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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輕」，是曹丕說的話。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藝評論家，又是當時文壇的實際領導人，他的話自然是有很大的權威性。他並且說，這種現象是「自古而然」，可見文人之間的相輕，幾幾乎是一種不可動搖的規律了。 但是，雖然他有這麼一說，在他以前以後，還是出了那麼多偉大的作家和作品，終於使我國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滿目的文學史。就在他的當時，建安文學也已經巍然形成了一座藝術的高峰。 這說明什麼呢？只能說明文人之相輕，只是相輕而已，並不妨礙更不能消滅文學的發展。文人和文章，總是不免有可輕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難說就是嫉妒。記得一位大作家，在回憶錄中，記述了托爾斯泰對青年作家的所謂妒，並不當作惡德，而是作為美談和逸事來記述的。 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聖人看來，在女性身上，這種性質，是於茲為烈了。中國小說，寫閨閣的妒嫉的很不少，《金瓶梅》寫的最淋漓盡致，可以說是生命攸關、你死我活。其實這只能表示當時婦女生存之難，並非只有女人才是這樣。 據弗洛伊德學派分析，嫉妒是一種心理狀態，是人人都具有的，從兒童那裡也可以看到的。這當然是一種缺陷心理，是由於羨慕一種較高的生活，想獲得一種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種較貴重的東西產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補償，發現身邊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會產生嫉妒。 按照達爾文的生物學說以及遺傳學說，這種心理，本來是不足奇怪，也無可厚非的。這是生物界長期在優勝劣敗、物競天擇這一規律下生存演變，自然形成的，不分聖賢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種本能。 它並不像有些理學家所說的，只有別人才會有，他那裡沒有。試想：性的嫉妒，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妒」，如果這種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作了失敗者，他會沒有一點妒心，無動於衷嗎？那倒是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 有的理論家把嫉妒歸咎於「小農經濟」，把意識形態甚至心理現象簡單地和物質基礎聯繫起來，好像很科學。其實，「大農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也沒有把這種心理消滅。 蒲松齡是偉大的。他在一篇小說裡，借一個非常可愛的少女的口說：「幸災樂禍，人之常情，可以原諒。」幸災樂禍也是一種嫉妒。 當然，這並不是一種可貴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類社會的教育設施、道德準則，都是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來並逐漸完善的。 嫉妒心理的一個特徵是：它的強弱與引之發生的物象的距離，成為正比。就是說，一個人發生妒心，常常是由於只看到了近處，比如家庭之間、閨閣之內、鄰居朋友之間，地位相同，或是處境相同，一旦別人較之上升，他就發生了嫉妒。 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識，把眼界放開了，或是他經歷了更多的社會磨煉，他的妒心，就會得到相應的減少與克服。 人類社會的道德準則，對這種心理，是排斥的，是認為不光彩的。這樣有時也會使這種心理，變得更陰暗，發展為陰狠毒辣，驅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當事人的地位高，把這種心理加上偽裝，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會更大，影響的人，也就會更多。 