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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禁毀書籍，改竄舊作，那案情，到現在是漸漸地明顯，終而至於真相大白了，因為有翻印的宋、元版本可以做鐵征。但自然，原書失傳，無從查對的，一定還多得很，而且有些是被全毀了的，只能在《禁書目錄》裡掛上一個書名，好像一座沒字碑。 那碑上染滿著新舊的血漬。 不過清帝如乾隆等輩，倘非必不得已，是不願意造沒字碑的，他們的偉業是改竄。例如收在《四庫全書》裡的，就有的是。沒字碑不過使作者的思想和軀殼一齊淹沒，是近於消極的取消。至於改竄，是要借作者的名聲，替改者說好話，使讀者暗受其影響，看不出底細來。所以這不但是毀屍滅跡，而且還借刀殺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樣，讓他們進反省院，寫悔過書，從此變成正統。 然後再儲之內廷，頒之江、浙，去感化當時以及後世的讀書人。 這叫做「嘉惠士林」。 然而內廷和江、浙，其實也還有分別的。大略說來，藏在內廷的，是志在後世，因為它保存周密；頒諸江浙的，是專為當時，因為它轉借便利。江、浙的士子，要傳鈔秘本，可以向文匯、文宗、文瀾三閣去借出來，手續非常簡單；而在京的官員，非但不准攜帶出外，而且所看的還只限於翰林院裡的副本，文淵閣和文源閣裡的正本，倘非必要，或者經過特許，輕易是不容易寓目的，可見《四庫全書》所要感化的對象，是在野的士子，並非在京的大官。 名利也真像一條鎖，它鎖住了奴才們的心，連主子也覺得不須去防閒。 不過乾隆的失敗，其實也正在這些「不須防閒」的奴才們的手裡。到了現在，如果有人要做順民，做官方眼裡的正經人，那麼，去檢檢欽定的《經史講義》，翻翻正派的《唐宋文醇》，《四庫全集》是很不錯的。然而倘要知道一點當時的實情，前人的本來面目，那就無法找出究竟來。這不但因為它曾經通過獨夫的心，而且還成諸幫閒之手。改竄，刪削，壓抑，在「爭獻慇勤」和「專挑是非」的文人們的眼裡，是更無所逃的。 然日子一久，幫閒的伎倆逐漸顯著，《四庫全書》的命運，也就隨著沒落下去了。 這真是乾隆及其奴才們所不及料的。 乾隆的初意，是想用皇恩來引誘，用嚴刑來威嚇，使天下的藏書者，獻出所有的秘本來，加以檢查。從此詆毀滿清排斥夷狄的思想，可以一網打盡，使原書無復存留。而經過他所刪改的本子，卻盡量給士子以傳鈔的機會，借此流布開去，一來替自己遮醜，二呢，也要擠沒那萬一倖存的原本。 這設想，頗有點像宋太祖的查禁《推背圖》。 關於《推背圖》的被查禁，相台岳肅之的《桯史》裡，記載得很詳細。那查禁的理由，據說因為是怕它「惑民志」，這大概並非虛話。五季之亂，亂得真有點一塌糊塗，大家都存了非分之想，「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遍名其子」，這就是要做太上皇的證據。可見也實在惑得利害。岳肅之在說明了「遍名其子」以後，就接著說：「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 原來連他自己也被惑在裡面。 而且我還疑心宋太祖也在內。因為要禁它，其實也就是怕它，惑它的反映。 查禁的起初，辦法大概是很嚴的，但也就因為辦法嚴，民間藏書又多的緣故，這才弄到誅不勝誅，只得抽亂了一百本，與原本同時流行。次序一亂，時代顛倒，流傳既久，真偽難辨，這就認不出誰是真本來。 這樣一直混亂著。「一二八」滬戰的時候，據說出現了《推背圖》的真本，等到和議告成，香檳喝過，可又無聲無臭了。前些時候，兩廣忽然揭起抗日的旗子來，這使我的一位前輩先生重又記起了《推背圖》。有一天，他對我說：「你知道『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干休』的意思嗎？九十九是百缺一，百缺一明明是個白字，應在白崇禧身上，這回該是東洋鬼子的晦氣！」我當時唯唯而退。然而曾幾何時，看報上的消息，說是兩廣叛亂，即可敉平，可見早已以內亂相看待了，而某國卻又在這個時候，擴充了華北的駐屯軍。