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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為張冠倫同志開追悼會，我只送了一個花圈，沒有去。近幾年來，凡是為老朋友開追悼會，我都沒有參加。知道我的身體、精神情況的死者家屬，都能理解原諒，事後，還都帶著後生晚輩，來看望我。這種情景，常常使我熱淚盈眶。 這次也同樣。張冠倫同志的家屬又來了，他的兒子和孫子，還有他的妻妹。 一進門，這位白髮的老太太就說： 「你還記得我嗎？」 「呵，要是走在街上……」我確實一時想不起來，只好囁嚅著回答。 「常智，你還記得吧？」 「這就記起來了，這就記起來了！」我興奮起來，熱情地招扶她坐下。 她是常智同志的愛人。一九四三年，我在山地華北聯大高中班教書時，常智是數學教員。這一年冬天，我們在繁峙高山上，堅持了整整三個月的反「掃蕩」。第二年初，剛剛下得山來，就奉命做去延安的準備。 我在出發前一天的晚上，忽然聽說常智的媳婦來了，我也趕去看了看。那時她正在青春，又是通過敵占區過來，穿著鮮艷，容貌美麗。我們當時都惋惜，我們當時所住的，山地農民家的柴草棚子，床上連張蓆子也沒有，怎樣來留住這樣花朵般的客人。女客人恐怕還沒吃晚飯，我們也沒有開水，只是從老鄉那裡買了些紅棗，來招待她。 第二天，當我們站隊出發時，她居然也換上我們新發的那種月白色土布服裝，和女學生們站在一起，跟隨我們出發了。一路上，她很能耐勞苦，走得很好。她是冀中平原的地主家庭出身吧，從小嬌生慣養，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比翼而飛，對常智來說，老婆趕來，一同赴聖地，這該是很幸福的了。但在當時，同事們並不很羨慕他。當時確實顧不上這些，以為是累贅。 這些同事，按照當時社會風習，都已結婚，但因為家庭、孩子的拖累，是不能都帶家眷的，雖然大家並不是不思念家鄉的。 這樣，我們就一同到了延安，她同常智在那裡學自然科學。現在常智同她在武漢工作，也談了談這些年來經歷的坎坷。 至於張冠倫同志，則是我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回到冀中認識的。當時，楊循同志是《冀中導報》的秘書長，我常常到他那裡食宿，因此也認識了他手下的人馬。在他領導下，報社有一個供銷社，還有一個造紙廠，張冠倫同志是廠長。 紙廠設在饒陽縣張崗。張冠倫同志是一位熱情、厚道的人，在外表上又像農民又像商人，又像知識分子，三者優點兼而有之，所以很能和我接近。我那時四下游擊，也常到他的紙廠住宿吃飯。管理伙食的是張翔同志。 他的紙廠是一個土紙廠，專供《冀中導報》用。在一家大場院裡，設有兩盤高大的石碾，用騾拉。收來的爛紙舊書，堆放在場院西南方向的一間大廈子裡。 我對破書爛紙最有興趣，每次到那裡，我都要蹲在廈子裡，刨揀一番。我記得在那裡我曾得到一本石印的《王聖教》和一本石印的《書譜》。 解放戰爭後期，是在河間吧，張冠倫同志當了冀中郵政局的負責人。他告訴我，土改時各縣交上的書，堆放在他們的倉庫裡面。我高興地去看了看，書倒不少，只是殘缺不全。 我只揀了幾本亞東印的小說，都是半部。 這次來訪的張冠倫的兒子，已經四十多歲了，他說： 「在張崗，我上小學，是孫伯伯帶去的。」 這可能是在土改期間。那時，我們的工作組駐在張崗，我和小學的校長、教師都很熟。 土改期間，我因為家庭成分，又因為所謂「客裡空」問題，在報紙上受過批判，在工作組並不負重要責任，有點像後來的靠邊站。土改會議後，我冒著風雪，到了張崗。我先到理髮店，把長頭髮剪了去。理髮店胖胖的女老闆很是奇怪，不明白我當時剪去這一團煩惱絲的心情。後來我又在集市上，買了一雙大草鞋，向房東老大娘要了兩塊破氈條墊在裡面，穿在腳下。每天蹣跚漫步於冰凍泥濘的張崗大街之上，和那裡的農民，建立了非常難能可貴的情誼。 農村風俗淳厚，對我並不歧視。同志之間，更沒有像後來的所謂劃清界限之說。我在張崗的半年時間裡，每逢紙廠請客、過集日吃好的，張冠倫同志，總是把我叫去解饞。 現在想來，那時的同志關係，也不過如此。我覺得這樣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進城以後，相互之間的印象，就淡漠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的命運大致相同。他後來死去了。 看到有這麼多好同志死去，不知為何，我忽然感慨起來： 在那些年月，我沒有貼出一張揭發檢舉老戰友的大字報，這要感謝造反派對我的寬容。