由嫉妒造成的大變亂，在中國歷史上，是不乏例證的。遠的不說，即如「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們把這種心理，加上冠冕堂皇的偽裝，稱之為「革命」，並且用一切辦法，把社會分成無數的等級、差別，結果造成社會的大動亂。 革命的動力，是經濟和政治主導的、要求的，並非僅憑嫉妒心理，洩一時之忿，可以完成的。以這種缺陷心理為主導，為動力，是不能支持長久的，一定要失敗的。 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數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兒的趁火打劫，和廣大群眾受壓迫，所表現的不平和反抗。 項羽看見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聽，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個人的憤憤不平，其實他們的聲音是和時代，和那一時代的廣大群眾的心相連的，所以他們能取得一時的成功。 1981年12月28日 六十年代之末，天才二字，絕跡於報章。那是因為從政治上考慮，自然與文學藝術無關。 近年來，這兩個字提到的就多了，什麼事一多起來，也就有許多地方不大可信，也就與文學藝術關係不大了。例如神童之說，特異功能之說等等，有的是把科學趕到迷信的領地裡去；有的卻是把迷信硬拉進科學的家裡來。 我在年幼時，對天才也是很羨慕的。天才是一朵花，是一種果實，一旦成熟，是很吸引人的注意的。及至老年，我的態度就有了些變化。我開始明白：無論是花朵或果實，它總是要有根的，根下總要有土壤的。沒有根和土壤的花和果，總是靠不住的吧。因此我在讀作家藝術家的傳記時，總是特別留心他們還沒有成為天才之前的那一個階段，就是他們奮發用功的階段，懸樑刺股的階段；他們追求探索，四顧茫然的階段；然後才是他們坦途行進，收穫日豐的所謂天才階段。 現在已經沒有人空談曹雪芹的天才了，因為歷史告訴人們，曹除去經歷了一劫人生，還在黃葉山村，對文稿披閱了十載，刪改了五次。也沒有人空談《水滸傳》作者的天才了，因為歷史也告訴人們，這一作者除去其他方面的修養準備，還曾經把一百零八名人物繪成圖樣，張之四壁，終日觀摩思考，才得寫出了不同性格的英雄。也沒有人空談王國維的天才了，因為他那種孜孜以求，有根有據，博大精深的治學方法，也為人所熟知了。海明威負過那麼多次致命的傷，中了那麼多的彈片，他才寫得出他那種有關生死的小說。 所以我主張，在讀天才的作品之前，最好先讀讀他們的可靠的傳記。說可靠的傳記，就是真實的傳記，並非一味鼓吹天才的那種所謂傳記。 天才主要是有根，而根必植在土壤之中。對文學藝術來說，這種土壤，就是生活，與人民有關的，與國家民族有關的生活。從這裡生長起來，可能成為天才，也可能成不了天才，但終會成為有用之材。如果沒有這個根柢，只是從前人或國外的文字成品上，模仿一些，改裝一些，其中雖也不乏一些技巧，但終不能成為天才的。 名之為害，我國古人已經談得很多，有的竟說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見是很可怕的了。 但是，遠名之士少，近名之士還是多。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名和利又常常聯繫在一起，與生活或者說是生計有關，這也就很難說了。 習慣上，文藝工作中的名利問題，好像就更突出。 餘生也晚，舊社會上海灘上文壇的事情，知道得少。我發表東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這兩個時期，在敵後根據地，的的確確沒有稿費一說。戰士打仗，每天只是三錢油三錢鹽，文人拿筆寫點稿子，哪裡還能給你什麼稿費？雖然沒有利，但不能說沒有名，東西發表了，總是會帶來一點好處的。不過，冷靜地回憶起來，所謂「爭名奪利」中的兩個動詞，在那個時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 進城以後，不分賢與不肖，就都有了這個問題，或多或少。每個人也都有不少經驗教訓，事情昭然，這裡也就不詳談了。 文人好名，這是個普遍現象，我也不例外，曾屢次聲明過。有一點點虛名，受過不少實害，也曾為之發過不少牢騷。 對文與名的關係，或者名與利的關係，究竟就知道得那麼詳細？體會得那麼透徹嗎？也不盡然。 就感覺所得，有的人是急於求名，想在文學事業上求得發展。