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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書》卷六十四，《朱買臣傳》： 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讀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以上，是夫妻離異之因。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傢俱上塚，見買臣餓寒，呼飯飲之。 以上，說明其妻對買臣仍有情義。其後，上拜買臣為會稽太守，榮歸故鄉： 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耕堂曰：此京劇「馬前潑水」之故事根據也。此劇演出，使朱買臣之名，家喻戶曉，其妻遂亦在群眾心目中，成為極不堪之形象。然細思之，此實一冤案也。 夫妻一同勞動，朱買臣干多干少，還是小事。在大街小巷，稠人廣眾之中，一邊挑著柴擔，一邊吟哦詩書，這不是沖洋相嗎？好羞臊的婦女人家，哪裡受得了？勸告你，不喊叫了也罷，卻「愈益疾歌」，這不是成心鬥氣嗎？嫁漢嫁漢，穿衣吃飯。跟著你，既然飢餓難挨，又當眾出醜。且好心相勸，屢教不改，女方提出離異，我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有根據的。而且，以後見朱買臣饑寒，還對他進行幫助，證明這位婦女，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質性格還是不錯的。 而朱買臣做官以後的舉動，表面看來很寬容，卻大有可議之處。羞恥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是在封建時代？又何況是一個弱小女子？在很多修路工人面前，把她和她的丈夫，載在官車上，拉到府中，安置在花園裡。這不是優待，確是一種別有用心的精神鎮壓，心理迫害。在這樣的環境中，心情中，她如何能活得下去？所以她終於自盡了。 這種叫別人看來，是糊里糊塗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時代，是舉不勝舉的。 朱買臣後來也沒得好下場。他告別人的密，皇帝把那個人殺了。後來也把朱買臣殺了。 1990年11月25日 《前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 卷六十四，《嚴助傳》： 司馬相如的時代背景。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宏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以上，說明司馬相如，進入官場，同伴數人，表現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樣。東方朔和枚皋，因「議論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顏師古注），而被輕視。嚴助、吾丘壽王，勇於任事，雖被重用，而後來都被殺、被族。司馬相如的表現，卻是「常稱疾避事」。這是他的特點。 但如果一點事也不給朝廷做，漢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貴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務完成得不錯。 又據本傳： 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余，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以上，說明司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錯，不像那些窮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場，便得意忘形，急進起來。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為自己並非做官的材料。像嚴助等人，必須具備如下的條件：既有深文之心計，又有口舌之辯才。這兩樣，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難而退，專心著書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無能為，不通事務，只是一個書獃子模樣。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遊，能任朝廷使節，會彈琴，能戀愛，能幹個體戶，經營飲食業，甘當灶下工。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證明他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一個典型的、合乎中國歷史、中國國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漢書》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對他評價很高，反駁了揚雄對他的不公正批評。 他也並不重視自己的那些著作。本傳稱： 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馬相如之為人，雖然不能說，堪作後世楷模。 但他在處理個人與環境，個人與時代，文藝與政治，歌頌與批評等等重大問題方面，我認為是無可非議的，值得參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在我大量購書那些年，我買了多種名人的讀書記，就是沒有買《義門讀書記》。也不是沒有遇見過。有一次在天津古籍書店，見到一部木版的，但看來書品不佳，且又部頭大，就放過了。 近年，已經很少買書，因為已經看不了多少。但有時聽說有合意的書，還是想買一點。傅正谷告訴我，他買了一部中華新印的《義門讀書記》。我托人去買，天津卻買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華書局的門市部去問，才買到了。 書分上、中、下，共三冊，是前幾年出版的，定價八元，還算便宜。 翻閱一過，知為何焯讀書時，隨時記在書冊之上的文字，又經後人從他讀過的書冊上，摘抄下來，整理成書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評語，毫無統系，談不上著述。 這類書，我一向沒有興趣。所買的清人王念孫、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裡，沒有細讀。其實，較之何氏，他們的書，還算是有些統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這部書，也為考據家所重視。所校《兩漢書》、《三國誌》尤有名。 我先細讀了書後有關他的身世的附錄材料。這是我一向的讀書習慣。從中得知他一生經歷坎坷，並能看出清初讀書人的特殊遭際。即使不讀正文，錢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時即好學不倦，讀書特別細心用功。他曾選印《四書文》、《歷代程墨》，並評定坊社時文行世。