看來胡兒還無法殺荊因此我頗疑心我的前輩先生的那本《推背圖》並非真本，他其實是上了古人的大當。 未來的事情原是很渺茫的，李淳風自己已經不免飄飄然，加以搗亂，自然就不落痕跡，不著邊際了。然而詩鈔和文集卻不然，它是弧臣的哀號，遺民的憤懣，倘使原本尚在，一經對照，真偽是可以立辨的。何況《四庫全書》還掛著欽定的招牌，使後世的讀書人，即使不看原本，也還嗅得出血腥來。 然而《四庫全書》不但掛著欽定的招牌，便是刪改和擯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諱的。他的給《四庫》總裁們的諭旨裡，就常常明白地指示著：哪一種應該刪改，哪一種應該釐訂，大都說得很清楚。他似乎並沒有料到：他的那些諭旨，在將來，正是自己篡改古書罪案的證人。 這些證人所常常昭示的，是禁止古人講中國和夷狄，漢滿當然更要忌，為的是怕它引起種族糾紛來，影響到滿洲天子的皇位。乾隆的指斥胡中藻的罪狀，至於連南北也不准分提，我頗疑心他有神經衰弱症。其實清朝到了乾隆時候，前朝遺老，久已物故，漢人也不復思明，天下是早經太平了的。 而乾隆卻偏要像堂·吉訶德一樣，仗著長矛去和風車開戰，以自顯其英明。 然而上諭尚存，卻的確是一個大瘰贅。 乾隆四十一年，有一道諭旨裡說： 明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集，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近複閱江蘇所進應毀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亦足取為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 看這語氣，乾隆的亂改字句，不毀全書，不但自以為寬大，而且是當作恩赦的。譬如關於明臣奏議，《叢書集成》裡有四十卷，就為乾隆所敕選，卷首有一道諭旨，意思和上面所引的差不多。所選關於崇禎一朝的，幾乎只剩了幾篇勸皇帝做好人的官話，而那部書的凡例第四條裡，也明白地說：明至神宗後，應毀違礙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議頗多剴切。顧自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以外，正史不及盡載姓名，茲俱按其時代編入，字句稍加節潤，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鑒，昭垂萬祀之至意。 同年還有一道諭旨，說： ……又若匯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刪去。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違礙字樣，固不可存，然只須刪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也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刪；涉於詆詈者，自當從改。 乾隆的所謂義理，未必就是南宋和明初人的義理，也未必就是我們現在的義理，這是一定的。所以悖與不悖，因此也頗難說。他的覺得「自當從刪」，或者「自當從改」，不過是自認和金、元為一路，必須加以庇護，替他們出點氣而已。 乾隆的出氣主義一直繼續下去，到後來，不但不准指斥金、元，便是和自己站在一個階級裡的，例如漢武帝等，也要為他們代抱不平了。《濟南集》裡的「漢徹方秦政」，《北史文苑傳敘》裡的「頡頏漢徹」，那漢徹兩字，就都被改成了漢武，理由是：漢武是振作有為的皇帝，不得直書其名。可見乾隆的注意點，已經由種族轉到階級，而被他所刪改的，也已經從有意的乖觸，轉到無謂的稱呼了。這種吹求的技術，現在還偶見於「包打聽」之類的手裡，但在那時候，卻的確是統治階級所特有的閒情逸致。 