大多數是青年，他們有的在待業，有的雖有職業，而不甘於平凡工作的勞苦，有的考大學未被錄取，有的是殘廢。 他們把文學事業想得很簡單，以為請一個名師，讀幾本小說，訂一份雜誌，就可以了。我有時也接到這些青年人的來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樸實誠篤的人，他們確是把文章成名看做是一種生活理想，一種擺脫困難處境的出路。我讀了他們的信，常常感到心裡很沉重，甚至很難過。但如果我直言不諱，說這種想法太天真，太簡單，又恐怕掃他們的興，增加他們的痛苦。 也有一種幸運兒，可以稱之為「浪得名」的人。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幾十年間，是常見的，是接二連三出現的。或以虛報產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謠言，或交白卷，或寫改頭換面的文章，一夜之間，就可以登名報紙，揚名宇內。自然，這種浪來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記憶猶新，也就不再多說了。 還有一種，就是韓愈說的「動輒得咎，名亦隨之」的名。 在韓愈，他是總結經驗，並非有意投機求名。後來之士，卻以為這也是得名的一個好辦法。事先揣摩意旨，觀察氣候，寫一篇小說或報告，發人所不敢言者。其實他這樣做，也是先看準現在是政治清明，講求民主，風險不大之時。如果在階級鬥爭不斷擴大化的年代，弄不好，會戴帽充軍，他也就不一定有這般勇氣了。 總之，文人之好名——其實也不只文人，是很難說也難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出之以正，靠努力得來就好了。江青不許人談名利，不過是企圖把天下的名利集結在她一人的身上。文優而仕，在我們國家，是個傳統，也算是仕途正路。 雖然如什麼文聯、協會之類的官，古代並沒有，今天來說，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麼官，但在人們眼裡，還是和名有些關聯，和生活有些關聯。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顯，然後轉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 戴東原曰：僕數十年來……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 他的話，未免有點高談闊論吧！但道理還是有的。 1982年4月25日晨 字典：逢迎之言曰諛，謂言人之善不實也。 諛，是一向當做不好的表現的。其實，在生活之中，是很難免的。我不知道，有沒有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諛過人的人。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是有過的。主要是對小孩、病人、老年人。 關於諛小孩，還有個過程。我們鄉下，有個古俗，孩子缺的人家，生下女孩，常起名「丑」。孩子長大了，常常是很漂亮的。人們在逗弄這個小孩時，也常常叫「丑閨女，丑閨女」，她的父母，並不以為怪。 進入城市以後，長年居住在大雜院之中，鄰居生了一個女孩，抱了出來叫我看。我仍然按照鄉下的習慣，摸著小孩的臉蛋說：「丑閨女，丑閨女，」孩子的母親非常不高興，臉色難看極了，引起我的警惕。後來見到同院的人，抱出小孩來，我就總是說：「漂亮，這孩子真漂亮！」漂亮不漂亮，是美學問題，含義高深，因人而異，說對說錯，向來是沒有定論的。但如果涉及胖瘦問題，即近於物質基礎的問題，就要實事求是一些，不能過諛了。有一次，有一位媽媽，抱一個孩子叫我看，我當時心思沒在那上面，就隨口說：「這孩子多胖，多好玩！」孩子媽媽又不高興了，抱著孩子扭身走去。我留神一看，才發現孩子瘦成了一把骨。又是一次經驗教訓。 對於病人，我見了總好說：「好多了，臉色不錯。」有的病人聽了，也不一定高興，當然也不好表示不高興，因為我並無惡意。對老年人，常常是對那些好寫詩的老年人，我總說他的詩寫得好，至於為了什麼，我在這裡就不詳細交待了。 但我自信，對青年人，我很少諛。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既非諛，就是直言（其實也常常拐彎抹角，吞吞吐吐）。因此，就有人說我是好「教訓」人。當今之世，吹捧為上，「教訓」二字，可是要常常得罪人，並有時要招來禍害的。 