後，我一直記著哲生。見到當時的熟人，就打聽他。 越到晚年，我越想：哲生到哪裡去了呢？有時也想：難道他犧牲了嗎？早逝了嗎？ 1990年7月19日晨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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