他們也明白：我足不出戶，從我這裡確實挖不出什麼新的材料。我也不想使自己舒服一些，去向造反派投遞那種賣友求榮的小報告，也不曾向我曾經認識的當時非常渲赫的權威、新貴，請求他們的援助與哀憐。我覺得那都是可恥的，沒有用處的。 我忍受自己在劫的種種苦難，只是按部就班地寫我自己的檢查，寫得也很少很慢。現在，有些文藝評論家，讚美我在文字上惜墨如金。在當時卻不是這樣，因為我每天只交一張字大行稀的交代材料，屢遭管理人的大聲責罵，並扯著那一頁稿紙，當場示眾。後來乾脆把我單獨隔離，面前放一馬蹄表，計時索字。 古人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實，這是不夠的。又說，使生者死，死者復生，大家相見，能無愧於心，能不臉紅就好了。朋友之道，此似近之。我對朋友，能做到這一點嗎？我相信，我的大多數朋友，對我是這樣做了。 我曾告訴我的孩子們： 「你們看見了，我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去參加朋友們的追悼會，等我死後，人家不來，你們也不要難過。朋友之交，不在形式。」 新近，和《文藝報》的記者談了一次話，很快就收到一封青年讀者來信，責難我不願回憶和不願意寫「文化大革命」的事，是一種推諉。文章是難以寫得周全的，果真是如此嗎？我的身體、精神的條件，這位遠地的青年，是不能完全瞭解的。我也想到，對於事物，認識相同，因為年紀和當時處境的差異，有些感受和想法，也不會完全相似的。很多老年人，受害最深，但很少接觸這一重大主題，我是能夠理解的。我也理解，接觸這一主題最多的青年同志們的良好用心。 但是，年老者逐漸凋謝，年少者有待成熟，這一歷史事件在文學史上的完整而準確的反映，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吧？ 1980年1月30日夜有所思，凌晨起床寫訖悼念李季同志已經是春天了，忽然又飄起雪來。十日下午，我一個人正在後面房間，對存放的柴米油鹽，作季節性的調度。外面送來了電報。我老眼昏花，腦子遲鈍，看到電報紙上李季同志的名字，一剎那間，還以為是他要到天津來，像往常一樣，預先通知我一下。 絕沒想到，他竟然逝去了。前不久，馮牧同志到舍下，我特別問起他的身體，馮還說：有時不好，工作一忙，反到好起來了。我當時聽了很高興。 李季同志死於心臟病。詩人患有心臟病，這就是致命所在。患心臟病的人，不一定都是熱情人；而熱情人最怕得這種病。特別是詩人。詩人的心，本來就比平常的人跳動得快速、急驟、多變、失調。如果自己再不注意控制，原是很危險的。 一九七八年秋季，李季同志親自到天津來，邀我到北京去參加一個會。我有感於他的熱情，不只答應，而且堅持一個星期，把會開了下來。當我剛到旅館，還沒有進入房間，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鐘了，就聽到李季同志在狹窄嘈雜的旅館走道裡，邊走邊大聲說： 「我把孫犁請了來，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來和他作伴！」 他穿著一件又髒又舊的軍大衣，右腿好像有了些毛病，但走路很快，談笑風生。 在會議期間，我聽了他一次發言。內容我現在忘了，他講話的神情，卻深深印在我的記憶裡。他很激動，好像和人爭論什麼，忽然，他臉色蒼白，要倒下去。他吞服了兩片藥，還是把話講完了。 第二天，他就病了。 在會上，他還安排了我的發言。我講得很短，開頭就對他進行規勸。我說，大激動、大悲哀、大興奮、大歡樂，都是對身體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詩？ 在我離京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帶病到食堂和我告別，我又以注意身體為贈言。 這竟成最後一別。李季同志是死於工作繁重，易動感情的。 李季同志的詩作《王貴與李香香》，開一代詩風，改編為唱詞劇本，家喻戶曉，可以說是不朽之作。他開闢的這一條路，不能說後繼無人，但沒有人能超越他。他後來寫的很多詩，雖也影響很大，但究竟不能與這一處女作相比擬。這不足為怪，是有很多原因，也可以說是有很多條件使然的。 《王貴與李香香》，絕不是單純的陝北民歌的編排，而是李季的創作，在文學史上，這是完全新的東西，是長篇樂府。 這也絕不是單憑采風所能形成的，它包括集中了時代精神和深刻的社會面貌。李季幼年參加革命，在根據地，是真正與當地群眾，血肉相連，呼吸相通的。