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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不得見面的曾秀蒼同志，今天早晨帶了一包東西，到我這裡來，說： 「方紀同志委託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樣送給你，請你給他寫篇序。」 我當即回答： 「請你回去告訴方紀同志，我很願意做這件工作，並且很快就可以寫出來，請他放心。」 我這種義不容辭的慷慨態度，對熟悉我的疏懶性格的人來說，簡直有些突如其來，一反常態了。 我要說明其中原委，共有三點。 一、我和方紀同志，是「同時代的人」。他曾經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題目就是這幾個字。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特殊的風貌，以區別於歷史長河的其他時期。每一個時代的人，也有他們特殊的經歷，知識分子的特色，尤其顯著。我們所經歷的時代，並非自詡，我以為是很不平凡的。我們經歷了中國革命進展的重大階段。我們把青春獻給了祖國和人民的解放事業。我們的共同之點還有，我們都是愛好文學藝術，從而走進革命的隊伍，這可以說是為革命而文學，也可以說是為文學而革命。 二、我和方紀同志，可以說是老朋友了。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並不認識他。一九四六年冬天，他從熱河到冀中，在河間的一個小村莊，我見到了他。他是從熱河趕著一匹小毛驢來的，風塵僕僕，在一家農舍，他的多情的愛人黃人曉同志，正燒水為他洗腳。此後，我們在《冀中導報》，土改運動中，以及進城後在《天津日報》，都生活工作在一起。 三、現在我們都老了，他的健康情況，尤其不好。一九六六年以來，我一直沒有見到他，最近在兩次集會上，我見到了他，攙扶了他，看到他那樣吃力地走路、簽名，我都忍不住流下眼淚。 我心裡想，方是多麼精明強幹的人，多麼熱情奔放的人，他有很大的抱負，他為黨和人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現在竟被摧殘成了這個狀態！當然，我的狀態，也不會在他心靈中，引起完全是欣慰的感覺。 我和方在青年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經常一同騎著自行車，在冀中平原，即我們的故鄉，紅高粱夾峙的大道上，競相馳騁。在他的老家，吃過他母親為我們做的束鹿縣特有的豆豉撈面。在駐地農村的黃昏，豆棚瓜架下，他操胡琴，我唱京戲。同到剛剛解放的石家莊開會，夜晚，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迷戀地去聽一位唐姓女演員的地方戲曲。天津解放之前，我同方先到美麗的小鎮勝芳，在一家臨河小院，一條炕上，抵足而眠，將近一個月。進城時，因為我們的自由主義，離開了大隊，幾乎遭到國民黨散兵的冷槍。 這些情景，都一去不返了，難得再遇。就是那些因為工作或因為生活而發生的爭吵，恐怕也難得再有，值得懷念。即使還有機會爭吵，我身旁也沒有了兼顧情義的老伴，聽不到她的勸誡了。 我和方，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異，我看到了他的優點，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缺點。他對我也是這樣。在我們共事期間，常常有爭吵，甚至面紅耳赤，口出不遜，拍案而起。但事過以後，還是朋友。我死去的愛人，當時曾對他和我說：「你們就像兄弟一樣。」她是農民，她的見解是質樸可信的。 方的才氣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無定法，有時甚至文無定見。他常常是黨之所需，時之所尚，意之所適，情之所鐘，就執筆為文，洋洋灑灑。 他的膽量也大，別人不敢說的，他有時衝口而出，別人不敢表現的，他有時搶先寫成作品。這樣，就有幾次站在危險深淵的邊緣，幸而沒有跌下去。 他的興趣，方面很廣，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際工作，幫助他瞭解人生現實，在某些方面，也影響了他的藝術進展和錘煉。 文如其人，對方來說，尤其明顯。他的散文，視野很廣闊，充滿真實和熱烈的情感。他的文字流暢而美麗，給人以淙淙流水的音響。 時至今日，對於我們這一代老同志，一切客套，我想都不必說了。我珍惜我們之間的友情，也珍惜方的文字。一九六六年以前，我曾把司馬光的兩句格言：頓足而後起，杖地而後行，告訴了方。他反其意，吟成四句詩，第三句是「為了革命故」，第四句是什麼也可以不管。原話我忘記了。他從南方旅行回來，送給我一個竹筆筒，就把他這四句詩，刻在上面，算是對我的激勵。這個筆筒，後來被抄走，詩當然成為一條罪狀。他寄懷我的其他詩文，也被家人送進了火爐，筆筒不知流落在何家的案頭。 黨和人民，都在認真總結我們時代的慘痛的經驗教訓。我們也在總結自己的成敗得失。我們的作品，自有當代和後世的讀者，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方的文章，是可以傳世的。 方很頑強，也很樂觀，他一定能戰勝疾病，很快恢復健康。 1979年2月9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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