全祖望說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這種工作，就像目前編印兒童少年讀物一樣，既出名，又有利可圖，且不會有什麼問題。後來，他由拔貢，選送太學，漸漸有了點名聲。 人一有了名聲，便充滿了危險。先是一些要人，開始對他注意，拉攏他，想叫他出於自己的「門下」。如果能堅持淡泊，不去上鉤也好。無奈讀書人，又羨慕富貴，不耐清苦。他先後依附過徐乾學、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薦到康熙皇帝身邊。不久，又奉旨侍讀皇八子貝勒府。這表面光榮，實際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熱河，有人構讒語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於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馳送獄中，並籍沒其邸中書。」他能活下來，已經是萬幸了。 耕堂曰：文人與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與官人之間，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與貴官相處日久，必爭論失歡。貴官或被仇家告訐，名士則易成為「東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讀書，則很容易被看作參與了皇統之間的明爭暗鬥。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確實要夠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因為長期不入市，所以見不到新書。過去的書店，總印有新書目錄送人，現在的出版社，是忙著給別人登廣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書的封三、封底上。過去商務、中華都是利用這些地方，分門別類地介紹自己的出版物。對人對己，都很有利。這一傳統，不知道為什麼，不被當代出版家留意。 《胡適的日記》也是宗武送來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書話》，我在書皮上寫道：書價昂，當酬謝之。後來也沒有實現。這次送書來，我當即拉抽屜找錢。宗武又說：書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價，確實不貴，就又把抽屜關上了，實在馬虎得很！後來在書皮上寫道：書價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這書是中華書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現在不能看長書，所以見到此書，非常高興。當晚，就把別的功課停了，開始讀它。 《胡適文存》和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半部）》、《白話文學史（半部）》，在初中時，就認真讀過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記憶。因為，很快思想界就發生了變化，胡適的著作，不大為當時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總是隨政治不斷變化。五四文化一興起，梁啟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來；無產階級文化一興起，胡適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動搖了。就像他當時動搖梁啟超一樣。這是誰也沒有辦法的，無可奈何的。 這只是就大的趨勢而言。如果單從文化本身著眼，則雖冷落，梁啟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適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誰也抹不掉的。 我以為胡的最大功績，還是提倡了白話文，和考證了《紅樓夢》。近來聽說他晚年專治《水經注》，因為我孤陋寡聞，沒有見到書，未敢隨便說。但專就一部舊書，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麼精到，其功績之量，恐怕還是不能和以上兩項相比。 提倡白話，考證紅樓，都是一種開創之功。後來人不應忘記，也不能忘記。提倡白話，又是一種革命行動。考證紅樓，則是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 不過，什麼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適的日記》，這個「的」字，加上好，還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討論的。文學是工具，怎樣用著方便，就怎樣用。不一定強求統一，違反習慣也不好，會顯得造作。 我還以為，近年的紅學，熱鬧是熱鬧了，究竟從胡適那裡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對紅樓研究，實際有用的東西，也是可以討論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風竟日未停。 昨夜不適，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內踱步。 文載《新文學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認為這是一篇很好的傳記。關於高長虹，過去人們所知甚少，現在，差不多都忘記了。他的同鄉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見到，讀了這篇傳記，卻有些感觸。過去，人們鄉里觀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獻徵集出版，不埋沒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現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興趣。 我開始留心文壇事跡之時，狂飆運動，已經過去了。我傾心的是當時正在熾熱的左翼文學運動。狂飆運動，這一名詞雖然響亮得很，鮮明得很，但在社會上，甚至在文藝界，似乎並沒有留下多少使人記憶的事跡和影響。我知道高長虹這個人名，不是從他的著作、文章，而是從魯迅和別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攤上，遇到一本狂飆週刊的合訂本，也沒引起購買的想法。這說明，熱鬧一時的狂飆，已被當時的文學青年所冷落。 任何運動的興起，都必有時代思潮做基礎，狂飆運動，不過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餘波。它體現的還是愛國精神和民主科學兩個口號，但時代思潮，繼續向前發展，狂飆的主將，沒有這方面的準備，也沒有這方面的熱情，很快就被「時代的狂飆」，吹到了旁邊，做了落伍者。因此，他們的運動，也就成了尾聲。 高長虹書讀得是多的，文筆是鋒利的，也有股子幹勁，也具備一種野心。