是認真地研究了民間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很多年來，他主要是擔任文藝行政工作，而且逐漸提級，越來越繁重。這對工作來說，自然是需要，是不得已；對文藝來說，總是一個損失。當然，各行各業，都要有領導，並且需要精通業務的人去領導。不過，實踐也證明，長期以來，把作家放在行政崗位，常常是得不償失的。當然，這也只是一種估計。李季同志，是能做行政工作，成績顯著，頗孚眾望的。在文藝界，號稱郭、李。郭就是郭小川同志。 據我看來，無論是小川，還是李季同志，他們的領導行政，究竟還是一種詩人的領導，或者說是天才的領導。他們出任領導，並不一定是想，把自己的「道」或「志」，布行於天下。只是當別人都推托不願幹時，擔負起這個任務來。而詩人氣質不好改，有時還是容易感情用事。適時應變的才幹，究竟有限。 因為文藝行政工作，是很難做好，使得人人滿意的。作家、詩人，自己雖無領導才幹，也無領導興趣，卻常常苛求於人，評頭論足。熱心人一旦參加領導行列，又多遇理論是非之爭，欲罷不能，愈捲愈脫不出身來，更無法進行創作。當然也有人，拿紅鉛筆，打電話慣了，嘗到了行政的甜頭，也就不願再去從事那種消耗神經，煎熬心血，常常是費力不討好的創作了。如果一帆風順，這些人也就正式改行，從文途走上仕途。有時不順利，也許就又棄官重操舊業。這都是正常現象。 李季做得還算夠好的，難能可貴的。他的特點是，心懷比較開朗，少畛域觀念，十分熱情，能夠團結人，在詩這一文藝領域裡，有他自己廣泛的影響。 自得噩耗，感情抑鬱，心區也時時感到壓迫和疼痛。為了驅趕這種悲傷，我想回憶一下同李季在青年時期的交往。 可惜，我同他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集體出國時，才真正熟起來。那時，我已經是中年了。對於出國之行，我既沒有興趣，並感到非常勞累。那種緊張，我曾比之於抗日戰爭時期的反「掃蕩」。特別是一早起，團部傳出：服裝、禮節等等應注意事項。起床、盥洗、用飯，都很緊迫。我生性疏懶，動作遲緩，越緊張越慌亂。而李季同志，能從容不迫，好整以暇。他能利用蹲馬桶時間：刷牙，刮臉，穿襪子，結鞋帶。有一天，忽然通知：一律西服，我卻不會結領帶，早早起來，面對鏡子，正在為難之際，李季同志忽然推門進來，衣冠楚楚，笑著說： 「怎麼樣，我就知道你弄不好這個。」 然後熟練地代我結好了，就像在戰爭時代，替一個新兵打好被包一樣。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對於李季同志，我不敢說是相知，更不敢說是知己。但他對於我，有一點最值得感念，就是他深深知道我的缺點和弱點，我一向不怕別人不知道我的長處，因為這是無足輕重的。我最擔心的是別人不知道我的短處，因為這就談不上真正的瞭解。在國外，有時不外出參觀，他會把旅館的房門一關，向同伴們提議：請孫犁唱一段京戲。在這個代表團裡，好像我是唯一能唱京戲的人。 每逢有人要我唱京戲，我就興奮起來，也隨之而激動起來。李季又說： 「不要激動，你把臉對著窗外。」 他如此鄭重其事，真是欣賞我的唱腔嗎？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現在我也不敢這樣相信。他不過是看著我，終日一言不發，落落寡合，找機會叫我高興一下，大家也跟著歡笑一場而已。 他是完全出於真誠的，正像他前年要我去開會時說的： 「非我來，你是不肯出山的！」 難道他這是訪求山野草澤，志在舉逸民嗎？他不過是要我出去活動活動，與多年不見面的朋友們會會而已。 在會上，他又說： 「你不常參加這種場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麼觀點，講一講吧。」 也是這個道理。 他是瞭解我的，瞭解我當時的思想、感情的，他是真正關心我的。 他有一顆堅強的心，他對工作是兢兢業業的，對創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顆熱烈的心，對同志，是視如手足，親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顆詩人的赤子之心，天真無邪之心。這是他幼年參加革命時的初心，是他從根據地的烽煙炮火裡帶來的。因此，我可以說，他的這顆心從來沒有變過，也是永遠不會停止跳動的。 1980年3月14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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