不過這樣的閒情逸致，也並不能支持多久。乾、嘉以後，那些身居言路的士大夫們，就專在淫詞小說上做文章，什麼有傷風化呀！什麼世道人心呀！大家鬧做一團。同治年間，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奏折裡，不但把少年浮薄，認為是受小說的影響，連那時候的「兵戈浩劫」，也一齊放在小說的頭上，算作是罪狀之一，而加以禁毀。那些被禁毀的小說，多到二百六十幾種，就可以想見其氣焰之盛了。 丁日昌的奏請禁書，雖然以淫詞為名目，然而他所禁的，其實並非都是淫詞，例如《龍圖公案》、《水滸》、《隋唐》、《北史演義》之類，大抵是諷刺官員，攻擊貪污的，這雖然足以增加百姓犯上的勇氣，然而其於風化，卻畢竟還是無關的。 借維持風化的名目而實行禁止異己的書籍，就在這時候開了端。而且從此以後，「風化」這兩個字，被老一輩當作法寶，專向青年的頭上擲去，變成壓迫新學的利器，掩護古董的堡壘了。這情形還影響到後來的文網以外的事情。 然而文網以內的，卻更不容樂觀。辛亥革命雖然革去了清鼎，但書籍的禁止，卻並沒有因此絕了跡，民國四年以後，還反而變本加厲起來。 新文學運動初期，禁書的口實，和清朝又有了不同。那時候的國務會議裡，曾經有過「取締新思想」的議案，在議案中，明白地指出了要禁的是什麼，不再借風化做幌子，對張三罵李四了。而且有一個時期，簡直連口實都沒有，就這麼默默地禁去，毀去，使讀者，作者，出版者，大家都有點「出其不意」。 在這「出其不意」裡被禁毀的，就有《胡適文存》和《自己的園地》之類在內。 清末的講究維新的人們，到了「五四」時期，有許多早已捧住經書，抱緊孔孟，和國故黨打做一路，覺得兒子們的行為，實在看不入眼了。他們所過得慣的，依然是舊有的環境。歐化太富於洋氣，革命則跡近造反；而況乎女子要參政，學生要罷課，夫妻要離婚；「離經叛道」，可惡！「的了呢嗎」，可惡！而要消滅這可惡，自然就只有禁止和壓迫，——尤其是那些宣傳新文化的書籍。* 所以，新文學初期的禁書，大抵是出於新舊的衝突，除了「新」這一個罪案以外，是別無什麼理由的。 一九一九年，北京《國民公報》有一篇文章，論新舊的衝突，說：今日之新思想，實有一種不可遏抑之潛勢力。必欲逆此勢力而與之抗，徒然增一番新舊之衝突而已。……昧者不察，對於新者，嫉之若仇。果使舊思想在今日有可存之理由，記者亦將是認之。而無如其否也。記者往嘗讀書，常懷一疑問，即孔孟之言，何以不許人有是否於其間？昔日之帝王實以是術愚民，今而後非其時矣。 這話是不錯的。然而對於後之「帝王」及其奴才們，這個希望卻還嫌太高，太樂觀。《胡適文存》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的被禁，就是一個好例。 而且緊跟著這個事實的，我們還有更多的——近於童話的事實，在安徽，有人因為一瓶紅墨水而被捕；四川曾經槍斃過讀政治經濟學書的人；魯迅先生的《吶喊》和郭沫若先生的《落葉》，都曾鬧過命案。至於雜誌書籍的被禁，幾乎每處都有，每月都有，那確數，簡直無法舉出來。而「五四」時候的戰鬥者，新文學初期的被壓迫者，到現在也蹈上老新黨的覆轍。劉半農先生既已禁「密斯」於先，到了最近，胡適之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又在懷疑新文學的推行了。弄來弄去，還是這一套老把戲。 然而這其實是無足怪的。日子默默地流過去，時代跟著在轉變，由十九世紀而二十世紀，由帝制而民國，由安逸而危難，由受朝貢而被侵辱。我們的人民大眾，也將由閉塞而開化，由落後而前進，由忍受而怒吼。我願意從文網裡掙扎出來，毫無愛惜地，送這些學者們沒落下去！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 選自《唐弢雜文集》 ------------------ 網絡圖書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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