不過，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自己也並不大願意聽別人對我的諛，尤其是青年人對我的諛。聽到這些，我常常感到慚愧不安，並深深為說這種話的人惋惜。 至於極個別的，諛他人（多是老一輩）的用心，是為了叫他人投桃報李，也回敬自己一個諛，而當別人還沒有來得及這樣去做，就急急轉過身去，不高興，口出不遜，以表示自己敢於革命，想從另一途徑求得名聲的青年，我對他，就不只是惋惜了。 附記：我平日寫文章，只能作一題。聽說別人能於同時進行幾種創作，頗以為奇。今晨於寫作「談名」之時，居然與此篇交插並進，系空前之舉。蓋此二題，有相通之處，本可合成一篇之故也。 古代哲人、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人交友時特別強調一個「諒」字。 孔子的教學法，很少照本宣科，他總是把他的人生經驗作為活的教材，去告訴他的弟子們，交友之道，就是其一。 是否可以這樣說呢，人類社會之所以能維持下來，不斷進步，除去革命鬥爭之外，有時也是互相諒解的結果。 諒，就是在判斷一個人的失誤時，能聯繫當時當地的客觀條件，加以分析。 三十年代初，日本的左翼文學，曾經風起雲湧般的發展，但很快就遭到政府鎮壓，那些左翼作家，又風一般向右轉，當時稱做「轉向」。有人對此有所譏嘲。魯迅先生說：這些人忽然轉向，當然不對，但那裡——即日本——的迫害，也實在殘酷，是我們在這裡難以想像的。他的話，既有原則性，也有分析，並把仇恨引到法西斯制度上去。 十年動亂，「四人幫」的法西斯行為，其手段之殘忍，用心之卑鄙，殘害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是中外歷史沒有前例的，使不少優秀的，正當有為之年的，甚至是聰明樂觀的文藝工作者自裁了。事後，有人為之悲悼，也有人對之責難，認為是「軟弱」，甚至罵之為「渾」為「叛」，「世界觀有問題」。這就很容易使人們想起，有些造反派把某人迫害致死後，還指著屍體罵他是自絕於人民，死不改悔等等，同樣是令人難以索解的奇異心理。如果死者起身睜眼問道：「你又是怎樣活過來的呢？十年中間，你的言行都那麼合乎真理正義嗎？」這當然就同樣有失於諒道了。 死去的是因為活不下去，於是死去了。活著的，是因為不願意死，就活下來了。這本來都很簡單。 王國維的死，有人說是因為病，有人說是因為錢（他人侵吞了他的稿費），有人說是被革命所嚇倒，有人說是殉葬清朝。 最近我讀到了他的一部分書札。在治學時，他是那樣客觀冷靜，虛懷若谷，左顧右盼，不遺毫髮。但當有人「侵犯」了一點點皇室利益，他竟變得那樣氣急敗壞，語無倫次，強詞奪理，激動萬分。他不過是一個遜位皇帝的「南書房行走」，他不重視在中外學術界的權威地位，竟念念不忘他那幾件破如意，一件上朝用的舊披肩，我確實為之大為驚異了。這樣的性格，真給他一個官兒，他能做得好嗎？現實可能的，他能做的，他不安心去做，而去追求迷戀他所不能的，近於鏡花水月的事業，並以死赴之。這是什麼道理呢？但終於想，一個人的死，常常是時代的悲劇。這一悲劇的終場，前人難以想到，後人也難以索解。他本人也是不太明白的，他只是感到沒有出路，非常痛苦，於是就跳進了昆明湖。長期積累的，耳習目染的封建帝制餘毒，在他的心靈中，形成了一個致命的大病灶。心理的病加上生理的病，促使他死亡。 他的學術是無與倫比的。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買了一本商務印的帶有圈點的《宋元劇曲史》，對他非常崇拜。現在手下又有他的《流沙墜簡》，《觀堂集林》等書，雖然看不大懂，但總想從中看出一點他治學的方法，求知的道路。對他的糊里糊塗的死亡，也就有所諒解，不忍心責難了。 還有羅振玉，他是善終的。溥儀說他在大連開古董鋪，賣假古董。這可能是事實。這人也確是個學者，專門做墳墓裡的工作。且不說他在甲骨文上的研究貢獻，就是抄錄那麼多古碑，印那麼多字帖，對後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少方便呀！瞭解他的時代環境，處世為人，同時也瞭解他的獨特的治學之路，這也算是對人的一種諒解吧。他印的書，價雖昂，都是貨真價實，精美絕倫的珍品。 諒，雖然可以稱做一種美德，但不能否認鬥爭。孔子在談到諒時，是與直和多聞相提並論的。直就是批評，規勸，甚至鬥爭。多聞則是指的學識。有學有識，才有比較，才有權衡，才能判斷：何者可諒，何者不可諒。一味去諒，那不僅無補於世道，而且會被看成呆子，徹底倒霉無疑了。 1982年5月15日 人到晚年，記憶力就靠不住了。自恃記性好，就會出錯。 記得魯迅先生，在晚年和人論戰時，就曾經因把《顏氏家訓》上學鮮卑語的典故記反了，引起過一些麻煩。