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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收到紹棠同志從北京來信： 「現將出版社給我的公函隨信附上，請您在百忙中為我寫一篇序，然後將序和公函寄給我。 「由於發稿時間緊迫，不得不請您趕作，很是不安。」 於是，我匆匆吃過午飯，就俯在桌子上來了。 紹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見於他在黑龍江一次會議上熱情洋溢的發言，還見於他的自傳，我這裡就從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橋一家旅社，夜晚，他同從維熙同志來看我。我不能見到他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見到他們，我很激動，同他們說了很多說。其中對紹棠說了：一、不要再驕傲；二、不要趕浪頭；三、要保持自己的風格——等等率直的話。 他們走後，我是很難入睡的。我反覆地想念：這二十年，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天寒地凍，風雨飄搖的二十年。是無情的風雨，襲擊著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風雨的結果，在他們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許有所不同吧？現在，他們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著而深思，似乎並不帶有風雨襲擊的痕跡。風雨對於他們，只能成為磨礪，錘煉，助長和完成，促使他們成為一代有用之材。 對於我來說，因為我已近衰殘，風雨之後，其形態，是不能和他們青年人相比的。 這一個夜晚，我是非常高興的，很多年沒有如此高興過了。 前些日子，我寫信給紹棠同志，說： 「我並不希望你們（指從維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這個地方刊物（指《天津日報》文藝週刊）上發表作品。它只是一個苗圃。當它見到你們成為參天成材的大樹，在全國各地矗立出現時，它應該是高興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文壇正如舞台，老一輩到時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時上演，要各扮角色，載歌載舞。 看來，紹棠同志沒有忘記我，也還沒有厭棄我的因循守舊。當他的自選集出版的時候，我還有什麼話，要同他商討呢？ 我想到：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是來之不易的。是應該一代代傳下去，並加以發揚的。「五四」前後，中國的現實主義，由魯迅先生和其他文學先驅奠定了基礎。這基礎是很鞏固、很深厚的。現實主義的旗幟，是與中國革命的旗幟同時並舉的，它有無比宏大的感召力量。中國的現實主義，伴隨中國革命而勝利前進，歷經了幾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八年抗日戰爭。這一旗幟，因為無數先烈的肝腦塗地，它的色彩和戰鬥力量，越來越加強了。 中國的現實主義，首先是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同時，它也結合了中國文學的歷史，和世界文學的歷史。毫無疑義，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文學和俄國文學，東北歐弱小民族的文學，十月革命的蘇聯文學，日本和美國的文學，對我國的現實主義，也起了豐富和借鑒的作用。介紹這些文學作品的翻譯家，我們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我們的現實主義，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學上的反動潮流、頹廢現象不斷鬥爭，才得以壯大和鞏固的。它戰勝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文學，以及影響很大的鴛鴦蝴蝶派。歷次戰鬥，都不是輕而易舉，也絕不是僥倖成功的。現實主義將是永生的。就是像林彪、「四人幫」這些手執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毀滅。 但是，需要我們來維護。我們珍視現實主義文學的戰鬥傳統，紹棠同志的作品，具備這一傳統。 1979年12月19日下午2時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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