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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報，老邵已於四月二日逝世，遺囑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噫！到底是看破紅塵了。 我和老邵，也是進城以後才認識的。我們都是這家報紙的編委，一次開會，老邵曾提出，我寫的長篇小說，是否不要在報紙上連載了，因為占版面太多。我告他，小說就要登完了。他就沒有再說什麼。 這可以說是我們第一次打交道。平日，我們雖然住在一個院裡，是很少接近的。我不好接近人。 這樣過了一二年，老邵要升任總編輯了。有一天上午，他邀我到勸業場附近，吃了一頓飯，然後又到冷飲店，吃了冰糕。結果，回來我就大瀉一通，從此，就再也不敢吃冷食。 我來自農村，老邵來自上海。戰爭期間，我們也不在一個山頭。性格上的差異，就更不用說了。不過，他請我吃飯，這點人情，我還是領會得來的。他是希望我們繼續合作，我不要到別處去。 其實，我並沒有走的想法。那一個時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我已經身心交瘁，就要不久於人世了。又拉扯著一大家子人，有個地方安身，有個地方吃飯，也就是了。 另外，對於誰當領導，我也有了一點經驗：都差不多。如果我想做官，那確是要認真想一下。但我不想做官，只想做客，只要主人歡迎我，留我，那就不管是誰領導，都是一樣的。 不久，我就病了。最初，老邵還給我開了不少介紹信，並介紹了各地的小吃，叫我去南方旅行。誰知道，我的病越來越重，結果在外面整整療養了三年，才又回來。 一回到家，我們已經是緊鄰。老邵過來看了我一下，我已經從老伴嘴裡知道，他犯了什麼「錯誤」，正在家裡「反省」，輕易是不出來的。 不多日子，就又聽說，老邵要下放搬家，我想我也應該去看看他。我走到他屋裡，他正在收拾東西，迎面對我說： 「你要住這房子嗎？」 我聽了心裡不大高興，就說：「我是來看你，我住這房子幹什麼？」 他的愛人也說：「人家是來看你！」 老邵無可奈何地說：「這房子好！」 我明白他的意思。這房子是總編輯住的，他不願接任他的人住進來，寧可希望我住。我哪裡有這種資格。 這時，有一位總務科的女同志，正在他的門口，監視著他搬家。老邵出來，說了一句什麼，那位女同志就聲色俱厲地說：「這是我的責任！」 我先後看到過三任總編輯從這裡搬家。兩任是陞遷，其中一位，所用的傢具全部搬走。另一位，也是全部搬走，事先付了象徵性的價錢，都有成群的人來幫忙。老邵是下放，情況當然就不同了。 其實，老邵在任上，是很威風的，人們都怕他。據說：他當通訊部長的時刻，如果和兩個科長商量稿件，就從來不是拿著稿子，走到他們那裡去，而是坐在辦公桌前，呼喚他們的名字，叫他們過來。升任總編以後，那派頭就更大了。報社新蓋了五層大樓，宿舍距大樓，步行不過五分鐘。他上下班，總是坐臥車。那時臥車很少，不管車停在哪裡，都很引人注目。大樓蓋得很講究，門窗一律菲律賓木。老邵的辦公室，鋪著大紅地毯。牆上掛著名人字畫。編輯記者的骨幹，都是他這些年親手訓練出來的那批學生。據說，一聽到走廊裡老邵的腳步聲，都急速各歸本位，屏息肅然起來。 老邵是想做官，能做官，會做官的。行政能力，業務能力，都很強。誰都看出來，他不能久居人下。他的升任總編，據我想，可能和當時的一位市長有關。在一個場合，我曾看見老那對這位市長，很熟識，也很尊敬，他們可能來自一個山頭。至於老邵的犯「錯誤」，我因為養病在外，一直鬧不清楚，也不願去仔細打聽。我想陞官降職，總和上面有人無人，是有很大關係的。 自從老邵搬走以後，聽說他在自行車廠工作，就沒有見過面。「文化大革命」時，有一天晚上，報社又開批鬥會，我和一些人，低頭彎腰在前面站著，忽然聽到了老邵回答問題的聲音。那聲音，還是那麼響亮、乾脆，並帶有一些上海灘的韻味。最令人驚異的是，他的回答，完全不像批鬥會上的那種單方認輸的樣子，而是像在自由講壇上，那麼理直氣壯。 有些話，不只是針鋒相對，而且是以牙還牙的。一個革命群眾把批判桌移到舞台上面去，想居高臨下，壓服他。說：「你回答：為什麼，我寫的通訊，就不如某某人寫得好？」 老邵的回答是：「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你寫的文章，不如某某！」 「有你這樣回答問題的嗎？」革命群眾吼叫著。 於是武鬥開始。這是預先組織、訓練的一支小型武鬥隊，都是年輕人。一共八個人，小打扮，一律握拳捲袖，兩臂抬起內彎，踏步前進。他們圍著老邵轉圈子，拳打腳踢，不斷把老邵打倒。有一次，一個打手故意發壞，把老邵推到我身上，把我壓在下面，一箭雙鵰。一剎時，會場煙塵騰起，辟拍之聲不斷。這是報社最火熾的一次武鬥。老邵一直緊閉著嘴，一言不發。大會散了以後，我們又被帶到三樓會議室，一個打手把食指塞到老邵的嘴裡，用力摳拉，大概太痛苦了，我看見老邵的眼裡，含著淚水。 還是自行車廠來了人，才把老邵帶回去了。後來我想，老邵早調離報社，焉知非福？如果留在這裡，以他的剛烈，會出什麼事，是誰也不敢說的。這家報社，地處大碼頭，經過敵、偽、我三個時期，人員情況是非常複雜的。我都後悔，滯留在這個地方之非策了。 「文革」以後，老邵曾患半身不遂，他頑強鍛煉，後來能攜杖走路了。我還住在老地方，他的兩位大弟子，也住在那裡，當他去看望他們的時候，也順便到我屋裡坐坐。這時我已經搬到他住過的那間房裡，不是我升任了總編，而是當時的總編，不願意在那裡住了談話間，老邵還時常流露願意做些事，甚至有時表示，願意回報社。作為老朋友、老同事，我直截了當地對他說：「算了吧，好好養養身體吧。五十年代，你當總編，培養了不少人，建立了機關秩序，作出了不少成績。那是托人民的福，托黨的福，托時代的福。那一個時期，是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們報社的全盛時期。現在不同了。你以為你進報社，當總編，還能像過去一樣，說一不二，實現你那一套家長式的統治嗎？我保險你玩不轉，誰也玩不轉，誰也沒辦法。」 他也不和我爭論，甚至有時稱我說得對，聽我的話等等。 這就證明他已經不是過去的老邵了。 後來，又聽說他犯了病，去外地療養了一個時期。去年秋季，他回來後，又到我的新居，看望我一次，談話間，又發牢騷，並責備我軟弱，不敢寫文章了。我說：「我們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他說：「我正是這樣做的。」 說完就大笑起來，他的愛人也笑了起來。我才知道，他的左眼，已經失明。我笑不出來，我心裡很難過。 芸齋曰： 老邵為人，心直口快，恃才傲物，一生人緣不太好。但工作負責嚴謹，在新聞界頗有名望，其所培養，不少報界英才。我談不上對他有所瞭解，然近年他多次枉顧，相對以坦誠。他的逝世，使我黯然神傷，並願意寫點印象雲。 1990年4月10日寫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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