我常想，以先生之博聞強記，尚且有時如此，我輩庸碌，就更應該隨時注意。我目前寫作，有時提筆忘字，身邊有一本過去商務印的學生字典給我幫了不少忙。用詞用典，心裡沒有把握時，就查查《辭海》，很怕晚年在文字上出錯，此生追悔不及。 這也算是一種謹慎吧。在文事之途上，層巒疊嶂，千變萬化，只是自己謹慎還不夠，別人也會給你插一橫槓。所以還要勤，一時一刻也不能疏忽。近年來，我確實有些疏懶了，不斷出些事故，因此，想把自己的書齋，顏曰「老荒」。 新寫的文章，我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左看右看，兩遍三遍地修改。過去的作品這幾年也走了運，有人把它們東編西編，名目繁多，重複雜邏不斷重印。不知為什麼，我很沒興趣去讀。我認為是炒冷飯，讀起來沒有味道。這樣做，在出版法上也不合適，可也沒有堅決制止，採取了任人去編的態度。校對時，也常常委託別人代勞。文字一事，非同別個，必須躬親。你不對自己的書負責，別人是無能為力，或者愛莫能助的。 最近有個出版社印了我的一本小說選集，說是自選，我是讓編輯代選的。她叫我寫序，我請她摘用我和吳泰昌的一次談話，作為代序。清樣寄來，正值我身體不好，事情又多，以為既是摘錄舊文章，不會有什麼錯，就請別人代看一下寄回付印了。後來書印成了，就在這個關節上出了意想不到的毛病。原文是我和吳泰昌的談話，編輯摘錄時，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吳泰昌說的話，都變成了我的話。什麼在我的創作道路上，一開始就燃燒著人道主義的火炬呀。什麼形成了一個大家公認的有影響的流派呀。什麼中長篇小說，普遍受到好評呀。別人的客氣話，一變而成了自我吹噓。這不能怪編輯，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樣仔細看一遍，這種錯誤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此不慎者一。 近年來，有些同志到舍下來談後，回去還常常寫一篇文字發表，其中不少佳作，使我受到益處。也有用報告文學手法寫的，添枝加葉，添油加醋。對此，直接間接，我也發表過一些看法。最近又讀到一篇，已經不只是報告文學，而是近似小說了。作者來到我家，談了不多幾句話，坐了不到一刻鐘，當時有旁人在座，可以作證。但在他的訪問記裡，我竟變成了一個講演家，大道理滔滔不絕地出自我的口中，他都加上了引號，這就使我不禁為之大吃一驚了。 當然，他並不是惡意，引號裡的那些話，也都是好話，都是非常正確的話，並對當前的形勢，有積極意義。千百年後，也不會有人從中找出毛病來的。可惜我當時並沒有說這種話，是作者為了他的主題，才要說的，是為了他那裡的工作，才要說的。往不好處說，這叫「造作語言」，往好處說，這是代我「立言」。什麼是訪問記的寫法，什麼是小說的寫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 如果我事先知道他要寫這篇文章，要來看看就好了，就不會出這種事了。此不慎者二。 我是不好和別人談話的，一是因為性格，二是因為疾病，三是因為經驗。目前，我的房間客座前面，壓著一張紙條，上面就有一句：談話時間不宜過長。 寫文章，自己可以考慮，可以推敲，可以修改，尚且難免出錯。言多語失，還可以傳錯、領會錯，後來解釋、補充、糾正也來不及。有些人是善於尋章摘句，捕風捉影的。他到處尋尋覓覓，撿拾別人的話柄，作為他發表評論的資本。他評論東西南北的事物，有拓清天下之志。但就在他管轄的那個地方，就在他的肘下，卻常常發生一些使天下為之震驚的奇文奇事。 這種人雖然還在標榜自己一貫正確，一貫堅決，其實在創作上，不過長期處在一種模仿階段，在理論上，更談不上有什麼一貫的主張。今日宗楊，明日師墨，高興時，鸚鵡學舌，不高興，反咬一口。根子還是左右逢迎，看風使舵。 和這種人對坐，最好閉口。不然，就「離遠一點」。 《水滸傳》上描寫：汴梁城裡，有很多「閒散官兒」。為官而閒在，幼年讀時，頗以為怪。現在不怪了。這些人，沒有什麼實權，也沒有多少事幹，但又閒不住。整天價在三瓦兩捨，尋歡取樂，也在詩詞歌賦上，互相挑剔，尋事生非。他們的所作所為，雖不一定能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但「文苑」之長期難以平靜無事，恐怕這也是一個原因吧？此應慎者三。 1982年5月28日晨再改一次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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