但據我看，他是個個人主義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與時代同步，不與群眾結合，終於還是落到無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裡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無書不讀。隻身一人，一囊一杖，遊歷數國，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沒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實踐，甚至也不願系統地研究一種學問。一生犧棲皇皇，不禁使人發問：夫子何為？ 最後，終於感到，這樣大的天地，這樣多的人民，竟沒有一個安身立命的落腳之地。這不是時代的悲劇，只能說是一個人的、一個性格的悲劇。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橋兒溝東山。每值下山打飯，常望見西山遠處，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為高長虹。時距離遠，我亦無交遊習慣，未能相識。 另，我長期在晉察冀邊區工作，山西之盂縣，曾多次路過。以當時不知為高氏故鄉，故亦未加採訪。今讀此傳，甚為高夫人行為所感動。以她的堅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張青年時照片，得以留存，使後人得睹風采。高緊閉雙唇，可觀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傳略引高氏文章：軍閥是些被動的東西，他們被歷史、制度、潮流夾攻著而辨不出方向，他們沒有自覺，沒有時代，他們互相碰沖而無所謂愛憎，他們所想佔據的東西是實際上並沒有的東西，他們衝鋒陷陣在他們的夢想裡，他們全部的歷史便是，短期的紛擾與長期的滅亡。 讀著這段文章，我不知為什麼，會想到文藝界的一些英雄豪傑身上去。 次日又記 岳麓書社出版，鳳凰叢書的一種。 最近，孫玉蓉女士，送我這樣一本她參與編輯的書。在魯迅條目下，有鄭振鐸、夏丐尊、林語堂、郁達夫，寫的四篇悼念魯迅的文章。 青年時，我對有關魯迅的文章，是很有興趣的，見到必讀。 我在抗日時期，還編寫過一本小書，題名《魯迅、魯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寫的魯迅的小說，使它更通俗一些，簡短一些。下部，就是憑借我記憶的，別人寫的有關魯迅的材料，編寫成魯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這本小書，一共有五、六萬字，在晉察冀邊區鉛印出版，沙可夫同志還給我寫了一篇序。 書中所記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時，有機會讀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後，我就到農村教書去了，閱讀雜誌報刊的機會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上海出版的書籍刊物，在敵後就很難見到了。 所以這四篇文章，我過去都沒有讀過。現在年老無事，每晚在燈下，總是看點書解悶，在得到這本書以後，就先讀了起來。 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輩不斷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慣了，常常寫些悼念文章。也加強了這方面的學習參考。最近把積存多年的《金石粹編》、《金石文鈔》，以及字帖中的碑傳墓誌，都找了出來。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寫作這類文字的，知道其中問題不少，經驗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實亦傳記文學之一種，或為傳記文學之素材。然其寫作，優劣差異甚大。傳記重事實，重言行。 熟悉者，當推死者的家屬、親戚、僕從。但自古以來，又以家屬之言多親情，僕從之言多忌諱，親戚之言多掩飾，不為史家所重視。因此，又求之於與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較多，能夠直言，且善於用文字表達者。此亦難矣！ 綜觀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鄭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實；郁文重全面、系統；林文則重個人意氣，以私情代事實，多臆想、誇張、推測之詞。最不足取，且不足為訓也。近日頗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見。但不管什麼意見，也必根據事實，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說話，以符天下公論。 古今傳記文字之難，在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傳記文字尤難，在於謬托知己，藉以自炫。或生前多傾軋，身後多頌詞，虛偽之情，溢於言表。 夏氏之文，只記親身所見、所聞，知道多少就記多少，不求驚人，不涉無稽，簡單明瞭，實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長者仁者之言語，是我們學習的範文。 1990年12月28日 這是岳麓書社近年正在進行的一件大工程，實際負責編校者為楊堅同志。每出一冊，必蒙惠贈。書既貴重，又系我喜讀之書，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覆信，均望他堅持下去，期於底成，因為這是千秋大業，對讀書人有很大功德。 過去，寒齋藏書中，有金陵書局，曾氏木刻本《讀通鑒論》，上等毛邊紙印，字大行稀，天地寬廣，雖字體有些笨拙（就是後來常見的金陵刻經處所刻佛經那種字體），然仍不失為佳本。 書有棕色大漆木板夾，全書有一尺多厚，搬動起來，很不方便，然分冊甚薄，把持方便，甚便於老年人閱讀，故為珍藏之一種。 此外，我還買過世界書局出版的《讀通鑒論》，洋裝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書局所印書籍的字型和版式，後送給鄒明。今鄒明逝世，彼家恐無人問津此類讀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書店，見過太平洋書店所印之《船山遺書》，平裝，大字，分冊多，閱讀亦方便，當時尚不知重視王氏著作，疏忽未收，價錢不會太貴的，至今很是後悔。 我還藏有四部備要本《宋論》。 近年，我還陸續購買了中華書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書，如《楚辭通釋》、《黃書》、《噩夢》等。 現在，岳麓所印全書我已經收到六冊，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內。他們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礎上，再進行精細的工作，並用新發現的珍貴抄本作依據，重新進行編校。其優越之處，是不言自明的。 我對王氏發生敬仰之情，是在讀《讀通鑒論》開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熱地購求古籍。