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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讀高中，那裡有個秘密印刷廠，專翻印革命書籍，丁玲的早期小說也在內，我讀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這是容易得到年輕人的崇拜的。過了二年，我在北平流浪，有一次在地攤上買了幾期《北斗》雜誌，這也是丁玲主編的，她的著名小說《水》，就登在上面。 這幾期雜誌很完整，也很乾淨。我想是哪個窮學生，讀過以後忍痛賣了。我甚至想，也許是革命組織，故意以這種方式，使這家刊物，廣為流傳。我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戰爭或土地改革時，才失掉了。 不久，丁玲被捕，《現代》雜誌上登了她幾張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認識了丁玲，還天真地寫信問過她，要不要寄她保存。丁玲沒有覆信，可能是以為我既然愛好它，就自己保存吧。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她的小說《母親》，我很想買一本，因為經濟困難作罷，但借來讀過了。同時我讀了沈從文寫的《記胡也頻》和《記丁玲》，後者被刪了好多處。 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嚴文井同志帶我和邵子南去聽周恩來同志的講話。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見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條板凳上，好像感冒了，帶著口罩，陳明同志給她倒了一杯開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時還不認識我。 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到了冀中，給我寫了一封信。那時我正在參加土改，有兩篇文章，受了批評。她在信中安慰了我幾句，很有感情。 一九五○年，我到北京開會，散會後同魏巍到丁玲家去。 她請晉察冀邊區的幾個青年作家吃飯，飯菜很豐盛，飯後，我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也是這年冬季，我住在北京文學研究所，等候出差。丁玲是那裡的負責人。星期六下午，同院的人都回家去了。丁玲來了，找誰誰不在。我正在房子裡看書，聽到傳達室的人說： 「孫犁……」 丁玲很快回答說： 「孫犁回天津去了。」 傳達室的人不說話了，我也就沒有出去。我不好見人，丁玲也可能從接觸中，瞭解到我這一弱點。 又過了幾年，北京召開批判丁、陳的大會，天津也去了幾個人，我在內。大家都很緊張。在小組會上確定誰在大會發言時，有人推我。我想：你對他們更熟悉，更瞭解，為什麼不上？我以有病辭。當時中宣部一位負責人說： 「他身體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這句為我排憂解難的好話。 我真病了。一九五七年住進北京的紅十字會醫院，嚴重神經衰弱。丁玲托人給我帶來一封信，還給我介紹了一位湖南醫學院的李大夫，進院看病。當年夏季，我轉到小湯山療養，在那裡，從廣播上聽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際。 從此，中斷信息很多年。前幾年，她到天津來了一次，到家來看了我，我也到旅舍去看望了她和陳明同志。不久我見到了中央給她做的很好的結論，我很高興。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現，她的名望，她的影響，她的吸引力，對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是能使萬人空巷的，舉國若狂的。這不只因為她寫小說，更因為她獻身革命。風雲興會，作家離不開時代。後來的丁玲，屢遭顛躓，社會風尚不斷變化，雖然創作不少衰，名聲不少減，比起三十年代，文壇上下，對她的熱情與矚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異了。 一顆明亮的，曾經子夜高懸，幾度隱現雲端，多災多難，與祖國的命運相伴隨，而終於不失其光輝的星，殞落了。 謹記私人交往過從，以寄哀思。 1986年3月7日下午二時寫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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