我認為像這樣的文章，就事論事，是很難寫好的。而他竟寫得這樣有氣勢，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貫徹古今，直到《宋論》，就是這種耐心，這種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寫成這樣，至少是因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經驗；（二）他有豐富的人生閱歷，瞭解民情；（三）他有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個極其淡泊的平靜心態，甘於寂寞，一意著述。（五）這很可能是時代和環境造成的，無可奈何的人生選擇。 等到我閱讀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後，我對他的評價是： （一）他是明代遺民，但有明一代，沒有能與他相比的學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開始傳佈，雖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有清一代，雖考據之學大興，名家如林，也沒有一個人，能與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稱顧炎武，但我讀他的《日知錄》，實在讀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廣泛流傳。人們都稱讚他的氣節，他的治學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與他雖不仕清廷，卻有一些當朝的親友、學生，作為背景有關。自他以下的學者，雖各有專長，也難望王氏項背。因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們缺乏王夫之的那種思想，那種態度，那種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風淒雨，昏暗燈光之下，寫出真正達天人之理、通古今之變的書的人。 他為經書作的疏解，也聯繫他的思想實際，文字多帶感情，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辭而論，我有多種註釋本，最終還是選中他的《楚辭通釋》一書為讀本。 1991年5月10日 載《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劉氏日記通讀；徐瑞岳作劉氏研究十題摘讀；其他一篇未讀。 劉氏著作，我只買過一本良友印的他的《雜文二集》，精裝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後為一朋友借去未還。 記得劉氏逝世後，魯迅先生曾寫一文紀念，我至今記得的有兩點：一、劉氏為人，表現有些「淺」，但是可愛的；二、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思想，常受朋友們的批評。我一向信任魯迅先生的察人觀世，他所說雖屬片面，可能是準確的。 紅袖添香云云，不過是舊日文人幻想出來的一句羨美之詞，是不現實的。懸樑、刺股，鑿壁、囊螢，都可以讀書。唯有紅袖添香，不能讀書。如果誰有這種條件，不妨試驗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會存在這麼一種浪漫傾向。以劉氏請賽金花講故事為例：當時賽流落在北京天橋一帶，早已經無人提起她。是管翼賢（《實報》老闆）這些人發現了她，當做新聞傳播出去。最初聽賽信口開河的有傅斯年、胡適等人，聽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聽聽而已，不會認真當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會認真地為她樹碑立傳。因為這兩位先生，城府都是深遠的，不像劉半農那麼淺近。 賽雖被寫進《孽海花》一書，但並非正面人物，更無可稱道之事。當時北京，經過八國聯軍入侵之痛的老一輩人還很多，也沒人去恭維她。劉送三十元給她，請她講故事六次，每次胡亂說一通，可得五元，在當時處於潦倒狀態的老妓女來說，何樂而不為？ 劉就根據這個談話記錄，準備為她立傳，因早逝，由他的學生商鴻逵完成，即所謂《賽金花本事》一書，一九三四年出版。當時東安市場小書攤，都有陳列，但據我所知，很少有人購買。因為華北已處於危亡之際，稍有良知的，都不會想在這種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國圖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賽金花的被提起，和國難當頭聯繫起來，是沒有道理，也沒有根據的。 劉氏這一工作，是徹底失敗了。當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使我深受感動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敘齊如山對劉的勸告。齊說：「賽金花自述的一些情況，有些頗不真實，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關係，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飾遮掩之嫌，撰稿時要多加謹慎。」並說：「以小說家、詩家立場隨便說說，亦或可原，像你這大文學家，又是留學生，若連國際這樣極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說不過去。而且你所著之書，名曰本事，非小說詩詞可比，倘也跟著他們隨便說，則不但於你名譽有關，恐怕於身份也有相當損處。」朋友之間，能如此直言，實屬不易。 同樣，我也佩服錢玄同對商鴻逵的訓教。徐氏原文稱： 「時在北大研究院的錢玄同聽說此事後，甚為生氣，把商鴻逵叫去狠狠訓了一頓，認為一個尚在讀書的研究生，不應該去訪問什麼賽金花，更不應該為風塵女子立傳。商鴻逵從錢玄同那兒恭恭敬敬地退出來，又跑到時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適之處，向胡氏詳盡地匯報了撰書的起因和經過，並得到了胡適的首肯。」 從這一段文字，可同時看出：錢、商、胡三個人的處世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亂後，而大寫楊貴妃；明亡，而大寫李香君；吳三桂降清，而大寫陳圓圓；八國聯軍入京，而大寫賽金花。此中國文人之一種發明乎？抑文學史之一種傳統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為：通過一女子，反映歷代興亡，即以小見大之義，余不得而明也。當然，文學之作，成功流傳者亦不少見。《長恨歌》，《桃花扇》，《圓圓曲》，固無論矣。即《孽海花》一書，亦不失為佳作，然失敗無聊之作，實百倍於此，不過隨生隨滅，化作紙漿，不存於世而已。而當革命數十年之後，人民處太平盛世之時，此等人物，又忽然氾濫於文藝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歟？ 1991年5月23日上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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